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什麽(me) 在生產(chan) 力日漸發展、經濟效率不斷提升的今天，人們(men) 期待的“休閑型社會(hui) ”並未到來，而是進入了新的“過度勞累的時代”？本文將結合日本經濟學家森岡(gang) 孝二的《過勞時代》一書(shu) ，以日本社會(hui) 為(wei) 參照，對21世紀以來社會(hui) 過勞問題的興(xing) 起原因與(yu) 潛在後果進行初步梳理。

 一、“過勞”的前世今生 

人類社會(hui) 第一次大規模地迎來過勞時代是在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的工業(ye) 革命時期，機械化大生產(chan) 在極大地提升生產(chan) 效率、創造大量物質財富的同時，卻並未切實改善勞動者的生存狀況，普通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反而被不斷延長，甚至連少年兒(er) 童都淪為(wei) 童工而遭受剝削。過度勞作與(yu) 極度的社會(hui) 不平等激起了廣大勞動者群體(ti) 的聯合抗議，直到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工人以要求8小時工作製為(wei) 目的進行罷工（這正是五一勞動節的起源）。

同年9月，卡爾·馬克思在“國際工人聯合會(hui) ”上提出了通過立法保障勞動者8小時工作製的設想，此後世界各國才陸續出台相應政策，暫時擺脫了過勞問題的詛咒。1947年，日本也出台了《勞動基準法》，確立了8小時工作製，並且在此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nei) ，與(yu) 英美等其他資本主義(yi) 國家一樣，逐漸進入了工時縮短的時代。在這一階段，馬克思所預言的社會(hui) 兩(liang) 極分化和中產(chan) 階級下沉等現象似乎沒有出現，甚至在技術革命、管理革命的背景下，更多的勞動者掌握了專(zhuan) 業(ye) 知識與(yu) 技能，大量的新中產(chan) 階級群體(ti) 逐漸登上了曆史舞台。日本社會(hui) 同樣如此，傅高義(yi) 在1963年發表的《日本新中產(chan) 階級》一書(shu) 中，即描述了當時大量穩定就職於(yu) 大公司的日本工薪階層崛起的狀況，工作穩定、消費自由、晉升可期的工薪族模式逐漸成為(wei) 日本青年人心中最為(wei) 理想的工作—生活模式。

然而不幸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各國的生產(chan) 效率仍在提高，但全球範圍內(nei) 的工時縮短趨勢卻戛然而止，越來越多的國家突破了8小時工作製。美國社會(hui) 學家斯格爾在《過度勞累的美國人》一書(shu) 中指出：在2000年，每4名男性中有一人多、每10名女性中有一人多的每周工作時長在50小時以上，且總的來看他們(men) 都是中產(chan) 階級上層的白領。同樣的，日本的過勞情況也日益嚴(yan) 重。

根據森岡(gang) 在書(shu) 中的資料所示，一方麵，大量非正式員工存在過度勞動的狀況。從(cong) 1988年到2015年，日本短時工的比例由12%攀升至30%，其中女性由24%攀升至47%，甚至有不少家庭主婦為(wei) 補貼家用而選擇應聘深夜便利店的兼職工作。另一方麵更令人震驚的是，越來越多的全職正式員工與(yu) 工薪階層也麵臨(lin) 著過勞問題。2016年日本“男性正式員工每周勞動時間為(wei) 53小時，換算成每年則超過2700小時”，即使是高層管理人員也有可能過勞，日本電產(chan) 公司的社長永守重信先生據稱就是“每天早上6：50就到公司上班，比任何一個(ge) 員工都早。每天工作16小時，周六、周日也不休息”。

在日漸頻發的過勞死事件中，也不乏年僅(jin) 27歲的日本富士電子公司的係統工程師、24歲東(dong) 京大學畢業(ye) 的電通廣告公司高薪員工等專(zhuan) 業(ye) 技術、管理人員，2003年日本勞動監督署的數據也說明，在因過勞而得到精神障礙工傷(shang) 認定的108名勞動者中，“係統工程師、信息處理技術員等專(zhuan) 業(ye) 技術人員有28人”，超過了製造業(ye) 等從(cong) 事技能工作的24人。 

二、全球化的時代也是“過勞時代” 

為(wei) 什麽(me) 在物質生產(chan) 力極大發展的今天，人們(men) 不但沒有迎來休閑型社會(hui) ，反而再次迎來了“過勞時代”？甚至越來越多的中產(chan) 階級群體(ti) 也疲於(yu) 勞作奔命？森岡(gang) 孝二認為(wei) ，過勞時代本質上是社會(hui) 高度資本主義(yi) 化的產(chan) 物，他從(cong) 全球資本主義(yi) 、信息資本主義(yi) 、消費資本主義(yi) 以及自由職業(ye) 者資本主義(yi) 這4個(ge) 角度，剖析了過勞時代重訪日本的深刻社會(hui) 原因。 

（一）全球資本主義(yi) 與(yu) 勞動者的生存空間

全球化與(yu) 全球資本主義(yi) 的浪潮是過勞時代重新來臨(lin) 的首要動力。顯然，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這一波“過勞”浪潮是全球化的，越是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越是白領職場，反而越淪為(wei) 青年勞動者的“血汗工廠”。其背後核心的原因即全球化改變了傳(chuan) 統地方社會(hui) 的勞資關(guan) 係，使得各國之間的工作競爭(zheng) 白熱化了。“二戰”後的一段時間內(nei) ，福利國家的模式一度盛行，日本也建立了以終身雇傭(yong) 為(wei) 核心的“一九五五”體(ti) 製，穩定的雇用關(guan) 係、優(you) 厚的企業(ye) 福利與(yu) 較多的員工閑暇構成了彼時溫情主義(yi) 的勞資關(guan) 係特征。

但在80年代以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擴張，不僅(jin) 美日等資本主義(yi) 強國競爭(zheng) 加劇，而且中國等轉型國家也逐漸確立市場經濟體(ti) 製，加入全球競爭(zheng) ，各國內(nei) 部的溫情主義(yi) 勞資關(guan) 係就此坍塌了。出於(yu) 逐利與(yu) 效率的目標，不少發達國家的資本選擇到勞動力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設廠，這不僅(jin) 削減了對本地勞動者的福利保障，甚至也帶走了就業(ye) 崗位，令不同國家和各國勞動者之間形成了“逐底競爭(zheng) （race to the bottom）”，工作時間的全球競爭(zheng) 自然成為(wei) 其中一項。

而90年代以來，日本的這一趨勢更為(wei) 明顯，隨著其國內(nei) 經濟陷入蕭條，更多的企業(ye) 為(wei) 了控製成本，不惜削減福利、裁減人員、延長工時、外包工作，甚至以此推高股價(jia) ，討好股東(dong) 。相關(guan) 數據顯示，2003年，日本製造業(ye) 企業(ye) 的國外生產(chan) 比例高達16%，為(wei) 曆史最高；並且“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印度，不論哪個(ge) 國家或地區都比發達國家中工作時間最長的日本更長”。

（二）信息資本主義(yi) 與(yu) 時空之網

那麽(me) ，是什麽(me) 力量使得全球化能夠不斷擴張，並且重組了過勞時代的勞資關(guan) 係？技術革命與(yu) 信息資本主義(yi) 為(wei) 過勞時代的降臨(lin) 提供了技術支持。盡管計算機與(yu) 互聯網的普及帶來了方便的社交工具，但近年來，信息技術越來越被當作生產(chan) 工具來使用，它並未帶來工作量的減少，反而是延長了人們(men) 的工作時間。

首先，新型信息技術的引入拆解了複雜的工作流程，更多的業(ye) 務變得標準化和簡單化，因而許多正式員工可以被非正式勞動者替代，不穩定的勞動雇用關(guan) 係日見其多。據1998年的統計資料，在大幅增長的日本非正式勞動者群體(ti) 中，大多數與(yu) 信息技術行業(ye) 有關(guan) 。以派遣勞動者為(wei) 例，其有46%從(cong) 事軟件開發、辦公機器操作、辦公自動化教育等信息技術領域的工作。

其次，信息技術突破了物理與(yu) 社會(hui) 的空間約束，模糊了工作與(yu) 家庭的邊界，將工作時空和生活時空連接在了一起，這在提升業(ye) 務運轉效率的同時，也使得以時間為(wei) 核心的工作競爭(zheng) 更為(wei) 激烈。截至2004年年末，日本已有近8000萬(wan) 網民，6歲以上人群的網絡普及率達62%，較1997年增長了近7倍。而無處不在的網絡通信工具令家裏家外都成為(wei) 職場。市場調查公司Gartner Japan 於(yu) 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普通日本員工平均每日收到超過60封電子郵件，算上打開附件、操作軟件等時間，每天處理郵件平均需要4小時左右，而80%的人都不得不在家裏處理電子郵件（包括休息日）；同年另一項針對白領階層正式員工和管理者的調查還表明，99%的白領都使用個(ge) 人電腦工作，且“IT化程度越高的企業(ye) ，‘工作範圍’越廣、‘工作量’越大，‘工作速度’也越快”。

此外，信息技術的使用也直接影響了勞動者的身心健康，不少人因此導致眼疾或腰頸病，嚴(yan) 重者甚至患有抑鬱症。日本“編程者SE”網站充斥著互聯網工作者與(yu) 相關(guan) 技術員的自嘲，他們(men) 戲稱自己為(wei) “數碼土木工”，這與(yu) 中文裏的“程序猿”“碼農(nong) ”等詞幾乎異曲同工。

（三）消費資本主義(yi) 與(yu) 欲望的自我循環

盡管生產(chan) 領域發生了上述變革，可為(wei) 什麽(me) 勞動者自身願意接受過勞的狀況？消費領域的變化或許能為(wei) 我們(men) 提供答案：競爭(zheng) 性消費與(yu) 消費型資本主義(yi) 構成了人們(men) 接納過勞時代的需求基礎。 

按照勞動經濟學的一般原理，隨著收入和工資率增加，人們(men) 將選擇減少部分工作時間來換取閑暇，但與(yu) 此相反的是，2004年日本總務省的“勞動力調查”顯示，在正式雇傭(yong) 的員工中，“‘幹部’的工作時間為(wei) 2408小時，一般員工的工作時間為(wei) 2308小時”。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在於(yu) 現代社會(hui) 消費的競爭(zheng) 性，過度的消費本身成為(wei) 自我實現的目的，而中產(chan) 階級群體(ti) 正是其中的核心力量。

日本大約在20世紀60年代就進入了消費型資本主義(yi) 階段，隨著社會(hui) 財富的積累、大眾(zhong) 傳(chuan) 媒的引導以及大量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基於(yu) 炫耀與(yu) 攀比的競爭(zheng) 性消費風氣迅速擴大，各種衣食住行的品牌不斷出現，並且逐漸成為(wei) 象征特定社會(hui) 地位的符號，即使在經濟蕭條的時候也令人趨之若鶩。

2002年，法國高檔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在日本的銷量不僅(jin) 未受經濟波動影響，反而達到了1357億(yi) 日元的曆史銷售紀錄。在競爭(zheng) 消費的環境中，青年中產(chan) 群體(ti) 似乎陷入了“工作與(yu) 消費的循環”，擴張的消費助長了膨脹的欲望，而膨脹的欲望又難以抵製新的消費誘惑，當然，這一切都需要以過度的勞累作為(wei) 代價(jia) ，沒有足夠的收入，何來參與(yu) 消費競爭(zheng) 的能力？

據“勞動力調查”的結果，在年收入在100萬(wan) 到300萬(wan) 日元的階層中，每周工作時間在40小時以上的就有1000萬(wan) 人，占所有勞動人口的22%。與(yu) 此同時，與(yu) 競爭(zheng) 消費和過勞工作相關(guan) 的另一係列社會(hui) 現象也相應興(xing) 起，即24小時便利店模式的流行與(yu) 網購快遞行業(ye) 的發展。通宵營業(ye) 的便利店在1991年僅(jin) 有兩(liang) 成，而到2004年則高達八成，其他超市與(yu) 百貨店也延長了營業(ye) 時間；快遞貨物（卡車運輸）件數從(cong) 1985年的近5億(yi) 增長到了2003年的28億(yi) 多。這樣的變化一方麵既是競爭(zheng) 消費和過勞工作的產(chan) 物，滿足了加班族的便捷消費需求；另一方麵卻製造了更多的過勞狀況，在總體(ti) 上延長了勞動者的工作時間，甚至可以說，往日工作穩定、生活自由的工薪族，如今成為(wei) 過度勞累、積蓄透支的“窮忙族”。

（四）自由職業(ye) 者資本主義(yi) 與(yu) “過勞”的自我選擇

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的放鬆勞動領域管製政策導致了自由職業(ye) 者資本主義(yi) 出現，這形成了過勞時代重現的製度根源。自由職業(ye) 者資本主義(yi) 是作者提出的新概念，其指的是“以非正式員工為(wei) 主要勞動力的資本主義(yi) ”，它的出現與(yu) 新自由主義(yi) 和市場個(ge) 人主義(yi) 思潮不無關(guan) 聯。

日本在80年代以來同樣受到影響，出台了諸多放鬆勞務保障的措施，其中主要包括：

白領排除製。即將白領相關(guan) 的職業(ye) 排除於(yu) 《勞動基準法》的保障範圍，白領工作時間不設上限，也不強製要求加班費。這樣一來，以白領職業(ye) 為(wei) 主的中產(chan) 階級群體(ti) 不僅(jin) 沒有工會(hui) 組織，也缺乏相應的法律保障，“白領榨取工廠”的現象由此屢見不鮮。

成果主義(yi) 工資製。即工資與(yu) 福利不再僅(jin) 以論資排輩或勞動時間來分配，而是根據實際勞動成果來計算。勞動者之間的競爭(zheng) 因此擴大化了，而雇主則能以更少的勞動力成本掠取更多的勞動。這對於(yu) 白領群體(ti) 的影響更為(wei) 明顯，工作時間與(yu) 非工作時間的界限對於(yu) 他們(men) 越發模糊，隻要能夠完成業(ye) 務，關(guan) 於(yu) 工作的思考與(yu) 籌備何時何地都可以展開。

廢除《縮短工時促進法》。即認為(wei) “在工作方式日益多樣化的現在，提出‘全年實際總工作時間1800小時’的計劃已經不合時宜”。換言之，國家已經放棄了對勞動時長問題的約束，而傾(qing) 向於(yu) 由雇主、工會(hui) 及勞動者各方自主決(jue) 定工作時間（這一規定即是“架空”日本《勞動基準法》的“三六協議”）。

在這些製度調整下，從(cong) 前穩定的勞動雇傭(yong) 關(guan) 係被瓦解了，不僅(jin) 有越來越多的非正式工作者出現，加劇了收入與(yu) 工時的兩(liang) 極分化，而且就算是正式員工，也不得不麵對“工作時間個(ge) 人化”的不穩定趨勢，甚至由於(yu) 沒有法律禁止，“自發性過勞”的現象越發成為(wei) 職場現實。 

三、“過勞”的潛在後果：社會(hui) 中產(chan) 階級的下沉 

置身過勞時代，包括中產(chan) 階級在內(nei) 的社會(hui) 各界勞動者群體(ti) 皆存在著長期加班與(yu) 過度勞動的狀況，可以說，普遍的過勞無論是對勞動者個(ge) 人還是對整個(ge) 日本社會(hui) 都帶來了沉重的後果。

可想而知，嚴(yan) 重的過勞首先對勞動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來，“過勞死”這一話題日漸引起日本社會(hui) 關(guan) 注，各地湧現了“過勞死110熱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顯示，1989年，因過勞而患有蛛網膜下出血、心肌梗死等疾病且導致猝死的壯年勞動者約有17000人，超過了同年度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而在2004年，得到工傷(shang) 認定的過勞自殺者與(yu) 精神障礙者達130人，約為(wei) 1999年的10倍。即使不至於(yu) 過勞死，大量的日本中青年勞動者也處於(yu) 亞(ya) 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中。日本工薪階層的午飯時長平均約為(wei) 10分鍾，而中年男性員工的日均睡眠不足7小時，其工作時間反而平均約10小時，遠多於(yu) 睡眠休息的時間。

進一步看，延長的工作時間與(yu) 過度的工作壓力也直接侵蝕了勞動者的家庭生活，甚至對下一代造成影響。過勞的中青年男性顯然無法再顧及家務，一些家庭婦女既要照料家務又要在外兼職，夫妻之間則更是減少了相處的時間，長此以往，家庭的分歧可能演化為(wei) 離婚的結局。對於(yu) 年輕的夫妻而言，雙方的過勞也擠壓了他們(men) 的育兒(er) 時間，越來越多的中小學生被送至“日期變更班”，在那裏補習(xi) 到深夜12點才被接回家；另一些人甚至幹脆不結婚或者不要孩子，據2004年的《厚生白皮書(shu) 》統計，工作時長與(yu) 嬰兒(er) 出生率成反比，關(guan) 東(dong) 南部長時間工作者比例最高，而嬰兒(er) 出生率最低，而衝(chong) 繩正好相反，長時間工作者占比最低，嬰兒(er) 出生率最高。

除此之外，普遍的過勞也破壞了公民參與(yu) 公共生活的土壤，對社會(hui) 的良性運作造成潛在衝(chong) 擊。勞動者過度投入時間在工作領域，而在鄰裏關(guan) 係以及社區公共事務的投入則越來越少。近年來，人們(men) 幾乎越發難以在社區活動中看到父親(qin) 們(men) 的身影。《厚生勞動白皮書(shu) 》指出，“那些將大半時間花在工作上，和社區聯係非常少的人一旦退了休、離開企業(ye) ，就很容易陷入閉門不出的狀態”。同時，由於(yu) 沒有時間，越來越多本該需要政治幫助和保障自身權益的勞動者遠離了政治。2004年《朝日新聞》一份來自家庭主婦的稿件如是說：盡管她的丈夫是工薪階層，但他常常忙得早出晚歸，回家以後也不看政治新聞，任自己的稅金、養(yang) 老金等從(cong) 工資中被扣除，他也無暇參與(yu) 參議院選舉(ju) 的投票。

麵對過勞時代的諸多問題，森岡(gang) 孝二疾呼要“為(wei) 過勞時代踩刹車”，並且憂心忡忡地分別針對勞動者、政府以及企業(ye) 給出了一係列建議。事實上，已經有一些日本人因此改變了生活方式，不少人選擇退出競爭(zheng) ，為(wei) 生活“減速”，或移居到風景宜人的衝(chong) 繩小島，或返回鄉(xiang) 間組織“菜園家庭革命”，或推行社區貨幣以增加市民參與(yu) 社區活動……但從(cong) 《過勞時代》2005年出版至今，日本的過勞問題似乎仍然嚴(yan) 重，各項社會(hui) 行動措施並沒有驅散過勞時代的陰霾。這意味著什麽(me) 呢？也許我們(men) 更應該從(cong) 社會(hui) 結構的維度尋找答案。

言下之意，這一階段的過勞時代所書(shu) 寫(xie) 的，其實是下沉的日本中產(chan) 階級的血淚史。底層勞動者的就業(ye) 與(yu) 勞動問題尚未解決(jue) ，掌握一定知識、技術的青年中產(chan) 工薪階層卻也無法逃離過勞的命運。與(yu) 其說中產(chan) 階級群體(ti) 的工作與(yu) 生活越來越艱難，不如認為(wei) 實際上是社會(hui) 裏中產(chan) 階級這個(ge) 結構性位置在下沉與(yu) 消失。這一論斷並非危言聳聽，在曆經了迅猛的經濟騰飛與(yu) 劇烈經濟泡沫之後，20世紀末以來的日本社會(hui) 已然上演了不少與(yu) 發展和進步背道而馳的故事。2005年，日本社會(hui) 學家三浦展的《下流社會(hui) 》一經出版即引起熱議，曾經一度具有“中流化”趨勢的日本社會(hui) ，如今能維係中產(chan) 地位者越來越少，更多的人反而覺得自己的社會(hui) 地位在下降，從(cong) 中產(chan) 階級“下流”到了社會(hui) 底層。2006年，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hui) 》中亦指出，日本曾經的“中產(chan) 階級社會(hui) ”崩潰了，年收入在600萬(wan) 日元以下的中低收入階層占據日本八成人口，收入分配差距日漸擴大，社會(hui) 結構成為(wei) 中間小、兩(liang) 頭大的M字形。

總之，以上種種論述皆昭示著，在21世紀以來的日本社會(hui) ，成為(wei) 中產(chan) 階級的各種社會(hui) 門檻在變高，而即使成為(wei) 中產(chan) 階級，其維持日常生活與(yu) 社會(hui) 地位的勞動代價(jia) 也在不斷變大。日本的社會(hui) 結構已然逐漸由中產(chan) 龐大的“橄欖形”向中產(chan) 下沉的“金字塔形”轉變。惋惜之餘(yu) ，這似乎又令人們(men) 想起了1848年馬克思在《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裏的理論預言：整個(ge) 社會(hui) 日益兩(liang) 極分化成兩(liang) 大陣營，而中產(chan) 階級最終都“降落”到無產(chan) 階級隊伍裏來了。

這意味著什麽(me) 呢？就行動層麵而言，如上文所述，中產(chan) 階級的下沉直接意味著其自身越發難以維係健康的生活方式與(yu) 精神狀況，越發無暇參與(yu) 家庭、社區以及政治事務，這顯然在很大意義(yi) 上挑戰了傳(chuan) 統的關(guan) 於(yu) 中產(chan) 階級作為(wei) 政治的“穩定器”或社會(hui) 的“緩衝(chong) 帶”理論。但更重要的是，就結構層麵來看，中產(chan) 階級的下沉也將直接加劇社會(hui) 的貧富兩(liang) 極分化程度。

一方麵，中產(chan) 者的過度勞動並非完全沒有創造更多的財富與(yu) 價(jia) 值，隻不過其加班加點創造的“剩餘(yu) 價(jia) 值”可能並不歸其所有，反而可能是造就了少數大資本或精英集團的繁榮。換言之，生產(chan) 效率提高卻仍需過度勞動的現實說明，勞動者及其勞動本身“相對貶值”了，麵對日趨白熱化的勞動者群體(ti) 內(nei) 部競爭(zheng) ，他們(men) 在投入更多勞作時間與(yu) 丟(diu) 掉當前工作崗位中不得不選擇前者，曾經適用於(yu) 底層工人階級或普通勞動者的“異化勞動”理論，如今也日益適用於(yu) 中產(chan) 階級了。

另一方麵，由於(yu) 中產(chan) 階級的過勞與(yu) 下沉，原本的社會(hui) 底層的生態亦可能受到擠壓與(yu) 衝(chong) 擊，越來越多的普通勞動崗位被取代或淘汰，而因此失業(ye) 的普通勞動者在某種意義(yi) 上確實被“甩出於(yu) 社會(hui) 結構之外”，連“享受‘996’福報”的機會(hui) 都沒有……由此觀之，那些曾經一度殫思極慮地為(wei) 新興(xing) 中產(chan) 階級尋找曆史定位的新馬克思主義(yi) 學說，在日本過勞時代的下沉中產(chan) 階級麵前，則似乎顯得過於(yu) 樂(le) 觀了。

四、 “過勞”的時代，我們(men) 該何去何從(cong) ？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在經曆了迅猛的經濟騰飛以後，社會(hui) 的收入差距也日漸增長，新興(xing) 的青年中產(chan) 群體(ti) 雖初具規模，但消費主義(yi) 、信息化以及全球化的競爭(zheng) 浪潮卻已然襲來。日本的過勞問題已拉響社會(hui) 警鍾，而在當下國內(nei) 眾(zhong) 多餓了麽(me) 外賣、拚多多訂單和“996”程序員的背後，我們(men) 是否也同樣能夠看到一群走向過勞時代的青年中產(chan) 工作者群體(ti)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