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對外貿易起步很早，但隋唐之前該項事務多由所在地方行政官員進行管理，朝廷沒有設立專(zhuan) 門機構。唐宋以後海上絲(si) 綢之路興(xing) 起，海外貿易激增，朝廷意識到實行統一管理將促進貿易活動，同時也增加朝廷收入，市舶使、市舶司於(yu) 是應運而生。

源自唐朝

中國擁有漫長的海岸線，海外經濟交往自古以來就很頻繁，漢代的商船可遠達印度東(dong) 南海岸，與(yu) 印度半島、馬來半島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直接貿易關(guan) 係。三國時期，曹魏在北方與(yu) 日本有經貿往來，孫吳在南方與(yu) 東(dong) 南亞(ya) 國家建立有貿易聯係。不過當時海外貿易總量有限，在貿易形式上，除一部分商業(ye) 性貿易活動外，官方貿易主要以朝貢方式進行，也就是各國派使臣攜帶物資來中國朝貢，中國皇帝以賞賜名義(yi) 將產(chan) 自中國的貨物交給各國使臣運回，從(cong) 貿易角度看相當於(yu) 物物交換。

隋朝之前，商業(ye) 性海外貿易一般稱“市舶”，進貢性質的海外貿易稱“貢舶”。隋煬帝在洛陽定鼎門外設四方館，接待東(dong) 西南北四方少數民族及外國使臣，該館隸屬鴻臚寺，下麵分設使者四人，其中南蠻使者主要負責南方地區對外交往，包括“市舶”“貢舶”在內(nei) 的海外貿易名義(yi) 上都由四方館管理。不過，四方館設置原則是“量事繁簡，臨(lin) 時損益”，加之隋朝存續時間不長，所以海外貿易的管理體(ti) 係還沒有建立起來，還不能把四方館稱為(wei) 中國古代最早的海關(guan) 。

唐朝中期之前，中國對外交往和貿易的主通道是陸上絲(si) 綢之路，由於(yu) 戰亂(luan) 及經濟重心南移等原因，海上絲(si) 綢之路隨後興(xing) 起，逐漸成為(wei) 中外貿易交流的主通道。在此背景下，海外貿易管理體(ti) 係也發生了重大改革，唐高宗顯慶六年（661）朝廷在廣州設市舶使，總管海路方向的邦交和外貿，包括向前來貿易的船舶征收關(guan) 稅、為(wei) 宮廷采購外國貨物以及管理海外商人向皇帝進貢的物品等。在此之前，海外貿易實際上由各地方的行政官員兼管，新設的市舶使則由專(zhuan) 官充任。

市舶使設立後，唐朝政府雖然介入了海外貿易事務，但並沒有把關(guan) 稅作為(wei) 朝廷的一項重要稅收看待，設置市舶使的初衷更多是為(wei) 皇家采購海外舶來的奇珍異品，所以市舶使在管理上多“拱手監臨(lin) 大略而已”，唐朝政府規定“除舶腳、收市、進奉外， 任其來往通流，自為(wei) 交易”，當時海外客商在廣州的指定區域可“列肆而市”。五代十國期間，割據在東(dong) 南的各政權大體(ti) 也承襲了唐朝的做法，設立有博易務、榷貨務、榷利院等機構，職權與(yu) 市舶使一樣，負責管理和發展沿海一帶的海上貿易，這樣的做法一直延續到宋朝。

垂直領導

北宋建立後致力於(yu) 發展經濟，商業(ye) 活動越來越發達，其中尤以江南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最快，擁有河港、海港達100多處。宋朝政府意識到商稅在增加朝廷財政收入中的重要作用，為(wei) 加強對外貿易管理，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在廣州設市舶司，宋太宗瑞拱二年（989）、宋真宗鹹平二年（999 年）又分別設市舶司於(yu) 杭州、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市），之後溫州、泉州等地的市舶司也相繼設立，在一些較小的港口則設立市舶務或市舶場， 它們(men) 的共同職責就是管理對外貿易。

一開始，宋朝政府仍采取“州郡兼領”的辦法管理市舶司，由地方官員充任市舶使，《宋會(hui) 要輯稿》記載：“初於(yu) 廣州置司，以知州為(wei) 使，通判為(wei) 判官，及轉運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內(nei) 侍三人專(zhuan) 領之。”宋太祖開寶四年（971）首任廣州市舶使的就是同知廣州的潘美和尹崇坷。宋神宗繼位後朝廷重視“理財”，經濟領域裏的常平、坑冶、茶馬等職能相繼獨立，這些領域“俱號監司”，相繼實行了“垂直領導”。在此背景下，宋神宗元豐(feng) 三年（1080）海外貿易體(ti) 製再次改革，《宋會(hui) 要輯稿》記載：“尚書(shu) 省言，廣州市舶條已修定，乞專(zhuan) 委官推行。詔廣東(dong) 以轉運使孫迥，廣西以運召陳倩，兩(liang) 浙以轉運副使周直孺，福建以轉運判官王子京。迥、直孺兼提舉(ju) 推行，倩、子京兼覺察拘欄。其廣南東(dong) 路安撫使更不帶市舶使。”也就是說，從(cong) 此時起免除地方長官的市舶兼職﹐改由“專(zhuan) 委官”的運轉使直接負責市舶司事務。

宋徽宗時，冗官、冗兵、冗費等“三冗”問題更加突出，朝廷財政壓力增大，為(wei) 增收收入，宋徽宗在經濟領域廣泛推行“專(zhuan) 置提舉(ju) 製”，即由朝廷派人直接管理各項重要經濟事務，在這種背景下成立了提舉(ju) 市舶司，也簡稱為(wei) “市舶司”，長官稱“提舉(ju) 市舶”，相當於(yu) 朝廷的“派出機構”。此舉(ju) 施行後，朝廷對海外貿易活動的控製和管理進一步加強。從(cong) 北宋到南宋，經過多次整合、撤並，所設置的重要市舶司共有4處，其中廣南路廣州市舶司設置最早，存在時間也最長，其他還有兩(liang) 浙路杭州市舶司、福建路泉州市舶司和京東(dong) 路密州市舶司等3處。沒有設置市舶司但同樣較為(wei) 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則設市舶務、市舶場等，相當於(yu) 各市舶司的下屬機構。

對於(yu) 市舶機構體(ti) 製變化的過程，宋元之際史學家馬端臨(lin) 在《文獻通考》中總結：“舊製雖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領；元豐(feng) 中，始令轉運使兼提舉(ju) ，而州郡不複預矣；後專(zhuan) 置提舉(ju) ，而轉運亦不複預矣。”上述變化，反映出唐宋以後中國海外貿易越來越繁榮，其在經濟領域的地位也越來越高，同時也反映出朝廷對海外貿易帶來的收益越來越重視。經過多次改革後的市舶司，已經初步具備了海關(guan) 的職能。

抽解博買(mai)

宋神宗元豐(feng) 三年（1080）市舶改革中所推出的《市舶條法》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獨立的海外貿易法，其中詳細規定了市舶司的職守和相關(guan) 管理政策，這些政策包括：外貿船隻必須在相應市舶司領取公憑才能出海，否則以違令論罪；回舶船隻必須回到原發舶地登記，抽解納稅；各市舶司負責管理本區域內(nei) 相應的外國朝貢船舶、貢使及其活動，為(wei) 減少成本，各國進貢物品一般不再運送京師，而就地變賣；對市舶領域內(nei) 的違令、犯罪行為(wei) 實施嚴(yan) 厲打擊，遇朝廷大赦也不減刑免刑。

隨著市舶管理的規範化，市舶司內(nei) 部體(ti) 製也固定下來。市舶司的主要官員一般有4人，分別是提舉(ju) 市舶司、監官、勾當公事、監門官，其中提舉(ju) 市舶司即通常所說的市舶使，是市舶司長官，負責全麵工作；監官主管“抽買(mai) 舶貨，收支錢物”；勾當公事也稱“舶幹”，主持市舶司日常雜務；監門官主管市舶庫,“逐日收支，寶貨錢物浩瀚，全籍監門官檢察”，以防侵盜之弊。這些官員之下還設有吏員若幹名，有文字、孔目、手分、貼司、書(shu) 表、都吏、專(zhuan) 庫、專(zhuan) 秤、客司、前行、後行等，崗位設置更加專(zhuan) 業(ye) ，職責內(nei) 容也十分廣泛和具體(ti) ，如孔目負責審核、驗實海外客商的申請，發放公憑；分手負責錢物收支；都吏負責巡視、檢查及安全方麵的工作；客司負責接待各國貢使及商人。

當海外商船進入中國海域後，市舶司要派員“閱實其貨”，這項工作非常重要，有時市舶使也會(hui) 親(qin) 自參加。經過查驗後就算入關(guan) 了，征收關(guan) 稅必不可少，當時稱為(wei) “抽解”，最早沒有這項規定，宋太宗淳化二年（991）開始施行，稅率為(wei) “二分”，即20%，采取實物收稅的辦法。當時海上運輸困難重重，風險很大，宋太宗後期抽解二分的製度作了調整，改為(wei) “十先征其一”，宋神宗時一度改為(wei) “十五取一”，在北宋一朝，抽解稅率總體(ti) 呈下降趨勢。不過，有些特殊貨物抽取比率會(hui) 更高些，《宋會(hui) 要輯稿》中有“則其良者，謂如犀象，十分抽二分”的記載，還記載：“以十分為(wei) 率，珍珠、龍腦凡細色抽一分，玳瑁、蘇木凡粗色抽三分。” 

除按比率抽解外，市舶司還對有些貨物進行采購，稱“博買(mai) ”。這類貨物通常是皇家禦用之物或京中貴族們(men) 消費較多的物資，《宋會(hui) 要輯稿》記載，宋太宗太平興(xing) 國元年（976）7月朝廷向廣南東(dong) 路提舉(ju) 市舶官下詔：“今後遵守祖宗舊製，將中國有用之物如乳香、藥物及民間常使香貨並多數博買(mai) ，內(nei) 乳香一色，客算尤廣。”這裏提到的乳香，主產(chan) 於(yu) 北非和阿拉伯半島，是有藥用價(jia) 值的香料，由於(yu) 用量較大，靠抽解辦法無法滿足需求，所以由市舶司直接采購， 類似的物品還有犀角、象牙等，它們(men) 都是皇室貴族喜歡的奢侈品，牛皮、筋角等也常出現在博買(mai) 清單中，因為(wei) 它們(men) 是“堪造軍(jun) 器之物”。

通過抽解和博買(mai) ，朝廷獲取了大量產(chan) 自海外的物資，一部分運往京城，由內(nei) 府統一管理，主要供皇室消費和作賞賜用，其餘(yu) 物資則出售變現，成為(wei) 朝廷財政收入的一部分。宋仁宗時，每年市舶收入約50萬(wan) 貫左右，之後不斷增長，據南宋高宗紹興(xing) 十年（1140）的統計，僅(jin) 廣州市舶司變現的關(guan) 稅每年就高達110萬(wan) 貫，各市舶司收入總和約占當時朝廷財政收入的4%至5%，所以《宋史》說“東(dong) 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對於(yu) 南渡後的宋王朝來說，這項收入顯得尤為(wei) 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