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專(zhuan) 業(ye) 是中國經濟史，特別是明清江南經濟史。在過去人們(men) 心目中，明清江南經濟史是“中國史”之中“地方史”（或“區域史”）的學術領域，似乎與(yu) 中外關(guan) 係史關(guan) 係不大。但是，江南很早以來就與(yu) 海外有經濟往來，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這種往來日益強化，成為(wei) 研究江南經濟演變時不可忽視的方麵。因此，近幾十年來，明清江南與(yu) 海外的經濟關(guan) 係成為(wei) 經濟史學界的重要領域。近年來，我的研究興(xing) 趣逐漸轉向全球史，為(wei) 的是在全球史視野中觀察明清時期中國經濟變遷。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的經濟聯係是中外關(guan) 係的重要部分，因此我對中外關(guan) 係史也特別關(guan) 注。但是，我終歸不研究中外關(guan) 係史，隻能從(cong) 一個(ge) 行外人的角度，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敬供諸位學者批評指正。

與(yu) 外部世界有密切聯係

任何人類群體(ti) 都無法真正做到與(yu) 世隔絕，無論是自願還是被迫，都必須與(yu) 其他群體(ti) 產(chan) 生不同形式和性質的聯係。中國當然也不例外。為(wei) 了糾正學界長期流行的中國“閉關(guan) 自守”論，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shu) 的序言中寫(xie) 道：“從(cong) 1600年以後，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國家的命運，就和其他國家交織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國家一道去搜尋稀有資源，交換貨物，擴大知識。”他隻談到了1600年以後的情況，那麽(me) 1600年以前又如何呢？韓森（Valerie Hansen）在《開放的帝國》一書(shu) 的序言中說道：1600年以前的中國是“這樣一個(ge) 帝國：它在形成之時便融合了不同的地區和民族，並在漫長的曆史中保持對外來影響的開放，而不是一個(ge) 拒絕外來影響的中央王國”。她說到的“形成之時”從(cong) 商朝開始。因此，中國自有文字的曆史起，就是一個(ge) 與(yu) 外部世界有密切聯係的國家。

不過，史景遷和韓森在談“中國”時，都是從(cong) 今天絕大多數人心目中的“中國”出發的，而這個(ge) 概念又是建立在現代民族國家的認知基礎之上的。然而，在人類曆史上，民族國家是最近幾個(ge) 世紀才出現的新事物。在此之前的“國家”，與(yu) 現在的國家有非常大的差別。因此，那時“國”與(yu) “國”之間的關(guan) 係也和現在有很大不同。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我們(men) 在談中外關(guan) 係史的“中”“外”關(guan) 係時，近代以前與(yu) 現代也有明顯的差異。

“中國”這個(ge) 觀念最早出現於(yu) 西周時期。春秋時期，“中國”是相對於(yu) “四方”“四夷”而言的。中原地區先前生活著諸多不同的族群，處於(yu) 所謂“華夷雜居”的狀態。到了春秋時期，華夏族群的認同感逐漸增強，華夏各邦國開始講究華夷之別，認為(wei) 華夷有其天然界限，不能混淆。一些諸侯國通過戰爭(zheng) 擴展自己的疆域，並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與(yu) 周邊族群的戰爭(zheng) 不斷。這些少數族群或被同化或被驅逐到邊遠之地，華夷的地域之分也逐漸清晰起來。

秦漢以後，周邊族群依然在曆史上發揮著重大作用。司馬遷把與(yu) 漢朝關(guan) 係比較密切的族群的曆史，寫(xie) 成了《匈奴列傳(chuan) 》《南越列傳(chuan) 》《東(dong) 越列傳(chuan) 》《朝鮮列傳(chuan) 》《西南夷列傳(chuan) 》和《大宛列傳(chuan) 》，開創了以後正史四夷列傳(chuan) 的基礎。在元、清兩(liang) 朝，出於(yu) 避諱本民族出自前代中原王朝所稱的東(dong) 夷、北狄的考慮，兩(liang) 朝所修正史沒有按照四夷體(ti) 係來撰述民族曆史，而是把以前四夷的一部分民族稱為(wei) “外國”，這才開始將“外國”與(yu) “中國”大致上做了正式區分。特別是清朝，在其明確的疆界內(nei) ，既有漢族所居的中原內(nei) 地各行省，也包括各族人民居住的邊遠地區。因此，清朝統治者心目中的“中國”已不是以往狹義(yi) 的“中國”。乾隆時期編纂的《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對蒙古、西藏、回部等不再稱之為(wei) “夷”，四裔的範圍，東(dong) 為(wei) 朝鮮、日本、琉球；南為(wei) 安南、南掌、廣南、緬甸、葫蘆、暹羅、港口、柬埔寨、宋脂膀、柔佛、亞(ya) 齊、呂宋、莽均達老、蘇祿、文萊、馬辰、舊港、曼加薩、噶喇巴、意達裏亞(ya) 、博爾都噶爾、英吉利、幹絲(si) 臘、荷蘭(lan) 、佛郎機、瑞國、嚏國；西為(wei) 東(dong) 西布嚕特、安集延、霍罕、納木幹、瑪爾噶朗、塔什幹、巴達克山、博羅爾、愛烏(wu) 罕；北為(wei) 俄羅斯、左右哈薩克、齊齊玉斯、諤爾根齊。因此，在曆史上，“中國”在空間範圍內(nei) 是一個(ge) 不斷變化的概念。

不僅(jin) 如此，在近代民族國家興(xing) 起以前，作為(wei) 相對具有現代意義(yi) 的國家，在世界上隻有中國。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從(cong) 工業(ye) 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書(shu) 中，從(cong) 全球史和比較史的角度，對曆史上的國家問題做了如下闡述：

如要研究國家的興(xing) 起，中國比希臘和羅馬更值得關(guan) 注，因為(wei) 隻有中國建立了符合馬克斯·韋伯定義(yi) 的現代國家。中國成功發展了統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眾(zhong) 多人口和廣闊疆域，特別是與(yu) 地中海的歐洲相比。中國早已發明一套非私人和基於(yu) 能力的官僚招聘製度，比羅馬的公共行政機構更為(wei) 係統化。公元1年時，中國總人口可與(yu) 羅馬帝國媲美，而中國人口比例中受統一規則管轄的，要遠遠超過羅馬的。羅馬自有其重要遺產(chan) ，尤其在法律領域中。作為(wei) 現代負責製政府的先驅，希臘和羅馬非常重要。但在國家發展上，中國更為(wei) 重要……偉(wei) 人所編寫(xie) 的經典現代化理論，如卡爾·馬克思、艾彌爾·塗爾幹（Emile Durkheim）、亨利·緬因（Henry Maine）、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西方經驗是現代化的範本，因為(wei) 工業(ye) 化首先在西方發生……現代政治機構在曆史上的出現，遠早於(yu) 工業(ye) 革命和現代資本主義(yi) 經濟。我們(men) 現在理解的現代國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紀的中國業(ye) 已到位。其在歐洲的浮現，則晚了整整1800年……經典現代化理論，傾(qing) 向於(yu) 把歐洲的發展當作標準，隻查詢其它社會(hui) 為(wei) 何偏離。我把中國當作國家形成的範本，而查詢其它文明為(wei) 何不複製中國道路。

可見，在國家形成的世界曆史上，中國似乎是一個(ge) 特例，中國之外的大多數“國家”並不具有中國所具有的這種現代意義(yi) 。不僅(jin) 如此，中國自秦統一以來，大多數時期都擁有長期穩定和相對穩定的疆域。而其他地區的國家則大多旋興(xing) 旋衰，疆域也伸縮無常，它們(men) 和中國之間的關(guan) 係也多種多樣且起伏波動。因此，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曆史上的“中外”關(guan) 係，無疑是有問題的。

把世界視為(wei) 相互聯係的區域

既然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曆史上的“中外”關(guan) 係，那麽(me) ，要用什麽(me) 眼光去看呢？我覺得，在此方麵，全球史的眼光可能是很有幫助的。

全球史是近年來國際學壇上的一個(ge) 熱點。按照劉新成先生的總結，全球史的五大基本立場中，第一，摒棄以往世界史研究中那種以國家為(wei) 單位的傳(chuan) 統思維模式，基本敘事單位應該是相互具有依存關(guan) 係的若幹社會(hui) 所形成的網絡；第二，全球發展的整體(ti) 趨勢隻體(ti) 現在真正普適於(yu) 所有社會(hui) 的三大過程（即人口增長、技術的進步與(yu) 傳(chuan) 播、不同社會(hui) 之間日益增長的交流）之中；第三，在上述三大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會(hui) 之間日益密切的交流。

從(cong) 這些立場出發，我覺得中外關(guan) 係史研究可以考慮以下做法。

第一，淡化以往那種以現代民族國家為(wei) 背景的“中”“外”之分，把中國曆史上各中央王朝有效治理下的區域作為(wei) “中”，而其外的各區域作為(wei) “外”，把“中”和“外”都作為(wei) 一些大小不等的區域。“中國”在疆域、人口、經濟體(ti) 量等方麵在近代以前的世界曆史上罕有其匹，而“中國”內(nei) 部各地區在自然條件、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與(yu) “中國”之外地區的聯係等方麵也存在很大差異。“中國”與(yu) 外部世界的交往，在很多時候實際上是“中國”的某些地區和外部世界的某些地區的交往。因此，研究的重點可放在“中國”某些地區與(yu) 外部世界某些地區之間的交往上。例如，閩越地區與(yu) 東(dong) 南亞(ya) 有長期的民間貿易往來，即使在中央王朝實行“海禁”政策的時期，這種往來也沒有消失，相反還在不斷發展。如果我們(men) 不是以體(ti) 現全國統治者意誌的國家政策為(wei) 出發點去研究這些往來，那麽(me) 應當會(hui) 得出更接近曆史真實的成果。

第二，這些交往是多方麵、多性質和多參與(yu) 者的，其結果也是多重的，不應隻是簡單地關(guan) 注某個(ge) 方麵、某種性質和與(yu) 某個(ge) 參與(yu) 者之間一對一的交往，而且對這些交往正負兩(liang) 方麵的情況都應當同樣重視。早先中外關(guan) 係史學界關(guan) 注的核心問題之一是“朝貢體(ti) 製”，並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不少很有見地的看法。雖然在朝貢體(ti) 製下中國與(yu) 中國之外一些不同形式的政權所統治的地區也會(hui) 有一些經濟交流和文化交流（例如“朝貢貿易”），但是這種體(ti) 製的中心是中國與(yu) 這些政權之間的政治關(guan) 係，在此框架中的經濟、文化等交流在規模、頻度、內(nei) 容、體(ti) 量等方麵都是十分有限的。另外，中國和這些政權的關(guan) 係，並不僅(jin) 僅(jin) 取決(jue) 於(yu) 雙方自身的情況，而且取決(jue) 於(yu) 之外各方的情況。例如，中朝兩(liang) 國之間的雙邊關(guan) 係，就受到中日、朝日關(guan) 係的重大影響；中國與(yu) 東(dong) 南亞(ya) 一些邦國之間的雙邊關(guan) 係，也受到這些邦國之間以及外來者（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lan) 、英、法等西方殖民者）的重要影響。因此，不能以“一對一”的眼光來簡單看待中國和相關(guan) 邦國之間的關(guan) 係，而應當把這種關(guan) 係放到一個(ge) 網絡中去研究。

此外，中國與(yu) 相關(guan) 邦國之間的關(guan) 係，對中國的影響也並非都是正麵的，其負麵影響不僅(jin) 存在，而且有時具有很大的破壞性。典型的例子是鴉片貿易。早在歐洲人到來之前，鴉片是印度的一種重要出口商品，被販運到東(dong) 方各地。在印度及東(dong) 方生活的麥哲倫(lun) 的堂兄弟巴博沙（D. Barbosa）說，印度西海岸坎貝灣附近的第烏(wu) 島是一個(ge) 興(xing) 旺的鴉片貿易中心，商人在此購買(mai) 鴉片，運到馬六甲，賣給各國商人，其中包括中國商人。歐洲人到來後，發現鴉片貿易有暴利可圖，於(yu) 是積極參與(yu) 其中。葡萄牙人還通過暴力掠奪、海上封鎖等手段，排斥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力圖壟斷鴉片貿易。葡萄牙人販運的基本上是產(chan) 自印度西海岸的麻爾窪鴉片，當時被稱作“坎貝鴉片”。16世紀中期，葡萄牙人強占澳門後，他們(men) 的鴉片主要運到中國。17世紀荷蘭(lan) 人東(dong) 來後，也將印度鴉片運到其他地區以獲取利潤，但所販運的鴉片主要是產(chan) 自恒河流域的孟加拉鴉片。19世紀中期，一個(ge) 名叫特文諾（Jean de Thevenot）的人曾到印度旅行，說鴉片是印度的一種主要出口商品，在海德拉巴市場上出售的鴉片很多，荷蘭(lan) 人運來胡椒等商品來此交換鴉片。因此，如果離開了各方參與(yu) 的貿易網絡，把鴉片貿易簡單地看作中國與(yu) 英國等西方列強之間的雙邊貿易，無疑是有違曆史真實的。

第三，這些交往形成的網絡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各方麵條件的變化而處於(yu) 不斷變化之中。一些舊的網絡衰落、一些新的網絡興(xing) 起，彼此之間的相互關(guan) 係如何，是新舊取代，還是新舊共存，或者是新舊相互推動，都需要深入研究，不能籠統地一概而論。例如，歐洲人來到東(dong) 南亞(ya) 之後，利用原有的貿易網絡，建立了新的、更大的貿易網絡。這些新網絡處在殖民者控製下，為(wei) 了保障自己的貿易霸權，殖民者對原有貿易網絡中的參與(yu) 者（特別是華商）進行打壓甚至屠殺。在這些網絡中，華商與(yu) 歐洲殖民者之間的關(guan) 係很複雜，既有利益衝(chong) 突的一麵，也有相互合作的一麵。其中，華商與(yu) 17世紀西方在亞(ya) 洲最強大的貿易組織荷蘭(lan) 東(dong) 印度公司的“合作夥(huo) 伴”關(guan) 係，被認為(wei) 是中國海外貿易能夠在17世紀和18世紀東(dong) 南亞(ya) 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礎。因此，不宜以一種簡單化的眼光看待問題。

簡單地說，在全球史視野中的中外關(guan) 係史，就是把世界看作若幹相互聯係的區域，在全球範圍的框架內(nei) 去看這些聯係。在此意義(yi) 上說，就是區域史組合成全球史，或者說全球史框架下的區域史。由於(yu) 我們(men) 是以中國為(wei) 出發點來進行這種研究的，所以對我們(men) 來說，這也就是中外關(guan) 係史。

突破國別史研究局限

區域史研究和全球史研究有一個(ge) 共同的特點，即突破過去盛行的國別史研究的局限，把研究對象置於(yu) 一個(ge) 廣大的時空範圍之中進行深入探討。由於(yu) 二者都否定“國家本位”，以“社會(hui) 空間”而不是“國家”作為(wei) 審視曆史的基本單元，所以彼此之間的聯係是這種研究的中心。趙世瑜先生指出：“曆史學者的工作其實就是發現和建立關(guan) 聯，即按照某種曆史邏輯，對特定時空中的那些看似無關(guan) 的曆史碎片建立關(guan) 聯，然後對這些關(guan) 聯做出判斷。從(cong) 區域史研究到全球史研究，就是從(cong) 建立一個(ge) 空間內(nei) 部的關(guan) 聯到建立不同空間之間的關(guan) 聯……在任何一個(ge) 區域建立曆史關(guan) 聯，都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區域性’的，我們(men) 應該在不同的區域曆史過程中發現尺度不一的曆史關(guan) 聯，以充滿彈性的方式來對待‘全球性’或者‘區域性’。”（趙世瑜：《在中國研究：全球史、江南區域史與(yu) 曆史人類學》，《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6年第4期）

當然，我絕無貶低以往中外關(guan) 係史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意思。相反，我認為(wei) 這些成就的意義(yi) 非常重大。正是因為(wei) 有這些成就，才有了中外關(guan) 係史這個(ge) 學科，而且使得這個(ge) 學科不斷發揚光大，成為(wei) 史壇的一股生力軍(jun) 。我也完全無意否認近代國家形成後各相關(guan) 國家在中外關(guan) 係演變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到的作用，這是今日中外關(guan) 係的曆史淵源。我在本文中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認為(wei) 就像任何學科一樣，中外關(guan) 係史學科也應當與(yu) 時俱進，從(cong) 其他學科中汲取營養(yang) ，不斷擴大研究視野，豐(feng) 富研究方法，使得自己在各方麵更加完善。半個(ge) 世紀前，英國曆史學會(hui) 主席巴勒克拉夫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委托，對二戰以後曆史學在世界各國的發展進行總結。他寫(xie) 道：“近十五至二十年來曆史科學的進步是驚人的事實”，但是“根據記載，近來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曆史著作，無論從(cong) 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還是從(cong) 概念體(ti) 係來說，完全在沿襲著傳(chuan) 統。像老牌發達國家的某些工業(ye) 部門一樣，曆史學隻滿足於(yu) 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造成這種狀況的最重要原因，在於(yu) 曆史學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礙”，即“曆史學家不會(hui) 心甘情願地放棄他們(men) 的積習(xi) 並且對他們(men) 工作的基本原理進行重新思考”。由於(yu) 這個(ge) 原因，“曆史學已經到達決(jue) 定性的轉折時期”。要解決(jue) 危機，就要尋求新的方法、擴大視野。正是因為(wei) 如此，曆史學才是一個(ge) 不斷變化、不斷前進的學科。不僅(jin) 中外關(guan) 係史，而且曆史學的其他學科，都需要不斷自我完善、積極進取，才能使得學科永葆青春，不會(hui) 落入巴勒克拉夫所說的那種可悲的境地。

（作者係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