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提出“加快推進市域社會(hui) 治理現代化”的要求，這具有重大現實意義(yi) 。2019年12月，全國市域社會(hui) 治理現代化工作會(hui) 議在北京召開，部署啟動市域社會(hui) 治理現代化試點。2020年，黨(dang) 的十九屆五中全會(hui) 進一步提出“加強和創新市域社會(hui) 治理，推進市域社會(hui) 治理現代化”“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強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風險防控”等要求，這為(wei) 下一步推進城市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方向。

　　中國市域社會(hui) 治理進入全新的時空節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快速推進，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1.27%，城鎮人口規模在曆史上第一次超過鄉(xiang) 村人口規模;到2020年，城鎮化率超過60%，城鎮化率平均每年增加一個(ge) 百分點。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曆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化進程，城市發展成就舉(ju) 世矚目。

　　據住建部於(yu) 2020年底公布的《2019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顯示，上海、北京、重慶、廣州、深圳、天津等城市的城區常住人口達到1000萬(wan) 以上，“超大城市”已達6個(ge) ;城區常住人口在500萬(wan) 以上到1000萬(wan) 以下的“特大城市”則有10個(ge) ，分別為(wei) 東(dong) 莞、武漢、成都、杭州、南京、鄭州、西安、濟南、沈陽、青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wan) 到500萬(wan) 的“I型大城市”則達到14個(ge) 。截至2020年10月，地級市數量達到293個(ge) ，縣級市數量達388個(ge) 。可見，中國已經進入到新的時空節點，直麵以城市生活為(wei) 主的時代;另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人們(men) 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更高質量的發展。推進市域社會(hui) 治理現代化，正是中國在城鄉(xiang) 空間變化下治理重心調整的新選擇。

　　城市是人類社會(hui) 的偉(wei) 大創造，承載著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同時也蘊藏著破壞這種理想的力量，即城市是兼具“正麵性與(yu) 負麵性”的綜合體(ti) 。在空間方麵，城市既是大規模、高密度、多樣化人口聚集的容器，又存在空間破碎、空間分裂等問題;在經濟方麵，城市既有資本集聚與(yu) 規模效應的特征，又具有極化與(yu) 壟斷的特性;在社會(hui) 方麵，城市既具有異質性、流動性、契約性等特點，又具有失範性、失調性，易於(yu) 發展成為(wei) “風險社會(hui) ”;在組織方麵，城市既具有民主性、多元性特征，又有控製性、高壓性的危險。城市的複雜特性(見圖1)凸顯了市域社會(hui) 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當前市域社會(hui) 治理存在的問題和短板

　　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以來，各地在推進市域社會(hui) 治理現代化方麵進行了一些探索，形成了一些新經驗。但是，市域社會(hui) 治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和短板。

　　市域社會(hui) 治理麵臨(lin) 體(ti) 量偏大和風險集聚的難題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每年新增城鎮人口接近2000萬(wan) 人，平均每個(ge) 街道辦管理服務人口達10萬(wan) 人，最大的街道辦服務人口(含流動人口)達到105萬(wan) 人;平均每個(ge) 社區居委會(hui) 服務8千人，有的社區人口達到數萬(wan) 人、最大的社區人口超過50萬(wan) 人。我國城市基層管理幅度普遍偏大，而且麵臨(lin) 的社會(hui) 群體(ti) 利益多樣、訴求多元。有的城市的社區平均管轄近20個(ge) 不同類型的小區，各個(ge) 小區麵臨(lin) 的問題又各不相同，很難用一套治理模式有效解決(jue) 所有問題。

　　城市容納了不同階層、民族、種族的人群，表現出較強的包容性和差異性，但也造就了一個(ge) “陌生人社會(hui) ”——人與(yu) 人之間疏遠和陌生，難以形成情感認同。快速城市化將原來分散於(yu) 社會(hui) 的各種矛盾風險集中於(yu) 城市。在屬地化管理框架中，“上麵千條線、下麵一根針”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jue) ，“上麵千把錘、下麵一根釘”的問責機製更讓基層不堪重負。麵對龐雜的社會(hui) 事務，政府不能簡單地通過發號施令對各類事件采取統一的行動，尋找新的社會(hui) 治理方法成為(wei) 必要選擇。

　　市域社會(hui) 治理存在職責交叉、不清的問題

　　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交通問題、資源短缺、風險應對能力不足、環境惡化等，成了橫亙(gen) 在城市高質量發展上的“難點”。不少地方還未總體(ti) 評估市域社會(hui) 治理的形勢，尚未形成以“市域”為(wei) 主體(ti) 的政策文件，相關(guan) 政策分散在“城市規劃”“綜合管理”“基層黨(dang) 建”等具體(ti) 領域，缺乏戰略性、係統性的市域社會(hui) 治理政策。

　　市域社會(hui) 治理的責任散落在不同的職能部門，難以發揮整體(ti) 性勢能。在市域社會(hui) 治理方麵，至少存在九類主要的治理實踐：一是由政法委牽頭主抓的平安城市建設;二是由黨(dang) 委組織部牽頭的黨(dang) 建引領社會(hui) 治理行動;三是由黨(dang) 委宣傳(chuan) 部門(文明辦)牽頭的文明城市創建活動;四是由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hui) (衛健委)牽頭的衛生城市建設;五是由民政部門牽頭的社區治理;六是由住建部門牽頭的智慧城市建設和小區治理;七是由住建部門推動的園林城市(節水城市)建設;八是由城市管理綜合執法部門牽頭的城市綜合管理;九是由食品安全辦牽頭的食品安全示範城市創建。另外，還有種類繁多的城市治理專(zhuan) 項行動。僅(jin) 在社區治理領域，治理內(nei) 容就涉及40個(ge) 職能部門，但各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工作協調，難以形成治理合力。此外，由於(yu) 各部門權責交叉並且習(xi) 慣於(yu) “向下交責”，使得基層屬地責任壓力較大。例如，有的地方在推進智慧治理過程中，多個(ge) 平台應用功能重複疊加、部門各自考核，大大增加了基層負擔。

　　市域社會(hui) 治理存在包辦主義(yi) 、社會(hui) 失靈的現象

　　部分黨(dang) 員幹部對治理理念理解不深刻，傳(chuan) 統管理思維根深蒂固。部分黨(dang) 政部門開展工作時“以我為(wei) 中心”“以我為(wei) 主”的現象較多，或多或少存在“包辦”“扛包”等問題;部分市民仍存“依賴心理”，參與(yu) 度總體(ti) 不強，“幹部幹、群眾(zhong) 看”現象仍然比較明顯，一些具體(ti) 領域更是存在較為(wei) 突出的包辦主義(yi) 和代理主義(yi) 現象。

　　截至2021年1月，我國社會(hui) 組織登記總數達到90.1萬(wan) 個(ge) ，數量再創新高。但是，部分城市的社會(hui) 組織數量仍然偏少、能力不高、參與(yu) 治理機會(hui) 少。一些社會(hui) 組織缺乏必要的引導和製約，再加上自身能力不足，政府轉移出來的職能接不住也接不好，基層治理出現“社會(hui) 失靈”的現象。

　　推進市域社會(hui) 治理現代化的重點任務

　　優(you) 化市域社會(hui) 治理的空間尺度

　　空間是承載人口的載體(ti) ，是經濟社會(hui) 活動展開的基礎，它不但受到環境承載力、環境人口容量等客觀因素製約，也受到人類活動、規劃決(jue) 策的影響。在宏觀上，要統籌市域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土地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等，確定市域空間利用的功能定位，促進生產(chan) 、生活、生態的統合，避免單一的資本導向;在微觀上，要推進空間功能的有機組合，完成基於(yu) 人本需求的場景營造，構造符合人本需求和美學的公共空間、營造以家庭為(wei) 中心的十五分鍾生活服務圈、形成服務於(yu) 人的發展需求的交通空間，等等。

　　構建高質量的市域社會(hui) 治理權責體(ti) 係

　　市域社會(hui) 治理現代化涉及區域內(nei) 多個(ge) 層級的權責，需要完成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ge) 層麵的體(ti) 係構建。宏觀層麵要堅持以人民中心的發展理念，統合政治、市場、社會(hui) 和個(ge) 體(ti) 生活的不同邏輯，確立市域社會(hui) 治理的戰略、路線;中觀層麵要構建機構和製度的整合體(ti) 係，出台“1+N”市域社會(hui) 治理治理政策體(ti) 係，形成城市治理的領導體(ti) 製機製，總體(ti) 統籌城市治理政策;在微觀層麵，要根據中央作出的深化黨(dang) 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jue) 定，明確市域社會(hui) 治理的“條線權責”，以居民生活需求為(wei) 中心構建差異化、分類化的微觀治理體(ti) 係。

　　打造匯聚多元力量的市域社會(hui) 治理共同體(ti)

　　黨(dang) 的十九屆五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第十四個(ge) 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hui) 治理共同體(ti) ”。要以共同體(ti) 理念貫穿空間規劃、經濟發展、社會(hui) 發展和政治發展的全周期;要推動好“社會(hui) 治理社會(hui) 化”，擯棄“社會(hui) 不行，政府萬(wan) 能”“把所有責任都自己扛”的思維，抓好政府的“放管服”改革、向社會(hui) 力量購買(mai) 服務等工作，發揮好基層群眾(zhong) 組織的作用，充實各類社會(hui) 組織，提升社會(hui) 組織參與(yu) 社會(hui) 治理的能力，切實將社會(hui) 組織視為(wei) 公共服務的合作生產(chan) 者、社會(hui) 治理的合作夥(huo) 伴。

　　積極穩妥推進智慧化市域社會(hui) 治理

　　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提出“完善黨(dang) 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hui) 協同、公眾(zhong) 參與(yu) 、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把“科技支撐”作為(wei) 完善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的重要內(nei) 容。在數字時代，要充分重視現代科技在社會(hui) 治理中作用，特別是注重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運用，以技術優(you) 化治理過程，既規避技術安全風險、信息安全風險、信息壁壘風險，又以智慧化、精細化的手段為(wei) 城市居民提供精準、高效的服務;要發揮好科技對社會(hui) 治理的支撐作用，通過大數據等技術時刻把握社會(hui) 運行的“脈搏”與(yu) “心跳”，做好市域社會(hui) 治理的決(jue) 策服務，提高常態治理和危機應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