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chuan) 統建構路徑複雜，傳(chuan) 承方式多樣。以實證研究深入文化傳(chuan) 統開展內(nei) 部性研究，在此基礎上比較辨析各地文化傳(chuan) 統的特征及其文化多樣性，是十分必要卻相對薄弱的環節。綜合考察我國曆史上的修誌活動和誌書(shu) 文本，發現其曆代相沿、累世不絕，深植在中華文明的根脈深處，紐結於(yu) 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凝聚著無數士紳學者的思想結晶，傳(chuan) 延著文化傳(chuan) 承的不息文脈，提供著綿延中華文明的地方資源，承載著中華文化演進的曆史身形，對一地文化傳(chuan) 統的建構、傳(chuan) 承和特征形成產(chan) 生重要影響，是在中華文化傳(chuan) 統視閾下考察某一特定區域地方文化傳(chuan) 統建構路徑和實際成效的適宜樣本。 

一、方誌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功能及其實現路徑分析

“夫家有譜，州有誌，國有史，其義(yi) 一也。”一姓之譜、一地之誌與(yu) 一國之史，共同構成古代中國的主要曆史記載體(ti) 係，並由此成為(wei) 中華文化傳(chuan) 統的重要載體(ti) 和表現形態。與(yu) 宗譜和國史相比，方誌因其特殊的內(nei) 在特質，而與(yu) 地方文化傳(chuan) 統形影相隨。家譜記載的是家族的世係繁衍傳(chuan) 承和重要人物事跡，具有數典認祖的家族身份認同作用，是研究家族曆史現象的重要史料。國史所記乃重帝王一姓之史，“疇昔史家所記述，專(zhuan) 注重一姓興(xing) 亡及所謂中央政府之囫圇畫一的施設，其不足以傳(chuan) 過去現在社會(hui) 之真相，明矣。”與(yu) 之相比，方誌所記超越於(yu) 家譜僅(jin) 記家族曆史之局限、充實了國史疏於(yu) 地方實情之不足，由此形成與(yu) 地方傳(chuan) 統的特殊關(guan) 聯，獲得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之功能與(yu) 實效。此正如梁啟超所言：“各地方分化發展之跡及其比較，明眼人遂可以從(cong) 此中窺見消息，斯則方誌之所以可貴也。”

關(guan) 於(yu) 方誌功能，方誌學強調的是“存史、資治、教化”三個(ge) 方麵；曆史學則更重視其史料價(jia) 值，主要集中於(yu) 方誌是一座尚未完全開發的史料寶庫、可資深化各類曆史研究的認識上。然而如果我們(men) 深入中國社會(hui) 形態和方誌學的曆史發展中，可見其在一地文化傳(chuan) 統的建構、傳(chuan) 承和特征形成中，以形塑和維係兩(liang) 個(ge) 維度的功能形成獨特路徑，起到基礎性重要作用。

所謂形塑，包括形成與(yu) 塑造兩(liang) 個(ge) 方麵，主要就文化傳(chuan) 統的實時性建構而言。前者強調社會(hui) 創造、文明積累的自然狀態，以客觀積澱為(wei) 主要方式；後者強調人為(wei) 采用、編組的整合過程，以主觀選擇為(wei) 主要方式。體(ti) 現在方誌中，前者主要是指一地所存之客觀史料，後者主要指編纂思想、編纂行為(wei) 與(yu) 文本結果。

所謂維係，包括保育和傳(chuan) 續兩(liang) 個(ge) 方麵，主要就文化傳(chuan) 統的曆時性過程而言。前者強調基因、層次、結構、特征等文化傳(chuan) 統內(nei) 部要素的構成、積澱、提煉、融匯的形態穩固；後者強調文化傳(chuan) 統在曆史時空中綿延傳(chuan) 續、革故鼎新、子孫永繼的動態延續。體(ti) 現在方誌中，更多地與(yu) 方誌的文獻形態、內(nei) 容承接、曆代續修、集體(ti) 意識、文化認同等相關(guan) 。

形塑與(yu) 維係兩(liang) 大建構功能的作用發揮和價(jia) 值實現，一方麵，在於(yu) 方誌植根於(yu) 古代農(nong) 耕文明的基本特質；另一方麵，則與(yu) 方誌的內(nei) 在特征緊密相連。就前者而言，筆者已有《關(guan) 於(yu) 修誌傳(chuan) 統與(yu) 農(nong) 耕文明內(nei) 在關(guan) 係的探析》一文詳加論述，此處不作具體(ti) 展開；就後者而言，可從(cong) 地方性、全麵性、官方性和連續性四個(ge) 方麵加以分析，闡釋其建構功能實現的具體(ti) 路徑。

(一)地方性：方誌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在地基礎

地方性是方誌最為(wei) 重要的特征，可稱立身之本。被稱為(wei) “方誌始祖”的《越絕書(shu) 》《吳越春秋》，就是對越吳兩(liang) 地曆史的記載。方誌以一定區域為(wei) 記述範圍，遵循“越境不書(shu) ”“全國通典不錄”等區域性編纂原則。2006年5月18日，國務院發布《地方誌工作條例》，明確規定“地方誌分為(wei) ：省(自治區、直轄市)編纂的地方誌，設區的市(自治州)編纂的地方誌，縣(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編纂的地方誌。”我國現存8000餘(yu) 種舊誌和社會(hui) 主義(yi) 時期兩(liang) 輪新修出版的各級誌書(shu) ，無論是省、府、州、廳、市、縣、旗、盟、鄉(xiang) 、鎮等以行政區劃為(wei) 記述範圍的誌書(shu) ，還是工、農(nong) 、人物、寺廟、山水等各類專(zhuan) 業(ye) 誌，抑或學校、廠礦、公司等部門誌，無不以特定區域為(wei) 記述範圍，體(ti) 現出據地以書(shu) 、反映“一方之情”的地方性特征。舉(ju) 例而言，據《上海市第二輪新編地方誌書(shu) 編纂規劃》，到2020年，上海要完成《上海市誌(1978-2010)》、上海市級專(zhuan) 誌和區縣續誌三個(ge) 序列的編纂出版工作，合計220部，其中市誌143部、專(zhuan) 誌53部、區縣續誌24部，均是據地而書(shu) 之作。

從(cong) 省至縣以至鄉(xiang) 鎮村的方誌編纂體(ti) 製和數量眾(zhong) 多的各級誌書(shu) ，以特定區域的地理形勝、風土人情等為(wei) 築基之本，並為(wei) 之作縱橫交錯的梳理記錄。既以獨立之作全麵反映本誌記述範圍內(nei) 的地情，又以組織架構井然有序、內(nei) 部結構密切相承、記述內(nei) 容係統完整的多級成果，形成區域內(nei) 行政層級分明又上下貫通、地域邊界清晰又平行互動的文獻係統和知識譜係的完整架構，對一地文化傳(chuan) 統起到基礎性建構作用。

(二)全麵性：方誌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內(nei) 涵支撐

   “地方誌書(shu) ，是指全麵係統地記述本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hui) 的曆史與(yu) 現狀的資料性文獻”⑥的定位，要求無論何種層級的方誌，其總體(ti) 篇目框架都必須遵循“橫不缺項，縱不斷線，橫排縱寫(xie) ，門類齊全”的基本原則。麵麵俱到的篇目結構、各種公私文獻的係統整合、周詳賅備的內(nei) 容記述，清晰呈現誌書(shu) 廣泛涉獵、平鋪直敘、包羅萬(wan) 象的基本麵貌，一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hui) 之曆史與(yu) 現狀的綜合性資料盡在其中，使得全麵性成為(wei) 方誌區別於(yu) 其他地方文獻的顯著特征，也是其優(you) 於(yu) 其他著述的獨到之處。

這種全麵性體(ti) 現於(yu) 各級各類誌書(shu) 之中。就省級通誌而言，例如清光緒《安徽通誌》計350卷、補遺10卷，首設皇言紀，次列輿地、河渠、食貨、學校、武備、職官、選舉(ju) 、人物、藝文、雜類10誌。就縣級誌書(shu) 而言，例如明嘉靖《仁和縣誌》計14卷，包括封畛、風土、學校、水利、恤政、科貢、人物、寺觀、書(shu) 籍等內(nei) 容。即使小到村誌也是如此，當代新修《連泉村誌》即設地理、村民、經濟、政治、文化5編28章。全麵性記述產(chan) 生的效果十分明顯：“自創基之始以至皇圖之大，自畿內(nei) 之製以及邊險之防炳如耳。考之天經，天經如是之燦也；察之地宜，地宜如是其辨也；征之庶類，庶類如是其蕃昌也。荷鋤者農(nong) ，橫經者是，畫疆布位，製度式昭，推而至於(yu) 臣忠子孝、友信媍貞，更至於(yu) 方外遺蹤，避人遯世，無所不登，則也無所不著也。終之以華國之事，則雲(yun) 漢為(wei) 昭，江河作勢，先典冊(ce) 而後高文，如是其彰彰也。閱斯編者，可以攬盛京之大概矣。”有關(guan) 一地傳(chuan) 統的基本要素、全麵信息和組織結構盡在其中，呈現出紮實致密的內(nei) 部關(guan) 係，從(cong) 內(nei) 容要素的角度，為(wei) 方誌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提供了內(nei) 涵支撐。

除上述資料性的收錄記述外，方誌的全麵性特征還可從(cong) 文本體(ti) 裁和記述方式角度加以分析。方誌作為(wei) “綜合性文獻著述”，以“寓觀點於(yu) 資料之中”為(wei) 記述原則，故其記、誌、傳(chuan) 、錄等諸種體(ti) 裁，均強調作為(wei) “資料書(shu) ”的客觀性、真實性，以“述而不作”為(wei) 原則。然而傳(chuan) 統誌書(shu) 的序跋之文，新誌置於(yu) 卷首的“概述”，則都是具有研究、闡述性質的體(ti) 裁，強調“既述又作”。編纂者在此陳述編纂思想，闡釋發展脈絡地方特色、時代特征、未來走向，以此宏觀把控、深刻揭示一地全麵地情和基本特征，呈現出提綱挈領、畫龍點睛式的俯瞰與(yu) 提煉，是全麵性於(yu) 更具本質意義(yi) 上的深度體(ti) 現。

(三)官方性：方誌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引領

地方誌的官方性特征，來自於(yu) 其官修製度和官方主導的權威性。自隋唐確立官修製度後，曆代都把修誌作為(wei) 官職官責，頒布政令進行統一規範。一般由政府提供物質條件、地方長官主持，聘請才學之士編纂。故此習(xi) 慣上將主持修誌的地方長官稱為(wei) “修”者，將實際編纂人士稱為(wei) “纂”者。

隋朝統一中國，為(wei) 了解各地情況，加強中央集權，普詔天下諸郡上報風俗、物產(chan) 、地圖。唐代設立專(zhuan) 職管理圖經⑧編修，明確規定編修期限和辦法，將原定各州郡每三年編修一次圖經的製度改為(wei) 五年一造送，若遇州縣增廢、山河改移等情況，則需隨時報送。宋朝承襲唐製，多次詔令各地編修圖經，太祖、真宗、神宗、徽宗等帝均曾詔修圖誌。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創設九域圖誌局，開國家設局修誌之先河。元代為(wei) 編修一統誌，督令地方政府組織方誌修纂，形成各地誌書(shu) 屢修屢報的局麵。明清兩(liang) 代均以強有力行政手段推行官修製度，形成嚴(yan) 密運行機製。清代設有誌局(館)，省級誌書(shu) 以總督、巡撫領銜監修，府、州、縣誌由知府、知州、知縣領銜纂修，修成後需呈報上一級審查。民國時期規定省誌30年一修，市誌及縣誌15年一修。官方修誌製度傳(chuan) 承於(yu) 今，在前述《地方誌工作條例》中，第五條即明確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負責地方誌工作的機構主管本行政區域的地方誌工作”。

官修誌書(shu) 的權威性保證了修誌傳(chuan) 統綿延不絕，極大地促進和強化了方誌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功能實現。地方文化傳(chuan) 統並非純粹自然、自發與(yu) 客觀的社會(hui) 產(chan) 物，其發生發展的方向、過程、品質和價(jia) 值評判，均受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導向、整合以至強製性規約。國家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權力、重視主導和條件保障，為(wei) 方誌確立了堅守主流思想和正統理念的政治導向，賦予其政治能量並將之傳(chuan) 輸各地，成為(wei) 方誌形塑和維係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引領。

(四)連續性：方誌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曆史機製

就一個(ge) 區域的文化傳(chuan) 統建構而言，曆史性的保育和傳(chuan) 承更具綿延不息的意義(yi) 。就方誌而言，上千年相沿不輟的修誌活動和誌書(shu) 文本，以連續性特征而對地方文化傳(chuan) 統起到重要維係作用。

1.誌書(shu) 文本形式和記述內(nei) 容具有總體(ti) 上的相沿相似

　  傳(chuan) 統農(nong) 耕社會(hui) 穩固的聚落形態、生產(chan) 生活方式、熟人社會(hui) 和文化習(xi) 俗，形成了一個(ge) 可以從(cong) 容生活於(yu) 其中的穩固傳(chuan) 統，為(wei) 誌書(shu) 文本形式和記述內(nei) 容提供了相沿傳(chuan) 承的客觀條件。目前可見的誌書(shu) 體(ti) 例、框架和記述內(nei) 容，基本上都固化為(wei) “事以類聚”“橫排縱寫(xie) ”等體(ti) 例規範和自然地理、曆史沿革、經濟、政治、社會(hui) 、生活、人文習(xi) 俗等內(nei) 容部類。

2.一地各部誌書(shu) 之間的有機相承

通誌類誌書(shu) 全麵體(ti) 現一地持續發展全程，自不待言。續誌類誌書(shu) 也要求其必須上承前誌下限，以時間上的連續記載構成誌誌相續的序列。新修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區誌》是一部上承1999年版《朔縣誌》的續誌，該誌以補遺、勘誤等形式記述本誌上限之外內(nei) 容，以與(yu) 前誌關(guan) 聯相續。如第四十七編《前誌補遺》章設“老城古建築”“文化大革命”兩(liang) 節，前者以詳實資料記述老城古建築及其價(jia) 值，後者對前誌因客觀條件所限未作記述的“文化大革命”做較為(wei) 全麵的補充，彌補重大曆史事件資料。《前誌勘誤》章對1993年重印版《朔州誌》、1999年版《朔縣誌》、2008年重印版《馬邑縣誌》作史料勘誤修正，校正史實、修正傳(chuan) 統。該誌之“續”，不但是記述時限上的接續，也是本地曆史傳(chuan) 統、文化底蘊和內(nei) 在精神之續，是以“連續性”建構一地文化傳(chuan) 統之誌書(shu) 功能的實踐體(ti) 現。

3.曆代誌書(shu) 修纂相承不斷，形成修誌傳(chuan) 統

中國是曆史觀念發達、高度重視曆史記載的國度，史誌傳(chuan) 統發達。“夫誌，誌也，誌諸古所以訓諸今也”，⑨修纂曆史悠久和自成係列的誌書(shu) 成果，構築起綿密悠長、連續不絕的修誌傳(chuan) 統。以江蘇昆山為(wei) 例，南宋時有淳祐《玉峰誌》、鹹淳《玉峰續誌》；元時有至正《昆山郡誌》；明代修誌8部現存3部；清代修誌10部現存5部。在經濟發達、文化昌盛的江南一帶，一代之內(nei) 連續多次修誌，十分常見。鎮江府屬下的丹陽縣、句容縣在清代都三修方誌，丹徒自順治至宣統先後纂修7部縣誌。

正是連續性的方誌編纂行為(wei) 和誌書(shu) 文本序列，對一地曆史作出勝過私人著述的連續記載，動態地積累、修正、調適、傳(chuan) 播一地文明業(ye) 績，在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上起到保育、傳(chuan) 承的重要作用。尤其有意義(yi) 的是，方誌編纂中因受官修誌書(shu) 、鄉(xiang) 土情感等不利因素影響，容易產(chan) 生書(shu) 美隱惡、拔高炫耀、曲意粉飾、自矜誇飾等有違秉筆直書(shu) 原則的不良現象。方誌的連續性以增補刪削、勘誤辯正、延續疊加、對比研析等跨時代的文本呈現，“舉(ju) 舊誌所不收，或收而失實，或訛而相冒，或混而無別，或析而無當，悉厘正之。上下千餘(yu) 年，條列如指掌。”⑩賦予地方文化傳(chuan) 統曆經時間陶冶和養(yang) 成的漫長修煉，通過用時間換效益的路徑，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上述弊病和偏差，使地方性知識體(ti) 係以至地方文化傳(chuan) 統不斷趨於(yu) 客觀、翔實、準確，育成更高品質的文化結晶，形成更為(wei) 合理的曆史形態。

二、方誌建構文化傳(chuan) 統的成效分析

經由上述地方性、全麵性、官方性和連續性等誌書(shu) 內(nei) 在特征形成的路徑，方誌在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上多有建樹。諸如門類設置的完整性，集聚一地事物，形塑和維係了地方知識體(ti) 係；資料征集的廣泛性，合成一地文獻，形塑和維係了地方文脈傳(chuan) 承；內(nei) 容記述的豐(feng) 富性，匯聚一地社會(hui) 活動，形塑和維係了地方生產(chan) 生活秩序、基層社會(hui) 基本結構和運行機製；編纂行為(wei) 的連續性，聯綴一地曆史傳(chuan) 統，形塑和維係了地方文化認同；編纂目的和作用的功利性，造就一地精神依循，形塑和維係了主流意識形態價(jia) 值觀。如此種種，均內(nei) 化為(wei) 地方傳(chuan) 統的有機構成。以下從(cong) 中擇要，略作分析。

(一)型構基礎性的地方知識體(ti) 係

方誌記述範圍的廣泛、內(nei) 容的全麵，特別是“橫分門類、縱述史實”的資料組合編纂方式，使誌書(shu) 呈現出事以類分、以類相從(cong) 的類型化知識序列，構築了類目清晰、結構完整的地方知識體(ti) 係，為(wei) 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鋪就紮實基礎。

明萬(wan) 曆《錢塘縣誌》主修者聶心湯闡述該誌架構為(wei) “因義(yi) 起例，厘為(wei) 十紀”：“考城郭阡陌賦役食貨，吾得紀疆；考湖山泉源形勢絡繹，吾得紀勝；考祠寺宮觀倉(cang) 舍，吾得紀製；考建茅胙土墟社革鼎，吾得紀都；考良令幕佐師儒，吾得紀官；考辟舉(ju) 科貢封錫，吾得紀士；考鴻碩名賢淑懿高行，吾得紀獻；考災祥風俗，吾得紀事；考古今藝林著述，吾得紀文。而仙釋方伎與(yu) 異事叢(cong) 談、寰中物外之奇，則以外紀附見。”其中，因“訪脈於(yu) 黃考，訪境於(yu) 名僧，訪古於(yu) 宗彥。稍仿《水經》之意，因脈敘山，因山敘水，因水敘岩洞，因岩洞敘宮廬，攝小以大，行遠以近，存其大都，附以詠歌，庶俾讀者可沿支而得源，遊者可按圖而索勝焉爾”，故專(zhuan) 設《紀勝》係統記述景觀源流譜係，構建起地理環境的知識序列。因“文以載事者也，事匪載則弗彰，言無文則不遠。錢稱钜邑，藻林藝海，媲美山川，鬱乎盛矣”，故專(zhuan) 設《紀文》以賦、詩、詞、記、雜著等建立文體(ti) 和作品譜係，構建起藝文紀事的知識係列，彰顯文以載道、事關(guan) 興(xing) 廢、可為(wei) 後世實錄的價(jia) 值。因“紀征辟、紀進士、紀鄉(xiang) 舉(ju) 、紀貢士、紀武試、紀楷書(shu) 選，而以封蔭附焉”，故專(zhuan) 設《紀士》梳理地方知識精英群體(ti) 譜係，以明地方知識體(ti) 係的傳(chuan) 承載體(ti) 與(yu) 路徑。上述“十紀”篇目框架的搭建和種種知識序列的構建，其意乃在於(yu) “彬彬乎博收約取，自相錯綜”，以類目清晰的知識序列構成交錯而成的綜合性知識體(ti) 係。

方誌中的地方知識體(ti) 係，並非隻是局限於(yu) 一部誌書(shu) 中封閉孤立、一成不變的存在。方誌的連續性特征為(wei) 其帶來時間線上動態調整和縱向比較之機，不同時期誌書(shu) 重修、續修中的史料選擇、增刪、校訂，程度不一地呈現出微妙而深刻的曆史印跡，形成“層累地造成”地方知識體(ti) 係的過程和結果。例如明萬(wan) 曆《南陵誌》與(yu) 以往舊誌相比，增加了不少新的篇目。其中一個(ge) 主要方麵，就是對南陵建置沿革作重要考定，指出“南陵古揚州域，秦創名陵陽，隸之鄣郡。西漢改為(wei) 春穀，隸之宣城。已而春穀改陽穀，又改南陵，而縣名始定。”(16)

(二)強化麵向大眾(zhong) 的地方文化認同

在相沿連綿的修誌傳(chuan) 統中，地方曆史之脈、鄉(xiang) 土桑梓之誼、家國故園之情、鄉(xiang) 裏認同之心，均得以保育深固，是表達、交流和傳(chuan) 播文化情感，凝聚地方集體(ti) 意識和文化認同的途徑和紐帶。方誌以閱讀引導和情感浸潤等柔性教化方式，將麵向誌書(shu) 讀者、特別是本地鄉(xiang) 民傳(chuan) 布、培育集體(ti) 意識和地方文化認同落到了實處。此正如聶心湯在萬(wan) 曆《錢塘縣誌》自序中所言：“維風莫大於(yu) 敦俗，敦俗莫先於(yu) 著教，比事連類，托物寓警，俾閱是編者，察吏治所以良窳，財賦所以盈縮，人才所以虛實，戶口所以登耗，風氣所以淳侈，於(yu) 以早見力挽，酌弛張而分輕重，此可以宣風教。”(17)

目前“資料性著述”的方誌定義(yi) ，實難涵蓋古代修誌傳(chuan) 統的深切用心。在為(wei) 明崇禎《吳縣誌》所作序言中，徐汧從(cong) 有裨政教的角度對記述內(nei) 容做詳盡闡述：“凡山川、古跡，有關(guan) 於(yu) 賢人君子者，必書(shu) 。道路、津梁，有便於(yu) 人民者，必錄。聲名文物、忠孝節義(yi) ，有本於(yu) 風化者，必極其詳。戶口、賦稅、力役、兵防，有係於(yu) 國計者，必極其備。以至天災、物怪所以警在位，僧宮、道舍所以聚遊手者，無不周悉。”進而指出誌書(shu) 記述山川、古跡、亭榭、園林、人物、政事的目的，並非“以供文人之筆，客子之登眺”，而在於(yu) 能使“有心君子，按圖展誌而歎曰：城池疆域如此其大也，人民如此其庶也，為(wei) 官師者，若何以富之？若何以教之？”徐汧為(wei) 吳縣本地邑人，崇禎朝賜同進士出身，兼任日講官、翰林院侍講、文華殿平台暖閣召對記注等多種職位。明末南京失守，徐汧作書(shu) 戒二子，殉節而死，郡人赴哭者數千人。他序中有關(guan) 方誌修纂目的功用的闡釋，體(ti) 現了傳(chuan) 統士人的文化價(jia) 值觀，也是其品性修養(yang) 和人格魅力的反映。誌書(shu) 正是如徐汧般的士大夫們(men) 表情托誌、寄語鄉(xiang) 裏、教化訓導的理想載體(ti) ，是凝聚基層社會(hui) 文化認同的有效途徑。

更深入的研讀表明，方誌中的民眾(zhong) 教化、文化認同，並非隻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常識宣教，實蘊含有基於(yu) 文化道統的深層次價(jia) 值內(nei) 核。明嘉靖《仁和縣誌》修成，本地鄉(xiang) 賢、曾任工部右侍郎的江曉為(wei) 之作序，從(cong) 學術思想高度闡述方誌中的道統寓意：“蓋以天道則星野載焉，以地道則疆域載焉，以人道則文獻載焉。否則前罔攸征，否則後罔攸繹，誌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這種“道統”觀念切實地體(ti) 現在誌書(shu) 的篇目結構和內(nei) 容記述中：“首之以星野而天道昭矣，次之以疆域而地道昭矣，次之以文獻而人道昭矣。群分類聚，綱舉(ju) 目張，而以紀遺終焉。亶哉!可與(yu) 章往，可與(yu) 示來矣。吾聞君子進則敷教以育才，退則敷文以垂世。敷教所以行道也，敷文所以明道也。”江曉以天道、地道和人道織就方誌籠天蓋地、彰往示來的文化網絡，闡明了君子敷教以育才、敷文以垂世之行道明道的文化意識和責任擔當。正是在這樣一個(ge) 體(ti) 係完整、架構嚴(yan) 密的文化網絡中，主修者沈朝宣以承續、弘化道統為(wei) 己任，孜孜以求，篤誌於(yu) 此，“不畏難不避嫌而汲汲圖之”，取得了“是以郡守嘉之，邑令讚之，而鄉(xiang) 黨(dang) 亦樂(le) 道之”的同聲讚頌和集體(ti) 認同。

(三)傳(chuan) 承精英導向的地方文化脈絡

傳(chuan) 承至今的地方文脈是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重要主幹，方誌中以人物、藝文、文獻、金石、文物等篇目記載的內(nei) 容，是對地方文脈的係統反映。地方精英群體(ti) 是地方文脈的創造者維係者，也是方誌修纂的主體(ti) 。他們(men) 具有高度重視記述和傳(chuan) 承地方文脈的文化自覺意識，並將之在方誌中作出充分體(ti) 現，由此傳(chuan) 承地方文脈的精英導向，賦予本地文化傳(chuan) 統以獨特元素和鮮明特質。浙江寧波海曙區境內(nei) ，曆史上學風熾盛，名家薈萃，該誌記述重互動、重傳(chuan) 續、重師承，地方文脈的曆史路徑昭然若揭，占據一地思想文化製高點的的精英文化共同體(ti) 得以樹立。

1.在境內(nei) 外人與(yu) 人、人與(yu) 事的互動中，記述一地文脈的時代盛況

該誌《人物傳(chuan) 》記載了黃宗羲、黃宗炎、黃百家、錢大昕等外籍人物的域內(nei) 活動。例如黃宗羲傳(chuan) 文主要圍繞他與(yu) 寧波的關(guan) 係展開，記述他偕弟變賣家產(chan) 集黃氏600人組成“世忠營”從(cong) 張蒼水寧波起義(yi) 抗清、受萬(wan) 泰之邀赴甬講學、登天一閣開啟編目先河等事跡以及黃宗羲發自肺腑的“平生師友，皆在甬上”的感慨。其中特別記到黃宗羲在萬(wan) 氏白雲(yun) 莊“甬上證人書(shu) 院”講學，“甬上學子同聲相引，從(cong) 者如雲(yun) ”，為(wei) 浙東(dong) 培養(yang) 了大批經世致用的人才。萬(wan) 泰、萬(wan) 斯選、萬(wan) 斯大、萬(wan) 斯同、全祖望等人傳(chuan) 文，都從(cong) 不同角度記述了黃宗羲在境內(nei) 的各種活動和與(yu) 諸位師友的討論辯難、教學相長。

2.在家族的人際代際傳(chuan) 承中，記載一地文脈的世代綿延

家境殷實、家族聯姻、世襲封蔭等原因，造成寧波曆史上名門望族眾(zhong) 多、家族性學術文化人才集聚與(yu) 代際傳(chuan) 續的特色。如虞氏家族從(cong) 三國至唐初，正史立傳(chuan) 者11人；史氏家族南宋時出了3名宰相、76位進士，有“一門三宰相，四世兩(liang) 封王”之說；清初萬(wan) 泰8子被譽為(wei) “萬(wan) 氏八龍”。該誌關(guan) 注並著力從(cong) 人際代際傳(chuan) 承的角度記述家族群體(ti) ，以此彰顯一地文脈的世代綿延。如記萬(wan) 氏家族跨越明清兩(liang) 個(ge) 多世紀的深厚家學淵源，人才輩出，書(shu) 香不墜，成為(wei) 本地學術文化中堅，不僅(jin) 是文化業(ye) 績的熠熠光彩，更是文脈走向的引領者。此外，史氏家族、秦氏家族、袁氏家族、舅甥三學士、一門五進士等，都是家族性人際代際交往傳(chuan) 續的顯例。

3.在學人學術的師承賡續中，記載一地文脈的薪火相傳(chuan)

學人學術的師承賡續，在誌中也得反映。例如記全祖望以十年功夫續成黃宗羲、黃百家父子未完成的《宋元學案》輯補學案，三箋《困學紀聞》、續選《續甬上耆舊詩》、編《天一閣碑目》等。)徐時棟傳(chuan) 文中，特別記到他編纂《鄞縣誌》，“越五年，病重，執董沛手以誌局事鄭重相托，不語私事。”而在董沛傳(chuan) 文中，則記其賡續修誌大業(ye) ，終於(yu) 編成《鄞縣誌》。這些記述都反映了地方文脈薪火相傳(chuan) 的曆史實證，也是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有效建構。

(四)完成國家視野下的地方文化整合

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來源於(yu) 其內(nei) 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國疆域遼闊，不同區域間的地理、經濟與(yu) 社會(hui) 等環境孕育了不同的區域文化，發展出許多區域性文化傳(chuan) 統，形成別具一格的文化樣態、特征和成就。與(yu) 此同時，中華文化傳(chuan) 統以其強大的文化價(jia) 值整合機製，吸取各區域文化優(you) 秀元素，形成諸如天人合一、重文崇禮、貴和尚中、自強有為(wei) 、趨善求治等受到廣泛認同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匯聚成中華文化人文淵藪。在此大小傳(chuan) 統的互動交流中，方誌作用不可小覷，它以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獨特路徑，致力於(yu) 國家意誌導引的文化整合，彰明了其作為(wei) 中華傳(chuan) 統基底的內(nei) 生性本質特征，深刻體(ti) 現了“家國同構”的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特征。

1.以一統誌編纂為(wei) 文治之法，整合地方文化

元世祖修一統誌，“開創明清兩(liang) 代編修《一統誌》先例”。一統誌不同於(yu) 地方誌，它是以各地方誌為(wei) 基礎的國家層麵的綜合性誌書(shu) 。每次修纂一統誌，均必先修郡邑誌以備采錄。各地誌書(shu) 的集成匯聚，為(wei) 一統誌編纂打下堅實基礎。此如清康熙《盛京通誌》張鼎彝序所稱：“我皇上宵旰圖幾，禮明樂(le) 備，追述祖功宗德，纂修《大清一統誌》，以昭來茲(zi) 。爰敕奉天府尹先修《盛京通誌》，以便匯輯，為(wei) 諸省弁冕。”省誌以下，市縣均循此通例：“昔《大明一統誌》之纂也，朝廷先期遣使采天下事實，吳江縣奉文集耆儒開局於(yu) 聖壽寺。”

一統誌的修纂，既是國家層麵的曆史文獻整合，更是朝廷掌控各地地情、宣教安邦治國政治理念、溝通中央與(yu) 地方關(guan) 係、加強地方文化整合的文治之法。其修纂過程既是國家政治理念、治理方式、教化旨意對地方的引導灌輸，也是對地方文化的滲透化合。《大明一統誌》明英宗序稱：“是書(shu) 之傳(chuan) 也，不獨使我子孫世世相承者知祖宗開創之功廣大如是，思所以保守之惟謹；而凡天下之士，亦因得以考求古今故實，增其聞見，廣其知識，有所感發興(xing) 起，出為(wei) 世用，以輔成雍熙泰和之治，相與(yu) 維持我國家一統之盛於(yu) 無窮，雖與(yu) 天地同其長久可也。”因此，一統誌及其由此帶動的全國性修誌活動及其誌書(shu) 文本，以文獻綜合為(wei) 契機，一次次地從(cong) 國家層麵整合曆史文化和現實社會(hui) ，成為(wei) 鞏固國家統治、維係文化傳(chuan) 統的重要標誌性成果。

2.傳(chuan) 輸主流意識形態，服務中央集權統治

方誌與(yu) 國家治理關(guan) 係密切，在強化中央集權、穩固江山社稷中具有“資治”作用。封畛、製度、戶口、水利、恤政、科貢、人物、藝文、風俗等，既是誌書(shu) 的記述要素，也是國家治理的重要領域。清康熙《畿輔通誌》錢榖、董秉忠序稱：“竊惟誌，史事也；史，文字也。何與(yu) 於(yu) 治天下國家，而姬周以來，代綦重之乎？要以星宿燦列，天之文也；大河喬(qiao) 嶽，地之文也；禮樂(le) 政刑、章程典則，人之文也。天下文章莫大乎是，而治天下國家亦孰越乎是。誌之詎容緩歟？”各級誌書(shu) 中基於(yu) 意識形態的編纂規範，有關(guan) 皇言、封敕、教化、忠孝、節義(yi) 等體(ti) 現主流價(jia) 值理念的記述，有關(guan) 具體(ti) 史實的褒貶評價(jia) ，無不滲透國家意誌，表達皇權尊崇，體(ti) 現文化認同。例如明嘉靖《仁和縣誌》凡例規定：“誌墳墓，以賢為(wei) 主。苟非其賢，例不載入”“誌寺觀，固以敕建先後為(wei) 序。其中又循境土分列。非敕建者例附於(yu) 後”。明萬(wan) 曆《嘉定縣誌》凡例特別注明在《人物》卷中不僅(jin) 要記“嘉言善行可法可傳(chuan) ”，也要記“出仕者”即當代官員，因為(wei) “多揚其政績，以斯人能效力於(yu) 國家，則父母之邦有榮焉。”

活躍於(yu) 修誌一線的官員士紳是主動以國家意誌為(wei) 依憑並在誌書(shu) 中加以貫徹體(ti) 現的一方，成為(wei) 溝通國家與(yu) 地方、與(yu) 民間社會(hui) 的“中介”。他們(men) 懷揣忠君愛民理念和責任，擔負文化傳(chuan) 播責任，以方誌為(wei) 禮樂(le) 教化媒介，將大一統的價(jia) 值理念推廣落地。《吳縣誌》編例規定：“婦女節烈，幽芳必表，此聖祖令甲也。采風者首重之”，自覺將記錄傳(chuan) 播道德理念擺在修誌之首。明隆慶《長洲縣誌》顧存仁序稱：“先皇帝憲古中興(xing) ，誕敷文教，於(yu) 是濮陽蘇侯祐至，以儒術飾吏治，始作吳邑誌於(yu) 嘉靖之初”，言明修誌目的在於(yu) “以儒術飾吏治”，主動秉承上意，服務統治，教化民眾(zhong) 。

3.展現中央政府的“王化”過程與(yu) 成效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曆代帝王的統治理想和目標。方誌編纂從(cong) 中原向邊遠地區的逐步擴展，如實記錄和見證了國家統治向邊疆地區推進的過程，展示王化所及的範圍和程度，“聖朝統天絡地，範圍之以禮樂(le) ，彌隆之以政教，其典章文物之紀，輿圖簡冊(ce) 之數，光天之下至於(yu) 海隅，罔有闕失”。廢除西南各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司製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進行統治，實行和內(nei) 地相同的地方行政製度，在曆史上稱為(wei) “改土歸流”，是中央政府實現和加強邊疆統治的體(ti) 現。明永樂(le) 年間(1403-1424年)，銅仁等地的思州、思南兩(liang) 個(ge) 宣慰司叛亂(luan) ，明廷派兵平定後，改設貴州布政使司，建立土流並治模式。此後隨著明廷統治的逐步加強，貴州逐漸納入中央王朝控製之下。朝廷派出的流官“自覺實踐儒家的文化理想，通過重文興(xing) 教、移風易俗等一係列措施，在執行中央法令的‘吏’功能的同時，充分發揮‘師’的教化功能，將儒家大傳(chuan) 統逐漸滲透到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的民間日常生活之中”。這個(ge) 以儒家傳(chuan) 統化育邊疆地區實現大一統治理的“王化”過程及其成效，在方誌中有充分的對應體(ti) 現。明嘉靖《思南府誌》記錄了“王化”之效：“思南，為(wei) 貴陽屬郡，僻在萬(wan) 山中。民性質俚，而俗尚簡陋，古昔樸略之風猶存。入我皇明永樂(le) 以來，始革去宣慰氏，而設郡立學。於(yu) 是，土著之民無幾，而四方流寓者多矣。文教覃敷，民俗漸化。故士育於(yu) 學，往往取科第，登仕版，可方中州之盛焉。”

同時，作為(wei) 改土歸流、經濟文化取得曆史性發展之後方始修纂的思南曆史上第一部誌書(shu) ，《思南府誌》得以成功修纂刊印本身，既是“王化”的見證，更是“王化”的結果，成為(wei) 當地文化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yi) 的文化事件。

4.為(wei) 中華文化傳(chuan) 統輸送新鮮成份和養(yang) 料

民國方誌學家瞿宣穎將方誌不同於(yu) 正史的特殊價(jia) 值歸為(wei) 6個(ge) 方麵：“社會(hui) 製度之委曲隱微不見於(yu) 正史者，往往於(yu) 方誌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於(yu) 正史者，往往於(yu) 方誌中存其姓氏，二也；遺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賴方誌然後能以地為(wei) 綱有所統攝，三也；方誌多詳物產(chan) 稅額物價(jia) 等類事實，可以窺見經濟狀態之變遷，四也；方誌多詳建置興(xing) 廢，可以窺見文化升降之跡，五也；方誌多詳族姓之分合，門第之隆衰，往往可與(yu) 其他史事互證，六也。”此六者，皆為(wei) 方誌可補正史之不足、呈地方之實情的獨特價(jia) 值之所在。加之方誌代不絕書(shu) ，不斷匯編各地最新社會(hui) 現象、史實史料，為(wei) 滋育更新中華文化傳(chuan) 統不斷輸送源頭活水和豐(feng) 富養(yang) 料。

三、方誌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多重動力

方誌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動力，既來自於(yu) 外部的社會(hui) 形態、曆史條件，也內(nei) 生於(yu) 其自身的基本特征，以及內(nei) 外互動交流中產(chan) 生的各種因素，形成多重複合的疊加效應。

(一)來源於(yu) 方誌與(yu) 古代農(nong) 耕文明形態的一致性

修誌傳(chuan) 統產(chan) 生並植根於(yu) 古代農(nong) 耕社會(hui) ，與(yu) 農(nong) 耕文明形態具有緊密內(nei) 在聯係。這種內(nei) 在聯係表現在多重關(guan) 係領域，例如：誌書(shu) 相對封閉的記述範圍、超穩定的框架結構與(yu)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chan) 生活方式，誌書(shu) 官修製度與(yu) 崇尚禮製教化的社會(hui) 治理方式，誌書(shu) 不斷續修的連續性與(yu) 深入人心的曆史觀念，修誌所需的情感動力與(yu) 鄉(xiang) 土情誼和集體(ti) 文化認同，修誌所需的經濟文化支持與(yu) 鄉(xiang) 紳階層的穩定堅守，誌書(shu) 記述語言的質樸風格與(yu) 實用性文化特征，大姓宗族生活經由誌書(shu) 轉換為(wei) 公共曆史的內(nei) 在邏輯與(yu) 宗法製社會(hui) 形態等等。它們(men) 都表明方誌與(yu) 古代中國農(nong) 耕文明具有高度契合的內(nei) 部結構和基本特質，是方誌獲得地方文化傳(chuan) 統建構功能的本質所在。

(二)來源於(yu) 方誌的四大基本特征

    地方性、全麵性、官方性、連續性四大基本特征，是方誌之於(yu) 地方文化傳(chuan) 統建構的內(nei) 生緣由。地方性以特定地域為(wei) 記述範圍多層級據地而書(shu) 涵蓋全域，全麵性以門類設置和記述內(nei) 容充實內(nei) 部結構，官方性以資治教化等政治訴求為(wei) 編纂宗旨並基於(yu) 國家意誌引導整合地方文化，連續性產(chan) 生相沿不輟的修誌行為(wei) 和誌書(shu) 文本序列。特定空間區域、多元內(nei) 涵要素、核心價(jia) 值理念和時間接續綿延四者的有機結合，賦予方誌在特定地域內(nei) 長時段伴隨、觀察、記錄和融入當地社會(hui) 生活的曆史站位，由此獲得建構地方傳(chuan) 統的獨特功能和通達路徑。

(三)來源於(yu) 士紳學者結合的方誌修纂共同體(ti)

曆史上的誌書(shu) 編纂，大多以本地官員、鄉(xiang) 紳、學者為(wei) 修纂主體(ti) ，他們(men) 集職責、情懷、利益和話語權於(yu) 一體(ti) ，站定各自角色定位、發揮不同作用，形成方誌修纂共同體(ti) 。

士紳學者懷抱桑梓熱情，承擔修誌職責，是修誌活動的主體(ti) 。張英聘統計了明代南直隸39部誌書(shu) 的修纂者身份，其中約26部由進士出身者主纂，1部由舉(ju) 人出身者主纂，5部由生員主纂，7部由教諭主纂。(38)他們(men) 為(wei) 修誌出力最多，各地修誌都少不了要“詢之耆舊”“諸生之博洽者共載筆焉”，明正德《新城縣誌》黃文鸑序記下了修誌人員的具體(ti) 分工：“命學子塗紱、李塤、璩中、潘翰，采諸未備事跡，增昔所無，續今所有。而去取則質鄉(xiang) 袞李公泰、何公垕、陳公袞三大夫，刪繁就簡，黜駁登純，殫精竭慮，越二載成編。”(39)不但如此，士紳學者還為(wei) 誌書(shu) 刊行捐贈樂(le) 助：“方議梓行，而邑士大夫皆力讚焉。乃與(yu) 縣丞銅仁盧君金、濟南張君源、陝右張君珝，主簿香河孫君祥、典史東(dong) 廣葉君叢(cong) 英，各捐俸為(wei) 倡，而邑人好事者皆樂(le) 助也。”　　

職責之外，來自年齡、身份、學問、經濟、地位等的精英優(you) 勢和文化特長，還賦予士紳學者在修誌中的文化話語權。這種話語權不僅(jin) 在於(yu) 宣教主流思想正統理念，以此長期維持鄉(xiang) 土中國秩序，達成相對穩定的社會(hui) 運轉；也在於(yu) 士紳特權不斷得以確認並由此獲得個(ge) 人和家族利益。鄉(xiang) 土社會(hui) 精英往往不惜花費巨資修建祠堂、牌坊、族譜、道路，救濟族人等，以此回饋家鄉(xiang) 父老、獲得個(ge) 人聲譽、彰顯家族地位。參與(yu) 並推動誌書(shu) 編纂、決(jue) 定誌書(shu) 記述內(nei) 容、尤其是將本人及家族作為(wei) 被記述對象載入誌書(shu) ，不僅(jin) 積功當下，還可留下彪炳千秋的不朽聲名，具有以文化話語權謀求私利的空間。前述為(wei) 明嘉靖《仁和縣誌》作序的致仕高官、本地士紳江曉，不僅(jin) 積極參與(yu) 仁和縣誌編纂，而且也是誌書(shu) 記述的重要對象。不僅(jin) 江曉本人，其家族父兄子弟中江玭、江瀾、江暉、江圻、江鐸等多人均成為(wei) 誌書(shu) 記述對象，家族聲譽與(yu) 曆史地位由此得以顯著提升。相同的情況，在誌書(shu) 之中比比皆是。

　(四)來源於(yu) 國家意誌、地方政府和宗族需求纏結博弈的利益網絡

朝廷基於(yu) 鞏固皇家權力、強化地方控製、實行禮治教化、編纂一統誌等目的而對方誌的重視推進和實務操作，是體(ti) 現在修誌活動中以大一統為(wei) 核心的國家意誌，此為(wei) 誌書(shu) 編纂起始與(yu) 終極的意圖和目標所在；地方政府和官員因其守土之責、傳(chuan) 統熏陶、文化修養(yang) 和曆史意識，特別是方誌在掌握地情、征收賦稅、興(xing) 利除弊等方麵的實用價(jia) 值等原因而產(chan) 生主修動力；地方鄉(xiang) 紳、宗族世家出於(yu) 桑梓之情、個(ge) 人聲望、家族需求等緣由而保有持續充沛的修誌熱情。此三者綜合交錯，形成與(yu) 修誌活動的密切關(guan) 係。因此，以地方形態出現的古代誌書(shu) ，並非僅(jin) 僅(jin) 是由一地行政長官主持的有關(guan) 本地曆史的記載，而是深刻受製於(yu) 國家意誌和本地士紳宗族文化話語權，並由此織成利益網絡。三方利益主體(ti) 於(yu) 此中纏結互動、博弈角力、分化整合，形成內(nei) 在運行機製，是為(wei) 古代修誌傳(chuan) 統曆久不衰的內(nei) 在動力，也是方誌建構文化傳(chuan) 統的獨特路徑。

近年來，隨著黨(dang) 和國家對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及其當代價(jia) 值的多次褒揚推崇、執政理念中傳(chuan) 統文化元素的不斷呈現，作為(wei) “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母體(ti) 的“文化傳(chuan) 統”，越來越頻繁地與(yu) 政府工作和社會(hui) 生活相關(guan) 聯。筆者認為(wei) ，優(you) 秀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作為(wei) 文明根柢，在經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後，既是基礎性的曆史資源，也是現實中的發展動力，更是民族精神的中堅，具有毋庸置疑的當代價(jia) 值。然而，如果我們(men) 隻是局限於(yu) 碎片化地研究其具體(ti) 的枝節片段，甚至隻是概念性地、口號式地、標語化地、標簽似地對待“文化傳(chuan) 統”，而不去深入分析文化傳(chuan) 統的重要元素、內(nei) 部結構、生成機製、傳(chuan) 承路徑，不去比較辨析基於(yu) 不同曆史、地理、經濟、社會(hui) 環境而產(chan) 生的多樣化的地方文化傳(chuan) 統及其由此形成的文化多樣性，不去細致研究傳(chuan) 統與(yu) 人之間涵育、形塑、認同、超越等等共存互動的複雜關(guan) 係，則不但“傳(chuan) 承弘揚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政府訴求有可能流於(yu) 形式，就是這“文化傳(chuan) 統”本身，也極有可能離散為(wei) 物質形態的“國故”或日益庸俗化、實用主義(yi) 化的所謂“國學”，而使大道隱而不彰、晦而難明。

為(wei) 此，筆者選擇積澱深厚、與(yu) 地方文化傳(chuan) 統關(guan) 聯密切的方誌為(wei) 分析案例，揭示其所具有的“建構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功能，剖析其實現的路徑、成效和動力，藉此以進入式的務實解剖，實證化地呈現“文化傳(chuan) 統”建構的具象場景，力圖為(wei) 傳(chuan) 承弘揚優(you) 秀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提供地方性的觀察視角和紮實的文獻分析依據。

（作者係浙江省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