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從(cong) 天朝大國斷崖式跌落至貧窮落後挨打的境地，百年舉(ju) 國慨歎。1850年到1949年整整一百年間，中國經濟總量陷入停滯，幾乎沒有增長，隻是原地踏步，有誌之士紛紛反思。

一、原發性工業(ye) 革命受阻並不意味著傳(chuan) 統經濟完全失去生命力  

20世紀的主流思潮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經濟未能原生性地產(chan) 生工業(ye) 革命，導致中國不能率先進入近現代社會(hui) 而落後於(yu) 西方，這一曆史事實說明了中國傳(chuan) 統經濟發展滯緩，缺乏活力，相比西歐存在諸多弊端，甚至一無是處。然而，從(cong) 世界範圍內(nei) 看這一問題存在邏輯困境，值得全麵反思。

其一，從(cong) 世界曆史的角度看，英國工業(ye) 革命原發性的產(chan) 生與(yu) 完成，並不具備普遍性，甚至有學者認為(wei) 這一事件具有特殊性。揆諸世界，無論曾經領先英國的西班牙、法國與(yu) 荷蘭(lan) ，還是曾經領先西歐的穆斯林地區、印度，都未能成為(wei) 工業(ye) 革命的原發地。反而由後起之秀英國的曼徹斯特、蘭(lan) 開夏這些相對落後的地區率先發生，進而席卷英國乃至世界，對此現象的解答不一而足。因此沒有原發性地產(chan) 生工業(ye) 革命並不能推導出傳(chuan) 統中國經濟滯後和缺乏生命力。

其二，英國工業(ye) 革命經曆了17-19世紀劇烈的動蕩變革才得以完成，這並非得益於(yu) 其傳(chuan) 統優(you) 越性。因此，這種對18世紀以前西歐傳(chuan) 統文化與(yu) 製度的過度崇拜，甚至追溯到“優(you) 越的”希臘羅馬傳(chuan) 統的工業(ye) 革命解釋論，顯然是盲目的，缺乏對英國與(yu) 西歐現代製度形成過程的全麵了解。

事實上，西歐議會(hui) 製度與(yu) 現代國家治理機製，是各方力量在長期的博弈與(yu) 革命過程中形成的。中世紀封建時代，國王對於(yu) 分封領地與(yu) 自治市鎮沒有征稅的權力，必須各方協商，議會(hui) 製度由此產(chan) 生並不斷改進。由於(yu) 長期戰爭(zheng) 的巨大支出，國王屢屢借貸失信，逐漸催生了國債(zhai) 融資的新渠道。發行國債(zhai) ，重在信用基礎，於(yu) 是國王權力的約束與(yu) 相應的製度逐漸確立起來。而國債(zhai) 與(yu) 特許公司股票的發行，又在借鑒荷蘭(lan) 製度的基礎上推動了證券市場與(yu) 金融工具的發展。可見，製度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曆了一個(ge) 漫長的過程。工業(ye) 革命並非英國優(you) 越的傳(chuan) 統文化與(yu) 製度所造就的，與(yu) 此相對照，中國與(yu) 其他國家未能源生出工業(ye) 革命，也並不能推導出其傳(chuan) 統文化與(yu) 製度的落後與(yu) 腐朽。“窮則變”，如果社會(hui) 經濟狀況相對穩定，可能變革動因反而不強。傳(chuan) 統中國經濟之所以沒有發生變革，可能恰恰是因為(wei) 其過於(yu) 成熟與(yu) 穩定，或謂“高水平均衡陷阱”，而不是因為(wei) 18世紀中國危機不斷，亟需變革。

其三，除英國以外的其他所有國家與(yu) 地區，雖然沒有原發性地產(chan) 生工業(ye) 革命，但通過學習(xi) 和模仿來推進本國的工業(ye) 化，更具有普遍性，英國隻是原發性地產(chan) 生工業(ye) 革命的“孤例”。19世紀中後期西歐、美國相繼通過學習(xi) 和模仿“英格蘭(lan) 模式”完成工業(ye) 革命，後有日本等國以及20世紀70年代亞(ya) 洲“四小龍”、以色列等新興(xing) 工業(ye) 化國家與(yu) 地區跟進，90年代又有中國、俄羅斯等開始建立市場經濟製度，表明後發國家的“模仿型”工業(ye) 化轉型更具有普遍適用性，即便可能缺乏良好的基礎和傳(chuan) 統和長久的時間積澱，也能夠獲得成功，日本明治維新就是典型。

二、近代落後歸咎於(yu) 中國傳(chuan) 統：20世紀的認識偏誤

由於(yu) 近代中國的落後，20世紀的主流思潮及各種觀點，幾乎對中國傳(chuan) 統製度與(yu) 文化全麵質疑與(yu) 否定，並視之為(wei) 落後的根源。應該說，中國傳(chuan) 統製度與(yu) 文化固然與(yu) 世界其他地區一樣弊端叢(cong) 叢(cong) ，但並非導致近代經濟落後的根本障礙。

就中國傳(chuan) 統產(chan) 權製度而言，有兩(liang) 種截然相反的觀點，殊途同歸地將私有產(chan) 權製度視為(wei) 近代中國經濟落後的原因。

一種觀點認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沒有像前近代英國一樣建立起土地私有產(chan) 權製度，所以不能為(wei) 工業(ye) 革命準備製度基礎。這裏有兩(liang) 個(ge) 認識誤區，既不了解英國的土地私有產(chan) 權製度是在17-19世紀圈地運動中才逐漸形成的，也不了解中國傳(chuan) 統地權製度。人們(men) 以遠古《詩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來臆斷後世的土地製度，事實上，傳(chuan) 統中國土地私有產(chan) 權製度源遠流長，宋以後至明清趨於(yu) 成熟。在成熟的土地產(chan) 權製度之下，土地權利可以分層次、分時段地獨立存在並進入市場進行交易，由此形成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等產(chan) 權形態，以及相應的交易形式構成地權交易體(ti) 係。凡此不同層麵的產(chan) 權形態均可以通過契約來獲得產(chan) 權憑證與(yu) 交易憑證，形成了社會(hui) 普遍認可的規則，並得到政府和法製的規範而具備法律效力。在此基礎上的地權交易促進了生產(chan) 要素組合與(yu) 資源配置，農(nong) 民可以通過買(mai) 賣、典、押租、租佃等方式獲得某種層麵上的產(chan) 權，提高經濟效率與(yu) 土地產(chan) 出，這也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經濟長期領先世界的製度基礎，何以到近代卻成為(wei) 經濟崩潰之源？且在經過20世紀平均地權的多次探索之後，新世紀中國土地製度還是走向了土地確權與(yu) 鼓勵流轉，即生產(chan) 要素的市場配置。

另一種觀點則與(yu) 之相反，認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建立了土地私有產(chan) 權及其自由交易製度，但是這導致了中國經濟的落後。原因在於(yu) 私有產(chan) 權製度會(hui) 導致土地買(mai) 賣、兼並和集中，出現“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失地農(nong) 民紛紛破產(chan) ，導致社會(hui) 動蕩，經濟崩潰，進而引發農(nong) 民起義(yi) 或戰爭(zheng) 。然而，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傳(chuan) 統中國的土地集中程度事實上是被嚴(yan) 重誇大的。地主富農(nong) 占有土地的比例，政治口號激情表述為(wei) 百分之七八十，而根據各土改區的普查數據，程度較高的南方各省約為(wei) 30%左右。這得益於(yu) 潛在幹擾地權交易的強權被製度所約束，保障了契約的效力和執行的連續性。如果說近代地權市場在一些地區的確出現了混亂(luan) ，那恰恰是由於(yu) 在晚清民國，割據一方的軍(jun) 閥不受約束，傳(chuan) 統時期基本運行正常的地權秩序在近代軍(jun) 閥混戰之下被強權與(yu) 暴力侵擾所致。然而近代這種被破壞擾亂(luan) 的地權市場，卻被視為(wei) 常態，甚至由此將土地私有產(chan) 權視為(wei) 萬(wan) 惡之源。

這兩(liang) 種觀點截然相反，卻推導出一個(ge) 同樣的結論，土地製度導致近代中國經濟的落後。不管中國存在何種土地製度，都被歸咎為(wei) 近代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相比較而言，工業(ye) 革命之前英國傳(chuan) 統的產(chan) 權製度很不完善，存在著土地產(chan) 權不明晰、土地所有者缺位的問題。在圈地運動開始之後，政府通過議會(hui) 立法使圈地合法化，最終確立了土地私有產(chan) 權製度，促進了對土地的投資與(yu) 經營。明晰的產(chan) 權降低了交易成本，地權交易又促進生產(chan) 要素的流動與(yu) 資源配置。這一推動西歐近代經濟發展的私有產(chan) 權製度是17-18世紀才逐漸發展起來的，與(yu) 中國傳(chuan) 統的私有產(chan) 權製度並無二致，但不及中國那樣源遠流長。可見，土地產(chan) 權製度導致落後一說僅(jin) 僅(jin) 是特殊曆史階段下的感性推斷，經不起嚴(yan) 格的學術檢驗。

與(yu) 此相似，人們(men) 也曾普遍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市場具有無法彌補的缺陷，如果聽任民間經濟或市場自由發展，經濟秩序可能陷入混亂(luan) ，近代中國的經濟危機根源於(yu) 此——今天我們(men) 終於(yu) 認識到，周期性波動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但曾幾何時人們(men) 將經濟體(ti) 係能永遠平穩地運轉下去視為(wei) 目標，因此認為(wei) 必須強化政府控製，希冀政府全麵控製資源和配置資源，由政府實行整齊劃一的管理，才能夠實現經濟的穩定發展。經過三十年的試錯探索，人們(men) 才逐漸發現政府全麵管製的計劃經濟是一條死胡同，而市場經濟才是一條不可逆的道路。正是通過改革開放與(yu) 市場化的不懈探索，中國才有了今日的偉(wei) 大成就，如在這一過程中，國有企業(ye) 通過市場化、公司化與(yu) 國際化改製，形成了國際競爭(zheng) 力，在短短幾十年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發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成功轉型，黨(dang) 的“十八大”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促使人們(men) 對20世紀的主流思潮——非市場思維逐漸開始進行全麵反思。

在近代貧窮落後的刺激下，人們(men) 普遍認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與(yu) 資本主義(yi) 和市場經濟不相容，阻礙了近代中國的發展與(yu) 轉型，於(yu) 是近代的精英群體(ti) 希冀通過引進西方“先進”思想來全麵取代中國“腐朽”文化，以推進現代化。出現打倒孔家店，全麵清理乃至清算傳(chuan) 統文化，甚至廢除漢字幾乎成為(wei) 學界的共識。從(cong) 儒家道德倫(lun) 理、民間風俗習(xi) 慣、宗教信仰，到政治體(ti) 製與(yu) 經濟製度，對傳(chuan) 統製度與(yu) 文化的否定廣泛而全麵。這一思維脈絡在文化大革命達到無以複加的地步，傳(chuan) 統中國的文化與(yu) 製度無論好與(yu) 壞，精華或糟粕，都以革命的名義(yi) 不加區別地徹底推翻，對傳(chuan) 統文化的顛覆和革命成為(wei) 二十世紀中國思潮的主線。以史為(wei) 鑒，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men) 逐漸認識到，傳(chuan) 統文化並非“萬(wan) 惡之源”，中國近代的落後並不是由傳(chuan) 統文化或所謂中國人的劣根性所致。一味地摧毀傳(chuan) 統，並不能建立一個(ge) 新社會(hui) ；相反，我們(men) 要建立一個(ge) 和諧社會(hui) ，需要重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社會(hui) 製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地加以利用。

無論是傳(chuan) 統土地產(chan) 權製度，還是樸素的市場經濟，抑或儒家文化甚至漢字，都曾被視為(wei) 近代中國經濟落後的原因，這其實是20世紀國人急於(yu) 富國強兵的焦慮與(yu) 偏誤的深刻反映。當然，也有人盲目鼓吹中華文化與(yu) 製度的優(you) 越性，則走向了另一個(ge) 極端。

三、近代中國經濟落後的直接原因

英國之外的其他國家都是通過學習(xi) 和模仿而走向工業(ye) 化與(yu) 現代化的，那麽(me) 近代中國經濟落後首先應該從(cong) 19-20世紀中國學習(xi) 和模仿走向工業(ye) 化和現代化的這一時段中探尋原因。

近千年來成功的國家，主要不在於(yu) 其某一時段的快速增長，而在於(yu) 能夠有效避免經濟萎縮。近代中國不幸陷入了長期經濟負增長的泥淖中，直接導致百年落後挨打，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戰亂(luan) 不止。戰亂(luan) 與(yu) 動蕩之下，既不可能存在運行良好的製度，也不可能出現和平時期的經濟增長。對於(yu) 這一基本點，人們(men) 也都了解，但往往熟視無睹，反而緣木求魚，去尋求其他原因。

戰亂(luan) 和動蕩導致的每一次經濟負增長，都需要更高或更長時間的正增長才能恢複原有水平。太平天國橫掃大半個(ge) 中國，人口減少達3000萬(wan) 之巨，1850-1887年長達37年、年均-0.54%的經濟萎縮，需要37.1年的同比例正增長率方能達到原本的水平，二者相加長達74.1年。盡管1887-1933年間中國的工業(ye) 產(chan) 值從(cong) 196.41億(yi) 美元增長到258.43億(yi) 美元，增長了1.316倍。但是隨之而來的日本侵華戰爭(zheng) 及隨後的國共戰爭(zheng) ，導致1936-1949年長達13年驚人的-2.87%的年均增長率。如此罕見的經濟萎縮，需要更高的正增長率（2.95%）或更長的時間（13.4年）方能恢複到原有水平，無怪乎1933—1952年期間，中國的工業(ye) 產(chan) 值從(cong) 258.43億(yi) 美元下降到44.9億(yi) 美元，1952年中國工業(ye) 產(chan) 值僅(jin) 為(wei) 1933年的17.4%！這兩(liang) 次長時期的經濟萎縮，加上同樣數值的正增長，合計需要100.5年才能恢複到原有水平！更何況，其間還有甲午戰爭(zheng) 、八國聯軍(jun) 及其巨額賠款以及長期的軍(jun) 閥混戰，進一步促使中國經濟與(yu) 社會(hui) 陷入衰弱的泥淖。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在這樣一個(ge) 遍布瘡痍、百廢待興(xing) 之上開始複蘇和發展的，何其艱難！

戰亂(luan) 還強化了其他導致經濟衰落的因素，如筆者曾論述過的“傳(chuan) 統經濟向近代經濟轉型的裂變與(yu) 失敗”“支持傳(chuan) 統經濟發展的統一大市場被破壞和分割”等重要因素。太平天國橫掃之下，南北統一大市場的格局被打破，隨後軍(jun) 閥混戰、地方割據更使傳(chuan) 統中國統一大市場的優(you) 勢蕩然無存，甚至轉變為(wei) 劣勢和障礙。在近代軍(jun) 閥割據之下，暴力與(yu) 強權侵擾市場的狀況日益泛濫，市場失序成為(wei) 必然，原有規則受到破壞，最終導致經濟陷入混亂(luan) 。

近代中國的長期戰亂(luan) 尤其是日本侵華戰爭(zheng) ，不僅(jin) 使近代中國經濟陷入停滯衰落，更重要的是打斷了中國的市場化進程。1937年以前，中國經濟曾逐漸走上市場經濟發展的軌道，但這一發展軌道被戰爭(zheng) 及其引發的變革徹底扭轉了。

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濟奇跡與(yu) 成就，表明中國能夠走上工業(ye) 化與(yu) 市場經濟道路，不會(hui) 有根本性的傳(chuan) 統障礙，或者說，中國傳(chuan) 統是能夠順時而變的。真正的障礙，是那些頑固的利益集團。另一方麵也可以說，長期以來將實踐中的困難歸咎於(yu) 傳(chuan) 統，是推卸責任的托辭與(yu) 借口。市場經濟道路的選擇來之不易，為(wei) 此一百多年來付出了沉重代價(jia) 和艱辛探索，絕不能夠重蹈覆轍。

龍登高，清華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