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教授和美國德克薩斯農(nong) 工大學終身講席教授、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yu) 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與(yu) 《複旦金融評論》主編、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終身講席教授魏尚進，共話“中國收入和財產(chan) 分配”。

　　李實教授首先對於(yu) 中國收入分配的當下挑戰和未來展望做了全麵的闡釋。中國收入分配格局當前麵臨(lin) 許多嚴(yan) 峻的挑戰，例如居民勞動收入份額偏低，城鄉(xiang) 二元體(ti) 係難以一體(ti) 化、部分壟斷行業(ye) 的“畸形”高收入持續存在。推進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戶籍製度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有利於(yu) 縮小收入差距，但收入流動性和代際流動性的降低、新技術帶來的就業(ye) 極化、利益集團的形成等因素則可能阻礙這一進程。未來十年是中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重要時期，在全社會(hui) 對於(yu) 收入分配問題形成共識的基礎之上，如果能及時出台更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深入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那麽(me) 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就指日可待。

　　甘犁教授則從(cong) 微觀角度為(wei) 我們(men) 分析了近年的情況。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yu) 研究中心開展的新冠肺炎疫情專(zhuan) 項調查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各階層的收入預期都大幅下降，且各階層之間的預期收入差距加大。這直接導致了2020年不容樂(le) 觀的消費增長狀況：居民收入的滑坡、低收入階層麵臨(lin) 的流動性約束、高收入階層預防性儲(chu) 蓄的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於(yu) 國民消費的保守趨勢。從(cong) 供給側(ce) 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小微企業(ye) 麵臨(lin) 的困難逐漸從(cong) 供給端轉向需求端。同時，“國內(nei) 經濟大循環”受阻於(yu) “訂單不足+收入下降”的惡性小循環。政府亟需出台大規模一次性現金補貼政策，尤其是對於(yu) 低收入人群的精準貼補。新冠肺炎疫情後，我國應該實施激勵相容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來支撐今後的長遠經濟發展。

　　基於(yu) 中國整體(ti) 收入分配格局特征和當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衝(chong) 擊，我們(men) 如何通過政策幹預促進機會(hui) 均等、保障和扶持低收入群體(ti) ?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新興(xing) 的數字經濟如何影響收入分配?關(guan) 於(yu) 這些問題，李實、甘犁兩(liang) 位教授和魏尚進教授進一步展開深度對話。

　　從(cong) “結果均等”到“機會(hui) 均等”

　　魏尚進：在考慮收入分配這一主題時，我們(men) 通常也會(hui) 關(guan) 注機會(hui) 均等。在製定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的時候，應該怎樣更好地達成機會(hui) 均等的目標?

　　李實：我們(men) 應該強調機會(hui) 均等，機會(hui) 均等的缺乏會(hui) 進一步加劇結果不均等。但機會(hui) 均等是與(yu) 一定的現實條件相關(guan) 的，我們(men) 在現實條件下推行促進機會(hui) 均等的機製與(yu) 政策，應該充分考慮現實條件的差異性。而且，我們(men) 不應該過度強調機會(hui) 均等，因為(wei) 結果不均等很大程度上會(hui) 影響到機會(hui) 均等的實現。

　　比如，當下的高考製度被認為(wei) 是機會(hui) 均等的最好範例，考生們(men) 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擁有同等的參加高考的權利，麵對相同的考試題目和評分標準，最終的分數結果是有可比性的：誰的分數高，誰就可以上好大學。

　　可是我們(men) 也注意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農(nong) 村和邊遠地區的孩子能夠上好大學的機會(hui) 越來越少。雖然高考看上去是一個(ge) 機會(hui) 均等的製度，但很多農(nong) 村孩子在參加高考前實際上並沒有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教育資源，已經受到了機會(hui) 不均等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現有國情下，很難讓所有人都獲得絕對均等的機會(hui) 。因此，我們(men) 一方麵要強調機會(hui) 均等，另一方麵要努力減少結果不均等對於(yu) 機會(hui) 均等造成的不利影響。我們(men) 的政策應該雙管齊下，在堅持機會(hui) 均等的同時改善低收入人群的家庭環境、社區環境，推動區域平衡發展等。

　　魏尚進：要更好地實現機會(hui) 均等是否還有兩(liang) 方麵因素需要關(guan) 注?第一是關(guan) 注戶籍製度改革，這是促進農(nong) 村與(yu) 城市、小城市與(yu) 大城市之間機會(hui) 均等的一個(ge) 可行的政策方向;第二是關(guan) 注教育發展，很多研究表明，通過教育可以改善人們(men) 在收入與(yu) 財富積累中的分配，所以要關(guan) 注貧困地區低收入人群教育機會(hui) 的改善。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3位獲得者強調了(在收入分配政策方麵的)有條件的補貼。他們(men) 的研究表明，進行有條件轉移支付的具體(ti) 條件要結合當地的情況。比如在南亞(ya) ，如何提高學校老師的出勤率就是政策要努力的一個(ge) 方向。而在中國，這相對來說不是一個(ge) 重要的製約因素。此外，非洲、南亞(ya) 的許多父母對教育不太重視，所以政府需要構思更多政策提升家長對孩子教育的重視程度。相比之下，中國的父母即使自身教育水平不高，也會(hui) 讓孩子盡量多讀書(shu) ，因為(wei) 教育可以改變他們(men) 的生活。所以，我們(men) 在地區之間進行轉移支付的時候是否也要考慮這些具體(ti) 條件的差異?

　　甘犁：從(cong) 2015年開始，我們(men) 在四川馬邊彝族自治縣做了一些幹預實驗，我們(men) 當時認為(wei) 問題在於(yu) 貧困家庭的孩子缺乏學習(xi) 的動力，他們(men) 去上學的主要原因是學校提供營養(yang) 午餐。於(yu) 是我們(men) 做了一項幹預實驗，看看給他們(men) 一些獎勵會(hui) 產(chan) 生什麽(me) 效果，比如，學生完成作業(ye) 就會(hui) 有獎勵。通過這種幹預，我們(men) 發現一個(ge) 排名在後20%的學生，語文成績提升了0.14的標準差，這相當於(yu) 在100名學生之中排名提高了3名。所以，如果條件設置得合理，確實會(hui) 對教育結果帶來一些改變。

　　魏尚進：中國還有一個(ge) 情況也需要政策幹預：尤其是在中國農(nong) 村的低收入家庭中，父母對男孩和女孩的教育重視程度有區別。如果一個(ge) 家庭無法同時供養(yang) 兩(liang) 個(ge) 孩子完成高中學業(ye) ，他會(hui) 選擇犧牲女兒(er) 受教育的權利。與(yu) 20年前比這種現象可能略有改善，但依然存在。所以在我們(men) 的政策幹預裏，是不是也要特別關(guan) 注提高父母重視女孩教育的激勵機製?

　　李實：現在這種情況有很大改善。在大部分的農(nong) 村地區，無論男孩女孩基本上都能夠接受教育，父母還是希望孩子能上更好的學校。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女孩的家庭地位大幅度提高了，今天和10年、20年前相比有很大的改善。這種情況也反映在大學生的性別比中，現在大學生中女生占比不斷提高，大有超過男生的趨勢。

　　魏尚進：恰恰是因為(wei) 過去重男輕女造成男多女少，女孩相對稀缺，這種情況才逐漸得到了改善，但這種改善並不完全。農(nong) 村女孩的初中畢業(ye) 比較普及，但還是會(hui) 有很多父母不會(hui) 讓女孩讀到高中畢業(ye) ，而男孩的高中畢業(ye) 相對更加普及。而且在人口普查中，雖然新生兒(er) 的性別失衡情況得到了改善，但依然沒有完全糾正。跨國研究表明，女孩的教育水平和母親(qin) 的教育水平高度相關(guan) ，母親(qin) 重視教育會(hui) 給孩子帶來積極的長期影響。現在的女孩都是未來的母親(qin) ，重視未來母親(qin) 的教育對於(yu) 提升整體(ti) 社會(hui) 教育水平，促進機會(hui) 均等來說大有裨益。所以在雙重意義(yi) 上重視女孩的教育非常重要，這關(guan) 乎機會(hui) 均等本身，也關(guan) 於(yu) 社會(hui) 的長遠未來。

　　以公共服務彌合數字機會(hui) 不平等

　　魏尚進：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數字經濟在世界範圍內(nei) 發揮著雙重作用。一方麵，數字經濟的出現是導致收入分配、財富分配更加不均衡的一個(ge) 重要因素。比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一些貧窮的家庭無法開展線上教育，而相對富裕的家庭受疫情的影響很小，他們(men) 可以通過網絡獲得高質量的授課。

　　另一方麵，數字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縮小財富分配差距，為(wei) 教育平等創造機會(hui) 。在中國，疫情期間有各種各樣的網課，很多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隊通過在線教育的方式，為(wei) 農(nong) 村的孩子們(men) 提供教育的機會(hui) 。比如，農(nong) 村的孩子通過在線教學可以接受北京最好的教育，農(nong) 村的老師可以觀摩北京最好的教學方式。所以，我們(men) 應該如何定義(yi) 數字經濟的雙重性?我們(men) 怎樣才能更好地發揮數字經濟的特性並與(yu) 分配政策結合?

　　甘犁：確實有一些優(you) 秀的教育資源通過網絡被引進到貧困地區，讓貧困地區的教育得到了更好的改善。另一方麵，數字經濟也確實有可能會(hui) 加大收入差距。當前數字經濟的核心終端是智能手機。目前，智能手機在全國範圍內(nei) 的滲透率達到74%，尚未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在農(nong) 村是39%，在城市隻有15%。低收入群體(ti) 之中，有59%的人沒有智能手機，他們(men) 很多是老年人和低收入、低學曆的人。所以比起對修路等傳(chuan) 統基建的投入，我們(men) 更要重視智能手機的基礎建設，讓廣大民眾(zhong) 能真正享受數字經濟的紅利。這項舉(ju) 措不需要巨額的花費，也可以通過開展相關(guan) 教育來實施。

　　當前，全球化浪潮遇到了很多反彈，一個(ge) 主要的原因是全球化缺乏包容性，把蛋糕做大了，卻沒有做好蛋糕的分配。我們(men) 應該充分重視下一輪的數字經濟革命，提倡包容性，涵蓋社會(hui) 整體(ti) ，協調全局增長速度，避免因部分不均衡造成的反彈。

　　李實：數字技術本身是中性的，但使用數字技術的方式則因人而異而帶來不同的結果。城市人之於(yu) 農(nong) 村人，富裕人群之於(yu) 貧窮人群，前者總是更容易接觸到先進科技。不同人群獲得數字技術機會(hui) 差異性的決(jue) 定機製是什麽(me) 呢?一方麵是家庭環境，另一方麵是個(ge) 人能享受公共服務的程度。也就是說，不同家庭條件的孩子在數字技術的使用上有明顯差距，這是機會(hui) 不均等的表現。這將會(hui) 進一步導致個(ge) 體(ti) 之間認知能力、人力資本等方麵的差異。所以通過公共服務去縮小不同人群使用數字技術的機會(hui) 差異是很重要的。我們(men) 不能隻著眼於(yu) 技術本身，還要去分析它的影響以及背後的相關(guan) 因素。

　　以二次分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魏尚進：2020年兩(liang) 會(hui) 李克強總理指出中國約有六億(yi) 人口月均收入為(wei) 1000元，引發了廣泛熱議。那麽(me) ，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ti) 能夠擴大到什麽(me) 程度?假如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能呈現出一個(ge) 橄欖型的格局，這對中國經濟社會(hui) 的發展有什麽(me) 意義(yi) ?

　　李實：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社會(hui) 的重點在於(yu)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這同時也取決(jue) 於(yu) 對中等收入群體(ti) 的定義(yi) 。國家統計局的標準是：一個(ge) 標準家庭的年收入在10萬(wan) -50萬(wan) 元之間則為(wei) 中等收入群體(ti) 。按照這種標準，全國14億(yi) 人口中大概有5億(yi) 左右的中等和高收入人群，其中高收入人群不足1億(yi) ，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大約4億(yi) ，占整體(ti) 人口比例不足40%。在這種情況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的一個(ge) 辦法就是促進潛在的中等收入人群——即現在的一部分低收入人群轉變為(wei) 實際的中等收入群體(ti) 。我們(men) 有九億(yi) 低收入人群，他們(men) 中每年約有一定比例的人群進入到中等收入群體(ti) 。經過10年左右時間，有2億(yi) 低收入人轉變為(wei) 中等收入群體(ti) ，會(hui) 形成6億(yi) 人的中等收入群體(ti) 。隻要中國能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速來支撐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超過社會(hui) 平均增長速度)，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體(ti) 的規模可以達到50%左右。

　　魏尚進：怎樣使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ti) 更快地增長?

　　甘犁：我認為(wei) 政府沒有必要幹預市場，政府真正應該做的事是改良二次分配的政策。2018、2019年的減稅政策對於(yu) 擴大中等收入人群的作用不大，因為(wei) 它對中低收入人群的關(guan) 注度不夠，導致他們(men) 未能享受到減稅紅利，而真正的受益者是已有的中高收入及高收入人群。

　　另外，想要真正推進收入分配變革，一個(ge) 不得不關(guan) 注的概念就是“負所得稅”。這在全球並不是一個(ge) 新鮮的概念，美國將近一半的人所得稅為(wei) 負，即從(cong) 政府獲得的轉移支付補貼超過了上繳的稅收。國家要改良二次分配政策，實施繼續減稅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補貼低收入人群等措施。這同時也有益於(yu) 推動中國的消費增長，擺脫對投資、基建和外貿的嚴(yan) 重依賴，真正實現內(nei) 部的大循環。

　　低收入人群保障需要靈活且及時

　　魏尚進：中國社會(hui) 和其他國家相比具有較高的儲(chu) 蓄率，這主要是中、高等收入家庭的貢獻。數據表明許多低收入家庭其實並沒有多少銀行儲(chu) 蓄，收入基本隻能涵蓋基礎消費需求。一旦家庭麵臨(lin) 疾病和各類天災人禍的衝(chong) 擊，沒有儲(chu) 蓄抵禦的話，其抗風險能力就非常弱。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說，低儲(chu) 蓄率的家庭和人群也需要政策特別關(guan) 注。如何去幫助這些低收入家庭提高抗禦風險能力，這方麵是否也有可以探索的空間?

　　李實：一方麵要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儲(chu) 蓄率，另一方麵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們(men) 的收入，這樣他們(men) 才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一部分低收入人群不是不願意儲(chu) 蓄，而是沒錢儲(chu) 蓄。還有一些低收入人群還是不得不進行儲(chu) 蓄，為(wei) 了防範未來風險。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公共政策仍有很多探索空間，例如，如果我們(men) 的養(yang) 老公共服務能夠提供更高的待遇或者更好的保障，很多低收入人群就不需要自己存錢養(yang) 老了。還有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儲(chu) 蓄的目的在於(yu) 對未來的醫療需求。如果想要降低他們(men) 儲(chu) 蓄，關(guan) 鍵在於(yu) 要消除公共服務不足帶來的未來不確定的影響。

　　甘犁：我同意李實教授的觀點，預防未來風險是儲(chu) 蓄的重要因素，但是就目前而言，這應該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在過去的十年、十五年中，中國的公共服務體(ti) 係(養(yang) 老、醫保等)大幅改善，現在幾乎是應保盡保。可是在保障程度提升以後，我們(men) 的儲(chu) 蓄率並沒有降低，在過去十年實際上不降反升。這其中可能有包括男女比例失衡等很多原因。我這裏所說的消費不足與(yu) 收入差距有關(guan) ，也和轉移支付不足有關(guan) 。所以我們(men) 要把對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的幫扶與(yu) 經濟增長放在一起考慮。中國政府要堅持對中低收入群體(ti) 的大規模轉移支付，獲取補貼對經濟增長的紅利。這對促進中國經濟增長，降低收入差距，刺激消費、減少儲(chu) 蓄都有良好的作用。

　　魏尚進：我們(men) 在構思怎樣更好地幫助低收入家庭時有各種政策選項可以考慮。例如，可以直接給一些家庭無條件的收入補貼;也有一些城市推出了消費券的形式，由政府來補貼消費。在各種嚐試裏，哪種做法是最貼合中國國情的?有沒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值得在全國推廣?

　　甘犁：杭州是最先推出消費券的城市，一些評估認為(wei) 其發行的消費券可以使消費有好幾倍的增長。我認為(wei) 在短期內(nei) 消費券也許作用會(hui) 較大，在長期則不太可能。但在中國，“消費券”這一概念的普及更具有意義(yi) 。此前隻有杭州在2008年做過消費券的嚐試，之後並沒有其他城市接續而上。現在地方政府願意拿出來一些真金白銀和商家聯合起來發行消費券代表著一個(ge) 巨大的觀念轉變。

　　李實：我們(men) 首先要認識到這次疫情對於(yu) 中國的影響是短期的。應對短期外部衝(chong) 擊的最好辦法還是社會(hui) 救濟製度。要讓低保更具靈活性，包括失業(ye) 保險等其他保障製度。當前，一些地方實施的依然是常規的社會(hui) 保障措施，沒有考慮到突發事件所帶來的影響。如果我們(men) 的低保製度能夠做到每個(ge) 月甚至是每周對困難群眾(zhong) 進行評估和識別，然後把這種製度向全社會(hui) 推廣，就能及時有效地應對外部衝(chong) 擊;在人們(men) 收入低於(yu) 救濟標準時，可以馬上去民政係統去申報，那麽(me) 困難人群就能很快得到及時的救助。因此，隻要能夠使製度更好地與(yu) 現實融合和對接，那麽(me) 它將比發放消費券更有效果。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這次疫情給了我們(men) 一個(ge) 啟示：社會(hui) 治理究竟應該是什麽(me) 樣的?能不能適應類似的突發事件?有了這次的教訓，我們(men) 應當對社會(hui) 治理作出相應的調整，使其更加靈活有效，增強應對突發事件衝(chong) 擊的防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