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作為(wei) 二十四史的開篇，司馬遷的《史記》以“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wei) 主旨，“不溢美，不隱惡”， 繼承秉筆直書(shu) 的原則，以實錄精神取材、五種體(ti) 裁編纂，忍辱發憤，寫(xie) 成記述中國自傳(chuan) 說時代至漢初數千年曆史的第一部完備巨著，標誌著中國史學取得了劃時代的進展，為(wei) 中國史學開創出一個(ge) 全新的時代。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稱其父、自稱均為(wei) “太史公”。後人也附會(hui) 漢武帝時設太史公一職，是位在丞相之上的高官。但實際上太史僅(jin) 是奉常的屬官，名列九卿之下，更不可能在丞相之上。司馬遷父子前後相繼擔任的都是“太史令”的職務。在上古時期史官地位尊崇，所以“太史公”應該是當時普遍流行的人們(men) 對史官的敬稱。在漢武帝建元、元封年間(前140—前110)長期擔任太史令的司馬談，早就有紹續先人、恪盡史職的誌向。他希望能夠接續孔子著《春秋》的傳(chuan) 統，記述漢興(xing) 以來“明主賢君忠臣死義(yi) 之士”的事跡，使之顯揚於(yu) 天下，並且已經著手完成了部分書(shu) 稿。然而，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封禪泰山，作為(wei) 史官的司馬談卻未能隨行，這讓他感到了無比的恥辱。封禪的實質是接通天地，溝通天人。但武帝卻將史官摒棄在外，無疑是對這一職位最大的侮辱，由此，司馬談“發憤且卒”，臨(lin) 終之前 “執遷手泣”，悲歎“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yu) 不得從(cong) 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他仍不忘諄諄告誡司馬遷要延續家族的榮耀，繼承父親(qin) 的誌向，“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得到司馬遷的承諾後才不無遺憾地舍下畢生誌業(ye) 而去。

二十四史的由來

       大一統王朝和君主專(zhuan) 製中央集權的確立，同時也伴隨著史官的流散和史官職權的降低。司馬談發憤而卒、司馬遷被閹割，恰如帝製下的史官之象。從(cong) 司馬遷記述司馬氏家族世係的過程中可以看到，與(yu) 其說司馬遷在寫(xie) 家族的興(xing) 衰史，不如說是在寫(xie) 史官的興(xing) 衰史，並由此窺見政治的興(xing) 衰變遷。在司馬遷之後，太史令不再世襲，撰寫(xie) 史書(shu) 人的不一定就是太史令，以往那種由獨立於(yu) 天子的天文官掌管修史的情況消失。
        二十四史的第二部《漢書(shu) 》的作者班固的職務是蘭(lan) 台令史，此職務原來是禦史大夫的屬官，在當時是掌管天子手頭文件的官員。其後的二十四史，均為(wei) 奉敕編修。其中三國、後漢、宋、齊、魏、梁、陳、北齊、周各史，為(wei) 著作官之作，仍屬個(ge) 人纂修。自《隋書(shu) 》 《晉書(shu) 》始，舊唐、舊五代、新唐、遼、宋、金、元、明史，不再是個(ge) 人之作，而是皇家利用史館纂修，為(wei) 修史製度化的產(chan) 物。其間，李延壽改寫(xie) 南朝史、北朝史，歐陽修改寫(xie) 五代史，是史家私修、皇家認可者，為(wei) 二十四史纂修中的特殊情況。
       二十四史，即《史記》《漢書(shu) 》《後漢書(shu) 》《三國誌》《晉書(shu) 》《宋書(shu) 》《南齊書(shu) 》《梁書(shu) 》 《陳書(shu) 》 《魏書(shu) 》 《周書(shu) 》《北齊書(shu) 》《南史》《北史》《隋書(shu) 》《舊唐書(shu) 》《新唐書(shu)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共有3229卷，約4700萬(wan) 字。從(cong) 第一部《史記》記載的上限黃帝算起，到最後一部《明史》記述的下限崇禎十七年(1644)為(wei) 止，記述中國曆史賡續4000多年。在二十四史中，除了《史記》是完全的通史，《南史》《北史》是將幾個(ge) 斷代連續起來的通史， 其餘(yu) 都是皇朝斷代史，即完整地記述一代皇朝之始末。斷代史首尾銜接，這樣，中國從(cong) 黃帝以來的曆史均有文字記述。
    二十四史是到清朝才出現的稱謂。最早出現的名稱是“三史”，指《史記》《漢書(shu) 》《東(dong) 觀漢記》。吳王孫權曾對呂蒙說：“我掌管軍(jun) 政事務以來，閱讀‘三史’和各家兵書(shu) ，自以為(wei) 大有補益。”《東(dong) 觀漢記》到唐朝中期以後逐漸亡佚，中唐以後的“三史”，一般是指《史記》《漢書(shu) 》《後漢書(shu) 》。從(cong) 魏晉以至唐朝，三史往往與(yu) 六經並列，稱“六經三史”。後來加上《三國誌》，稱為(wei) 四史，也叫“前四史”。唐朝還有“十三史”的說法，出現了像吳武陵《十三代史駁議》之類的書(shu) 。“十三史”指的是《史記》《漢書(shu) 》《後漢書(shu) 》《三國誌》《晉書(shu) 》《宋書(shu) 》《南齊書(shu) 》《梁書(shu) 》 《陳書(shu) 》《魏書(shu) 》《北齊書(shu) 》《周書(shu) 》《隋書(shu) 》。到了宋朝，又有“十七史”之名，如南宋史學家呂祖謙就編了一部《十七史詳解》。十七史，就是在十三史之外，再加上《南史》《北史》《唐書(shu) 》《五代史》。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元軍(jun) 押解到大都以後，就曾說過“一部十七史不知從(cong) 何說起”的話。明朝在十七史以外，加上《宋史》《遼史》《金史》《元史》，稱為(wei) 二十一史。顧炎武主張“二十一史”加上《舊唐書(shu) 》，合刊為(wei) “二十二史”，但未得官方承認。乾隆時期出現的“二十二史”稱謂，是增加清朝官修的《明史》。此時在乾隆的批準下，《舊唐書(shu) 》終於(yu) “轉正”，是為(wei) “二十三史”。乾隆朝開四庫館，修《四庫全書(shu) 》，四庫館臣從(cong) 《永樂(le) 大典》中輯出宋初薛居正等修的《五代史》(為(wei) 了與(yu) 歐陽修的《五代史》區別起見，此書(shu) 稱《舊五代史》，歐書(shu) 稱《新五代史》)。經乾隆皇帝“欽定”，合稱“二十四史”。 

《隋書(shu) ·經籍誌》的序說：繼 《史記》《漢書(shu) 》《東(dong) 觀漢記》《三國誌》之後，“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wei) 正史。”當乾隆欽定“二十四史”以後，“正史”一稱就被“二十四史”所專(zhuan) 有，取得了“正統”史書(shu) 的尊崇地位。
   1920年，柯劭忞完成《新元史》。次年，時任大總統徐世昌明令將《新元史》定為(wei) “正史”，與(yu) “二十四史”合稱“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同意將《新元史》列入，而主張將《清史稿》列為(wei) 第二十五史，或者主張將兩(liang) 書(shu) 都列入正史，於(yu) 是又有了“二十六史”之名。然而“二十六史”不過是學界的一個(ge) 說法，沒有像“二十四史”那樣得到官方的律令式的確認。

二十四史之所以被稱為(wei) 正史，既與(yu) 這些史書(shu) 在中國史部書(shu) 籍中的地位有關(guan) ，也與(yu) 曆代皇朝宣揚正統觀念有密切聯係。 

“正統論”

    將二十四史視為(wei) 正史，雖然到清朝才真正地明確下來，但其實唐朝以後的統治者已有這個(ge) 思想傾(qing) 向了。唐朝設立史館，由宰相監修前代史，以後形成製度，即當一個(ge) 新朝建立的時候，都要修前朝史。修史的目的，一是總結前朝興(xing) 亡的經驗教訓，二是通過書(shu) 寫(xie) 曆史來宣布自己的勝利，證明本朝的合法性。唐朝以後的封建王朝，對修史工作都很重視。一般是皇帝特下詔書(shu) ，明確正統，委派宰相監修。修成的史書(shu) 遂成為(wei) 欽定近代曆史教科書(shu) ，並且排擠前朝的同類史書(shu) 。朝廷牢牢掌握修史大權，禁止民間私修國史。這樣，一朝一史的局麵逐步形成。“正史”也因此被打上了官方色彩。

    漢明帝曾對班固等人說：“司馬遷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譏刺，貶損當世，非誼士也。”這既是對司馬遷的批評，也是婉轉地告誡班固等人不可學習(xi) 司馬遷微文譏刺。對於(yu) 明帝的話，班固自然心領神會(hui) ，他批評《史記》把漢家“廁於(yu) 秦項之列”，認為(wei) “漢承堯運”，故“斷漢為(wei) 代”，著為(wei) 《漢書(shu) 》。他作《漢書(shu) 》就是要論證漢之統治得天之正統，也含有總結曆史經驗為(wei) 現實政治服務的目的。在指導思想上，《漢書(shu) 》也變成了“網羅一代”“述敘漢德”，變通史為(wei) 斷代，開紀傳(chuan) 史新格局。

    政治家講正統，是爭(zheng) 取本朝在曆史順序和現實格局中的地位。自秦開始，曆代政治家沿著推論五德之運和論大一統兩(liang) 個(ge) 路子來爭(zheng) 取正統，以確立本朝在曆史序列中的位置。從(cong) 《漢書(shu) 》開始，“正統論”便成為(wei) 史家修史的指導思想。三國時期，魏、蜀、吳割據幾十年，魏、吳均有史官修其國史，推奉正朔，各為(wei) 正統。而陳壽做《三國誌》，不再局限於(yu) 魏、蜀、吳各自為(wei) 政，用統一的眼光剪裁三國國史，反映從(cong) 群雄割據到三足鼎立，最後進入一統的客觀曆史過程。記述三國史事，有合有分，合則為(wei) 一整體(ti) ，紀魏而傳(chuan) 蜀、吳；分則各存係統，各為(wei) 正朔、各有綱紀。南北朝時期，政權對峙，各為(wei) “正統”，所修“國史”無不為(wei) 自身政權多所諱飾，對並存的其他政權多所詆毀，三部斷代紀傳(chuan) 史——《宋書(shu) 》《南齊書(shu) 》和《魏書(shu) 》“南指北為(wei) 索虜”“北指南為(wei) 島夷”。南北各國“莫不自命正朔”而指斥對方為(wei) 僭偽(wei) ，南北方都重視自己在史書(shu) 中的位置。遼金宋元時正統之爭(zheng) 再次發生。宋初不承認梁（朱溫建立的後梁）為(wei) 正統，但歐陽修認為(wei) 梁有土地、人民和社稷，不得斥梁為(wei) 偽(wei) ，這是為(wei) 了宋的統係，而不得不承認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為(wei) 正統。元代修史，楊維楨等人主張以宋為(wei) 正統，以遼金為(wei) 載記；有人主張以北宋為(wei) 宋史，南宋為(wei) 南宋史，遼金為(wei) 北史。最後，脫脫采用“三國各與(yu) 正統，各係其年號”的折中辦法，認為(wei) 三史各與(yu) 正統，即承認遼金宋的正統地位，從(cong) 而承認元續遼金宋的曆史地位。 
      在明代，學者對於(yu) 元代“三國各與(yu) 正統，各係其年號”修成的三史很不滿意，於(yu) 是，重修三朝史的建議又多次被提出，楊維楨的主張得到學者的讚同。王洙修成《宋史質》一百卷，以宋為(wei) 正統，立本紀，將遼、金列為(wei) 外國，並且盡削有元一代之年號，不承認元朝為(wei) 正統，於(yu) 南宋末便以明朝繼之。清朝修史，對華夏族人的正統觀念十分敏感，在三朝正統問題上，認可楊維楨之說，以元承宋為(wei) 正統而排斥遼、金，其目的就是為(wei) 了證明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統性。
      自班固著《漢書(shu) 》，“正史”便成為(wei) 史學的重要門類。《漢書(shu) 》以一個(ge) 皇朝為(wei) “正統”，符合改朝換代的政治需要，開創了“國亡史作”的先端，其後各“正史”多沿用其例。不可否認，這樣所編修的“正史”不可避免出現曲從(cong) 權貴、為(wei) 統治者“溢美”“隱惡”的情況，但中國史學“秉筆直書(shu) ”的傳(chuan) 統和精神一直存在，“良史以實錄直書(shu) 為(wei) 貴”的思想一直是古代史學的主流思想。而且，用正統觀念把曆史聯係起來，國家政權被列入“正統”係列而取得了在曆史上的聯係，並使文化製度也得以延續下來，成為(wei) 中國文明連續性的重要載體(ti) 。正如白壽彝在《中國通史》導論中所言：“中國文明在文化發展史上未曾有斷裂現象，……學術傳(chuan) 統 (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曆史連續性的史學傳(chuan) 統)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文化的精神內(nei) 容的連續性。”
       所以，二十四史中雖不免存在糟粕，但從(cong) 總體(ti) 上說，它們(men) 是認識、研究中國古代曆史的基本材料，是民族文化遺產(chan) 的瑰寶，並對今天的人們(men) 一直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其中的精彩段落如《鴻門宴》《廉頗藺相如列傳(chuan) 》等因入選中學語文教材而伴隨著幾代人成長，至於(yu) 高考，二十四史更是幾乎壟斷了文言文閱讀部分。

“國可滅，史不可滅” 

自北宋徽宗、欽宗被虜，至元順帝棄京城北奔， 241年中，中國曆史上連續出現四次“滅國”大事：金滅北宋（1127）、元滅金（1234）、元滅南宋（1279）、明滅元（1368）。這一連串的“滅國”事件，都是武力征服的結果。在如此巨大的變革麵前，修史又有了新的意義(yi) 。
作為(wei) 亡國遺民，麵對滅國的現實，複雜的內(nei) 心世界與(yu) 現實的社會(hui) 生活交錯，生出“國滅史不滅”的理念，希望通過寫(xie) 史來保留對昔日的追憶。新建皇朝，特別是金、元兩(liang) 個(ge) 政權入主中原後，迫切需要從(cong) 先前的中原皇朝學習(xi) 為(wei) 政之道。了解被其所滅之國的文物製度、思想文化，也需要通過修史來加以總結。自以楊維楨為(wei) 代表的“治統”即“道統”觀念體(ti) 係提出以後，誰掌控天下，誰即為(wei) “正統”，因而修“被滅之國”史，便成為(wei) “滅人之國”者顯示其“正統”地位的一種文化標誌。
    這裏，“國可滅，史不可滅”的“史”字被賦予了“文化”的含義(yi) 。“金、元滅人之國”，均是以少數族采用武力征服手段達到的。在中原地區建立政權後，如果完全摒棄先前的文明，必然造成文化斷層，出現文化斷檔，無法治理人口數量大大超過金、元的兩(liang) 宋遺民。而其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維係兩(liang) 宋的文化傳(chuan) 承，特別是南宋盛行的理學思想。“國可滅，史不可滅”，在這裏演繹為(wei) “國可滅，文化傳(chuan) 統不可滅”，修史逐漸成為(wei) 文化承傳(chuan) 的一種重要手段。國可滅、史不可滅的曆史信念，在宋明以來的遺民意識中反映得尤為(wei) 強烈。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詔請黃宗羲修《明史》，被黃宗羲拒絕。朝中大臣便推舉(ju) 萬(wan) 斯同為(wei) 博學鴻詞科，萬(wan) 斯同也堅辭不就。其後，黃宗羲覺得事關(guan) 明史，不可不問，便動員萬(wan) 斯同赴京，並在贈別詩中以“四方身價(jia) 歸明水，一代奸賢托布衣”相勉。當時，凡入史局者署翰林院纂修銜，授七品俸祿。萬(wan) 斯同遵黃宗羲囑咐，上京後寧願寓居於(yu) 徐元文家，不署銜，不受俸，以布衣入史局，修《明史》，“白衣宣至白衣還”，意在以遺民身份為(wei) 故國存史。萬(wan) 氏傾(qing) 心修史，當《明史稿》草成後不久，病沒於(yu) 北京。萬(wan) 氏視史學為(wei) 家國民族所托之本，矻矻不休，孜孜以求，為(wei) 斯民存文獻，為(wei) 故國傳(chuan) 史籍。中華文化之所以綿延不絕以至於(yu) 今日，也正因為(wei) 有士人以史學為(wei) 奉身立命之大義(yi) 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