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鄉(xiang) 村治理的四個(ge) 階段

1、政權下鄉(xiang) ：民主革命時期黨(dang) 對農(nong) 村革命根據地的治理與(yu) 實踐（1921年—1949年） 

農(nong) 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可以看作是特殊的鄉(xiang) 村治理，它為(wei) 積蓄革命力量，實現農(nong) 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提供了戰略依托，也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鄉(xiang) 村治理的起點。 

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毛澤東(dong) 同誌率先開辟了井岡(gang) 山革命根據地，在根據地深入開展土地革命、政權建設、黨(dang) 的建設和武裝鬥爭(zheng) 實踐，開始了鄉(xiang) 村治理的有益探索。一是加強基層黨(dang) 組織建設，強化黨(dang) 的領導核心地位。在三灣改編和古田會(hui) 議的基礎上，毛澤東(dong) 同誌從(cong) 軍(jun) 隊抽調黨(dang) 員幹部幫助地方發展黨(dang) 組織，保證黨(dang) 組織對根據地的領導。二是不斷推進基層政權建設實踐，工農(nong) 紅軍(jun) 組織發動群眾(zhong) 打倒土豪劣紳，建立了各級工農(nong) 民主政權。三是積極進行武裝鬥爭(zheng) ，為(wei) 革命根據地建立和發展提供強有力保證。四是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先後頒布《井岡(gang) 山土地法》《興(xing) 國土地法》，在邊界各縣開展分田運動，滿足農(nong) 民的土地訴求。這些舉(ju) 措大大調動了農(nong) 民的革命積極性，為(wei) 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壯大打下了堅實基礎。 

抗日戰爭(zheng) 時期，隨著國際國內(nei) 形勢的變化，在保障勝利的前提下，我們(men) 黨(dang) 領導鄉(xiang) 村治理的政策也進行了一定調整。一是積極推進鄉(xiang) 村基層政權建設。通過“三三製”吸納社會(hui) 各階級參與(yu) 政府組織以適應抗戰需要，通過廣泛的民主選舉(ju) 鞏固提升基層政權，把反動敵對勢力清除出政府組織。二是成立各類群眾(zhong) 組織。鼓勵並指導農(nong) 抗會(hui) 、婦抗會(hui) 、青救會(hui) 等社會(hui) 組織發動群眾(zhong) 從(cong) 事抗日救亡、社會(hui) 生產(chan) 等活動，使其贏得民眾(zhong) 的信賴，成為(wei) 鄉(xiang) 村社會(hui) 重要的領導權威。這一時期，群團組織對瓦解封建保甲製度、拓寬黨(dang) 在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基礎發揮了重要作用。 

解放戰爭(zheng) 時期，各解放區高度重視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通過興(xing) 修水利、發放貸款、組織互助等辦法迅速恢複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同時，各解放區重點加強基層政權和群團組織建設，通過調整幹部配備、健全領導機製等，使人民解放軍(jun) 有了穩固的後方。此外，這一時期的土改運動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nong) 民的政治覺悟，為(wei) 解放戰爭(zheng) 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支持和強大的物質保障。

2、政社合一：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黨(dang) 的鄉(xiang) 村治理探索與(yu) 實踐（1949年—1978年） 

新中國成立後，黨(dang) 一方麵通過土地改革廢除了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把土地分配給農(nong) 民，提高了農(nong) 民的經濟地位、社會(hui) 地位，也提升了農(nong) 民的民主意識和政治參與(yu) 意識，為(wei) 農(nong) 民融入新生的人民政權打下了經濟基礎。另一方麵，通過重塑基層政權，規範了鄉(xiang) 村的基層組織建設。1950年政務院頒布了《鄉(xiang) （行政村）人民代表大會(hui) 組織通則》和《鄉(xiang) （行政村）人民政府組織通則》，開始在城鄉(xiang) 基層普遍建立區、鄉(xiang) （村）人民代表大會(hui) 製度，定期召開人民代表大會(hui) ，同時還規定鄉(xiang) 和行政村並存；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hui) 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hui) 組織法》，從(cong) 法律上明確了鄉(xiang) 鎮政權在鄉(xiang) 村的合法地位，為(wei) 我國鄉(xiang) 村基層政權奠定了製度基礎。伴隨著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鄉(xiang) 、鎮建製逐漸被初級社和高級社所取代，形成了以“一村一社”為(wei) 典型特征的村社合一的體(ti) 製，農(nong) 民不僅(jin) 被納入到國家的經濟體(ti) 製中，也被納入到國家的政治體(ti) 製中。這段時期，以政權建設和農(nong) 業(ye) 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為(wei) 基礎，我們(men) 黨(dang) 進一步發展了黨(dang) 支部、共青團、婦女會(hui) 、農(nong) 會(hui) 等組織，為(wei) 打破鄉(xiang) 村治理族權、重建鄉(xiang) 村治理秩序打下了組織基礎。 

1958年開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推動我國鄉(xiang) 村形成了典型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這種治理模式的特點是黨(dang) 政合一、政企合一、政事合一，對農(nong) 民的生產(chan) 經營、政治活動、家庭生活等實行高度集中的管理體(ti) 製。在這種治理模式下，鄉(xiang) 村中鎮的建製和人民公社等同，公社社長等由社員大會(hui) 選舉(ju) 產(chan) 生。這種治理模式使農(nong) 民高度參與(yu) 到國家政治事務中，保證了國家政權的穩定，並且在一定時期內(nei) 積累了工業(ye) 化所需要的大量的原料和資金。但同時，它也阻礙了鄉(xiang) 村民主政治的發展，造成了工業(ye) 與(yu) 農(nong) 業(ye) 、城市與(yu) 農(nong) 村發展的不平衡，形成了城鄉(xiang) 分治的二元結構體(ti) 係，為(wei) 後來農(nong) 村發展和鄉(xiang) 村治理現代化帶來了隱患。 

3、鄉(xiang) 政村治：改革開放後黨(dang) 的鄉(xiang) 村治理實踐與(yu) 發展（1978年—2012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農(nong) 村改革的深入推進，鄉(xiang) 村治理模式也實現了轉型發展。在經濟體(ti) 製上，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打破了過去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純”的做法，推動農(nong) 村形成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ti) 製，調動了農(nong) 民的生產(chan) 積極性，使農(nong) 村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煥發出勃勃生機。與(yu) 此同時，鄉(xiang) 村治理模式也開始尋求突破。1980年，廣西合寨村率先成立了村民委員會(hui) ，實行民主選舉(ju) 、民主決(jue) 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這一舉(ju) 措經過兩(liang) 年的總結和完善，在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第五次會(hui) 議上被寫(xie) 進《憲法》，村民委員會(hui) 成為(wei) 我國基層群眾(zhong) 性自治組織。此後，我國基層政府逐漸恢複鄉(xiang) （鎮）建製，鄉(xiang) 村治理開始由政社合一向村民自治轉變。 

1987年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第二十三次會(hui) 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hui) 組織法（試行）》，對村民自治的性質和地位作了明確規定，並提出鄉(xiang) 鎮政府和村委會(hui) 是指導與(yu) 協助的關(guan) 係。1998年該法正式通過，村民自治不僅(jin) 有了實踐基礎也有了法律依據，標誌著我們(men) 黨(dang) 對鄉(xiang) 村治理的領導進一步規範化。但在現實中，不同程度地出現了鄉(xiang) 鎮政府以各種方式過多地幹預村民自治的做法，“鄉(xiang) 政”介入“村治”影響了農(nong) 民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村民自治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果。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和農(nong) 民麵臨(lin) 的競爭(zheng) 壓力日益增大，中國的鄉(xiang) 村治理進入稅費改革和新農(nong) 村建設階段。為(wei) 解決(jue) 好“三農(nong) ”問題，減輕農(nong) 民負擔，我國廢除了農(nong) 業(ye) 稅，並對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進行補貼。這一舉(ju) 措大大降低了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成本，保證了農(nong) 民種糧的積極性，也緩解了幹群矛盾，穩定了農(nong) 村的社會(hui) 環境，但農(nong) 村和城市發展差距過大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jue) 。2005年，黨(dang) 的十六屆五中全會(hui) 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第十一個(ge) 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按照“生產(chan) 發展、生活寬裕、鄉(xiang) 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新農(nong) 村，並提出要通過積極推進城鄉(xiang) 統籌發展、推進現代農(nong) 業(ye) 建設、大力發展農(nong) 村公共事業(ye) 、千方百計增加農(nong) 民收入等措施來促進農(nong) 村發展。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完善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新農(nong) 村的鄉(xiang) 村治理機製。2007年黨(dang) 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要“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yu) 基層群眾(zhong) 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擴大基層群眾(zhong) 自治範圍，完善民主管理製度，把城鄉(xiang) 社區建設成為(wei) 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hui) 生活共同體(ti) ”。這為(wei) 實現鄉(xiang) 村治理現代化提供了重要指引。

4、多元共治：十八大以來黨(dang) 對鄉(xiang) 村治理的創新與(yu) 提升（2012年至今）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進入新時代，中國農(nong) 村發展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對鄉(xiang) 村治理也提出了很多新要求。麵對城鄉(xiang) 二元分治，農(nong) 村脫貧攻堅任務繁重，鄉(xiang) 村“空心化”“老齡化”，生態環境惡化，基本公共服務供應不充分不均衡等問題，我們(men) 黨(dang) 從(cong) 理論和實踐上對鄉(xiang) 村治理模式進行了許多改革和創新。總的來說，主要體(ti) 現在三個(ge) 方麵： 

一是強調黨(dang) 建對鄉(xiang) 村治理的引領作用。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出，“農(nong) 村工作千頭萬(wan) 緒，抓好農(nong) 村基層組織建設是關(guan) 鍵”，要“重視農(nong) 村基層黨(dang) 組織建設，加快完善鄉(xiang) 村治理機製”。201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guan) 於(yu) 加強基層服務型黨(dang) 組織建設的意見》，提出“農(nong) 村黨(dang) 組織要圍繞推動科學發展、帶領農(nong) 民致富、密切聯係群眾(zhong) 、維護農(nong) 村穩定搞好服務，引導農(nong) 民進行合作經營、聯戶經營，開展逐戶走訪、包戶幫扶，及時辦理反饋群眾(zhong) 訴求，幫助群眾(zhong) 和困難黨(dang) 員解決(jue) 生產(chan) 生活、增收致富中的實際問題”。我們(men) 黨(dang) 先後開展了黨(dang) 的群眾(zhong) 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yan) 三實”專(zhuan) 題教育，在深入推進反腐倡廉的同時，強化農(nong) 村基層黨(dang) 員幹部隊伍建設，為(wei) 農(nong) 村基層黨(dang) 組織注入了新鮮活力，為(wei) 提升鄉(xiang) 村治理水平奠定了人力資源基礎。 

二是由單一治理向多元協同式治理轉變。過去的鄉(xiang) 村治理以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動為(wei) 主。十八大以來，隨著“五位一體(ti) ”總體(ti) 布局、“四個(ge) 全麵”戰略布局和新發展理念的提出，黨(dang) 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也開始向多樣、動態、多元化轉變。首先，治理邊界變得更為(wei) 開放暢通。過去在村委會(hui) 和黨(dang) 支部共同承擔鄉(xiang) 村治理主要任務的情況下，村委強調村民自治，黨(dang) 支部堅持黨(dang) 委領導，村兩(liang) 委關(guan) 係不夠協調。十八大之後，兩(liang) 者邊界變得更加開放，溝通更為(wei) 順暢，關(guan) 係更加協調，聯動性更強。其次，治理主體(ti) 更加多元化，由過去單一依靠政府，向政府、基層黨(dang) 組織、農(nong) 民群眾(zhong) 、其他社會(hui) 組織和社會(hui) 化服務機構協同治理轉變。第三，治理方式更加多樣化。由單一行政命令、運動式推進向多元平台互動、廣泛協商民主轉變。 

三是鄉(xiang) 村治理力求務實化具體(ti) 化精細化。我們(men) 黨(dang) 始終強調一切工作要腳踏實地、務求實效。2014年兩(liang) 會(hui) 期間，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參加安徽代表團審議時提出：“各級領導幹部都要樹立和發揚好的作風，既嚴(yan) 以修身、嚴(yan) 以用權、嚴(yan) 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ye) 要實、做人要實。”這一要求放到鄉(xiang) 村治理中，就是要將治理的重心由過去專(zhuan) 注“大事”轉向關(guan) 注群眾(zhong) 身邊的“小事”“常事”。過去，鄉(xiang) 村治理比較重視脫貧致富、村務公開、村委會(hui) 選舉(ju) 等大事，現在的鄉(xiang) 村治理在抓好大事的同時，更加關(guan) 注群眾(zhong) 身邊的“小事”，以群眾(zhong) 滿不滿意為(wei) 出發點和落腳點，通過治理單元下移、網格化精細化智能化治理等切實解決(jue) 人民群眾(zhong) 關(guan) 心的問題。 

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百年鄉(xiang) 村治理的基本經驗 

回顧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百年鄉(xiang) 村治理的風雨曆程，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我們(men) 黨(dang) 都成功化解了各種鄉(xiang) 村治理難題，取得了鄉(xiang) 村治理的一係列重大成就。總結來看，黨(dang) 的鄉(xiang) 村治理基本經驗主要有以下幾點。 

1、以實現穩定發展為(wei) 鄉(xiang) 村治理的總體(ti) 目標 

民主革命時期，為(wei) 調動農(nong) 民革命積極性、壯大革命根據地力量，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通過土地革命、政權建設和促進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等措施重塑了鄉(xiang) 村秩序，為(wei) 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的勝利積蓄了力量、鑄造了戰略陣地。新中國成立以後，通過土地改革和農(nong) 業(ye) 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我們(men) 黨(dang) 把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村納入了國家計劃經濟的軌道，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迅速恢複，農(nong) 村勞動生產(chan) 率也得到了提高。盡管之後開展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有諸多弊端，但不能否認其在特定曆史時期對鄉(xiang) 村發展和國家經濟的曆史性貢獻。改革開放之後，麵對農(nong) 村生產(chan) 力落後、農(nong) 民生產(chan) 積極性不高等問題，推行了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大大提高了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力，增加了農(nong) 民收入，同時通過村民自治等途徑提高了農(nong) 民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的積極性，形成了新的鄉(xiang) 村治理秩序，實現了鄉(xiang) 村的穩定發展。在城鄉(xiang) 發展不均衡現象凸顯、“三農(nong) ”問題日益突出的背景下，黨(dang) 又提出了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促進城鄉(xiang) 融合發展，不斷優(you) 化鄉(xiang) 村治理體(ti) 係，提高鄉(xiang) 村治理水平，努力實現鄉(xiang) 村善治。曆史表明，“三農(nong) ”問題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關(guan) 鍵問題，隻有解決(jue) 好“三農(nong) ”問題，其他問題才能迎刃而解。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我們(men) 黨(dang) 始終聚焦鄉(xiang) 村治理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致力於(yu) 實現鄉(xiang) 村的穩定發展，為(wei) 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一係列成就打下了堅實基礎。 

2、以維護農(nong) 民根本利益為(wei) 鄉(xiang) 村治理的基本理念 

2020年12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中央農(nong) 村工作會(hui) 議上指出：“我們(men) 黨(dang) 成立以後，充分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nong) 民問題，把為(wei) 廣大農(nong) 民謀幸福作為(wei) 重要使命。”回顧我們(men) 黨(dang) 百年鄉(xiang) 村治理的曆程，無論是在革命、建設還是改革時期，我們(men) 黨(dang) 始終重視維護農(nong) 民的根本利益，注重發揮農(nong) 民在鄉(xiang) 村治理中的主體(ti) 作用，以維護農(nong) 民根本利益為(wei) 鄉(xiang) 村治理的基本理念。在經濟上，從(cong) 民主革命時期開始，我們(men) 黨(dang) 就致力於(yu) 滿足農(nong) 民的土地訴求，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通過不同的土地政策，最大程度維護土地這一農(nong) 民最根本的利益訴求。在政治上，通過政權建設、民主選舉(ju) 、村民自治等方式實現鄉(xiang) 村治理組織和秩序的轉變，保證農(nong) 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為(wei) 了使農(nong) 民共享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成果，實現他們(men) 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們(men) 黨(dang) 紮實開展脫貧攻堅，建設美麗(li) 鄉(xiang) 村，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農(nong) 村麵貌，提高了農(nong) 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正是時時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理念，堅持以維護農(nong) 民的根本利益為(wei) 導向，我國的鄉(xiang) 村治理才能不斷取得新的成就。 

3、以堅持黨(dang) 的領導為(wei) 鄉(xiang) 村治理的關(guan) 鍵核心 

實現鄉(xiang) 村善治，關(guan) 鍵在於(yu) 堅持黨(dang) 的領導。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不僅(jin) 能為(wei) 鄉(xiang) 村治理提供方向引領，也能為(wei) 鄉(xiang) 村治理提供製度設計和政策保障。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時期，為(wei) 了推進根據地建設，我們(men) 黨(dang) 就曾從(cong) 軍(jun) 隊中抽調黨(dang) 員幹部幫助參與(yu) 根據地黨(dang) 組織建設，為(wei) 吸納更多農(nong) 民群眾(zhong) 參與(yu) 革命，保證根據地的紅色性質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以後，經過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我國建立了“政社合一”鄉(xiang) 村治理體(ti) 製，黨(dang) 的領導深入到各級人民公社組織，保證了農(nong) 村生產(chan) 經營的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改革開放後，政社分開，但彼此間的關(guan) 係更加協調，聯動性更強，總體(ti) 上黨(dang) 組織依然發揮著對鄉(xiang) 村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此外，黨(dang) 中央實行的一係列解決(jue) “三農(nong) ”問題的政策，保證了農(nong) 村經濟體(ti) 製改革的順利進行，煥發了農(nong) 村的生機和活力。進入新時代，為(wei) 進一步提高鄉(xiang) 村治理水平，促進城鄉(xiang) 一體(ti) 化發展，黨(dang) 中央又領導製定了一係列促進鄉(xiang) 村建設和發展的政策措施，如美麗(li) 鄉(xiang) 村建設、精準扶貧、鄉(xiang) 村振興(xing) 等，農(nong) 村生產(chan) 、生態麵貌得到了極大改觀。 

4、以改革創新為(wei) 鄉(xiang) 村治理的根本動力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百年鄉(xiang) 村治理實踐大致經曆了“政權下鄉(xiang) ”“政社合一”“鄉(xiang) 政村治”和“多元共治”四個(ge) 發展階段。每一階段的演進更替都是根據時代變化和社會(hui) 經濟矛盾發展不斷調整完善的結果。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時期，農(nong) 村經濟凋敝，傳(chuan) 統鄉(xiang) 村治理走向沒落。為(wei) 重構鄉(xiang) 村治理秩序，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通過政權建設和黨(dang) 組織建設加強了對革命根據地的領導。新中國成立後，為(wei) 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快速恢複國民經濟，開展大規模工業(ye) 化建設，我們(men) 黨(dang) 建立了“政社合一”的鄉(xiang) 村治理模式，在短時間內(nei) 把農(nong) 業(ye) 納入國家計劃經濟的軌道，組織帶領農(nong) 民全力投入到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中。改革開放後，為(wei) 了釋放農(nong) 村經濟活力，調動農(nong) 民生產(chan) 積極性，我們(men) 黨(dang) 又形成了“鄉(xiang) 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大大推進了基層民主自治進程。麵對新時代新任務，以實現“治理有效”為(wei) 目標，我們(men) 黨(dang) 出台了多個(ge) 中央一號文件，製定了一係列政策法規，推動鄉(xiang) 村治理向現代化轉變。可見，每一次鄉(xiang) 村治理模式的變革都是麵對新的時代要求不斷改革創新的結果，改革創新是中國鄉(xiang) 村治理現代化的根本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