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農(nong) 村破產(chan) 即國家破產(chan) ，農(nong) 村振興(xing) 即民族振興(xing) ”的思想潮流一時熱浪滾滾，社會(hui) 精英、鄉(xiang) 村士紳乃至政界商圈紛紛投身鄉(xiang) 村建設運動， 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 救濟農(nong) 村”“ 複興(xing) 農(nong) 村” 的鄉(xiang) 建熱潮。這場運動逐步由民間轉向官方，1933年，河北定縣、山東(dong) 鄒平、菏澤、江蘇江寧、浙江蘭(lan) 溪等宣告成立“縣政改革試驗縣”。據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實業(ye) 部統計，到1934年，全國從(cong) 事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的團體(ti) 和機構600多個(ge) ，在各地設立的實驗區1000多處。閻錫山治下的山西更是從(cong) 橫豎兩(liang) 個(ge) 方麵構建村治組織， 編織龐大的行政網絡治理鄉(xiang) 村。但是，百年前的這場運動曆經數十年卻“運而不動”，最後偃旗息鼓，不僅(jin) 沒能扭轉鄉(xiang) 村社會(hui) 蕭條衰敗的趨勢，自身也煙消雲(yun) 散。

曆史的車輪走過百年後的今天，黨(dang) 中央提出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實施的時間並不長，從(cong) 2017年10月首次提出到現在不過三年多，即便從(cong) 為(wei)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打基礎的脫貧攻堅算起，至今也隻有八個(ge) 年頭，但是鄉(xiang) 村繁榮興(xing) 旺的勢頭已經全麵展現，960多萬(wan) 平方公裏的土地上，農(nong) 民的生活正在發生著十個(ge) 前所未有的巨變。前所未有的衣食無憂，2019年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已達470公斤，顯著高於(yu) 世界平均水平，尋常人家已由“一衣多季” 到“一季多衣”；前所未有的居有所安，各級投資由點到麵推開，農(nong) 村C類和D類危房已經消除，另有1000萬(wan) 個(ge) 易地搬遷人口也入住新居；前所未有的勞作輕鬆，機械化的普及和社會(hui) 化服務的發達把農(nong) 民從(cong) 繁重的體(ti) 力勞動中徹底解放出來。農(nong) 耕早已不是“日未出即作，日雖落不息”；前所未有的時間閑暇，調查顯示，今天農(nong) 民農(nong) 閑時的日平均閑暇時間為(wei) 476.7 分鍾；前所未有的無徭無役，農(nong) 業(ye) 進入“無稅時代”， 務農(nong) 不僅(jin) 不需要交稅，還能享受種糧等各項補貼；前所未有的社會(hui) 分擔,鄉(xiang) 村幼兒(er) 園已經全麵覆蓋，學前教育已經成為(wei) 國家的製度性安排。鄉(xiang) 村老人不僅(jin) 可以領到政府發放的養(yang) 老津補貼，還有不同檔次的養(yang) 老保險。各類養(yang) 老機構也在鄉(xiang) 村逐步發展；前所未有的醫療統籌，國家建立了新型農(nong) 村合作醫療製度和大病醫療保險，農(nong) 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已經得到很好的緩解，“ 六普” 數據顯示人均壽命已達76.1歲；前所未有的隔空麵敘，2020年中國網民9.89億(yi) 人，互聯網普及率已達70.4%。通過視頻，一個(ge) 村莊的人可以隨時與(yu) 遠隔萬(wan) 水千山的親(qin) 朋好友“麵對麵”聊天閑談；前所未有的出行便捷，全國農(nong) 村標準公路4 萬(wan) 多公裏,通硬化路的鄉(xiang) 鎮和建製村已達99.64%和99.47%,建製村通客車率已達98%。摩托車、電動車在鄉(xiang) 村全麵普及，小汽車也隨處可見。村、鄉(xiang) 、縣、省一直連接國道的路網體(ti) 係全麵通達。出行隻靠兩(liang) 條腿的時代徹底結束；前所未有的城鄉(xiang) 兩(liang) 棲，農(nong) 民進城的枷鎖被打開，過去40年至少有3.5億(yi) 人從(cong) 農(nong) 村轉到城市，這是人類曆史上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遷徙，未必“絕後”但絕對“空前”。他們(men) 戴著“農(nong) 民”與(yu) “市民”兩(liang) 頂帽子生活，成為(wei) 古今中外城市化進程中一道獨特風景。這十個(ge) 前所未有的巨變，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樹立起一座劃時代的豐(feng) 碑。 

鄉(xiang) 村振興(xing) 能在短時間內(nei) “振而即興(xing) ”，關(guan) 鍵在於(yu) 做對了四件事情。

一是找對了路子。所謂找對路子，就是首先從(cong) “治貧”這一最核心的問題入手，實施脫貧攻堅打硬仗戰略。曆史上，特別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學人普遍認為(wei) ,中國農(nong) 民問題的核心是“貧弱私愚”四大病。但是，他們(men) 在推進鄉(xiang) 村建設的實踐中，都沒有、也無力把“治貧”放在首位。有的從(cong) 教育著手，如梁漱溟領導的鄒平鄉(xiang) 村建設實踐、晏陽初主持的定縣平民教育實踐和陶行知創辦的曉莊生活教育實踐等。有的從(cong) 組織著手，如閻錫山在山西村政運動中建立的九層官吏製。有的從(cong) 現代性著手，如盧作孚在四川北碚鄉(xiang) 開展的鄉(xiang) 村建設實踐。在複雜的時代背景下，這些路子都沒有走通。今天，我們(men) 從(cong) 脫貧攻堅入手,通過采取一係列具有原創性和獨特性的重大舉(ju) 措，組織實施了人類曆史上規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經過8 年持續奮鬥,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如期完成。現行標準下9899 萬(wan) 農(nong) 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ge) 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wan) 個(ge) 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ti) 貧困得到解決(jue) 。貧困人口收入水平顯著提高,全部實現“兩(liang) 不愁三保障”。有近2000萬(wan) 貧困群眾(zhong) 享受低保和特困救助供養(yang) ，2400多萬(wan) 困難和重度殘疾人拿到了生活和護理補貼。有2000 多萬(wan) 貧困患者得到分類救治，救助的不僅(jin) 僅(jin) 是無法得到救治的病患，而是一個(ge) 個(ge) 被救治費用拖垮的家庭。還有110多萬(wan) 貧困群眾(zhong) 當上護林員，守護綠水青山，換來了金山銀山。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曆史性解決(jue) ，這場改變中國命運的偉(wei) 大決(jue) 戰，創造了一個(ge) 彪炳史冊(ce) 的人間奇跡。曆史清楚地告訴我們(men) ，萬(wan) 難貧為(wei) 首，經濟不興(xing) ，一切免談。

二是找準了動力。利用舉(ju) 國體(ti) 製，上下同心，盡銳出戰，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資源和力量， 凝聚成改變貧困麵貌的合力。首先從(cong) 實踐中探索形成了縱橫交織的扶貧政策體(ti) 係，縱向貫穿從(cong) 中央到省市縣鄉(xiang) 村，橫向則囊括不同主管部門的資金體(ti) 係、交通設施體(ti) 係、教育體(ti) 係、衛生體(ti) 係、民政體(ti) 係、責任體(ti) 係、幹部體(ti) 係、動員體(ti) 係、監督體(ti) 係、考核體(ti) 係等。其次在政策網絡支撐下形成了層層壓力傳(chuan) 導的領導責任製，事業(ye) 單位、社區組織、合作社、第三方機構和企業(ye) 主體(ti) 等不同利益主體(ti) 積極參與(yu) 和東(dong) 西部協作推進的扶貧工作格局。從(cong) 而得以動員一切可利用的人、財、物,有效解決(jue) 了貧困地區的需求，實現減貧效應的最大化。再者就是五級書(shu) 記一起抓， 通過舉(ju) 國體(ti) 製，形成“一把手工程”“一盤棋格局”，上下左右，勠力同心，集中力量辦大事。改革開放以來，沒有哪項政策的實行像脫貧攻堅這樣有力度有實效。2020年6月公布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促進法（草案）》第九條要求，“國家建立健全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鄉(xiang) 抓落實，五級書(shu) 記抓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工作機製。”就是看到這一製度的空前奇效，對這一製度的延續推廣。

三是找對了方法。這個(ge) 方法就是“精準”。“五個(ge) 一批”“六個(ge) 精準”是脫貧攻堅的方法論原則,也是克服農(nong) 村工作中長期形成的“大水漫灌一刀切”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弊端的良方妙藥。數字化生存把人類帶入“精準時代”,大到宏觀世界的指天問地，小到微觀世界的解構毫厘，無不以“精準”為(wei) 圭臬。“精準”二字貫穿了脫貧攻堅的全過程，彰顯追求發展質量、效益和投入產(chan) 出比的經營管理理念。精準識別扶貧對象是頭道工序，這是脫貧攻堅的基礎，扶貧對象識別是否精準，直接決(jue) 定扶貧成效。在實踐中，各地依照《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製實施方案》探索出各種精準識別模式，比如河南省新鄉(xiang) 縣由村民代表走訪農(nong) 戶，了解每戶人家的基本情況、貧困程度及貧困原因，搜集意見整理後作為(wei) 提案交給村“兩(liang) 委”議定。由村民代表走訪調研，能夠了解貧困戶的真實情況， 防止出現“ 漏評”“ 誤評” ,有效保證了扶貧對象的精準識別。在“怎麽(me) 扶”的問題上，300多萬(wan) 駐村扶貧幹部針對特定扶貧對象製訂“一戶一法、一村一策”的精準幫扶措施， 不僅(jin) 包括方式、方法的“ 既準又精” ,還包括思想、體(ti) 製、機製、組織的“既準又精”，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脫貧攻堅戰之所以短時間內(nei) 取得如此成績， 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yu) 這種因地因人因事采取不同辦法的“精準”方法論。

四是找準了時機。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政治孤立、經濟封鎖、軍(jun) 事威脅的國際形勢以及國內(nei) 百廢待舉(ju) 的情境下，為(wei) 實現從(cong) 落後農(nong) 業(ye) 國向現代化工業(ye) 強國的轉變， 中國優(you) 先發展工業(ye) ，以農(nong) 養(yang) 城，以農(nong) 養(yang) 工，在短短七十多年時間裏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ye) 發展之路，建立起最完備的現代化工業(ye) 體(ti) 係。2019年聯合國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41個(ge) 工業(ye) 大類、207個(ge) 工業(ye) 中類、666個(ge) 工業(ye) 小類聯合國產(chan) 業(ye) 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ye) 門類的國家。改革開放初期， “小城鎮—農(nong) 民”的發展新格局,打破了原先“鄉(xiang) 村—農(nong) 民”和“城市—市民”的二維框架，“離土不離鄉(xiang) ”與(yu) “離土又離鄉(xiang) ”的發展路徑在促進鄉(xiang) 村振興(xing) 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當時農(nong) 業(ye) 支持工業(ye) 、農(nong) 村支持城市的性質依然沒有出現質的改觀，城市和工業(ye) 反哺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的能力還較有限。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些年的發展,中國的方方麵麵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2000多年以來以農(nong) 養(yang) 城、以農(nong) 養(yang) 國、以農(nong) 養(yang) 政的曆史已經於(yu) 2006年全部終結,全麵進入以工養(yang) 政、以商養(yang) 政時代。以工促農(nong) 、以城帶鄉(xiang) 的條件已經具備，時機已經成熟,鄉(xiang) 村振興(xing) 恰逢其時。倘若選擇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則不亞(ya) 於(yu) 狂熱時代提出“十五年趕超英美”的盲目冒進。 

從(cong) “ 運而不動”到“振而即興(xing) ”，百年滄桑，一朝巨變。有和無、多與(yu) 少、生存與(yu) 發展、經濟基礎與(yu) 上層建築，這些本該由哲學家詮釋的複雜問題，在這裏被中國鄉(xiang) 村一個(ge) 個(ge) 巨變的實例做了生動的回答。選準路徑、強化動力、用好方法、抓住時機， 建設鄉(xiang) 村，乘勢而為(wei) ，中國鄉(xiang) 村“風正一帆懸”，乘風破浪正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