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氣候變化

在過去兩(liang) 千年中，中國氣候經曆了10次較大的變化。大體(ti) 而言，秦和西漢是氣候溫暖時期，氣溫較今日高，因此亞(ya) 熱帶植物的北界比今日朝北許多。自公元之初（即兩(liang) 漢之際）起，氣候開始出現轉寒的趨勢，到東(dong) 漢末已比現在寒冷。到3世紀後期，寒冷達到頂點，年平均溫度比今日要低1～2攝氏度。這種寒冷氣候一直持續了下來，直到6世紀下半葉才開始轉暖。到了7世紀中葉，氣候已明顯變暖，年平均溫度高於(yu) 今日。

然而從(cong) 10世紀開始，氣候又趨於(yu) 變冷，並在12世紀達到頂峰。13世紀初期和中期曾有一個(ge) 溫暖時期，但好景不長，因此14世紀的氣溫不僅(jin) 低於(yu) 今日，而且也低於(yu) 13世紀。15世紀初以後，出現過兩(liang) 個(ge) 溫暖時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3個(ge) 寒冷時期（1470 —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

大體(ti) 而言，16世紀和18世紀可算溫暖時期，而17和19世紀則為(wei) 寒冷時期（其中又以17世紀為(wei) 最冷，冬季平均溫度比今日要低2攝氏度）。這個(ge) 變化大勢，與(yu) 北半球其他許多地方的記錄也是相一致的。從(cong) 降雨量來看，鄭斯中等人對地方誌中關(guan) 於(yu) 近二千年來36750次旱澇記載的分析表明：我國自公元初以來，水災相對減少，而旱災則相對增加。在1—10世紀，幹旱期和濕潤期分別為(wei) 350年和650年；而在11—20世紀，則分別為(wei) 580年和320年。而且還要注意，這種狀況在經緯35～40度的黃河流載表現最為(wei) 明顯。

二、人口變化

根據葛劍雄的研究，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到清朝滅亡以前，中國人口出現過8次劇烈波動。人們(men) 通常用“大起大落”來形容這種劇烈波動，此處我們(men) 也姑且從(cong) 眾(zhong) ，采用此種說法。

這8次“大落”包括：（1）兩(liang) 漢之際（戶數減少2／3至3／4，實際人口減少約40%），（2）三國兩(liang) 晉南北朝（隋朝人口隻相當於(yu) 400年前東(dong) 漢後期的人口），（3）隋唐之際（人口減少約一半），（4）中晚唐、五代（北宋建立時人口不足盛唐時的一半），（5）金與(yu) 元初（元朝人口最多時，人口總數比南宋和金人口合計少20%），（6）元明之際（明初人口比元朝人口最多時少1／4以上），（7 ）明清之際（人口大約減少20%），（8）晚清（1911年人口總數比1850 年還少1／10）。

將這兩(liang) 種變化合觀比較，可以看到：上述的8個(ge) 中國人口“大落”時期，也都是我國氣候變冷的時期。這種對應不可能是一種巧合。因此中國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與(yu) 氣候變化有密切關(guan) 係，應是無可置疑的。

三、氣候變化對人口的影響

造成中國曆史上人口“大起大落”的原因，當然十分複雜，絕不止氣候變化一個(ge) 。然而，盡管不能認為(wei) 氣候變化是造成人口“大起大落”的唯一原因，但氣候變化仍然應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他的大多數原因，莫不與(yu) 氣候變化有關(guan) （有些甚至就是由氣候變化的產(chan) 物）。那麽(me) ，氣候變化是如何對中國曆史上的人口變化發生影響的呢？

氣候變化對人口的影響，可以分為(wei) 直接的和間接的兩(liang) 個(ge) 方麵。所謂“直接影響”指的是：氣候變化引起農(nong) 業(ye) 產(chan) 量的增減、農(nong) 業(ye) 區域的移動，從(cong) 而導致人口發生變化。而“間接影響”指的則是：氣候惡化通常激化社會(hui) 矛盾、觸發社會(hui) 危機，引起原有社會(hui) 結構解體(ti) ，同時還會(hui) 引起外來烈性傳(chuan) 染病的傳(chuan) 播，從(cong) 而導致人口減少。反之則引起人口的增加。下麵，我們(men) 就來具體(ti) 地看看氣候變化是如何引起中國曆史上人口的幾次“大落”的。

四、氣候變化對農(nong) 業(ye) 產(chan) 量的影響

一般而言，在北半球，年平均氣溫每增減1攝氏度， 會(hui) 使農(nong) 作物的生長期增減3～4周。這個(ge) 變化對農(nong) 作物生長具有重大影響。例如，在氣候溫和時期，單季稻種植區可北進至黃河流域，雙季稻則可至長江兩(liang) 岸；而在寒冷時期，單季稻種植區要南退至淮河流域，雙季稻則退至華南。

據張家誠的研究，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年平均溫度變化1攝氏度，糧食畝(mu) 產(chan) 量相應變化為(wei) 10%；年平均降雨變化100毫米， 糧食畝(mu) 產(chan) 量的相應變化也為(wei) 10%。此外，年平均溫度的高低和年平均降雨量的多少，對冷害、水旱災和農(nong) 業(ye) 病蟲害的發生頻率及烈度也具有決(jue) 定性的影響，從(cong) 而明顯地增加或減少農(nong) 業(ye) 產(chan) 量。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氣候變化對農(nong) 業(ye) 產(chan) 量的影響，在高緯度地區表現最為(wei) 明顯，而對低緯度地區則影響相對既較小。因此氣候變化對農(nong) 業(ye) 產(chan) 量的影響， 在農(nong) 作物生長期較短的我國北方地區，更為(wei) 巨大。

在生產(chan) 力發展水平低下的古代，農(nong) 業(ye) 總產(chan) 量哪怕隻是在一年中有10%以上的減少，就會(hui) 引起大量人口的死亡。如果在一個(ge) 較長的時期內(nei) 持續減產(chan) ，那麽(me) 人口在劇減之後長期停滯，也就是必然的現象了。如前所述，在東(dong) 漢晚期至隋朝中期的四個(ge) 多世紀中，我國的人口一直未有增加，是我國人口“大落”持續最久的時期。而這個(ge) 時期恰恰也是一個(ge) 氣候寒冷持續最久的時期：自3世紀後期到6世紀下半葉，年平均溫度比今日要低1～2攝氏度。因此氣候變化通過化影響農(nong) 業(ye) 產(chan) 量而對人口變化發生重大影響，是無可置疑的。

五、氣候變化對農(nong) 業(ye) 區邊界變化的影響

由於(yu) 農(nong) 業(ye) 嚴(yan) 重依賴於(yu) 自然生態環境，因此根據各地自然生態環境的差異，必然會(hui) 形成不同的農(nong) 業(ye) 區域。由於(yu) 自然生態環境總是在不斷變化，因此農(nong) 業(ye) 區域也絕非一成不變。我國今天的各主要農(nong) 業(ye) 區域，按照王業(ye) 鍵等人的研究，大約形成於(yu) 18世紀。在此之前則有多次改變，因此我們(men) 不能將近兩(liang) 個(ge) 世紀來的情況作為(wei) 亙(gen) 古不變的常情而以今況古。

根據程洪、朱道明、張家誠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如果某地區年平均溫度降低1攝氏度，相當於(yu) 該地區向北推移200～300公裏。如果某地區年降雨量減少100毫米，相當於(yu) 東(dong) 部農(nong) 業(ye) 區向東(dong) 南退縮100公裏以上，在山西和河北則為(wei) 500公裏。換言之，氣候變冷變幹，會(hui) 使得一些地區變得不適宜原有的農(nong) 作物生長，從(cong) 而導致不能農(nong) 耕。長城一向被認為(wei) 是我國農(nong) 、牧業(ye) 的分界線，如果對比秦長城和明長城的位置，那麽(me) 可以發現在大多數地方，明長城比秦長城向南退縮了200～400公裏。

農(nong) 業(ye) 區域的移動對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影響，以我國華北地區最為(wei) 明顯。這個(ge) 地區從(cong) 地理上來說，處於(yu) 氣候（溫度和降水量）變化最為(wei) 顯著的北緯35～40度之間，生態基礎又比較脆弱，對氣候變化的反應也特別強烈。因此一旦氣候變冷變幹，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受到的影響最為(wei) 顯著。這不僅(jin) 會(hui) 導致原有耕地減產(chan) ，而且會(hui) 使得大量耕地被放棄或棄農(nong) 就牧，從(cong) 而不能養(yang) 活原有的人口。此外，還會(hui) 導致水、旱、蝗災發生頻率的增加和受災範圍的擴大。這又進一步加劇了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衰落。在我國曆史上，華北一向是人口“大起大落”的主要場所，這是與(yu) 其自然生態環境（特別是氣候）變化特點是分不開的。

六、氣候變化對瘟疫流行的影響

布羅代爾指出：在人們(men) 彼此長期隔絕的時代，各地居民對不同的病原體(ti) 各有其特殊的適應性、抵抗力和弱點。一旦相互接觸和感染，就會(hui) 帶來意外的災難。在對近一千年來歐亞(ya) 許多地區人口變化影響最大的各種流行疾病中，鼠疫（即“黑死病”）是最可怕的殺手（例如在14世紀，鼠疫傳(chuan) 入歐洲，導致歐洲主要國家人口減少了1／3到1／2）。而這種疾病的傳(chuan) 播，就與(yu) 氣候變化有密切關(guan) 係。

蒙古高原和青海高原是世界上鼠疫的主要疫源地之一。麥克內(nei) 爾、費克光、曹樹基等人近年來的研究已證實，在元初、元明之際和明清之際三個(ge) 時期，這種疾病隨著生活在此地區的遊牧民族南下而傳(chuan) 到中國內(nei) 地，對中國人口的銳減起了極大的作用。典型的事例如1232年，蒙古軍(jun) 隊包圍並攻克金朝首都開封城。在蒙古人入城後短短的兩(liang) 個(ge) 多月中，開封居民死者多達100萬(wan) 以上，幾乎全城死絕。而導致這一悲劇的罪魁禍首，不是蒙古軍(jun) 隊的刀槍，而是他們(men) 帶來的鼠疫。

因此，遊牧民族的南遷所帶來的疾病傳(chuan) 播所導致的內(nei) 地人口損失，通常要比戰爭(zheng) 所導致的人口損失大得多。而遊牧民族之所以南遷，很大程度上是由於(yu) 氣候變化所致（詳後）。因此，從(cong) 根本上來說，中國曆史上引起人口銳減的瘟疫大流行，也是氣候變化的間接結果。

七、氣候變化對其他導致人口起落因素的影響

在我們(men) 討論所涉及的兩(liang) 千多年中，中國一直是一個(ge) 傳(chuan) 統的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在這個(ge) 社會(hui) 中，整個(ge) 社會(hui) 結構及其運行機製都建立在特定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方式的基礎之上。由於(yu) 當時農(nong) 業(ye) 發展嚴(yan) 重受製於(yu) 自然生態環境變化，因此一旦自然生態環境惡化，原有的社會(hui) 結構及其運行機製就會(hui) 削弱、瓦解甚至崩潰，從(cong) 而使得各種矛盾失控，造成長時期的社會(hui) 動蕩和暴力衝(chong) 突，進而導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舊有社會(hui) 結構及其運行機製破壞的主要標誌之一，是出現數量巨大的流民。在那些受氣候惡化打擊最為(wei) 嚴(yan) 重的地方，由於(yu) 原有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方式的基礎被摧毀，當地的社會(hui) 結構也隨之瓦解。居民無以為(wei) 生，隻好外流。但是，如果氣候變化涉及較大的範圍，相鄰地區當然也程度不等地受到氣候惡化的打擊。本地居民自顧不暇，所以無法大量接納流民。於(yu) 是土客之間往往出現暴力衝(chong) 突。如果流民占了上風，結局往往是本地社會(hui) 結構被摧毀，土著居民最後也加入到流民的隊伍中去。隨著氣候惡化的持續和加劇，這種情況滾雪球式地擴大，暴力衝(chong) 突也往往演化為(wei) 大規模的內(nei) 戰或農(nong) 民起義(yi) ，從(cong) 而使得舊有的社會(hui) 結構及其運行機製在更大範圍內(nei) 受到進一步破壞。

在許多地方，本地居民頂住了流民潮的侵擾，但為(wei) 此他們(men) 不得不結成各種形式的武裝自衛團體(ti) （如三國兩(liang) 晉南北朝時代的塢堡等），而這種團體(ti) 的發展，最終會(hui) 導致各地割據與(yu) 半割據局麵的形成。國家的統治力量在天災和流民的雙重打擊下已經遭到嚴(yan) 重削弱，而各地割據與(yu) 半割據又使處於(yu) 困境的國家雪上加霜。日益衰弱的國家越來越無法有效履行其維護社會(hui) 秩序、抵禦外族入侵、興(xing) 修水利、賑災減災、安撫災民、調集糧運等職能，於(yu) 是社會(hui) 更加動蕩。其結果，必然形成一種不斷加劇的惡性循環，最終結果則是整個(ge) 社會(hui) 的解體(ti) 。在這個(ge) 解體(ti) 的過程中，不僅(jin) 有大批人民直接死於(yu) 天災及其引起的饑荒，而且還會(hui) 有更多的人民死於(yu) 持久的大規模暴力衝(chong) 突，從(cong) 而造成人口的“大落”。這種情況，在上述的8個(ge) 中國人口“大落”時期中的前七個(ge) （特別是三國兩(liang) 晉南北朝、金元和明清之際）中都可看到，盡管在各個(ge) 時期表現有所不同。

此外，氣候變冷變幹，不僅(jin) 會(hui) 使農(nong) 業(ye) 區域南移，而且也會(hui) 使北亞(ya) 牧業(ye) 區域相應南移。由於(yu) 北亞(ya) 半沙漠半草原地區的生態基礎非常脆弱，所以更難承受氣候惡化的後果。牧業(ye) 生產(chan) 條件的惡化，迫使遊牧民族不得不南下求生。在許多情況下，這種南下是通過武力強行進入農(nong) 耕地區的。這當然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持久的暴力衝(chong) 突乃至大規模破壞，並且進一步激化內(nei) 地的社會(hui) 矛盾，加劇社會(hui) 解體(ti) 。

上述的8個(ge) 中國人口“大落”時期，除第（1）和（8）時期外，都是北方遊牧或半遊牧民族大舉(ju) 南下的時期【第（6）時期也與(yu) 此有關(guan) 】。而我們(men) 應當注意的是，這些時期也是氣候變冷變幹的時期。其中，東(dong) 漢晚期至隋朝中期的四個(ge) 多世紀是北方遊牧與(yu) 半遊牧民族南下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時期。而這個(ge) 時期恰恰也是一個(ge) 氣候寒冷持續最久的時期。因此，氣候變化通過促使北方民族南下而對我國曆史上的人口變化發揮重要影響，是可以肯定的。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古代人民采取了許多手段來對抗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負麵影響並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是在當時的技術和其他條件下，“人定勝天”隻不過是一個(ge) 美好理想。因此在20世紀以前的兩(liang) 千年中，氣候變化對我國人口變化確實起到了一種決(jue) 定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