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特定群體(ti) 中早已流行許久的“漢服文化”，似乎有著一股躍躍欲試的“出圈”勢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穿起漢服，衣袂翩翩、自信滿滿地行走在高樓大廈和綠水青山間。不僅(jin) 豐(feng) 富了傳(chuan) 統節日的文化內(nei) 涵，成為(wei) 當代青年彰顯文化自信、向世人傳(chuan) 達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符號。作為(wei) 古代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時期的古代服飾都有著不同的內(nei) 涵表達。透過中國古代服飾的變遷，可以看到曆史上曾經的王權至上、等級分明，更可看到古人的君子風標、自由精神、務實態度和包容情懷。

服飾變遷中的政治話語與(yu) 倫(lun) 理表達

服飾自先秦就被納入“禮”的範疇，其形製與(yu) 政治、倫(lun) 理密不可分，成為(wei) 價(jia) 值選擇和文化取向的符號顯現。《周易·係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將定衣服形製、示天下以禮，作為(wei) 聖王治世之始、華夏文明之端，服飾被視為(wei) 文明演進的指向標和裏程碑。孔穎達在《左傳(chuan) ·定公十年》釋文中稱：“中國有禮儀(yi) 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強調的也是衣冠上國與(yu) 禮儀(yi) 之邦的內(nei) 在聯係。超越了實用性、審美性的服飾的政治倫(lun) 理意義(yi) 被不斷強化。《禮記·深衣》對深衣這種周代代表性服裝的論述最為(wei) 典型：“古者深衣，蓋有製度，以應規、矩、繩、權、衡……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上下分裁、連綴成體(ti) ，被古代諸侯﹑大夫用作家居便服，被平民百姓用作禮服的深衣，成為(wei) 取法天地、依道而行的政治理念和道德理想的有形載體(ti) 。周代確立了以天子冕服為(wei) 中心的章服製度，服飾形製、顏色、紋樣、配飾等均被納入用以“別異”的“禮”的序列，在政治生活和社會(hui) 生活中明確秩序、區分等級的功能被突出強調。此後各王朝多以“定正朔、易服色”宣示政權的正統，服飾成為(wei) 政治權力話語的外化表達，即《後漢書(shu) ·輿服誌》所謂“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逾，所以為(wei) 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曆代《輿服誌》（或《車服誌》）所載的服飾形製雖多變遷，但此核心思想卻一以貫之。清朝的滅亡標誌著強調王權至上和階級差異的古代服飾符號功能的終結。出現於(yu) 20世紀20年代的中山裝凝聚了現代民主政治理念，旗袍則凸顯了新女性的平權意識和自由精神，女性借由男性服裝派生而出的袍服追求男女平等，通過身體(ti) 自由表達思想自由。作為(wei) 現代禮服的代表，它們(men) 促成了服飾符號功能的現代轉換。古代服飾作為(wei) “禮”投射在個(ge) 人生活中，成為(wei) 君子修養(yang) 的倫(lun) 理表達。孔子要求君子文質彬彬、內(nei) 外兼修。雖然《論語·子罕》記錄了孔子曾稱讚子路“衣敝縕袍，與(yu) 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強調君子品德為(wei) 上，但《論語·鄉(xiang) 黨(dang) 》又說明孔子在服飾方麵嚴(yan) 守禮製，描摹了孔子因禮而立的誠敬閑雅的君子風度。《左傳(chuan) ·哀公十五年》記載子路在衛國內(nei) 亂(luan) 中被人“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子路在生死攸關(guan) 的搏殺時刻不肯“免冠”，正是將服飾的倫(lun) 理符號功能空前放大，將端正衣冠作為(wei) 尊禮重德的君子威儀(yi) 、君子人格的集中表現。

思想守正與(yu) 個(ge) 性張揚

中國古代儒道互補的文化特點亦體(ti) 現在服飾之中，促成了服飾守正與(yu) 創新的互動。儒家推尊周代服飾製度，將服飾新變視為(wei) “禮崩樂(le) 壞”。孔子對“紫之亂(luan) 朱”的抨擊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證。周禮以青、赤、黃、白、黑為(wei) 正色，象征尊貴，正色調和而成的紺、紅、縹、紫、流黃為(wei) 間色，象征卑下。但春秋時魯桓公、齊桓公以諸侯之尊卻偏愛紫色。《禮記·玉藻》：“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韓非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一兩(liang) 百年後的孔子對此意緒難平，《論語·陽貨》：“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luan) 雅樂(le) 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孔子將偏好紫色歸入因衣僭禮之列；《論語·鄉(xiang) 黨(dang) 》甚至提出“紅紫不以為(wei) 褻(xie) 服”，即紫色不僅(jin) 不可為(wei) 禮服，亦不得用作君子常服。先秦時期齊魯絲(si) 織業(ye) 發達，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由於(yu) 魯桓公、齊桓公對價(jia) 高量少的紫色衣物的青睞，紫色成為(wei) 時尚色彩，地位提升，由卑轉尊。據《舊唐書(shu) ·輿服誌》，隋代“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唐代“三品已上服紫”，紫色成為(wei) 僅(jin) 次於(yu) 黃色的貴色。這種格局一直持續到宋元時期。明代由於(yu) 推行衣冠複古，加之朱姓天子對“紫之奪朱”的特殊敏感，紫色才被逐出官服係統。由紫色之尊卑沉浮可見儒家以衣守禮、強化服飾的政治倫(lun) 理功能的特點，亦可看到個(ge) 人審美、社會(hui) 發展對傳(chuan) 統服飾製度的挑戰。相形之下，道家對於(yu) 正統服飾觀念的衝(chong) 擊更為(wei) 激烈。《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是以聖人為(wei) 腹不為(wei) 目”；《老子》第七十章：“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褐指窮苦百姓所穿的粗麻或粗毛短上衣。道家棄絕五采紛披的裝飾，推重“被褐懷玉”的聖人，正是其崇道輕物、重神忘形思想的體(ti) 現。《莊子·田子方》甚至將任運自然、“解衣般礴”的畫師稱為(wei) “真畫者”，將消解服飾視為(wei) 精神自由的象征。魏晉時期儒家獨尊地位被打破，道家思想構成魏晉玄學核心，名士突破服飾規範，走向以衣守禮的反麵，通過服飾自由彰顯精神自由。據地下出土文物及傳(chuan) 世文獻，“竹林七賢”或散首披發，不著冠帽，或以平民常用的巾子裹頭，或梳起幼童、婢女的丱角髻……魏晉玄學創始人之一何晏喜修飾，好女裝，《晉書(shu) ·五行誌》記載“尚書(shu) 何晏好服婦人之服”，此舉(ju) 雖遭保守人士排斥、被傅玄譏為(wei) “服妖”，卻引領了當時男著女裝、女裝男化的服飾時尚。此時服飾形製日趨寬鬆飄逸。魏晉名士喜好的大袖衫既非西漢深衣，亦非東(dong) 漢袍服，雖質樸簡約，卻又與(yu) 平民勞作服裝迥異，衣料輕薄柔軟，衣袖寬大誇張，極顯飄逸氣韻。《晉書(shu) ·五行誌》：“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他們(men) 甚至因任性極情而袒裼裸裎。《世說新語·任誕》：“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wei) 棟宇，屋室為(wei) 褌衣，諸君何為(wei) 入我褌中！’”與(yu) 禮容教化對立的裸裎行為(wei) 在貴遊子弟中引發效仿，亦形成一時之風尚，可謂傲達自放的極致表現。東(dong) 晉葛洪《抱樸子外篇·譏惑》記錄了當時“服物變不勝”之狀：“喪(sang) 亂(luan) 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通“裁”）製，日月改易，無複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為(wei) 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由此可見，後世雖以寬鬆飄逸的大袖衫作為(wei) 魏晉名士服飾代表，但魏晉名士在挑戰傳(chuan) 統之時，並不以建立替代標準為(wei) 務，“所飾無常”正是其思想個(ge) 性及審美情趣自由表達的結果。

文化交流與(yu) 民族融合

中國古代服飾變遷曆程，亦是一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曆史。在此過程中，服飾的實用功能得到充分重視，並對傳(chuan) 統的服飾符號功能提出挑戰。戰國中期趙武靈王推行的“胡服騎射”是中國曆史上較早的變革祖製、改易服飾的事件。為(wei) 抗擊北方林胡、婁煩，對抗宿敵中山國，趙武靈王放棄中原車戰傳(chuan) 統，建立了便於(yu) 山地作戰的騎兵部隊，並在軍(jun) 中推行適應騎兵的胡服，將中原原有的寬鬆的上衣下裳（遮蔽下體(ti) 的裙）改為(wei) 裁剪緊身、便於(yu) 騎行的上褶（短上衣）下褲（有襠褲）。藉此趙武靈王連戰告捷，直逼強秦。雖然“胡服騎射”主要在趙國戎裝係統中推行，遠未形成廣泛的服飾變革，但其超越華夷之辨，反擊守舊派“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的指責，體(ti) 現出前所未有的務實態度和長遠眼光，甚至被後世推為(wei) 中國“師夷長技以製夷”之第一人。南北朝是胡漢服飾全麵走向交融的時期。以北魏孝文帝為(wei) 代表的少數民族政權向往中原文化，推尊漢族章服製度，推行漢族衣冠，以期將鮮卑貴族的北魏皇權納入華夏正統文化序列。由於(yu) 忽視了鮮卑服飾良好的實用功能及民眾(zhong) 對民族服飾的認同心理，此舉(ju) 在加速鮮卑族封建化進程、緩和漢化鮮卑貴族與(yu) 中原漢族大姓的矛盾的同時，也加深了北方守舊軍(jun) 事貴族與(yu) 洛陽漢化貴族之間的矛盾。此後北齊、北周對北魏的漢化政策有所調整。通過胡漢並舉(ju) 的政策，褒衣博帶的漢魏衣冠繼續作為(wei) 禮服存在，適應北方民族生活的袴褶裝、圓領缺骻袍則因其實用性成為(wei) 通行的便服，被漢族上層及平民接受。正如孫機先生《華夏衣冠：中國古代服飾文化》所言，“我國的服製就從(cong) 漢魏時之單一係統，變成隋唐時之包括兩(liang) 個(ge) 來源的複合係統”，“這是南北朝時期民族大融合的產(chan) 物，也是中世紀時我國服製之最重大的變化”。此後唐朝服飾在南北朝基礎上更進一步吸納本土各民族乃至域外各國的胡服元素。初盛唐時期，女裝由窄小緊身而日漸寬鬆肥大，款式多樣，裝飾豐(feng) 富，腰線提高，裙長曳地，在形製、色彩及配飾方麵均具有多元化特點，《新唐書(shu) ·五行誌》中“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wei) 胡服胡帽”即是對此的寫(xie) 照。唐代男子禮服雖以周禮為(wei) 據，但亦多有變化，唐代杜佑《通典》對此有詳細記述，圓領、窄袖、上下通裁、兩(liang) 側(ce) 不開叉、前後下擺處加可拆卸的橫襴的襴袍，是唐朝官員最為(wei) 普通的常服。《隋書(shu) ·禮儀(yi) 誌》稱“宇文護始命袍加下欄”，即鮮卑貴族、北周晉國公宇文護創製，《通典》《舊唐書(shu) 》亦采此說，視襴袍為(wei) 華夏深衣與(yu) 胡服元素融合之物；另有學者根據隋唐墓室壁畫將襴袍歸為(wei) 西來的胡服。唐代服飾開放兼容、廣取博收，成為(wei) 中國古代服裝史上最為(wei) 豐(feng) 富多彩的時期。明朝在推翻蒙元之後立國，雖然朱元璋基於(yu) 服飾的符號功能上承周漢、下取唐宋，但又從(cong) 服飾的實用功能出發對元代服飾有所保留，如男裝中應用廣泛的曳撒。初為(wei) 蒙古戎裝、後為(wei) 元代宮廷禮儀(yi) 服飾的“質孫”（亦稱“隻遜”“一色”等，明代漸統稱“曳撒”）因其便於(yu) 行動在洪武年間被用作內(nei) 廷侍衛服飾。雖當時強調華夷之辨的儒士斥其僅(jin) 堪充當下役之服，實際上其使用範圍不斷擴大，由《明憲宗調禽圖》等可知明代皇帝亦樂(le) 於(yu) 穿著曳撒。曳撒形製明代也有所變化，如窄袖變為(wei) 琵琶袖、長度增加，體(ti) 現了胡漢融合的特點。清代是古代服飾變革的至暗時刻。清廷以高壓手段在漢族男子中實行剃發易服政策，上身緊窄、袖口細痩的四開裾袍服的符號功能被空前強化，接納滿人服飾成為(wei) 漢人臣服的象征。與(yu) 政治場域中滿漢服飾對立形成對比的是，兩(liang) 者在民間卻對流互動，回歸服飾本體(ti) 的審美性和實用性是其主要動因。清末滿人服裝明顯漢化，部分漢族女性則受滿人影響改變了宋代以來的纏足陋習(xi) ，“大半旗裝改漢裝，宮袍裁作短衣裳。腳跟形式先融化，說道蓮鉤六寸長”，正是對民族融合帶來的習(xi) 尚變革的形象寫(xie) 照。所以說，中國古代服飾的變遷濃縮了前人的文化選擇和思想演進。在民族衝(chong) 突與(yu) 文化對立的情境下強調服飾的符號功能，往往使服飾化為(wei) 權力話語符號；關(guan) 注服飾的實用性和審美性，以思想開放、文化包容的姿態進行的服飾變革，才能使服飾變遷成為(wei) 文明演進的象征。今天，或儒服雅步或解衣般礴的古人已隨曆史遠去，但借端正衣冠而正心正行的君子風標，卻早已植根於(yu) 國人的內(nei) 心深處。現代服裝終結了古代服飾的區別尊卑貴賤的等級屬性，又將先秦以來從(cong) 未斷絕的基於(yu) 自由精神的美感追求、基於(yu) 文化兼容的開放格局推向一個(ge) 全新的階段。

（作者係中國傳(chuan) 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