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ge) 發生工業(ye) 化革命的國家。工業(ye) 在英國的現代化發展進程中作出了突出貢獻，帶來諸多社會(hui) 財富。但隨著金融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的崛起，以製造業(ye) 為(wei) 主的工業(ye) 開始走下坡路，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英國的產(chan) 業(ye) 已出現了空心化的形態。

　　奉行新自由主義(yi) 的結果

　　導致產(chan) 業(ye) 空心化形態的重要原因，是20世紀8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將新自由主義(yi) 作為(wei) 製定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

　　二戰後西方構築起的以大規模群眾(zhong) 性消費刺激大規模社會(hui) 生產(chan) 的福利主義(yi) ，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不但不能服務於(yu) 原有統治，反而導致了嚴(yan) 重的滯脹危機。

　　首先，由於(yu) 西方資本主義(yi) 國家根據凱恩斯主義(yi) 國家幹預的理論，長期運用財政赤字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抑製經濟危機，西方經濟逐漸形成了生產(chan) 能力過剩、信用過度膨脹、通貨膨脹嚴(yan) 重、政府財政赤字急劇增加的嚴(yan) 重問題。

　　其次，二戰後鼓勵國家建設使得社會(hui) 支出不斷上漲，造成了資本積累下降的趨勢。

　　最後，隨著失業(ye) 率和通貨膨脹等社會(hui) 問題日益凸顯，社會(hui) 不滿情緒蔓延，群眾(zhong) 強烈要求政府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和幹預。

　　在此形勢下，隨著金融壟斷資本主義(yi) 的全麵確立，經濟高度金融化、證券化，所有生產(chan) 性資源都可以變成能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金融資產(chan) ，為(wei) 了追求更高的利潤回報率，新自由主義(yi) 被拾了起來。

　　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全球一體(ti) 化為(wei) 核心內(nei) 容的新自由主義(yi) 理論，逐步取代了凱恩斯主義(yi) ，成為(wei) 英國主流經濟學理論和社會(hui) 政治統治的依據。

　　1979年撒切爾當選英國首相後，放棄了凱恩斯主義(yi) ，大幅削減福利國家所承擔的義(yi) 務，對公共企業(ye) 進行私有化，降低稅收以吸引外國投資。自此，新自由主義(yi) 成了英國化解本國內(nei) 部危機的解決(jue) 方案。

　　新自由主義(yi) 的核心是“市場決(jue) 定論”，鼓吹“市場萬(wan) 能”，反對國家幹預，較少對高收入者征收所得稅，維護企業(ye) 的利潤。同時，它主張國家完全取消貿易壁壘和政府幹預，向跨國資本開放經濟市場，要求各生產(chan) 要素實現跨行業(ye) 、跨國境、跨時期自由流動，走貿易和金融自由化道路，從(cong) 而降低交易成本。

　　奉行新自由主義(yi) 使得壟斷資本打破了國內(nei) 福利國家體(ti) 製的束縛，突破了國外民族國家的疆界和國家主權等障礙，成為(wei) 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向全球擴張及其全球製度安排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工具。

　　“全球化決(jue) 定論”是新自由主義(yi) 的另一核心思想，它所謂的全球化的本質是資本全球化。新自由主義(yi) 是當代資本主義(yi) 金融化的指導思想，在它的影響下，從(cong) 20世紀80年代開始，服務型經濟逐漸影響發達國家的宏觀政策和產(chan) 業(ye) 結構的調整，跨國經濟、數字經濟、金融與(yu) 服務業(ye) 成為(wei) 了英國產(chan) 業(ye) 發展的重點。服務型經濟主張“去增長化”，認為(wei) 製造業(ye) 衰退無足輕重。

　　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英國製造業(ye) 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cong) 1990年的16.67%下降到2019年的8.59%。近年來，金融服務(包括保險和不動產(chan) )成為(wei) 貢獻率最高的行業(ye) 。跨國企業(ye) 的利潤則來自知識產(chan) 權、市場規模和全球產(chan) 業(ye) 鏈的低廉成本。數字經濟和金融服務對低端勞動就業(ye) 市場的貢獻度不大，因此發達國家的傳(chuan) 統製造產(chan) 業(ye) 工人被排除在全球價(jia) 值鏈之外。英國出現了跨國企業(ye) 、數字經濟、金融與(yu) 服務業(ye) 造成的GDP繁榮的假象，同時也出現了製造業(ye) 衰落、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工人失業(ye) 的現象。

　　工業(ye) 優(you) 勢喪(sang) 失和產(chan) 業(ye) 空心化

　　導致英國衰落

　　回顧工業(ye) 革命以來的曆史，英國因製造業(ye) 的優(you) 勢而崛起，也因工業(ye) 優(you) 勢喪(sang) 失和產(chan) 業(ye) 空心化而逐漸衰落。

　　最初，英國正是依靠率先發動產(chan) 業(ye) 革命所贏得的製造業(ye) 壓倒性優(you) 勢，才得以通過數次英荷戰爭(zheng) 摧毀了荷蘭(lan) 曾經擁有的歐洲經濟霸權。

　　作為(wei) 最早的“世界工廠”，英國工業(ye) 品成為(wei) 橫掃世界市場的“重炮”，製成品出口的高增長為(wei) 英國製造業(ye) 贏得了更大的規模優(you) 勢，壓縮乃至消除了海外市場當地競爭(zheng) 者成長的空間，並為(wei) 英國輔之以武力征服等手段將其他國家納入自己的國際分工體(ti) 係奠定了基礎。英國以本國為(wei) 核心重塑了整個(ge) 國際分工體(ti) 係，形成了工業(ye) 化與(yu) 對外貿易、航運、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依托以製成品為(wei) 主的國際貿易，貿易融資、保險等金融業(ye) 務也相繼發展起來。持續的巨額貿易順差和經常項目收支順差，又成為(wei) 英國大量對外投資和資本輸出的源泉，進一步將英國的金融霸權擴張到全世界。

　　然而，在19世紀80年代前後啟動的第二次工業(ye) 革命浪潮中，英國落後了，後起的美國和德國相繼完成了產(chan) 業(ye) 發展的跨越式進程，占據了電氣、內(nei) 燃機、化工等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的統治地位，主要工業(ye) 品產(chan) 量超過了英國。

　　而隨著工業(ye) 優(you) 勢和“世界工廠”地位的喪(sang) 失，英國工業(ye) 化與(yu) 對外貿易、航運、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機製被徹底逆轉，以至於(yu) 這個(ge) 傳(chuan) 統的貿易順差大國陷入了持久的貿易逆差。

　　兩(liang) 次世界大戰後英帝國的瓦解，歸根結底是因為(wei) 英國工業(ye) 優(you) 勢和“世界工廠”地位不保，昔日以英國為(wei) 核心的國際經濟政治體(ti) 係難以為(wei) 繼。

　　那麽(me) ，英國喪(sang) 失工業(ye) 優(you) 勢和“世界工廠”地位根源何在?這不僅(jin) 是因為(wei) 英國工業(ye) 界自身的失誤，諸如對新技術革命態度過於(yu) 保守、過於(yu) 害怕發展新技術新產(chan) 業(ye) 可能帶來的失敗等，在更深層次上，是因為(wei) 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本身的缺陷，以及歐洲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傳(chuan) 統。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受新自由主義(yi) 理論的影響，歐洲各國崇尚效益優(you) 先的“小政府”原則，大規模地將公共資本、資源私有化，不僅(jin) 失去解決(jue) 社會(hui) 分配失衡現象的財力和能力，也使政府淪為(wei) 國際資本的“招攬人”和投資環境的管理人，很大程度上喪(sang) 失了治理國家的宏觀和戰略方麵的能力和意識。結果是，歐洲的政治精英對民眾(zhong) 不斷承諾又不斷食言，無論哪一黨(dang) 派執政都無力解決(jue) 社會(hui) 不公問題，民眾(zhong) 對政府的執政能力和效能逐漸出現不信任情況。

　　工業(ye) 持續發展離不開投資。與(yu) 第一次工業(ye) 革命的標誌性產(chan) 業(ye) 紡織工業(ye) 、蒸汽機等相比，第二次工業(ye) 革命的標誌性產(chan) 業(ye) 電氣、內(nei) 燃機、化工等規模效益要突出很多，對更大規模資本集中和投入的需求相對更為(wei) 迫切。

　　然而，當時資本積累高居世界之最的英國，投資者卻未能像美國、德國的大多數投資者、企業(ye) 家那樣心無旁騖地發展新工業(ye) ，而是把過多資本投入金融和對外投資，導致投入製造業(ye) 更新發展的資本相應減少。

　　同時，在英國掌握金融霸權的情況下，持續的大規模對外投資也從(cong) 多方麵損害了英國製造業(ye) 持續發展的潛力。一方麵，過度的海外投資減少了英國本土製造業(ye) 可用的資源;另一方麵，持續的投資收益回流大大抬高了英國國內(nei) 房地產(chan) 等資產(chan) 價(jia) 格和人力成本，由此大大提高了英國國內(nei) 製造業(ye) 的發展成本。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和聯邦德國經濟的複蘇，英國等資本主義(yi) 國家在實體(ti) 經濟逐漸空心化的情形下受到了嚴(yan) 重的威脅和挑戰，特別是在布雷頓森林體(ti) 係崩潰以後，英國等資本主義(yi) 國家的經濟地位不斷下降。

　　由於(yu) 新自由主義(yi) 崇尚走開放市場和貿易、金融自由化的道路，追求獲取超額利潤，英國在金融領域的發展進程加劇，海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在整個(ge) 資本主義(yi) 世界快速增長，推出了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並將全球股市、基金債(zhai) 券市場變成同實體(ti) 經濟完全不同的金融形態，這凸顯出金融資產(chan) 非生產(chan) 性積累的一麵，即金融資本通過專(zhuan) 利權、定價(jia) 權、金融地產(chan) 、證券投機、國債(zhai) 投機、支配貨幣等手段進行投機性、寄生性、剝奪性的積累。

　　當金融資本積累陷入類似有效需求不足、生產(chan) 過剩、資本過剩危機時，便試圖通過刺激地產(chan) 投機、證券投機等非生產(chan) 性積累的方式來解決(jue) 危機，這反而會(hui) 造成更大的危機，使國內(nei) 的不平等程度不斷擴大。

　　如果通過刺激地產(chan) 來緩解危機，就會(hui) 使社會(hui) 中寄生階層的收入越來越多，使得實體(ti) 經濟的經營成本上升，喪(sang) 失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的優(you) 勢，使得社會(hui) 中的工薪階層進一步貧困化。

　　金融資本試圖以強化非生產(chan) 性積累的方式解決(jue) 生產(chan) 性積累的危機，隻是將危機疊加造成更大的危機。正如馬克思所說，資產(chan) 階級解決(jue) 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

　　造成嚴(yan) 重的貧富兩(liang) 極分化

　　新自由主義(yi) 所倡導的對金融化與(yu) 技術變革的持續推進，不僅(jin) 造成了英國產(chan) 業(ye) 的空心化，更重要的是導致社會(hui) 形成了鮮明的兩(liang) 極分化。

　　從(cong) 頂層來看，高度金融化可以使金融收入大幅度增長，上層的精英群體(ti) 獲益頗多;從(cong) 底層看，全球化的高速推進、信息技術的發展和變革，對勞動者技能水平的要求日益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競爭(zheng) 增強，工資水平會(hui) 壓縮，所以處於(yu) 底層的、文化水平和技術水平較低的民眾(zhong) 會(hui) 日益成為(wei) 社會(hui) 發展的邊緣群體(ti) ，造成社會(hui) 非常嚴(yan) 重的貧富兩(liang) 極分化。

　　所以，新自由主義(yi) 鞏固了金融壟斷資產(chan) 階級的權利，卻使得包括工人階級在內(nei) 的廣大民眾(zhong) 日益去權力化，它是將財富從(cong) 大眾(zhong) 轉向富人、從(cong) 窮國轉向富國的一種新型機製，從(cong) 而使得國家社會(hui) 問題日益凸顯。有國外學者曾指出，新自由主義(yi) 自一開始就是一項旨在恢複最富有階層的階級力量的計劃。實踐證明，新自由主義(yi) 作為(wei) 一種解決(jue) 全球矛盾和問題的方案是完全行不通的，需要另辟蹊徑，找尋更加適合的替代方案。

　　產(chan) 業(ye) 結構的變化將發達國家內(nei) 部的國家與(yu) 社會(hui) 、社會(hui) 與(yu) 社會(hui) 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從(cong) 產(chan) 業(ye) 結構的角度來看，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解決(jue) 就業(ye) ，資本密集型產(chan) 業(ye) 確保發展，技術密集型產(chan) 業(ye) 引領科技。雖然英國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曾預言，各國產(chan) 業(ye) 結構中第三產(chan) 業(ye) 所占比重將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漸上升，相關(guan) 數據也體(ti) 現了這一點，不少服務行業(ye) 似乎可以提供更好的待遇和工作環境，但是從(cong) 一國產(chan) 業(ye) 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隻有工業(ye) 化、隻有堅實的製造業(ye) 基礎才能為(wei) 一個(ge) 國家提供大量穩定的就業(ye) 機會(hui) ，進而推動和實現一國經濟社會(hui) 的可持續發展。任何服務業(ye) 也隻能建立在第一和第二產(chan) 業(ye) 的基礎之上，隻能建立在製造業(ye) 的基礎之上。

　　正是由於(yu) 製造業(ye) 在英國遇冷多年，人們(men) 一直一窩蜂地湧向服務業(ye) ，經濟才出現嚴(yan) 重失衡。在此背景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英國政府逐漸將“再工業(ye) 化”重新提上了日程。（作者單位：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