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wei) 儒家的重要經典，西漢成書(shu) 的《禮記》不僅(jin) 記載先秦時期的典章製度，同時也站在先秦儒家的視角，從(cong) 哲學與(yu) 政治的角度，對典章製度所承載的“禮治”內(nei) 涵，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這其中最為(wei) 著名的，就是對“大同”與(yu) “小康”的認知。

在《禮記》中，對“大同”這樣定義(yi) ：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yu) 地也，不必藏於(yu) 己；力惡其不出於(yu) 身也，不必為(wei) 己。是故謀閉而不興(xing) ，盜竊亂(luan) 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而“小康”則是次於(yu) “大同”的描述：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wei) 家。各親(qin) 其親(qin) ，各子其子，貨力為(wei) 己。大人世及以為(wei) 禮，城郭溝池以為(wei) 固。禮義(yi) 以為(wei) 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以功為(wei) 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yu) 禮者也。以著其義(yi) ，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zhong) 以為(wei) 殃。是謂小康。”

“天下為(wei) 公”與(yu) “天下為(wei) 家”，成為(wei) 了傳(chuan) 統治理文化語境中“大同”與(yu) “小康”最根本的區別，也是各自最基本的特征。這不僅(jin) 是“禮”這一價(jia) 值共識對社會(hui) 發展不同階段所賦予的治理期許，同時也是作為(wei) “禮治”踐行者的傳(chuan) 統政治文化精英從(cong) 不同層次出發所提出的治理理想。

但無論是“大同”，亦或是“小康”，無論是“天下為(wei) 公”，亦或是“天下為(wei) 家”，在充滿苦難與(yu) 變數的近代中國，都紛紛走出文本，褪去身上的油墨味兒(er) ，以鮮活的姿態，影響著近代中國思想與(yu) 社會(hui) 發展的實踐。

這其中，“小康”這一概念在近代中國思想界的演進與(yu) 延伸，又堪稱是近代中國人肩負國命、追尋國運的“反光鏡”。

一

1840年的鴉片戰爭(zheng) ，讓身處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中國被武裝到牙齒的近代西方列強用暴力裹挾進了它們(men) 主導之下的國際治理體(ti) 係，被動地成為(wei) 了近代國際秩序的底層參與(yu) 者。這種國際政治生態下“被掠食者”的身份直接造成了近代中國的悲慘遭遇，但也催生了近代中國為(wei) 擺脫自身困境而不斷思考、探索與(yu) 嚐試的主動需求。然而作為(wei) 一個(ge) 甚至都沒有邁進前工業(ye) 社會(hui) 門檻的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國家，想要突破固有的以小農(nong) 經濟為(wei) 基礎的傳(chuan) 統治理思維模式，何其難也。故此，即便太平天國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即便洪秀全在他的《原道醒世訓》中引錄《禮記》已印證自己所謂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就是“大同”，但究竟如何才能實現這個(ge) “大同”，他也隻能用“有衣同穿，有飯同食”來勉強應答。

道光開海之後歐風美雨的浸潤，不僅(jin) 讓搞“洋務”從(cong) 離經叛道逐步變成了一件“時髦”的事，也讓敏銳的中國人特別是士大夫們(men) 看得更遠，想得更深。洋務辦了幾乎四十年，買(mai) 船造炮，開礦煉鋼，但甲午年一把兵火，把紙老虎的蒙皮燒得幹幹淨淨。這不能不讓人思考這幾十年來走過的路、辦過的事兒(er) 到底對不對。

然而即使如此，作為(wei) 晚清社會(hui) 文化主流認同的理學，仍舊擺出一副道學先生麵孔：雖然並沒有實現自己“禮義(yi) 為(wei) 幹櫓，道德為(wei) 甲胄”的大話，反而依舊抱殘守缺，以“天不變，道亦不變”而妄言“祖宗之法不可變”。至此，如何看待現實，如何看待社會(hui) ，如何真正實現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發展，首要的問題就是推翻理學的權威，建立一整套對現實、對國家與(yu) 社會(hui) 發展的新的認知體(ti) 係。

在清代，最典型主流認同之爭(zheng) 莫過於(yu) “漢宋之爭(zheng) ”。要想反對甚至推翻作為(wei) 理學的社會(hui) 主流認同地位，漢學未必最有力，但絕對最名正言順。而作為(wei) 新生的資產(chan) 階級改良派知識分子的康有為(wei) ，在無論是輿論還是社會(hui) 認同都處於(yu) 明顯劣勢的時候，選擇漢學作為(wei) 闡述自己維新主張的理論外殼，顯然是明智的。

也正是如此，康有為(wei) 在“公羊三世說”的基礎上，代入傳(chuan) 統治理思想中“大同”與(yu) “小康”的概念，將“小康”這個(ge) 古老的社會(hui) 治理理想，賦予了一種新的意義(yi) ，並將之呈上近代中國思想舞台，於(yu) 是近代中國的政治精英們(men) 從(cong) 此開始嚐試從(cong) 發展的視角去審視社會(hui) 治理。

康有為(wei) 認為(wei) ，正如《春秋公羊傳(chuan) 》裏對人類社會(hui) 發展的曆史進程所描述的那樣，人類社會(hui) 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總的來說分為(wei) 據亂(luan) 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三個(ge) 階段。這其中的“升平世”與(yu) “太平世”，就分別對應《禮記》裏所指出的“小康”與(yu) “大同”。

與(yu) 《禮記》將“小康”描述成為(wei) “大同”世界隕落之後的社會(hui) 形態不同，康有為(wei) 將“小康”作為(wei) 實現“大同”過程中的一個(ge) 曆史階段，而即便是這樣的一個(ge) 曆史過渡階段，也是在通過改革才能實現。

康有為(wei) 對“小康”的認知，除了《春秋公羊傳(chuan) 》裏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包含的樸素的社會(hui) 進化論，在概念認知的表述上，其實更多地來源於(yu) 以馮(feng) 桂芬、鄭觀應、王韜等早期維新派的觀點。他不僅(jin) 為(wei) 自己的“小康”觀構建了相關(guan) 的理論體(ti) 係，同時他還多次從(cong) 多個(ge) 角度詳細描述了自己心中“小康社會(hui) ”的願景。

康有為(wei) 認為(wei) ，一個(ge) 稱得起“小康”的社會(hui) ，應該具有君民共主、富國養(yang) 民、學貫中西、崇尚實學、扶貧濟弱與(yu) 整軍(jun) 紀武這幾個(ge) 特征，其實也就是從(cong) 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民生與(yu) 軍(jun) 事等幾個(ge) 方麵，描述了他認知的“小康”社會(hui) 的基本麵貌。

康有為(wei) 所謂的“君民共主”，其實就是實行君主立憲製的國家製度。在這樣的國家製度下，民眾(zhong) 通過上書(shu) 言事、選賢用能與(yu) 議院議決(jue) 來真正行使屬於(yu) 自己的權利。整個(ge) 國家機器通過這種所謂的“上下一體(ti) ”，既加強了治理者與(yu) 民眾(zhong) 之間的聯係，同時也讓民眾(zhong) 能夠參與(yu) 到社會(hui) 治理的過程中，杜絕門閥政治與(yu) 各種舊的政治弊端。

同樣的，康有為(wei) 眼中的“小康”中國，不應該是那個(ge) 男耕女織一幅田園牧歌的傳(chuan) 統中國，更應該是一個(ge) 興(xing) 辦各種新式工廠礦山、鼓勵機器化大生產(chan) 、倡導貿易七海、積極推進“工商立國”的資本主義(yi) 中國。

無論是在公車上書(shu) 期間，還是後來的《上清帝第六書(shu) 》中，康有為(wei) 都熱情洋溢地為(wei) 大興(xing) 近代資本主義(yi) 工商業(ye) 鼓與(yu) 呼：從(cong) 所謂的“富國六法”，到後來的抨擊“厘金”，再到高倡推行“印花稅”，在康有為(wei) 的“小康”觀中，一個(ge) 小康社會(hui) ，應該是一個(ge) 工商業(ye) 發達，百業(ye) 俱興(xing) ，社會(hui) 財富得以快速增長的社會(hui) ，應該是一個(ge) 輕稅減稅、鼓勵工商、藏富於(yu) 民的社會(hui) ，也隻有這樣的社會(hui) 才能從(cong) 根本上擺脫國家積弱、人民積貧的噩夢。

可以說，康有為(wei) 將“民權”、“公權”、“富國”、“養(yang) 民”等近代治理觀念引入自己的“小康”觀，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兩(liang) 次鴉片戰爭(zheng) 以後，清廷高舉(ju) “求富”、“求強”的大旗，以“中體(ti) 西用”為(wei) 指針，希冀用西方的堅船利炮來維護這個(ge) 中古帝國業(ye) 已腐朽的政治軀幹與(yu) 經濟根脈。但甲午戰敗的殘酷事實，讓洋務運動及其精神旗幟“中體(ti) 西用”歸於(yu) 破產(chan) ，“中體(ti) ”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而即便如此，清廷依舊頑固堅持舊的國家體(ti) 製與(yu) 權力架構，同時視新興(xing) 的民間工商業(ye) 為(wei) 利藪而肆意壓榨。這樣一種環境下，康有為(wei) 的“小康”觀抓住了現實問題的命門，指出了這個(ge) 時代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舊體(ti) 製的種種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進步意義(yi) 。

然而，維新派畢竟是維新派，公車而來，公車而去。脫胎於(yu) 傳(chuan) 統政治精英的康有為(wei) 們(men) ，盡管擁抱了近代資產(chan) 階級的部分理念，但仍然沒有“自我革命”的勇氣去割掉自身與(yu) 作為(wei) 舊權力根源的封建皇權之間的政治臍帶，去割掉自身與(yu) 舊製度根源的封建土地所有製之間的經濟臍帶，這也注定了他們(men) 無法領導、推動乃至參與(yu) 大勢所趨的近代中國的社會(hui) 革命。

康有為(wei) 的“小康”觀，點明了那個(ge) 時代中國人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與(yu) 他們(men) 所能概見的最好的解決(jue) 方式，邁出了將“小康”概念與(yu) 時俱進的第一步，卻也僅(jin) 僅(jin) 止步於(yu) 第一步，這正是他們(men) 的悲劇所在。

二

“沉舟側(ce) 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wan) 木春”。曆史如此，人也是如此。康有為(wei) 們(men) 從(cong) 維新誌士，一步步變成“保皇黨(dang) ”，甚至走到了革命的對立麵。他們(men) 不忍心割棄的封建皇權，最終被埋葬在辛亥革命的烈火中。皇帝沒了，但“小康”卻未如期而至，反而“城頭變幻大王旗”，“一代新人勝舊人”。如果不能從(cong) 舊的政治文化中脫身，不能與(yu) 舊傳(chuan) 統真正做到“斷舍離”，那必然還會(hui) 出現“革命到最後居然革出皇帝”的曆史鬧劇。孫中山，與(yu) 康有為(wei) 一樣，也曾寄希望於(yu) “維新”、“變法”，但慘烈的現實讓他最終選擇了革命。他雖然沒有如康有為(wei) 那樣描述自己理想中的“小康”治世，但孫中山對“大同世界”的追求，仍然立足於(yu) 他改造國家、拯救民族、護育民眾(zhong) 的現實政治構想，這其中他所主張的“民生主義(yi) ”，也可以看作是資產(chan) 階級民主革命語境下的“小康”觀。

孫中山先生曾經這樣定義(yi) “民生主義(yi) ”：“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hui) 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zhong) 的生命便是”。無論是生存、生計還是生命，不僅(jin) 涵蓋整個(ge) 社會(hui) 的經濟生態與(yu) 社會(hui) 個(ge) 體(ti) 的經濟生活，同時還包括了與(yu) 之相契合的社會(hui) 製度與(yu) 社會(hui) 關(guan) 係。

既然要實行“民生主義(yi) ”，既然要改造社會(hui) 的經濟生態與(yu) 人民的生活狀態，那麽(me) 就要清除造成現狀的根源與(yu) 有可能危及理想的隱患，這就包括推翻舊製度與(yu) 預防新問題。

“平均地權，節製資本”，是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yi) ”的核心要義(yi) 。這兩(liang) 句話實際上抓住了近代中國社會(hui) 問題的兩(liang) 個(ge) 要害：封建的土地經濟，與(yu) 初具規模的資本主義(yi) 城市經濟。

也就是說，隻有打碎舊的土地所有製，解放地權，實現“耕者有其田”，才能真正解放農(nong) 民，真正推翻舊的社會(hui) 製度；隻有循序漸進地合理地發展近代資本主義(yi) 工商業(ye) ，限製資本的野蠻生長，才能保障民生，維護經濟與(yu) 社會(hui) 財富增長。說到底，“平均地權，節製資本”，是孫中山先生為(wei) 實現民眾(zhong) 富裕、國家強大的手段，同時也是孫中山先生推翻舊政權、建設新民國的經濟綱領。

無論新舊三民主義(yi) ，在孫中山先生眼中，“平均地權”都是推行革命的第一等大事。有多重要？他曾言說：“如能將平均地權作到，那麽(me) 社會(hui) 革命已成七八分了”。可見，他早就意識到了土地問題在當時中國社會(hui) 的重要性。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首先就是要實現土地國有，然後通過核定地價(jia) 、征收地稅、漲價(jia) 歸公等政策杠杆限製地主對土地的壟斷，利用製度的力量促進土地買(mai) 賣自由，將土地轉化成為(wei) 貨幣資本，進而助力近代資本主義(yi) 工商業(ye) 的發展，達到富民強國的目的。

孫中山先生晚年的時候，更進一步提出將“耕者有其田”作為(wei) “民生主義(yi) 達到目的”、“農(nong) 民問題完全解決(jue) ”的“最終結果”。從(cong) “平均地權”到“耕者有其田”的飛躍，是孫中山先生對近代中國社會(hui) 經濟症結與(yu) 最底層民眾(zhong) 生活狀態了解的細化，更是他為(wei) 徹底解決(jue) 這一問題所找的出路，是近代中國民族資產(chan) 階級革命者第一次真正意識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是從(cong) “精英革命觀”到“國民革命觀”的偉(wei) 大轉變。

如果說“平均地權”是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yi) ”的“現實關(guan) 懷”，那麽(me) “節製資本”便是“未雨綢繆”。早在1912年，孫中山先生就曾明確將資本的壟斷屬性作為(wei) 一種“流弊”而呼籲“不可不防”，這是因為(wei) “產(chan) 業(ye) 勃興(xing) ”，“資本家將從(cong) 此以出是也”，因此，“一麵圖國家富強，一麵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

孫中山認為(wei) ，革命後的新國家，主要精力要集中在搞建設，積極發展資本主義(yi) 工商業(ye) ，努力創造社會(hui) 財富，實現國家強大與(yu) 人民富裕。但工商業(ye) 大發展必然帶動資本的大發展，而資本應該在國計民生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旦資本在私人手中過度集中，就會(hui) 出現類似歐美西方國家那種貧富懸殊的狀況，這完全違背“民生主義(yi) ”的初衷。故此孫中山主張，要發展資本主義(yi) ，但更要節製私人資本的發展，避免類似西方社會(hui) 的財富過度集中，預防壟斷出現。

這一個(ge) 觀點後來在國民黨(dang) 一大上上得以闡發。《國民黨(dang) 一大宣言》明確提出：“凡本國及外國人之企業(ye) ,或有獨占的性質、後規模過大為(wei) 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製度不能操縱國計的民生,此則節製資本之要旨也。”

這表明孫中山先生的“節製資本”，已經不是簡單地防止私人資本產(chan) 生行業(ye) 壟斷，而是轉向了國計民生領域，力求通過積極扶持、做大做強國有資本的方式，實現社會(hui) 資源共有共享。這在當時尚處於(yu)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的中國，是很有遠見與(yu) 創見的主張。

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yi) ”思想，第一次徹底地與(yu) 傳(chuan) 統中國的舊經濟基礎與(yu) 舊政治體(ti) 製決(jue) 裂，這是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座裏程碑。在他看來,中國隻要能夠實現由國家而非私人掌握資本,做大做強國有資本，興(xing) 辦實業(ye) ，惠民利民，就一定能夠避免貧富分化，擺脫列強的奴役，為(wei) 實現最終的“大同”奠定堅實的“小康”基礎。

但孫中山先生的這些帶有革命理想主義(yi) 色彩的宏大構想，在舊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hui) 條件下，注定是難以實現，終成曆史遺恨。
（作者係河北省委黨(dang) 校黨(dang) 史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