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崛起國與(yu) 守成國之間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近年來國際關(guan) 係學界、政策界和大眾(zhong) 媒體(ti) 熱議的話題。然而，“陷阱”一詞本身暗含了對大國之間權力轉移方式的單一性假定。在這一預設下，看似意見相左的討論實際上均已陷入“基於(yu) 因變量進行選擇”的偏差，即選擇已成為(wei) “陷阱”的案例來討論如何避免。從(cong) 結果倒推的思維模式忽略了對崛起國追求大國地位進程的分析，更遺漏了那些成功化解“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使得對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反而起到強調作用，無助於(yu) 發現那些最為(wei) 成功的經驗及其規律。例如，在當今大國崛起議題中，幾乎所有的聚焦點都集中在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新興(xing) 國家，崛起語境設定為(wei) 在現有體(ti) 係中某種意義(yi) 上“他者”的興(xing) 起。然而卻鮮有將已實現並在繼續追求全球性大國地位的德國視為(wei) 崛起國，也缺乏對其崛起機遇與(yu) 困境、崛起方略以及教訓的關(guan) 注。

　　20世紀60年代起，德國即開始一步步突破對其崛起的層層束縛，逐漸成為(wei) 歐盟的“無冕之王”，進而在話語、政策和行動上展示出成為(wei) 全球性大國的雄心，積極克服其在軍(jun) 事安全領域的天然不足，在國際安全事務中縱橫捭闔。與(yu) 當代國際關(guan) 係中任何一個(ge) 國家的上升之路相比，德國崛起的速度和幅度都毫不遜色。然而，德國從(cong) 國際社會(hui) 的“二等公民”一路向上成為(wei) 世界大國的驚人轉變卻並未帶來類似“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也沒有在有關(guan) 權力轉移的國際關(guan) 係理論爭(zheng) 辯中成為(wei) 話題。對此較為(wei) 直接而便利的解釋是，德國政治家慎談崛起，而以外交“正常化”以及承擔國際責任等表述來掩蓋其崛起訴求，或把原因歸於(yu) 德國本為(wei) 西方一員，卻忽視了“西方一員”是德國刻意選擇和保持的結果，而非自然而然或固定不變的身份特征。事實上，德國崛起的最大特點正在於(yu) 其身份認同和價(jia) 值體(ti) 係的“嵌入(embeddedness)”，即在其成長和擺脫束縛的過程中，始終避免成為(wei) 和被視為(wei) 現有國際秩序中的他者。德國的這一身份選擇之所以是“嵌入”而非“融入”，是因為(wei) 其崛起過程中主動努力克服實力變化可能引起的身份認同趨向他者的變化，克服“脫嵌(disembedded)”的危險，保持自身作為(wei) 現有秩序的主動維護者/推進者的角色，而非改革者/挑戰者。因此，嵌入式崛起同時也規定了德國在對於(yu) 權力和國際地位的追求中，專(zhuan) 注於(yu) 對國際關(guan) 係中的規範、價(jia) 值和理念進行與(yu) 現有體(ti) 係相容且更進一步的塑造(shape)。塑造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改變。此外，嵌入式崛起達到一定程度後，主導國以及現有體(ti) 係對於(yu) 崛起國進一步衝(chong) 破束縛的限製勢必更為(wei) 強烈。崛起國對現有秩序的塑造渴望和力度加強，其所倡導和試圖推行的製度、價(jia) 值與(yu) 規範具有脫離主導體(ti) 係的危險，從(cong) 而可能麵臨(lin) 脫嵌。相比於(yu) 其他國際關(guan) 係領域，國際安全領域最具實力政治色彩，而主導國在這一領域所建立和維持的秩序中規範與(yu) 製度的作用相對較小。德國在國際安全領域實施其塑造性權力，必然要提倡和積極推動建立大幅度超越現有體(ti) 係的規範、製度和理念，導致其嵌入式崛起麵臨(lin) 這樣一個(ge) 兩(liang) 難階段：如果過度超越現有主導體(ti) 係的秩序觀並對現有主導國構成挑戰，那麽(me) 即使在保持西方身份的前提下，仍不免被視為(wei) 懷有異心的他者，由此麵臨(lin) 脫嵌的危險;但如果德國放棄自己的國際安全秩序觀，修補現有實力政治主導的秩序，在無法追求軍(jun) 事大國的限製下，其難以實現全球性安全大國的目標，崛起也無從(cong) 談起。

　　本文探討德國的崛起之路，反思現有權力轉移與(yu) 大國崛起研究的盲區，梳理嵌入式崛起作為(wei) “修昔底德陷阱”式大國崛起傳(chuan) 統道路的替代路徑，並分析追求“塑造性權力”以替代追求基於(yu) 實力的權力崛起目標。嵌入式崛起與(yu) 傳(chuan) 統崛起理論並非完全相異，本文進一步探討嵌入式崛起的困境——嵌入與(yu) 崛起在安全領域的艱難平衡。本文的分析建立在德國經驗基礎上，解釋了德國大國之路的路徑與(yu) 困境，不僅(jin) 提供了解讀和分析德國外交的新視角，同時重新審視了權力轉移理論的單一邏輯。德國的嵌入式崛起在經驗上具有特殊性，但在理論邏輯上具有一定普遍性，對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具有啟發意義(yi) 。

　　二、德國的大國之路：“嵌入式崛起”

　　所謂大國崛起，本質上是一個(ge) 國家尋求大國地位以及國際社會(hui) 對其地位承認的過程。傳(chuan) 統理論和政策分析集中在對“修昔底德陷阱”式大國崛起的討論上，認為(wei) 崛起之路就是挑戰現有霸權及其所建立的國際秩序之路。崛起國往往興(xing) 起於(yu) 現有體(ti) 係中相對邊緣的地區，作為(wei) 雄心勃勃的他者難以被現有體(ti) 係接納，造就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的安全困境以及安全與(yu) 地位的零和關(guan) 係，進而形成權力轉移趨勢，對體(ti) 係穩定帶來重大威脅。盡管此種單一邏輯遭到各個(ge) 方麵的質疑與(yu) 挑戰，但“修昔底德陷阱”已成為(wei) 學界和政策界觀察和分析當今權力轉移及其影響的邏輯起點。當前此類討論集中關(guan) 注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新興(xing) 國家，並基本局限在“修昔底德陷阱”所設定的語境中。然而，德國的大國成長之路卻很少被納入崛起情境中進行審視與(yu) 分析，究其實質是因為(wei) 現有的占主導地位的理論分析框架無法解釋和兼容德國的崛起。在實踐中，德國的大國成長之路向我們(men) 展示了區別於(yu) “修昔底德陷阱”式崛起的另一條道路，本文將其概括為(wei) “嵌入式崛起”，其在嵌入(身份)和崛起(目標)兩(liang) 個(ge) 方麵均區別於(yu) 傳(chuan) 統主導理論所關(guan) 注的大國崛起。

　　(一)“嵌入”：身份認同

　　現有研究對崛起國類型的劃分基本都以崛起國在國際體(ti) 係中的實力地位變化和針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態度為(wei) 基礎，將崛起國劃分為(wei) “滿意國”“改革國”“不滿意國”或“修正主義(yi) 國”“改變現狀國”等類型。這些劃分雖然並非對崛起國本身在實力和影響力變化過程中身份轉化的總結，但都暗含崛起國相對於(yu) 現有主導體(ti) 係的“他者”身份——崛起國以他者的身份審視現有秩序並決(jue) 定暫時接受或奮起改變。崛起國與(yu) 守成國相互感受到對方的威脅，從(cong) 本質上並非滿意與(yu) 否的表層態度表達或是否修正的暫時行為(wei) 方式，而是來自這些態度和行為(wei) 背後的身份，即“誰”在表達態度和實施行為(wei) 。作為(wei) “我們(men) ”的現有秩序的核心成員表達不滿和進行修正，或作為(wei) 他者的崛起國表達滿意與(yu) 接受秩序，即使兩(liang) 者具有相等的實力，守成國仍然會(hui) 認為(wei) 威脅來自滿意而恭順的後者而非不滿而尋求改變的前者。所有關(guan) 於(yu) 安全困境、“修昔底德陷阱”、誤解與(yu) 誤讀等問題的討論歸根結底在於(yu) 一個(ge) 問題，即崛起國是否必然成為(wei) 現有體(ti) 係的他者。即使崛起國有成為(wei) 他者的傾(qing) 向，這種傾(qing) 向是否能夠通過崛起國主動的努力而實現將自身身份嵌入主導體(ti) 係?

　　“嵌入”概念源自政治經濟學家卡爾·波蘭(lan) 尼(Karlpolany)。波蘭(lan) 尼使用這一概念表達了矛盾雙方共存的一種狀態，強調市場與(yu) 社會(hui) 的互為(wei) 他者———市場具有無邊際擴張的天然驅動，需要衝(chong) 破社會(hui) 對市場的限製將一切商品化、將效率置於(yu) 一切價(jia) 值之上;社會(hui) 則需要防止市場擴張對社會(hui) 秩序和價(jia) 值的破壞、將市場的效率排序於(yu) 社會(hui) 價(jia) 值之後，阻止人和自然的物化和商品化。嵌入要求市場自律其擴張的邊界，主動限製其對社會(hui) 價(jia) 值的侵犯，從(cong) 而避免引起社會(hui) 反彈。然而在波蘭(lan) 尼的“雙重運動”中，市場始終具有脫嵌的傾(qing) 向，其與(yu) 社會(hui) 互為(wei) 他者的身份一直存在，波蘭(lan) 尼也無意探討如何嵌入的問題。而社會(hui) 與(yu) 市場是否能夠找到解決(jue) 他者身份問題的路徑，更多是在實證觀察中得到啟發。例如，彼得·埃文斯(Peter B. Evans)在解釋“東(dong) 亞(ya) 奇跡”時提出著名的“嵌入式自主(embeddedautonomy)”，將東(dong) 亞(ya) 發展型國家的成功歸因於(yu) 東(dong) 亞(ya) 以特有的方式實現了嵌入———社會(hui) 政治與(yu) 市場在相互塑造中解決(jue) 了互為(wei) 他者的問題，市場造就了更為(wei) 有力的政府和社會(hui) 秩序(發展型國家)，而政治和社會(hui) 秩序塑造了東(dong) 亞(ya) 資本主義(yi) 的形態特征。

　　在大國崛起問題上，有學者使用嵌入這一概念以解讀中國如何采用新興(xing) 國家集體(ti) 崛起的新型崛起方式。然而其含義(yi) 建立在崛起國相對現有體(ti) 係的他者身份基礎上，並強調如何在崛起過程中保持“集體(ti) 他者”的狀態，以避免既脫離目前的集體(ti) 身份又仍然被體(ti) 係主導國視為(wei) 他者的尷尬境地。在此語境下，嵌入和脫嵌均相對於(yu) 邊緣體(ti) 係而非中心體(ti) 係而言，這其實與(yu) “修昔底德陷阱”式崛起路徑並無差異。

　　本文所言及的嵌入式崛起中的“嵌入”則是指崛起國嵌入主導國所領導的國際秩序，首先從(cong) 身份認同上解決(jue) 相對於(yu) 現有體(ti) 係的他者身份，進而積極尋找崛起機會(hui) 與(yu) 空間。所謂嵌入，不僅(jin) 指崛起國在結構意義(yi) 上處於(yu) 體(ti) 係之中，而且意味著崛起國在規範、規則和製度等方麵都認同現有國際秩序，並在發展進程中保持與(yu) 其的共生關(guan) 係。此處我們(men) 無法探討這一身份是否永遠真實不變，嵌入的實質在於(yu) 主導國認同該崛起國為(wei) “我們(men) ”的一員。在認同的前提下，崛起國可以在各種議題上表現不滿、異議並試圖改變，但這些態度和行為(wei) 都不構成脫嵌的危險。當其推行的價(jia) 值體(ti) 係及製度表現出大幅度超越(相異於(yu) )現有的主導體(ti) 係時，則他者的影像即會(hui) 出現，盡管這不同於(yu) 完全異類的他者，但仍給其帶來脫嵌的危險。嵌入式崛起是以身份認同的嵌入以弭平“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國不以國際秩序的他者身份從(cong) 主導價(jia) 值和製度體(ti) 係的外部向內(nei) 部成長，而是以“我們(men) ”的身份實現體(ti) 係內(nei) 部由下至上的成長;崛起國不僅(jin) 不追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而且尋求維持、完善和推進現有秩序的規範基礎，進而代表現有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崛起之路是在刻意選擇和保持嵌入的前提下進行的。聯邦德國成立之初，國家主權喪(sang) 失、領土分裂，沒有自主活動的權利和外交空間，然而就在這一起點上德國成功實現了國家統一和崛起。德國崛起的路徑是選擇嵌入西方，首先使自己成為(wei) 西方國家的一員，以發起歐洲一體(ti) 化和加入北約組織為(wei) 標誌，將自身牢牢鎖定在美國主導的西方同盟體(ti) 係中。在此基礎上，德國通過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複合，以與(yu) 他國協調的方式獲取自身利益，在經濟和政治兩(liang) 個(ge) 方麵以歐洲和大西洋團結的名義(yi) 提出自身的要求。

　　德國加入西方的深刻意義(yi) 還在於(yu) 這不僅(jin) 是彼時地緣政治條件下的外交戰略選擇，而且意味著德國民族文化認同的“雙重拒絕”——拒絕德國的過去和拒絕東(dong) 方。曆史上德國的民族文化認同並不屬於(yu) 西方，其眼中的“西方”是秉承羅馬傳(chuan) 統的法國和英國，後來也包括美國。在德意誌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中，西方甚至是作為(wei) 其加強自我民族認同的對立麵而存在的，在發展道路上德國更強調“德意誌特殊道路”。早在20世紀30年代，德國社會(hui) 學家赫爾穆特·普萊斯納(Helmuth Plessner)就提出，德國民族文化認同的“特殊意識”來源於(yu) 德國是晚於(yu) 其他西方國家的後起國家，“德意誌民族意味著與(yu) 土地、故鄉(xiang) 和古老習(xi) 俗的聯係。就這點而言，它對所有藝術的、文明開化的事物都是陌生的”。他認為(wei) ，德國把“凡是羅馬的都當作民族之外的和對民族有害的而加以排斥”。所以羅馬(西方)代表威脅日耳曼人及其個(ge) 性觀念和社會(hui) 秩序觀念的一切東(dong) 西。曆史上的德意誌帝國都將自己的文化屬性定位為(wei) 位於(yu) “歐洲中部、麵向東(dong) 方”的帝國，文化地理特性決(jue) 定了德意誌帝國對東(dong) 歐地區具有文化吸引力。

　　在聯邦德國成立之初的道路選擇上，並非所有的政治精英都讚同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推行的“嵌入西方”。例如，著名政治家雅科布·凱澤爾(Jakob Kaiser)就與(yu) 阿登納針鋒相對，提出“橋梁”方案，主張未來德國應該超脫於(yu) 以美國為(wei) 首的西方集團和以蘇聯為(wei) 首的東(dong) 方集團，在東(dong) 西方之間發揮橋梁作用。針對聯邦德國加入北約的前景，蘇聯也提出使德國中立化的方案。德國的立場在1952年東(dong) 西方之間的“照會(hui) 戰”中極其重要。阿登納對此極具先見之明，他深刻認識到地緣政治條件決(jue) 定了德國除了走融入西方聯盟的道路外沒有別的前途，此處的融入本質上是身份認同的嵌入，德國隻有在贏得西方國家的真正信任之後，才能獲得外交上的自主活動空間。阿登納堅定地選擇西方，其外交最大的成功之處也在於(yu) 令德國嵌入西方的進程不可逆轉，以“綁手”策略成功地讓這一身份轉變具有高度的可信性，使得西方將這一“外來者”視為(wei) “我們(men) ”的一員。雖然加入西方多邊主義(yi) 製度起初對於(yu) 阿登納來說更多是手段而非目的，但是嵌入西方的成功不僅(jin) 給德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促進了德國與(yu) 西方國家之間的政治合作，強化了德國的西方認同。在歐洲一體(ti) 化進程中，德國不僅(jin) 從(cong) 戰敗國身份轉變為(wei) “歐洲的德國”，而且德國人也開始希望成為(wei) “好的歐洲人”。與(yu) 此同時，德國強化其跨大西洋安全共同體(ti) 成員的身份並與(yu) 美國結盟。歐洲和西方認同最終成為(wei)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國家認同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後，隨著德國影響力的增強，它還以西方自由國際秩序的“衛道者”自居，以推進歐洲一體(ti) 化為(wei) 基礎力圖在塑造國際秩序方麵發揮領導作用。德國的成功嵌入正體(ti) 現在如今人們(men) 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忘記了德國的非西方屬性，甚至認為(wei) 德國是“天然”的西方國家。

　　由此可見，德國的嵌入是與(yu) 主導國及其體(ti) 係的“我們(men) ”身份的主動構建和刻意選擇，這有別於(yu)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崛起。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長期強調其新大陸的共和國身份，將“腐朽的舊世界”中的歐洲列強視為(wei) 他者。美國政治精英的主流觀點是，歐洲國家的外交理念和方式都是不正義(yi) 和不道德的。因此美國的崛起盡管實現了與(yu) 守成國之間的權力和平轉移，但其崛起方式和進程並非嵌入式，美國在身份認同上不僅(jin) 異於(yu) 主導國，而且認為(wei) 自己代表更加先進的文化。德國的嵌入式崛起也有別於(yu)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後者除高度認同美國主導的西方自由主義(yi) 國際秩序外並無選擇餘(yu) 地，也無力塑造現有秩序，其身份認同是跟隨主導國的前提，而非實現崛起的前提。

　　(二)“塑造性大國”的崛起：追求和發揮“塑造性權力”

　　國家的崛起是一個(ge) 追求權力及與(yu) 之相稱的國際角色和地位的過程。對於(yu) “修昔底德陷阱”的傳(chuan) 統討論將國家崛起等同於(yu) 對強製性權力和霸權地位的追求。而在德國嵌入式崛起中，嵌入的前提決(jue) 定了德國崛起的方式和路徑是追求塑造性權力，憑借其與(yu) 現有主導國共享但又有所超越的價(jia) 值、理念和製度塑造國際秩序，實現其全球影響力的發揮，同時運用規範和製度框架限製主導國的政策選項，從(cong) 而克服自身在硬實力(尤其是軍(jun) 事實力)維度上的天然缺陷。

　　塑造性權力指的是一國在與(yu) 他國的互動中能夠發揮影響力以左右他國的外交決(jue) 策和行為(wei) 選項，作用的根本對象是對方的行為(wei) 偏好，具體(ti) 機製是使其越來越接近塑造者的認知和立場，以至於(yu) 對方在采取行動時往往感到行為(wei) 是出於(yu) 自願而非受到脅迫或強製。塑造性權力與(yu) 強製性權力不同，後者被定義(yi) 為(wei) 在“違背本身意願”前提下對行為(wei) 的改變，“即甲靠權力使乙去做他本來不願意做的事”。實際上，塑造性權力一定程度上類似於(yu) 軟權力，按照約瑟夫·奈(Joseph S. Nye)的說法，“軟權力是一個(ge) 國家的文化與(yu) 意識形態所產(chan) 生的吸引力，它通過吸引力而非強製力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wei) ，並獲得理想的結果”。但塑造性權力與(yu) 軟權力又存在重要差別：軟權力主要基於(yu) 吸引力;塑造性權力所依據的除了文化、意識形態等吸引力之外，更多的還是基於(yu) 對規範和規則的強調，並涉及價(jia) 值和規範的內(nei) 化過程，從(cong) 而為(wei) 行為(wei) 設置選項框架(framing)。在權力的具體(ti) 發揮上，塑造性權力主要通過說服、協調等政治外交手段，注重在國際製度和國家行為(wei) 互動中主動設置議題、引領規範傳(chuan) 播和製定規則，特別是強化多邊國際製度，以達到塑造和規製他國的行為(wei) 偏好和政策選項的目的。

　　塑造性權力也是德國政府官方文件中所宣稱的要積極培育和發揮的一種權力。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崛起之路，雖然成功嵌入西方體(ti) 係，但德國對戰後國際秩序的潛在衝(chong) 擊卻一直存在：德國分裂是東(dong) 西對抗的國際秩序所造成的，德國從(cong) 未放棄統一的目標，這就意味著德國將改變現有秩序。一國試圖改變現有秩序從(cong) 來都是危險的，但阿登納政府及其後曆屆德國政府均采取了塑造現有秩序的策略，以迂回、漸進的方式減小國際體(ti) 係對德國的束縛。在推動歐洲一體(ti) 化進程中，德國認同法國的政治領導，但讓自己扮演“思想領導者(Ideegeber)”的角色，在西方國家中率先倡導“後民族國家”或“後現代”理念，主動向多邊機構讓渡主權，發揮了塑造歐洲秩序的獨特作用。在冷戰時期，德國外交是促進東(dong) 西方和解與(yu) 緩和的榜樣，德國倡議歐安會(hui) 進程、推動美蘇在20世紀80年代的對話，成為(wei) 歐洲緩和政策的先行者。最重要的是，國際秩序趨於(yu) 緩和與(yu) 冷戰鐵幕的鬆動反過來也為(wei) 德國最終實現統一創造了前提。

　　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體(ti) 係發生了一個(ge) 重大變化，即國際製度和規範的廣泛建立並構成密集而無所不包的國際製度網絡，以至於(yu) 在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ti) 係解體(ti) 時，出現了在霸權缺位的情況下依靠國際製度運轉的國際秩序。製度化和規範化的國際關(guan) 係為(wei)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大國崛起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即在崛起進程中對權力的追求和影響力的發揮可以通過對製度和規範的貢獻與(yu) 塑造實現，從(cong) 而創造成長空間、突破體(ti) 係限製以及提升國際影響力和地位。

　　德國追求和發揮塑造性權力的基礎首先在於(yu) 它一直堅持所謂“文明國家”外交理念，努力做國際社會(hui) 的“優(you) 等生”。長期以來，在西方大國中德國所體(ti) 現的“文明國家”特性最為(wei) 發達，這不僅(jin) 給德國帶來良好的聲譽，也為(wei) 統一後的德國發揮塑造性權力提供了前提。基於(yu) 特殊的曆史反省經曆和戰後德國的政治文化，德國外交強調摒棄傳(chuan) 統的實力政治和強權政治原則，致力推動國際關(guan) 係的文明化和法治化，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優(you) 先奉行合作主義(yi) 和多邊主義(yi) ，盡量不使用軍(jun) 事手段。這種規範已經融入聯邦德國的法律體(ti) 係，1949年創製的《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基本法》(又稱《波恩憲法》)規定：“德國可以經由簡單的法律規定將民族國家主權權利讓渡於(yu) 國家之間成立的國際機構。國際法的一般規則也是聯邦德國法律的組成部分，而且優(you) 先於(yu) 國內(nei) 各項法律，並直接產(chan) 生聯邦領土上的居民權利和義(yi) 務。”在此基礎上，德國提倡積極的多邊主義(yi) 外交戰略，質疑一切非多邊主義(yi) 外交行為(wei) ，尤其是強烈反對脫離國際組織框架和違反國際規範的行為(wei) 。德國的多邊主義(yi) 外交包含了很強的規範性因素，它將自身定位為(wei) 全球性的規範性多邊主義(yi) 推動者。德國由此成功將自國家建立以來其主權受限的“短板”轉化成了進一步發揮塑造性權力的優(you) 勢。在積極推動和領導歐洲一體(ti) 化的製度創建和規範引領方麵，德國做出超越美、英、法等國的製度建設能力的成就，使歐洲成為(wei) 世界的規範性引領，通過強化歐盟的規範性權力獲取塑造性權力。正如伊恩·曼納斯(Ian Manners)指出的，歐盟在國際關(guan) 係中享有獨特的規範性權力，它通過思想和觀念的力量塑造其他行為(wei) 體(ti) 的價(jia) 值觀，靠規範本身來完成原本需要軍(jun) 事力量或者經濟動機來實現的目標。

　　德國在崛起過程中要發揮全球影響力，明確將自身定位為(wei) “塑造性大國(shapingpower)”。2015年2月，德國外交部發布的《2014年德國外交政策回顧：危機、秩序與(yu) 歐洲》專(zhuan) 題報告對德國的世界政治角色進行了重新定義(yi) ，提出要擔當國際秩序的塑造性大國。為(wei) 此，德國規劃了三個(ge) 政策優(you) 先目標：一是以歐洲一體(ti) 化為(wei) 核心，嵌入國際秩序並發揮德國的影響力;二是積極維護開放和基於(yu) 規則的國際秩序;三是積極參與(yu) 歐洲內(nei) 部和歐洲以外的國際安全危機管理。這份報告堪稱新時期德國的大國崛起宣言，集中體(ti) 現了德國的崛起之路就是通過追求塑造性權力成為(wei) 全球塑造性大國。

　　三、德國“嵌入式崛起”的困境

　　雖然德國的實踐表明嵌入式崛起是一條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式崛起的可行道路，但並非可以解決(jue) 所有問題的“萬(wan) 金油”。嵌入式崛起的主要優(you) 勢在於(yu) 利用和擴展現有體(ti) 係中的空間實現國家成長以及避免脫嵌帶來的高烈度後果。崛起是一個(ge) 不斷克服和衝(chong) 破體(ti) 係限製與(yu) 束縛的過程，無論這個(ge) 過程如何漸進、無論采取的策略是如何悄無聲息，當到達某一個(ge) 階段時或進入某些領域後，就有可能引起體(ti) 係不同尋常的反推效應。正如嵌入的標誌是指崛起國在價(jia) 值和規範的維度上維持與(yu) 主導國及其領導集團的“我們(men) ”的身份，而脫嵌則是其國際秩序理念在價(jia) 值與(yu) 規範維度上與(yu) 主導國的理念產(chan) 生矛盾，從(cong) 而顯現出他者的影像(image)。此時，嵌入式崛起將麵臨(lin) 兩(liang) 難：要麽(me) 保持嵌入的身份認同而放棄對塑造性權力的追求，即崛起讓位於(yu) 嵌入;要麽(me) 堅持用不同的價(jia) 值和規範來塑造秩序並堅持扮演“塑造性大國”的角色而成為(wei) 現有體(ti) 係的他者，即崛起壓倒嵌入。

　　德國在全球安全領域追求嵌入式崛起就麵臨(lin) 這樣的困境。統一之後，德國就開始追求成為(wei) 全球安全領域的“塑造性大國”。然而，現有主導國的全球安全秩序觀主要奉行強製性權力和單邊主義(yi) ，價(jia) 值與(yu) 規範僅(jin) 居次要地位。無法成為(wei) 軍(jun) 事強國的德國如果完全認同這樣的安全秩序觀，將無法通過追求塑造性權力在全球安全事務中發揮大國影響力。與(yu) 此同時，在不成為(wei) 軍(jun) 事大國的前提下，德國在全球安全領域的崛起則必須強調和推行規範、規則和製度以及否定基於(yu) 武力和強製的現有安全秩序管理機製。這樣一來，德國在安全秩序觀上將不得不直接表達與(yu) 主導國實際奉行的實力政治和單邊主義(yi) 相悖的立場，投射出他者影像，帶來脫嵌的危險。因此，德國雖然在全球安全領域小心翼翼地平衡崛起與(yu) 嵌入之間的關(guan) 係，但也僅(jin) 能維持兩(liang) 者的動態平衡而無法徹底解決(jue) 這一困境。在有些時候，德國為(wei) 了保持與(yu) 其他西方大國的一致，會(hui) 在規範性上自動“倒退”而放棄發揮塑造性權力;而在另一些時候，德國可能冒著脫嵌風險執意發揮塑造性權力並導致現有秩序主導國及其他大國的集體(ti) 壓製，最終既未能成功扮演“塑造性大國”角色，又顯現出他者影像而有損於(yu) 其對嵌入穩定性的維持。

　　統一以後的德國追求全球安全領域的大國地位首先表現在謀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hui) (簡稱“聯合國安理會(hui) ”)常任理事國(P5)席位上。聯合國安理會(hui) 是當今國際體(ti) 係中集體(ti) 安全製度的核心，常任理事國是法理意義(yi) 上的全球安全大國;沒有成為(wei) 全球集體(ti) 安全機製的核心成員，德國的大國地位就存在重要不足。2003年伊拉克戰爭(zheng) 之後，隨著國際社會(hui) 要求改革聯合國安理會(hui) 的呼聲達到高潮，德國與(yu) 日本、印度、巴西組成了“四國集團”，決(jue) 意通過“捆綁”和“共進退”的方式謀求常任理事國席位。這是德國迄今為(wei) 止最接近“入常”的一次努力，然而“四國集團”的衝(chong) 刺以失敗告終，此後德國通過推動聯合國安理會(hui) 改革謀求常任理事國席位的計劃幾乎處於(yu) 無限期擱置狀態。德國在法理意義(yi) 上的崛起因而無法實現。即便如此，德國希望在全球安全領域發揮塑造性權力的訴求極為(wei) 堅定，它此後選擇了“不在其位也要謀其政”的方式，即雖然不是聯合國安理會(hui) 常任理事國，也要著力發揮“第六常”的作用。在實踐中，德國的行動體(ti) 現為(wei) 積極參與(yu) 全球安全危機管理的大國外交，在伊朗核危機、利比亞(ya) 危機和烏(wu) 克蘭(lan) 危機等危機應對中積極作為(wei) ，希望發揮領導作用。然而，德國的外交努力在這些危機管理事件中表現出來的卻非“行雲(yun) 流水”，而是與(yu) 現有國際體(ti) 係之間形成尷尬的推拉(push-pull)關(guan) 係，集中體(ti) 現了嵌入式崛起本身所蘊含的邏輯矛盾與(yu) 現實困境。

　　(一)伊朗核危機：保嵌入而棄崛起

　　2003年6月伊朗核危機爆發，為(wei) 應對危機，法國邀請德國和英國一起同伊朗開啟談判，意圖在沒有美國參與(yu) 的情況下發揮歐盟三國的影響力。德國也希望通過在伊朗核問題解決(jue) 上發揮作用，向國際社會(hui) 傳(chuan) 遞明確信號：德國願意且有資源像世界其他大國一樣在國際安全領域擔負責任。德國全程積極參與(yu) 了長達12年的伊朗核問題談判，在第一階段談判(歐盟三國與(yu) 伊朗)中成功運用塑造性權力，限製了美國、英國和法國等國家的軍(jun) 事手段選項，也使自身在第二階段談判(聯合國安理會(hui) P5+1)中獲得與(yu) 聯合國安理會(hui) 常任理事國相同的談判地位。然而，當美國和法國堅持使用強製性權力時，德國的塑造性權力難以發揮，不得不以犧牲“德國—伊朗特殊關(guan) 係”來與(yu) 西方保持一致，以避免脫嵌危險，同時也失去了塑造的空間和能力。

　　在整個(ge) 談判過程中，德國想要在全球安全領域崛起的意願十分強烈。德國首先以訴諸規範的方式運用塑造性權力說服英法兩(liang) 國，將“文明國家”外交理念嵌入歐盟共同外交與(yu) 安全政策的框架以塑造歐盟外交的共同規範，在此基礎上排除了以武力作為(wei) 解決(jue) 伊朗核問題的政策選項。在議題設置上，德國也成功將軍(jun) 事選項排除在外，將和平解決(jue) 伊朗核問題作為(wei) 各方都接受的基礎方案來進行討論。麵對伊朗，德國力圖利用自身的棄核“先行者”經驗和參加核不擴散機製的經曆勸說其以放棄核武計劃換取經濟發展機會(hui) 。

　　在塑造規範的基礎上，德國積極主動塑造談判框架，在機製上強調進一步發揮歐盟機構的作用，以使歐盟三國的外交行動更具合法性。因此，德法英三國在2004年中期即邀請歐盟高級外交代表哈維爾·索拉納(Javier Solanade Madariaga)加入談判。對於(yu) 德國來說，加強談判的歐盟特性又有著特殊意義(yi) ，因為(wei) 這樣一來，德國與(yu) 英法兩(liang) 國的合作就嵌入了歐盟機製中，此後在伊朗核問題談判發展成“聯合國安理會(hui) P5+1”階段時，德國始終將“P5+1”解讀為(wei) “歐盟三國+3”，突出了嵌入現有西方安全機製的意願。

　　然而，在第二階段談判中德國塑造性權力的發揮顯現出很大局限性。隨著歐盟三國方案無法解決(jue) 伊朗核問題，美國開始主導談判，充分彰顯了其作為(wei) 國際體(ti) 係主導國所擁有的強製性權力，對德國發揮塑造性權力構成直接衝(chong) 擊。美國從(cong) 一開始就對歐盟三國的“懷柔”持懷疑態度，主張以武力或單邊製裁的方式製止伊朗的核計劃。在第一階段談判於(yu) 2005年陷入僵局之後，美國開始向歐盟三國施加更大的壓力，要求它們(men) 支持在聯合國框架下對伊朗的經濟製裁。美國還力主對伊朗實施更加嚴(yan) 厲的單邊製裁，認為(wei) 隻有如此才能迫使伊朗就範。德國秉承規範性多邊主義(yi) 原則，同意將伊朗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hui) 審議，但反對美國所主張的多邊製裁之外的單邊製裁。德國國內(nei) 很多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戰略界人士對伊朗表示同情，他們(men) 並不認為(wei) 伊朗的核計劃對德國和歐洲安全造成了威脅，相信伊朗核危機其實是美國一手造成的。

　　在美國持續施壓以及法英兩(liang) 國都支持美國的情況下，堅持己見的德國站到了美國治下的安全秩序的對立麵，為(wei) 避免孤立而麵臨(lin) “脫嵌”危險，德國不得不改變立場。2008年3月，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以色列議會(hui) 發表公開演講，極其強硬地批評了伊朗核計劃，還特別指責了伊朗的人權問題。這與(yu) 此前德國官員的表態明顯不同，也正是在當月，德英法三國在聯合國安理會(hui) 推動通過了對伊朗強硬的第1803號決(jue) 議。此後，在國際原子能機構2010年發布報告指出伊朗正在試圖開發核武器之後，德國明確支持歐盟對伊朗實施單邊製裁。以此為(wei) 標誌，德國徹底轉變了與(yu) 伊朗進行“建設性對話”或“批評性接觸”的政策主張。不僅(jin) 如此，德國還說服意大利、瑞典和芬蘭(lan) 等原本不願對伊朗實施單邊製裁的國家與(yu) 其一起支持美國。正是由於(yu) 德國的立場轉變，歐盟成員國外交部部長和國防部部長在2011年12月發表聯合聲明，表明歐盟將擴大對伊朗製裁的範圍，並於(yu) 2012年1月生效。

　　為(wei) 了避免脫嵌的危險、保持與(yu) 美國領導下的西方具有一致性的“我們(men) ”整體(ti) ，德國付出了犧牲“德國—伊朗特殊關(guan) 係”的巨大代價(jia) 。伊朗長期以來在德國的中東(dong) 政策中居於(yu) 核心地位，是德國中東(dong) 戰略的支點。在伊朗核危機爆發之前，德國一直是與(yu) 伊朗關(guan) 係最為(wei) 密切的西方國家。德伊兩(liang) 國合作的曆史甚至可以上溯到20世紀20年代，當時的伊朗在德國的幫助下建立了現代化工業(ye) 體(ti) 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聯邦德國與(yu) 伊朗保持了密切的經濟往來，德國也是在伊朗爆發伊斯蘭(lan) 革命之後唯一與(yu) 之繼續保持友好雙邊關(guan) 係的西方國家，1957-2012年德國一直是伊朗最大的貿易夥(huo) 伴。

　　總而言之，在伊核危機管理進程中德國為(wei) 了防止脫嵌抑製了自身的崛起勢頭，但其參與(yu) 伊朗核問題談判也有重要收獲：即借機改變了此前隻能以“支票外交”方式參與(yu) 全球安全危機管理的尷尬地位。此次通過發揮塑造性權力，德國終於(yu) 能夠像聯合國安理會(hui) 常任理事國一樣發揮大國作用，為(wei) 自身尋求事實上的嵌入式崛起開辟了路徑。

　　(二)利比亞(ya) 危機：崛起中的脫嵌危險

　　利比亞(ya) 危機爆發之時恰逢德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hui) 輪值國(2011-1012年)，德國希望在應對危機的國際外交行動中發揮領導作用，但由於(yu) 崛起的意願和行動過於(yu) 強烈，導致其被西方排斥和孤立，甚至一時從(cong) 西方體(ti) 係中脫嵌，最終淪為(wei) 西方國家中的最大“輸家”。這體(ti) 現了德國即使脫嵌也無法崛起的尷尬現實，同時也表明了在德國的嵌入式崛起中，嵌入始終是崛起的前提。

　　在利比亞(ya) 危機爆發之初，德國發揮塑造性權力主要表現在以西方價(jia) 值和規範的維護者自居，率先設置議題。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hui) 中，德國支持了停止利比亞(ya) 成員資格的決(jue) 議。作為(wei) 聯合國安理會(hui) 輪值國，德國積極推動通過第1970號決(jue) 議，對卡紮菲政權實施嚴(yan) 厲製裁。在安理會(hui) 的發言中，德國常駐代表強烈主張由國際刑事法庭對利比亞(ya) 當局進行審判。

　　然而，由於(yu) 德國在2011年3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hui) 第1973號決(jue) 議表決(jue) 中投了棄權票，反對授權北約設置禁飛區以武裝幹涉利比亞(ya) ，它在西方國家中突然陷入空前孤立。輿論甚至稱這是德國對盟國的背叛，因為(wei) 德國沒有與(yu) 其最重要的傳(chuan) 統西方盟友美國、英國和法國保持一致，卻同俄羅斯、中國等站在一起。德國的行動在其戰後外交史上前所未有，聯合國中的西方外交官普遍對此表示驚詫，德國國內(nei) 輿論也一片嘩然，很多德國國際關(guan) 係學者和外交智囊甚至將這稱為(wei) 德國外交的一場“災難”。就實際效果來看，棄權極大地損害了德國在北約組織中的影響力，此後德國不得不付出大量努力以重新贏得盟國信任。可以說，德國此次在聯合國安理會(hui) 的“出頭”行為(wei) 非常不明智地導致了自身從(cong) 西方盟國體(ti) 係中脫嵌。脫嵌的首要原因是德國塑造性權力發揮的基礎———它所宣稱和推廣的規範原則之間相互矛盾和難以自洽。在利比亞(ya) 問題上，德國一直強調“保護的責任”和“不使用武力幹涉主權國家”兩(liang) 個(ge) 基本規範，但這兩(liang) 個(ge) 規範本身卻是相互衝(chong) 突和抵觸的：一方麵，德國站在西方道義(yi) 製高點上宣稱保護人權，實施“保護的責任”，就必須要推翻卡紮菲政權;另一方麵，德國又堅持不使用武力的原則，而在當時的情況下，西方不使用武力幹涉是無法推翻卡紮菲政權的。

　　盡管德國想通過發揮塑造性權力積極發揮領導作用，但是作為(wei) 在國際安全領域具有強大傳(chuan) 統實力的主導力量——美法英三國卻有意孤立德國，因而製約了德國塑造性權力的發揮。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尤為(wei) 不願看到德國在國際安全領域發揮大國作用。就在利比亞(ya) 危機爆發前不久，在法國的倡議下，法英兩(liang) 國於(yu) 2010年11月2日在倫(lun) 敦簽署了兩(liang) 份為(wei) 期50年的戰略與(yu) 防務合作條約。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兩(liang) 國曆史上還是首次，標誌著兩(liang) 國軍(jun) 事與(yu) 戰略合作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加強。法國和英國完全將德國排除在防務合作外，其目的是在國際安全領域進一步邊緣化德國，以平衡歐洲主權債(zhai) 務危機爆發後德國在經濟領域所顯示出的優(you) 勢。在聯合國安理會(hui) 通過第1970號決(jue) 議的當天，薩科齊即任命阿蘭(lan) ·朱佩(Alain Marie Juppé)接替親(qin) 近卡紮菲的米謝勒·阿利奧—馬裏(Michele Alliot-Marie)擔任外交部部長，大幅改變了此前支持卡紮菲政府的政策。法國與(yu) 英國一起積極推動在聯合國安理會(hui) 通過第二個(ge) 針對利比亞(ya) 問題的決(jue) 議，要求聯合國授權對利比亞(ya) 反對派進行軍(jun) 事支持，以實現推翻卡紮菲政權的目標。幾乎與(yu) 此同時，法國情報人員和特種部隊也秘密潛入利比亞(ya) 支持反對派軍(jun) 事武裝。以此為(wei) 標誌，法英兩(liang) 國不僅(jin) 將軍(jun) 事幹預提上議程，而且在行動上搶先付諸實施。這與(yu) 德國所強調的對利比亞(ya) 實施嚴(yan) 厲製裁但不進行軍(jun) 事幹預的主張產(chan) 生了矛盾，雖然德國的立場在歐盟內(nei) 部不乏支持，但法英很快在議題設置上壓倒德國，獲得西方主流輿論的支持。

　　法英兩(liang) 國的聯手行動並未與(yu) 德國溝通協商，默克爾和時任德國外交部部長基多·韋斯特韋勒(GuidoWesterwelle)更是不止一次公開表示不滿。在聯合國第1973號決(jue) 議通過之後，薩科齊動員大量外交資源力主不將利比亞(ya) 軍(jun) 事行動的指揮權移交北約，而是由法國來指揮。法國還建立了自身領導下的利比亞(ya) 問題指導委員會(hui) ，吸納利比亞(ya) 行動各方以及非盟和阿盟參與(yu) 。德國則極力反對法國的做法，兩(liang) 國的分歧隨之公開化，凸顯出德國的塑造性權力與(yu) 傳(chuan) 統主導國法英兩(liang) 國的強製性權力之間的衝(chong) 突。特別是當美國明確表態支持法英之後，德國的塑造性權力就基本難有發揮空間。起初，奧巴馬政府尚未做出以軍(jun) 事手段支持利比亞(ya) 反對派的決(jue) 定。在2011年3月10日召開的北約國防部長會(hui) 議上，美國還對英法設置禁飛區的提議表示反對。在此背景下，德國認為(wei) 自己在西方國家中並不孤單。在3月11日於(yu) 布魯塞爾召開的歐盟緊急首腦峰會(hui) 上，德國以無聯合國授權不得軍(jun) 事幹涉利比亞(ya) 為(wei) 由勸說大部分歐盟國家反對英法設置禁飛區的提議。3月15日，美國突然改變立場，轉而支持英法提議並對利比亞(ya) 動武。在此之前美國沒有與(yu) 德國進行溝通，直到聯合國安理會(hui) 投票表決(jue) 前夕德國都未能了解到美國和阿盟的政策轉變。2011年3月16日，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蘇珊·賴斯(Susan Rice)表示必須軍(jun) 事幹預利比亞(ya) ，德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顯然對此毫無思想準備，隻得坦言“這不是德國所理解的可以簽字的決(jue) 議”。

　　德國針對利比亞(ya) 危機的外交行動顯示出其錯誤地估計了自己所擁有的塑造性權力資源，不明智地強行“出頭”，特別是德國所強調的規範和價(jia) 值體(ti) 係基礎相互抵觸，最終導致其從(cong) 西方盟國體(ti) 係中暫時脫嵌，此後德國在西方應對利比亞(ya) 危機的進程中完全被邊緣化。德國在國際安全領域挑戰英法領導權的努力以失敗告終。利比亞(ya) 危機顯示出一旦脫嵌於(yu) 西方體(ti) 係，德國就無法發揮其塑造性權力。

　　四、德國如何克服“嵌入式崛起”困境

　　嵌入式崛起的困境是否能夠得到克服是一個(ge) 開放性問題。德國在烏(wu) 克蘭(lan) 危機管理中的表現提供了一種思路，即創建非正式多邊機製與(yu) 現有體(ti) 係進行連接，從(cong) 而獲得更大的行動空間。在應對烏(wu) 克蘭(lan) 危機的外交行動中，德國擔當了歐盟和西方領導者的角色：雖然強調規範性的多邊主義(yi) ，但是在歐盟體(ti) 係中德國並未利用共同外交與(yu) 安全政策機製;在西方聯盟體(ti) 係中，德國也沒有呼籲和強化北約的介入。在這些正式機製之外，德國發起了非正式多邊談判機製“諾曼底格式(Normandy format)”，以德法合作對外代表歐盟，在這一非正式機製中德國獲得了更多靈活性和斡旋空間，有效塑造了談判進程。同時，德國還激活了歐洲安全與(yu) 合作組織(OSCE，下文簡稱“歐安組織”)的危機管理機製，利用歐安組織在合法性和規範上的權威地位為(wei) 德國發揮塑造性權力加固基礎。由此，德國不僅(jin) 成功發揮了塑造性權力，還保持了對現有體(ti) 係的嵌入。但就其本質而言，德國之所以能在烏(wu) 克蘭(lan) 危機中將嵌入與(yu) 崛起成功結合，源於(yu) 其塑造性權力的發揮對主導國應對國際安全危機起到了“出奇製勝”的協助作用。

　　烏(wu) 克蘭(lan) 危機爆發之時恰逢默克爾領導的新一屆德國大聯合政府上台，新政府宣稱要積極參與(yu) 構建國際秩序並為(wei) 解決(jue) 危機和衝(chong) 突做出貢獻。以2014年1月底召開的第50屆慕尼黑安全會(hui) 議上德國總統、外交部部長和國防部部長的演講為(wei) 標誌，德國前所未有地明確宣示“大國雄心”，準備實施積極有為(wei) 的外交政策和更多參與(yu) 國際事務，表示“德國必須時刻準備，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更早、更果斷且更具實質性地投入”。德國高調表示要積極主動管理烏(wu) 克蘭(lan) 危機並承擔更多領導責任，其原因除了烏(wu) 克蘭(lan) 危機與(yu) 德國的地緣政治和安全利益具有重要關(guan) 聯性之外，還緣於(yu) 德國經濟在應對歐洲主權債(zhai) 務危機中一枝獨秀，德國具備將經濟維度上的領導權轉化為(wei) 政治安全領域領導權的更多意願和能力。

　　在應對烏(wu) 克蘭(lan) 危機的過程中，德國得以成功發揮塑造性權力，最主要原因是在價(jia) 值和規範層次上與(yu) 其他西方國家具有高度共識。它們(men) 都認為(wei) 俄羅斯兼並克裏米亞(ya) 和介入烏(wu) 克蘭(lan) 東(dong) 部武裝衝(chong) 突違反了國際法規範，以武力行動改變歐洲國家之間的邊界挑戰了歐洲安全秩序，踐踏了烏(wu) 克蘭(lan) 的國家主權。因此它們(men) 強調俄羅斯的行為(wei) 不可接受，西方必須做出反應，德國在歐盟和北約都領導了西方對俄羅斯的政治譴責和經濟製裁行動。值得注意的是，德國起初不同意對俄羅斯進行製裁，除擔心激化局勢以外，還因為(wei) 德俄之間的經濟紐帶極其緊密，製裁會(hui) 給德國經濟的支柱行業(ye) 如製藥業(ye) 和汽車製造業(ye) 帶來巨大損失，損害其地緣經濟利益。此外，德國國內(nei) 還有強大的親(qin) 俄遊說集團，對決(jue) 策者施加了很大壓力。即便如此，為(wei) 了強化西方共同的價(jia) 值和規範基礎，德國很快呼籲並領導了對俄羅斯的經濟製裁，並且說服立場猶豫的歐盟國家也同意實施製裁。2014年4月9日，時任德國外交部部長弗蘭(lan) 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明確聲稱：“即便對俄羅斯實施製裁意味著經濟上的巨大損失，我們(men) 也絕不能容忍在歐洲的強權踐踏法治的行為(wei) 。”

　　與(yu) 在伊朗核問題談判和利比亞(ya) 危機中的表現明顯不同，德國在烏(wu) 克蘭(lan) 危機中的領導地位從(cong) 一開始就得到了其他西方國家的承認，特別是美國非常支持德國在第一線應對危機。因此在很多情況下，默克爾都是在以歐洲甚至西方的名義(yi) 擔當危機管理的領導角色。正如美國負責歐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維多利亞(ya) ·紐蘭(lan) 所說：“在烏(wu) 克蘭(lan) 危機的整個(ge) 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ge) 歐洲國家比德國更強有力地領導行動。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道德上，美國再沒有像德國一樣的夥(huo) 伴來支持烏(wu) 克蘭(lan) 、對俄羅斯實施製裁，同時也打開緩和局勢的外交之門。”就連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在2014年5月初默克爾訪美的共同新聞發布會(hui) 上表示“非常感謝默克爾在應對烏(wu) 克蘭(lan) 危機中的領導角色”。最重要的是，德國推動以正式/非正式機製兩(liang) 個(ge) 框架並行的危機管理機製，在這兩(liang) 個(ge) 框架中都積極扮演領導者角色，以確保外交行動嵌入西方體(ti) 係。其中正式機製是指利用歐安組織平台討論烏(wu) 克蘭(lan) 局勢，非正式機製則是指建立“諾曼底格式”這一談判框架。兩(liang) 種框架的核心都是推動對俄羅斯的“製裁+對話”談判進程，而對緩和烏(wu) 克蘭(lan) 局勢真正發揮作用的其實是非正式機製“諾曼底格式”框架中的談判。“諾曼底格式”促成的兩(liang) 份《明斯克協議》的核心都是實現停火，新《明斯克協議》雖然沒有得到有效執行，但是新協議簽訂後烏(wu) 克蘭(lan) 再也沒有爆發過大規模的武裝衝(chong) 突。迄今為(wei) 止，該協議一直是國際社會(hui) 管控烏(wu) 克蘭(lan) 危機的基礎，德國也自始至終在維護和管理協議的過程中發揮著核心作用。烏(wu) 克蘭(lan) 、俄羅斯與(yu) 歐盟各方都強調，迄今為(wei) 止沒有比該協議更好地解決(jue) 烏(wu) 克蘭(lan) 危機的方法。

　　在西方應對烏(wu) 克蘭(lan) 危機的進程中，德國不僅(jin) 領導了歐盟針對俄羅斯的經濟製裁，還和法國一起調停並簽訂了兩(liang) 份停火協議，德國軍(jun) 隊在此期間也以北約名義(yi) 駐紮在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lan) ，這些都表現出德國維護歐洲安全秩序的姿態和信心。雖然烏(wu) 克蘭(lan) 危機尚無最終解決(jue) 方案，但德國領導危機管理的行動已經充分顯示出其開始在國際安全領域扮演世界政治大國的角色，而且在規範和機製上都深深嵌入西方體(ti) 係。領導管控烏(wu) 克蘭(lan) 危機是德國在國際安全政策領域克服嵌入式崛起困境的成功案例，但這一成功經驗是否能夠複製以及形成一種穩定的策略和機製尚有待觀察。

　　五、結論

　　有關(guan) 大國崛起問題的現有研究存在不同程度的選擇偏差，往往執果導因而導致過多關(guan) 注“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大國崛起，忽略了德國事實上也是一個(ge) 獨具特色的成功崛起大國。本文將理論和實證相結合，探討了德國如何通過發揮塑造性權力實現在國際體(ti) 係中的嵌入式崛起。本文認為(wei) ，嵌入式崛起是指崛起國將自身嵌入主導國所建立和維護的體(ti) 係中，在努力保持嵌入狀態下，積極尋找崛起機會(hui) 與(yu) 空間，以期處理嵌入與(yu) 崛起兩(liang) 者之間矛盾共存的辯證關(guan) 係。在半個(ge) 多世紀的崛起進程中，德國始終將自身明確而牢固地置於(yu) 現有霸權國所創建和維護的體(ti) 係中，主動克服崛起過程中的脫嵌風險，尋求在體(ti) 係內(nei) 部由下至上的成長而非由外向內(nei) 的崛起。追求權力和國際地位時，德國專(zhuan) 注於(yu) 基於(yu) 價(jia) 值、規範和製度的塑造性權力並努力成為(wei) “塑造性大國”，將國際秩序塑造為(wei) 基於(yu) 規範而非基於(yu) 強製性實力，補齊自身短板而實現崛起目標。然而在全球安全領域中，德國的嵌入式崛起卻遭遇了“秀才遇到兵”的困境，其秩序觀大幅度超越了現有主導國所實際維護的安全秩序，難以追求和發揮其塑造性權力，即使“強出頭”所得到的結果也不過是脫嵌和崛起失敗的雙重損失。

　　本文以德國在參與(yu) 伊朗核危機和利比亞(ya) 危機管理中的外交實踐為(wei) 例，分析了德國在全球安全領域發揮塑造性權力以實現嵌入式崛起所麵臨(lin) 的兩(liang) 難困境，即以嵌入為(wei) 前提則讓崛起的努力受挫或者在追求崛起目標的過程中隨時麵臨(lin) 脫嵌危險。德國參與(yu) 烏(wu) 克蘭(lan) 危機的管理提供了克服這一兩(liang) 難困境的思路，但這一方式的積極效果是否具有可複製性尚待觀察。本文對於(yu) 嵌入式崛起和德國經驗的探討不僅(jin) 提供了解讀和分析德國外交的新視角，而且能夠為(wei) 新興(xing) 大國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構建新型國際關(guan) 係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