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中國夢的必然要求。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既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一定資源尤其是文化資源的支撐。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作為(wei) 中華文化譜係中一支重要力量，其影響極為(wei) 深遠。應深入挖掘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資源價(jia) 值，使其在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一、傳(chuan) 統文化中蘊含的治理智慧 

基本治國方略：德主刑輔、禮法結合

德主刑輔是中華法製文明特有的現象，這一思想起源於(yu) 西周初年。當時通過總結商周兩(liang) 代興(xing) 亡更替的經驗和教訓，周公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輔”的治國觀點，否定了治國中迷信、暴力的方式。這一時期雖然法律仍是重要的統治工具，而且刑製比夏、商兩(liang) 代更加繁複嚴(yan) 密，但其“德治”中包含了敬德保民、任人唯德、明德慎罰等思想，因此，西周時期的“周禮”兼具法律約束和道德規範雙重功能。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提出了儒家係統的德治思想。孔子的德是以禮作為(wei) 行為(wei) 規範，仁作為(wei) 價(jia) 值觀，以仁禮為(wei) 核心來維護社會(hui) 秩序穩定的，但孔子並不否定法律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孔子一方麵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麵也認為(wei) 要用刑法懲罰犯罪。孟子從(cong) 性善論出發，認為(wei) 道與(yu) 法都是國家統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樹立法的權威和德的權威都很重要，並提出“保民而王”的德治要求。荀子主張禮是法的根本，強調把禮法結合起來。荀子曾說：“禮者，法之樞要也。”他把德治從(cong) 觀念形態轉化為(wei) 禮治的製度形態，促進了儒家思想在製度化上的發展。總之，儒家推崇德禮也不排斥政刑的作用，但強調政刑應當從(cong) 屬於(yu) 德禮，這也是早期德主刑輔思想之孕育。由於(yu) 禮具有穩定性和柔性的特征，因此，其保守傾(qing) 向很強，不易與(yu) 時俱進和隨機應變，難以成為(wei) 新興(xing) 統治者們(men) 得心應手的工具。當時，為(wei) 了適應禮崩樂(le) 壞的社會(hui) ，“以法治國”的理念和方式應運而生。

“法治”思想的代表者，是一批具有時代敏感性的法家人物。與(yu) 儒家主張相反，他們(men) 批判禮治主義(yi) ，實行變法改製。子產(chan) 、管子提出“垂法而治”的政治主張。韓非子闡述了性惡論，並以此論證了法治的合理性。法家思想具有明顯的“立法明分”的秩序觀、“刑無等級”的執法觀、“一斷於(yu) 法”的法律至上觀，其法治主張突出了法治的可變性、剛性和顯性的特征，適應了當時革故鼎新的時代需求。正是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秦國在軍(jun) 事和經濟力量上大增，結束了紛爭(zheng) 分裂的局麵，實現了國家的“大一統”。但法家的“法治”思想，本質上是服務於(yu) 君主專(zhuan) 製的。秦始皇的嚴(yan) 刑峻法使人民苦不堪言，人民群起而反之，最終招致二世而亡的命運。既然單一性的禮治和“法治”都暴露出其曆史局限性，秦之後的國人開始反思極端“法治”之大弊，重新尋求更完善的治國之道。

漢朝初年，政治家們(men) 為(wei) 穩定社會(hui) 秩序，恢複備受戰亂(luan) 摧殘的社會(hui) 生活，約法省刑、輕徭薄賦，起用了“無為(wei) 而治”的黃老學說。至國力漸強，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儒學取得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漢朝雖然再次抬高禮治，但實際走的既不是夏商周三代的單一性禮治之路，也不是春秋戰國時期時單一性法治之路，而是一條“禮法合治、禮治為(wei) 本”的新治國之路，是對之前治國之路否定之否定而形成的新型治國大略。在董仲舒思想的基礎上，後人們(men) 繼續不斷地對這一思想論證和發揮，維護了大一統政治格局。這一治國方略也為(wei) 曆代統治者所采納，一以貫之，直到清朝，其間始終不輟。

國家治理的重心：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我國古代在國家治理方麵積累的一項具有傳(chuan) 世價(jia) 值的寶貴經驗。

“民惟邦本”首先要得民心、愛民。“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夏朝夏桀的“武傷(shang) 百姓”，激起民憤，逼迫百姓發出“予及汝偕亡”之呐喊，夏終被商所滅。其後，作為(wei) 一個(ge) 大國的商，又被“小邦周”所滅，原因仍在於(yu) ，商紂因“重刑辟”，喪(sang) 失民心，赫赫不可一世的商朝瞬間覆亡。商朝曾擁有龐大的軍(jun) 隊，但絕沒有料到，正是這支軍(jun) 隊倒戈，使商國滅，這也是我國民心向背決(jue) 定國家興(xing) 亡的第一個(ge) 曆史史例。繼起的周在勝利驚喜之餘(yu) ，悟出了國家興(xing) 亡與(yu) 民心向背的關(guan) 係。因此，從(cong) 周公起，大力倡導尚德、敬德、明德，針對商亡的教訓，提出了保護子民的“明德慎罰”治國之道，並形成了一係列重民、保民的法製原則。周初設立了在文明古國中僅(jin) 有的以德主宰法製建設的立法，這不僅(jin) 體(ti) 現了愛民精神，也因此帶來了國家的興(xing) 旺，影響至為(wei) 深遠。春秋戰國時期，戰事紛爭(zheng) ，諸侯爭(zheng) 霸，諸侯們(men) 為(wei) 了在戰爭(zheng) 中勝出，都更加重視民的價(jia) 值，“民為(wei) 邦本”的思想內(nei) 涵也因此得以進一步拓展豐(feng) 富，如孟子提出了“民貴君輕”的命題，荀子提出“得百姓之力者富”等思想，孟荀此論，是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一國家治理要旨的精彩闡發。後世對這一理論的傳(chuan) 承，除增加了時代的烙印外，大都仿於(yu) 此。

民惟邦本不僅(jin) 要愛民，還要富民。愛民不能空談，而在於(yu) 利民、富民。荀子提出：民富才有國富。法家的愛民說的觀點最終也是強調要富民。管仲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是以善為(wei) 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宋朝程頤說：“為(wei) 民立君，所以養(yang) 之也；養(yang) 民之道，在愛其力。”從(cong) 曆史上看，曆代明君不僅(jin) 愛民，而且還實行富民、養(yang) 民的政策，強調隻有民富才能帶來國強。

國家治理觀：社群至上

“社群至上”源自2000年前的儒家思想，是在儒家思想基礎上經曆代先賢提倡與(yu) 理論創新逐漸形成的。“社群至上”思想主張由國家來塑造社會(hui) ，強調國家意誌的普遍性，並主張通過倫(lun) 理協調人們(men) 之間利益關(guan) 係和規範國家權力。

在以血緣關(guan) 係為(wei) 紐帶、以自然經濟為(wei) 基礎的我國傳(chuan) 統宗法治國家中，國家觀念就是宗法意識和家族主義(yi) 的延伸，管理機製和政治結構就是家庭和血緣關(guan) 係的放大，但在社會(hui) 活動領域，為(wei) 了給人民提供與(yu) 生存相應的秩序保障和物質環境，也必須建立有組織的社會(hui) 秩序，以維係一個(ge) 民族整體(ti) 的存在。因此, 在其國家價(jia) 值體(ti) 係中，群體(ti) 取向始終處於(yu) 主導地位，即便其宗教文化精神也蘊含對私有製度剛性的否定及重組經濟關(guan) 係和社會(hui) 秩序的願望。對此，孔子較全麵地表達了在重構國家秩序方麵倫(lun) 理規範和國家力量雙重保障的作為(wei) 。孔子主張要“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德”就是對人民的教化，“禮”是對人民的規範, 這是以民本思想為(wei) 基調的社群價(jia) 值觀念。孔子還認為(wei) 社會(hui) 要走向正軌，首先每個(ge) 人都要履行其特定的社會(hui) 責任與(yu) 義(yi) 務，各稱其事、各出其位，此所謂“正名”。在孔子思想的基礎上，孟子側(ce) 重設計理想的國家製度模式，他主張“天子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的國家學說，奠定了先秦儒家的國家主義(yi) 理論構架。這種學說強調國家權威，認同國家有仲裁不同利益的理性意義(yi) ，但他同時也賦予了國家代表社會(hui) 公正的道德意義(yi) 。春秋時期，與(yu) 儒家同為(wei) 顯學的墨家在家國關(guan) 係上則表現為(wei) 強烈的和平主義(yi) 理想。墨家秉承“兼愛非攻”的思想，其門人為(wei) 維護國家和平殺身成仁的精神千古流傳(chuan) 。有的學者認為(wei) ，墨家勇於(yu) 犧牲、無私奉獻的精神，是早期共產(chan) 主義(yi) 者救國救民、投身革命的楷模與(yu) 動力。儒墨兩(liang) 家的為(wei) 國奉獻精神，鑄就了中華民族百折不撓、團結統一的文化韌性，是中華民族一直砥礪前行的精神密碼。當然，“社群至上”在中國古代有其現實的社會(hui) 、經濟原因。一方麵，小農(nong) 經濟導致匱乏型經濟，另一方麵，土地有限與(yu) 人口膨脹是難以解決(jue) 的矛盾，解決(jue) 這些矛盾，在落後的生產(chan) 力水平下，隻有依托國家才能實現，加之當時的宗法倫(lun) 理又進一步固化了這一觀念。我國傳(chuan) 統“社群至上”思想最終都落腳於(yu) “平天下”和“治國”的“行”即社會(hui) 實踐上。近代民族主義(yi) 的萌發興(xing) 起，以建構現代國家為(wei) 旨歸，很顯然是社群本位思想的邏輯延伸。在東(dong) 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我國傳(chuan) 統“社群至上”思想中固有情懷和理念成為(wei) 接納馬克思主義(yi) 的文化基因。

國家治理的理想：大同世界

對於(yu) 大同社會(hui) ，《禮記·禮運》中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yu) 地也，不必藏於(yu) 己；力惡其不出於(yu) 身也，不必為(wei) 己。是故謀閉而不興(xing) ，盜竊亂(luan) 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同”雖然出自儒家經典，但其中糅合了多家思想學說。諸子百家當時對天下混亂(luan) 的局麵，都提出了各自“理想”的解決(jue) 方案，雖然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在描述政治目標上卻殊途同歸。在《論六家要旨》中，司馬談指出：“天下一致而百慮，殊軌而同途。”對於(yu) 大同世界，先秦諸子都貢獻了各自的智慧，匯集成影響深遠的思想體(ti) 係。

“大同”以“天下”觀念描繪了人類社會(hui) 理想的生活狀態。雖然我國曆史上沒有出現過包含整個(ge) 世界的“天下”，但從(cong) 價(jia) 值指向性上看，其所指“天下”觀就是整個(ge) 人類世界。因此，在對大同社會(hui) 的構想上，其意識也自然是超越國家的。這種世界觀在《禮記·大學》有明顯的體(ti) 現：“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可以看出，其理論支持是先治國再平天下，天下是人生最終指向的意義(yi) ，是人類個(ge) 體(ti) 最終歸屬的共同體(ti) ，個(ge) 人價(jia) 值在“平天下”的環節將最終得以實現。在這樣的情況下，具有內(nei) 在一致序列性的家—國—天下一體(ti) 的“天下”觀，任何一個(ge) 環節有問題，都是非正常的，需要用“天下”意識去調節，從(cong) 而最終實現平天下的理想狀態。

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治國理政資源的挖掘與(yu) 利用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曆經千年積澱，蘊含的治國理政資源豐(feng) 富而寶貴。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離不開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深入挖掘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崇德向善”的資源，充分發揮其價(jia) 值引領作用。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特別重視對傳(chuan) 統文化中崇德向善內(nei) 容的挖掘，並把其作為(wei)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思想資源，強調要發揮其在治國理政中的價(jia) 值引領作用。在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善是人之為(wei) 人之根本，“人之初，性本善”成為(wei) 我們(men) 啟蒙教育及做人的基本認知。我國傳(chuan) 統善文化要求要“泛愛眾(zhong) ”、要“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要“民胞物與(yu) ”……在中華文明中《周易》的“積善之家，必有餘(yu) 慶”、道家的“承負”果報論、佛家的因果報應論等使中國人在現實中謀求“崇德立德”、追求永恒不朽。長久以來，“善”成了中國人的修身之要、立身之基和追求永恒的信念維係。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基本構建與(yu) 推進其實就是“善”文化在個(ge) 人—家—國—天下中的內(nei) 化與(yu) 踐行。中國傳(chuan) 統崇德向善文化的構建與(yu) 承繼，構建起中華民族崇德向善文化的基因，促成了中國人向善的自覺和向上的力量。

在對崇德向善文化的挖掘中，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很重視對“修齊治平”道德資源在治國理政中作用的挖掘，他指出：我們(men) 黨(dang) 要做中華傳(chuan) 統優(you) 秀文化的繼承者和弘揚者，在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中首先要“嚴(yan) 於(yu) 修身”。這裏的“嚴(yan) 於(yu) 修身”，就是要求共產(chan) 黨(dang) 人要堅定理想信念，加強黨(dang) 性修養(yang) ，提升道德境界。各級領導幹部要帶頭踐行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以德修身、以德服眾(zhong) ，努力成為(wei) 全社會(hui) 向善的楷模，以實際行動帶動全社會(hui) 崇德向善。 

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挖掘要去粗取精、去偽(wei) 存真。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挖掘利用，要堅持“有鑒別地加以對待”，要“去粗取精、去偽(wei) 存真”，有揚棄地予以繼承，使其能以傳(chuan) 承創新後展現出的強大現實生命力，解決(jue) 好當今我國的現實問題、回應好時代的挑戰。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zhong) 的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這就為(wei)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承發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挖掘與(yu) 利用，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在馬克思主義(yi) 指導下，立足中國當今實踐，堅持好“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麵向未來”的原則，向內(nei) 積極研究事關(guan) 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向外積極探索事關(guan) 人類命運的重大課題。同時，我們(men) 要堅守好中華文化立場，充分認識中華文化的鮮明特色、獨特價(jia) 值，增強文化自信。在此基礎上，堅持好社會(hui) 主義(yi) 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基因與(yu) 當代中國的文化發展相契合、與(yu) 國家治理現代化相協調，讓超越時空、富有永恒魅力又具有當代價(jia) 值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在不斷的創新發展中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使中華文化最優(you) 質的基因內(nei) 化為(wei) 人們(men) 的思想和行動，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為(wei) 人類文明發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近現代中國起伏跌宕的曆史命運也反複證明了中華文化強大的修複再生和匯通融合的能力。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先進文化的發展決(jue) 不能被動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與(yu) 衝(chong) 擊，更不能割斷與(yu) 自身曆史的聯係，而是要在基於(yu) 自身思維方式和基本價(jia) 值的基礎上，對古今中外文明進行選擇性吸收和創造性重構，通過不斷地自我調整、試錯證偽(wei) ，探索出獨立自主的發展之道。在當今社會(hui) 艱難轉型新舊交替之際，一個(ge) 擁有獨特文化傳(chuan) 統、曆史際遇及基本國情的國家，在尋求民族複興(xing) 的路上不可避免地會(hui) 遭遇製度建構的艱辛。麵對新的曆史機遇，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進行深度梳理，對其富有生命力的價(jia) 值規範在現代化的關(guan) 照下挖掘傳(chuan) 承轉化，必將助益於(yu) 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作者於(yu) 淩煒，海南省委黨(dang) 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