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張國剛所著《中西文化關(guan) 係通史》於(yu) 2019年10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承作者不棄，送我一套。我對中西文化關(guan) 係通史的係統知識，是門外漢。我懷著學習(xi) 的渴望，讀完了全書(shu) 。掩卷忖思，收獲良多。從(cong) 學術上深入評論，非我所長。我想在這裏與(yu) 讀者分享我的讀後感。

　　 本書(shu) 所謂中西，不是我們(men) 熟知的中西概念，而是指古代西域以及西域以西的概念，包括了大食、波斯、印度、大秦（羅馬）、東(dong) 羅馬（拜占庭），乃至近代葡萄牙、西班牙、荷蘭(lan) 、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俄羅斯等龐大地域。上冊(ce) 講1500年前從(cong) 張騫到鄭和時期的中西文化關(guan) 係史，下冊(ce) 講1500年到1800年從(cong) 利瑪竇到馬戛爾尼時期中西文化關(guan) 係的曆史。這樣一部皇皇巨著，以作者一人之力完成，是極為(wei) 不易的。書(shu) 末附有長達56頁的主要參考書(shu) 目和索引，可見作者用心之勤。作者是唐史專(zhuan) 家，對中國中古時期的曆史熟稔，又在德國大學工作很長時間，涉獵大量中西文化關(guan) 係史料，長期從(cong) 事中西文化關(guan) 係方麵的教學和研究。這些對於(yu) 他駕馭這樣一個(ge) 龐大的主題，提供了較為(wei) 方便的條件。充分利用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曆史文獻，充分利用中外學術界在中西文化關(guan) 係方麵的研究成果（包括翻譯成果），是這部涉及兩(liang) 三千年曆史文化主題著作的一大特點。讀過此書(shu) ，對作者功力實感欽佩。個(ge) 別地方雖可商榷，總的學術貢獻是值得肯定的。

　　 本書(shu) 的主題概括為(wei) 中西文化關(guan) 係，這個(ge) 文化涵括了物質層麵的文化和精神層麵的文化，也涵括了政治層麵的文化，是以文化為(wei) 核心要義(yi) 的中西關(guan) 係。總起來講，中西文化關(guan) 係是中與(yu) 西之間互相發現、互相認識、互相交流與(yu) 借鑒的關(guan) 係。一般來說，物質層麵的文化關(guan) 係，彼此發現、認識、交流與(yu) 借鑒，比較容易些。中國的四大發明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印刷術，中國的絲(si) 綢、瓷器、茶葉、香料等，為(wei) 西域各國發現和認識，雖然也經曆了很長的曆史過程，但接受起來相對比較容易。西域各國，特別是後起的歐洲國家，對中國的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印刷術，甚至絲(si) 綢、瓷器，經過了吸納、比較、創新，又超越了原產(chan) 地，中國反過來要向他們(men) 學習(xi) 。這種文化關(guan) 係，是比較容易認識的。青銅文化最早可能是從(cong) 西方傳(chuan) 到中國，但是青銅文化在中國經過了再創造，達到了輝煌的境界。至於(yu) 生物品種的引進、栽培，如汗血馬、小麥、葡萄、苜蓿、胡豆、胡麻、胡蘿卜、棉花、玉米、番茄等物種，原非中國所有。它們(men) 在不同的曆史時期被引進過來、栽培成功，大大充實了中國的生物和食物品種，改善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這也是比較容易看清楚的。涉及音樂(le) 、文藝方麵的器具如胡琴、管風琴、鋼琴等被引進到中國，對活躍中國人的文化生活，是很明顯的，甚至還有涉及軍(jun) 事方麵的火炮的引進。物質層麵的東(dong) 西，容易發現、認識，人有我無，加以引進和改造，是一個(ge) 比較自然的曆史過程。本書(shu) 在不同的篇章裏，對這些都從(cong) 文化交流關(guan) 係的角度做出了學術上的闡明。

　　 在中西文化關(guan) 係上比較難發現、難認識、難接受的是精神層麵的東(dong) 西。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鑒，是中西文化關(guan) 係史的核心。我的感覺，本書(shu) 作者在這方麵用力甚勤，挖掘頗深，功夫獨到。漢唐時期西域佛教的東(dong) 傳(chuan) 、宋元時期伊斯蘭(lan) 文化的輸入、利瑪竇來華後基督教文化的傳(chuan) 入，特別是佛教東(dong) 傳(chuan) 、基督教文化輸入，是本書(shu) 對精神層麵的文化關(guan) 係論述的重點，剖析深入，給我以深深教益。

　　 本書(shu) 第4章“漢唐對外關(guan) 係：西域的拓展”講到印度笈多王朝時期大乘佛教盛行與(yu) 漢唐的關(guan) 係，此外還安排第11章和12章，分別討論“西域佛教思想東(dong) 傳(chuan) 與(yu) 合流”“西域佛教藝術及其中國化”，專(zhuan) 門分析佛教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碰撞。佛教與(yu) 儒學理論體(ti) 係，與(yu) 中國的道教是有思想衝(chong) 突的。經過了長達數百年的衝(chong) 突、改造、迎合與(yu) 適應，儒學與(yu) 道教都對佛教理論有一定借鑒。作者指出，儒釋道三家在理論上都把對方視為(wei) 異端邪說，又吸取對自己有利的東(dong) 西來豐(feng) 富、充實和完善自己；三大思想潮流在相互排斥和鬥爭(zheng) 的同時，又互相吸引融合，逐漸走向三教合一。

　　 到隋唐時期，佛教在中國形成了不同的宗派，完成了佛教的中國化。“禪宗尤其是中國化佛教的典型代表，主張即心即佛、頓悟見性，簡單易修並淡薄了世間與(yu) 出世的界限，非常符合中國士人的口味從(cong) 而迅速流傳(chuan) 。”當然，北魏開始把佛教僧團劃歸政府管理，佛教也順應了這一製度性的規定，這也是佛教中國化得以實現的政治性因素。這時候，中國的佛教已不是印度的佛教，佛教被改造成為(wei) 中國人可以接受的宗教，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了。作者在導論中，把這個(ge) 過程看作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最著名的因誤讀而成功涵化的例子。我對這種“誤讀”說甚為(wei) 不解。應該說，這是印度佛教文化與(yu) 中國文化因衝(chong) 突、順應、迎合而改造成功的例子。“誤讀”說似易引起誤解。張國剛教授告訴我，“誤讀”是詮釋學的解釋方法，就是批判繼承的意思。

　　 基督教文化輸入引起的基督教內(nei) 外矛盾和衝(chong) 突非常明顯。本書(shu) 用了不少篇幅來論述這個(ge) 問題。作者安排第20、21、22、26章，分別闡述“天主教傳(chuan) 教士立足中國”“耶穌會(hui) 士在中國的傳(chuan) 教策略”“士人社會(hui) 對天主教的總體(ti) 認識”“中國禮儀(yi) 之爭(zheng) 及其文化意義(yi) ”，這四章可能是作者下功夫最多的地方。利瑪竇來華後根據他對中國文化的體(ti) 認，提出了在中國傳(chuan) 教的“適應原則”。所謂“適應原則”，簡單說就是要照顧到中國的儒學傳(chuan) 統，照顧到中國民間的傳(chuan) 統習(xi) 俗和禮儀(yi) 。這個(ge) “適應原則”就成為(wei) 耶穌會(hui) 士在華傳(chuan) 教遵循的原則。但是，天主教另一個(ge) 派係托缽會(hui) 士要維護天主教的原教旨主義(yi) ，反對這個(ge) “適應原則”。耶穌會(hui) 士與(yu) 托缽會(hui) 士的爭(zheng) 論長達兩(liang) 百年，以耶穌會(hui) 士的失敗告終。天主教沒有像佛教那樣成為(wei) 中國的天主教，而且公然與(yu) 中國的皇帝如康熙等對抗，造成了中國禁止天主教傳(chuan) 教的結局。兩(liang) 百年的矛盾與(yu) 衝(chong) 突，既發生在天主教內(nei) 部，也發生在天主教與(yu) 清朝政府之間，既是文化的衝(chong) 突，也是政治的衝(chong) 突。

　　 精神層麵的文化關(guan) 係如此，政治層麵的文化關(guan) 係，認識分歧就更多了。本書(shu) “傳(chuan) 到歐洲的中國知識”這一章，討論了中國的政治製度，包括皇帝、文官製度、監察製度、科舉(ju) 製度等。作者指出：“中國科舉(ju) 製的內(nei) 容早在16世紀末就引起不少歐洲人的興(xing) 趣，認為(wei) 這集中體(ti) 現了中國重視以學問選拔人才和行政管理思想先進”，“這些提倡者們(men) 始終未能把他們(men) 的讚賞之情轉變為(wei) 本國的現實製度”。這裏涉及科舉(ju) 製對形成於(yu) 18、19世紀的英、法等國的文官製度是否有影響的問題。作者很謹慎，沒有提到科舉(ju) 製對西方文官製度的影響。我了解國內(nei) 學者看法很分歧。孫中山很早就認為(wei) 科舉(ju) 製影響了英國的文官製度。美籍華人學者鄧嗣禹專(zhuan) 門考察了英、法文官製度形成問題。他說：“早在1570年歐洲就有些學者知道中國的政治製度與(yu) 考試製度。法國的大思想家如福祿特爾、狄德羅、百科全書(shu) 學者及桂納等都承認他們(men) 受了這些早期著作的影響，而桂納氏還希望法國采行中國的考試製度。其後，法國學者布倫(lun) 退耳又承認法國教育實在是奠基於(yu) 中國公開的學術考試製度之上，並認為(wei) 法國文官考試製度的思想無疑也是淵源於(yu) 中國的製度。”鄧嗣禹列舉(ju) 了不少材料證明英國、法國文官考試製度受到中國科舉(ju) 考試的影響。鄧氏還列舉(ju) 了英國議會(hui) 討論中的言論，也說到中國科舉(ju) 的影響。英國人麥杜思在1855年前還設計了英國仿行中國科舉(ju) 考試的建議書(shu) 。看起來，說英國、法國的文官製度受科舉(ju) 考試的影響，不是沒有根據的。文官製度的核心是考試，而考試正是科舉(ju) 製度的核心。這裏說的是影響、借鑒，不是說照搬。

　　 16世紀後，隨著新航路開辟，資本主義(yi) 和殖民主義(yi) 的躁動，中西文化關(guan) 係發生性質上的變化。此後，大體(ti) 上是殖民主義(yi) 的文化體(ti) 係與(yu) 中國的宗藩關(guan) 係的文化體(ti) 係的衝(chong) 突。這些，本書(shu) 稍有涉及，但已不是論述重點。限於(yu) 篇幅，就不展開了。

　　 我了解中西文化關(guan) 係是相互發現、認識的關(guan) 係，過程長久，曲折很多，伴隨著痛苦。中國人眼中的西方，西方人眼中的東(dong) 方，很長時間沒有確指。中國史書(shu) 上的“西海”，隻是一個(ge) 大方向。中國交往的大秦、大食，人家自己不稱大秦、大食。歐洲人也長期存在Cathay（Китай）和China是否一個(ge) 地方的爭(zheng) 論。這個(ge) 爭(zheng) 論結束了，China和Китай卻保留了下來。但中國自己不稱China和Китай。這個(ge) 認識至今尚未終結。

　　 （作者係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hui) 委員兼曆史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國史學會(hui) 會(hui) 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