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6日，距離一戰結束才過5天，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舉(ju) 行的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hui) 上發表演說，指出此次世界大戰協約國能取得勝利，不能忽視“在法國的十五萬(wan) 華工”的貢獻。他由此大聲疾呼“勞工神聖”。

雖然在蔡元培的眼裏，“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ye) ，不管他用的是體(ti) 力、是腦力，都是勞工”，但這個(ge) 口號無疑給予一戰華工以高度的曆史評價(jia) 。在此之前，華工以及華工所代表的下層勞動者幾乎從(cong) 未得到過如此具有劃時代意義(yi) 的美譽。在1920年五一國際勞動節來臨(lin) 之際，蔡元培的手書(shu) 大字“勞工神聖”刊載於(yu)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號（勞動節紀念號）上。當時的《新青年》已逐漸呈現出社會(hui) 革命的曆史轉向特征，“勞工神聖”這一符號開始具有更為(wei) 明顯的階級色彩。

勞工是英文Labor的中文翻譯，一戰中國勞工的英文名稱是Chinese Labor Corps（CLC），法語為(wei) Corps de Travailleurs Chino。在一戰前後的國際語境中，對勞工更為(wei) 經常性使用的稱呼是“苦力”（coolie），它不但在日常口頭使用，也頻頻出現在協約國的官方文書(shu) 中。根據加拿大學者畢安國的考證，coolie這個(ge) 詞在17世紀已開始使用，指幹體(ti) 力活的勞工，特別是亞(ya) 洲勞工。到19世紀末，該詞更增添了貶義(yi) 色彩，“有關(guan) 亞(ya) 洲苦力的形象，成了白人殖民者的殖民地文化中抹不掉的組成部分”，而中文語境中，“苦力”兩(liang) 個(ge) 字，表示“艱苦的工作”。雖然一戰華工從(cong) 整體(ti) 上屬於(yu) 契約勞工，但並沒有從(cong) 根本上改變華工受到殖民壓迫和勞動剝削的曆史處境。不僅(jin) 如此，“苦力”這個(ge) 詞還附加了一些殖民主義(yi) 者對待（半）殖民地人民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見。

一戰後期，有關(guan) 華工的“壞故事”在法國北部和整個(ge) 弗蘭(lan) 德斯廣泛流傳(chuan) ，很多其他移民或軍(jun) 人幹的壞事也被安在了華工頭上。法國學者菲利普·尼維特和帕特裏斯·馬赫斯尤認為(wei) ，這來自於(yu) 當地居民對外來者的一種敵意。這種敵意跟當地居民對英軍(jun) 的不信任以及對外來者造成“威脅”的感覺有關(guan) 。從(cong) 語境化的角度來看，這種現象其實是當地居民戰後恐慌和焦慮的一種投射，而處於(yu) 弱勢地位的外來人群就被想當然地成為(wei) 承擔所有惡行的輿論犧牲品。

在官方檔案資料和當地民眾(zhong) 針對華工的記錄或傳(chuan) 說中，混合了大量複雜、相互矛盾的敘述，有正麵的，也有負麵的。我們(men) 必須警惕任何一種整體(ti) 性的汙名化的傾(qing) 向，認真辨析其中涉及的管理、文化差異和具體(ti) 語境，而抗爭(zheng) 問題是需要特別注意的一個(ge) 方麵。目前可見的資料中，絕大多數的華工鬥毆行為(wei) 均是因為(wei) 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這種不公平的對待既包括來自歐美群體(ti) 的，也包括來自華工內(nei) 部的。

華工事務專(zhuan) 員李駿在報告中，記錄了大量在法華工因不滿待遇問題而罷工的事件。在比利時霍伊弗蘭(lan) 韋斯特英國軍(jun) 人墓地埋葬有死於(yu) 1917年聖誕節的三位直隸華工：文安縣吳恩祿、寧河縣張鴻安、滄州張治德，根據檔案記載，這三位華工因與(yu) 新西蘭(lan) 軍(jun) 人發生衝(chong) 突而被槍殺。據華工陳寶玉回憶，駐法國昂得瑞克期間與(yu) 當地人民相處融洽（與(yu) 顧杏卿描述的情況一致），但遭遇美國士兵的歧視和挑釁，最後導致一場鬥毆，雙方多人受傷(shang) 。英方對華工的管理參照的是軍(jun) 事條例，往往非常嚴(yan) 苛，不少華工因為(wei) 受不了軍(jun) 方的虐待而出逃或引起群體(ti) 嘩變，大多數類似事件都遭到殘酷鎮壓，有些華工也因此在反抗或連帶的命案中被判處死刑。

“缺乏教育”也是推行華工教育的一些知識分子對華工最初的看法。這種看法基本上是客觀的，因為(wei) 我們(men) 不能否認一些華工從(cong) 底層社會(hui) 帶來的惡習(xi) ，但這是一個(ge) 實踐問題，而不是一個(ge) 本質論的國民性問題。隨著華法教育會(hui) 、留法儉(jian) 學會(hui) 、基督教青年會(hui) 對華工教育的參與(yu) 和貢獻——雖然後者參與(yu) 華工教育的時間不長，不能做過高評價(jia) ，但這些參與(yu) 者仍然真實感受到了華工迅速的成長和變化。基督教青年會(hui) 幹事傅葆琛看到了華工的多才多藝、有效的組織能力和豐(feng) 富的創造力，聯係到他們(men) 對民族、國家所作的巨大貢獻，因此稱他們(men) 為(wei) “無名英雄”。

在這個(ge) 變化過程中，文化、識字教育起一定作用，戰場上和勞動中的集體(ti) 組織、養(yang) 成訓練也起一定的作用，強烈的外部刺激和切身經驗推動了這些“無意識的貢獻者”或者被役使的“工具”，逐漸轉變為(wei) “有自覺意識的國民”。張邦永在回憶中講到的一個(ge) 叫張彥彬的華工就很具代表性。張彥彬本來是教書(shu) 出身，身上還有些拳腳功夫，平時被人稱為(wei) “先生”，但就是死活不肯讓人剪辮子。隨著戰地勞動過程中維權鬥爭(zheng) 的激化，工人們(men) 越來越緊密地團結起來，“先生”也逐漸成為(wei) 工人們(men) 謀事的“主心骨”，反抗鬥爭(zheng) 取得一次次的勝利。經過與(yu) 翻譯張邦永討論民族身份的問題之後，頭上的辮子也在某天晚上被他自己悄悄剪掉了。連張邦永也不由得對這位“先生”萌生出敬意。

華工教育不隻是自上而下或者由一些知識分子所帶來的，華工的自我教育也不容忽視。其實在華工群體(ti) 中有為(wei) 數不少的像張彥彬這樣的“先生”，比如孫幹、馬春苓、蔣鏡海、楊敘之等，他們(men) 較早地具有了樸素的民族意識和政治自覺，並影響了周圍的華工。

從(cong) 外部環境來講，華工形象的提升也有“時勢造英雄”之意，英法官方隨著戰爭(zheng) 的推進對華工的稱謂也悄然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在1917年8月19日法國殖民地勞工處的官方信函中，就將華工稱作“協約國成員國的國民”，他們(men) “響應號召，自願來到法國，支持協約國的共同事業(ye) ，他們(men) 努力工作，為(wei) 保衛國家而貢獻力量”，“對他們(men) 要給予應有的尊重和禮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對他們(men) 侮辱、虐待”； 在死亡華工的喪(sang) 葬安排上，英國也同意了將華工與(yu) 本國士兵平等對待的建議。隨著戰爭(zheng) 的勝利，華工為(wei) 中國爭(zheng) 得戰勝國地位這個(ge) 觀點已在中國的有識之士中間獲得廣泛認同。

晏陽初對華工的看法體(ti) 現了一種具有標誌意義(yi) 的創造性轉義(yi) ，他說：“與(yu) 苦力相處，這才知道苦力的情形，知道苦力的‘苦’和苦力的‘力’，他們(men) 的體(ti) 力固在吾人之上，而智力亦不在吾人之下，所不同者，隻在教育的機會(hui) 。”具有西方留學經驗的晏陽初顯然了解“苦力”的初始語義(yi) 及其背後的殖民主義(yi) 生產(chan) 機製，因此他的創造性轉義(yi) 最首要的貢獻應該是重新賦予勞工以一種普遍的人文意義(yi) 。

這種人文意義(yi) 的實現經過了去殖民化和去工具化的意識形態超克過程，而隻有建立在“普遍的人”這個(ge) 層次上，才能產(chan) 生人類的同情，即感知到苦力的苦；也隻有建立在“普遍的人”的層次上，才能克服他者化的排異反應，將工具化的苦力還原為(wei) 具有成長性的生命個(ge) 體(ti) 。至於(yu) “力”的培養(yang) 和激發，1920年代在中國大地上開始興(xing) 起的“平民教育”和“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生動詮釋了華工教育承載的將四民百姓改造成為(wei) 強健明智、有益社會(hui) 的新國民的知識分子理想。華工政治參與(yu) 能力的培養(yang) 也包含在這種理想性構想之中。

與(yu) 蔡元培同期發表演講的李大釗，在肯定了“勞工主義(yi) 戰勝”的基礎上，更強調了從(cong) 俄國革命到世界革命的“新潮流”，在這個(ge) 新潮流的革命發展中，要“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李大釗把勞工作為(wei) 進步階級的觀念，有著更為(wei) 具體(ti) 、明確的國際勞工運動和俄國勞農(nong) 黨(dang) 革命的背景，這相比較泛勞動主義(yi) 的主張更進了一步。但毫無疑問，也共享著由一戰勞工價(jia) 值提升而來的尊重勞動者、反對遊民懶惰和不勞而獲等觀念共識。

可以說，正是由於(yu) 華工首次大規模以正麵形象登上國際政治舞台，有組織地參與(yu) 國際、國內(nei) 勞工抗爭(zheng) 活動，也標誌著中國勞工解放運動的真正開端。但長期以來，一戰華工的神聖往往隻是停留在書(shu) 麵上的象征，幾乎所有歸國華工都沒有再獲得與(yu) “勞工神聖”相匹配的優(you) 待和回饋。在國際語境中，神聖還可以被翻譯成sacred，它和犧牲（sacrifice）這個(ge) 詞具有同源性，如果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轉譯“勞工神聖”，似乎又有一些意味深長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