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鄉(xiang) 村文化振興(xing) 既是一個(ge) 當代命題，更是貫穿近百年來黨(dang) 領導中國鄉(xiang) 村現代化事業(ye) 的長期主題之一。回望曆史，毛澤東(dong) 在實現鄉(xiang) 村文化振興(xing) 問題上有著可貴探索，其中的精神內(nei) 核對今天鄉(xiang) 村文化振興(xing) 仍有借鑒意義(yi) 。

讓鄉(xiang) 村從(cong) 傳(chuan) 統曆史敘事的邊緣、盲區中走出來

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化傳(chuan) 統雖然曆來不乏“民本”“重農(nong) ”等思想，甚至在名義(yi) 上“民意”即“天意”，但本質上民眾(zhong) 仍然被視作供封建士大夫驅遣的被動、無知的“群氓”，在文化上身處邊緣和“暗角”。這種價(jia) 值取向若得不到根本扭轉，中國鄉(xiang) 村乃至中華民族的精神麵貌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現代”。

對此，毛澤東(dong) 指出，必須革除封建舊文化對農(nong) 民的壓迫，提高農(nong) 民的文化地位，在他的提倡和努力下，舊文化的醜(chou) 化、矮化農(nong) 民傾(qing) 向被從(cong) 根本上否定，農(nong) 民成為(wei) 新文化的主人，近代中國文化在理論設定上實現具有深遠意義(yi) 的“價(jia) 值轉向”。

毛澤東(dong) 不僅(jin) 強調中國農(nong) 民內(nei) 在地具有勤勞、勇敢、智慧、樂(le) 觀等寶貴品質，指出“群眾(zhong) 是真正的英雄”，而且與(yu) 當時的進步文藝工作者頻頻互動。新中國成立後，文化大眾(zhong) 化特別是尊重鄉(xiang) 村、尊敬農(nong) 民的精神內(nei) 涵，一直貫穿於(yu) 毛澤東(dong) 探索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改造和建設曆程。

在他的號召下，農(nong) 村題材成為(wei) 文藝創作的熱點，《紅旗譜》《創業(ye) 史》等反映農(nong) 村新秩序、新氣象的文學作品，以及趙樹理、柳青等與(yu) 農(nong) 民血肉相連的現實主義(yi) 作家大量湧現，有力配合了當時農(nong) 村的社會(hui) 改造和移風易俗。

例如，柳青在《創業(ye) 史》中運用鮮活的農(nong) 村生活素材，深刻描摹了黨(dang) 領導的農(nong) 業(ye) 合作化運動給中國農(nong) 民的思想、情感、思維方式、心理狀態等帶來的巨變，用生動的農(nong) 村故事講述了農(nong) 民“翻身”特別是“翻心”的偉(wei) 大轉折。《創業(ye) 史》一經發表便在農(nong) 村引起熱烈反響，主人公梁生寶也成為(wei)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進程中經典的農(nong) 民形象，鼓舞了幾代人。

總體(ti) 上，大批農(nong) 村題材優(you) 秀作品的出現，使農(nong) 民在文化舞台和社會(hui) 輿論中不再是曾經的舊戲舞台上的“渣滓”，而是成為(wei) 有血有肉的主流、正麵形象；鄉(xiang) 村也從(cong) 傳(chuan) 統曆史敘事的邊緣、盲區中走出來，開始以昂首闊步的嶄新麵貌贏得全社會(hui) 的關(guan) 注和尊重。可見，文化環境的轉變為(wei) 鄉(xiang) 村精神麵貌的徹底革新奠定了基礎。

以本土文化資源促進鄉(xiang) 村文化內(nei) 部凝聚整合

毛澤東(dong) 認為(wei) ，分散、低效的小生產(chan) 以及文化的低迷和心態上的自卑，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和現代化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必須幫助農(nong) 民在思想文化層麵進行社會(hui) 整合和動員，使他們(men) “組織起來”，對鄉(xiang) 村社會(hui) 結構和文化生態加以徹底改造，增強農(nong) 民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從(cong) 根本上改變鄉(xiang) 村落後的麵貌。對此，毛澤東(dong) 的主要探索方法之一就是利用農(nong) 民熟悉的鄉(xiang) 村話語、本土素材，增強鄉(xiang) 村文化的凝聚力和農(nong) 民的集體(ti) 身份認同感。

首先，利用本土素材，塑造鄉(xiang) 村“地方性知識”，重塑鄉(xiang) 村生活的公共性，引導農(nong) 民變“散”為(wei) “聚”。在鄉(xiang) 村社會(hui) 傳(chuan) 統的父權、夫權、族權、神權等因素被否定後，黨(dang) 的組織領導成為(wei) 最關(guan) 鍵的組織資源。在有大量傳(chuan) 統因素遺存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除了依靠行政手段、物質利益引導來動員農(nong) 民外，還必須依靠與(yu) 生活密切相關(guan) 的“地方性知識”來建立和維持新的社會(hui) 秩序，即要求一定範圍內(nei) 的農(nong) 民要盡可能成為(wei) 一個(ge) 分享共同曆史記憶、遵循一致或近似價(jia) 值觀念和行為(wei) 準則、有共同或近似生活理想的集體(ti) 。

新中國成立後，為(wei) 了配合土地改革、農(nong) 業(ye) 合作化和農(nong) 村社會(hui) 主義(yi) 教育，各地遵照毛澤東(dong) 和黨(dang) 中央的指示精神，廣泛開展開會(hui) 訴苦講家史村史“算細賬”“憶苦思甜”“典型思想討論”等活動，大致內(nei) 容都是依靠動員農(nong) 民結合自身生活實際，主動發聲來營造群體(ti) 情感，進而引導農(nong) 民以集體(ti) 的、階級的觀點去認識社會(hui) 曆史，理解並貫徹黨(dang) 的政策。

例如，為(wei) 動員農(nong) 民落實土地改革政策、保障抗美援朝，毛澤東(dong) 指出必須在全國農(nong) 村普遍開展組織動員和宣傳(chuan) 教育，“務使全國每處每人都受到這種教育”，以幫助農(nong) 民真正理解土地改革和愛國增產(chan) 運動的重大意義(yi) ；為(wei) 了提高農(nong) 民的思想覺悟，中央要求在開展教育動員時應當注意“使農(nong) 民的生產(chan) 和國家的要求聯係起來”。

總之，此類活動充分利用鄉(xiang) 村本土素材，通過引導農(nong) 民群眾(zhong) “說話”，使渙散、凋敝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文化空間被公共議題、共同記憶所充實，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不斷強化的集體(ti) 精神乃至階級感情。曾經一盤散沙式的農(nong) 民逐漸建立階級歸屬感和集體(ti) 凝聚力，鄉(xiang) 村形成自身的輿論和村莊文化，鄉(xiang) 村生活的公共性明顯提高。這對鄉(xiang) 村社會(hui) 結構和基層政治秩序的破舊立新具有關(guan) 鍵意義(yi) 。

其次，發掘鄉(xiang) 村文化資源，促進群眾(zhong) 性文化事業(ye) ，引導群眾(zhong) 自我宣傳(chuan) 、自我教育，增強鄉(xiang) 村文化主體(ti) 性。在文化大眾(zhong) 化的時代背景下，毛澤東(dong) 一方麵要求文藝工作者要“下鄉(xiang) 找農(nong) 民”，另一方麵強調在農(nong) 民的日常生產(chan) 勞動中蘊藏著許多優(you) 秀文化素材，較之文藝工作者的創作，它們(men) 往往因更符合農(nong) 民的接受能力和客觀需要而更有生命力。

因而，毛澤東(dong) 大力倡導農(nong) 民群眾(zhong) 充分挖掘生活化的內(nei) 容，進行加工創作，同時大力開展農(nong) 村群眾(zhong) 性文化活動，讓他們(men) 真正成為(wei) 新文化的參與(yu) 者和創造者。

比如，他充分肯定農(nong) 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詩人”，“民歌中便有許多好詩”，中國新詩歌的發展出路“第一條是民歌”。1958年，毛澤東(dong) 在全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民歌運動”，意在動員農(nong) 民自發挖掘乃至創作民歌來彰顯英雄氣概，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鼓舞。

在毛澤東(dong) 的倡導下，各地群眾(zhong) 性文化活動都活躍起來。盡管當時的群眾(zhong) 性文化活動在內(nei) 容和形式上比較粗糙，但農(nong) 民在自己熟悉的生活話語中實現了自我組織、自我教育，在“自己演、演自己”的過程中對鄉(xiang) 村文化增強了自主性、自信心、自豪感，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精氣神”逐漸凝聚起來，農(nong) 民那種被動、怯懦、“感覺事事不如人”的文化心態也得到曆史性的扭轉。

傳(chuan) 承發展提升鄉(xiang) 村文化的價(jia) 值品格

價(jia) 值觀決(jue) 定著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一種文化要立起來、強起來，從(cong) 根本上說取決(jue) 於(yu) 凝結和貫穿其中的價(jia) 值觀的生命力、感召力。要徹底扭轉鄉(xiang) 村、農(nong) 民的落後精神麵貌，就必須重塑鄉(xiang) 村文化價(jia) 值品格和價(jia) 值追求，清楚地表達新的時代條件下農(nong) 民應當崇尚什麽(me) 、鄉(xiang) 村應當提倡什麽(me) 、未來鄉(xiang) 村應該是怎樣一幅圖景，並充分發揮這些價(jia) 值觀念的教育引導作用。

毛澤東(dong) 大力倡導繼承傳(chuan) 統農(nong) 耕文化的優(you) 秀精神內(nei) 核並賦予其當代價(jia) 值。以對農(nong) 民群眾(zhong) 的能動性認識為(wei) 例。毛澤東(dong) 認為(wei) ，中國農(nong) 民自古就有吃苦耐勞、勤勉頑強的性格，雖由於(yu) 封建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長期延續而不可避免地帶有小農(nong) 的盲動色彩，但“群眾(zhong) 有偉(wei) 大的創造力”，隻要善加引導和改造就能夠符合社會(hui) 主義(yi) 的時代要求並化作鄉(xiang) 村發展的精神動力。

他反複強調，“我們(men) 應當愛惜農(nong) 民和幹部的任何一點微小的社會(hui) 主義(yi) 積極性”，要引導農(nong) 民將樸素的能動性改造為(wei) 符合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要求的“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在主持編輯的大型文獻《中國農(nong) 村的社會(hui) 主義(yi) 高潮》中，他選編了農(nong) 業(ye) 合作化運動中各地農(nong) 村的先進事跡報道，並撰寫(xie) 一百餘(yu) 篇按語，親(qin) 自講述農(nong) 民在農(nong) 業(ye) 合作化運動中的事跡，其中不少都是農(nong) 民敢拚敢闖、克服重重困難甚至“土法上馬”進行生產(chan) 建設的故事，體(ti) 現著憨厚質樸、吃苦耐勞、勤勉頑強、誠實肯幹等中國農(nong) 民傳(chuan) 統品格在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中煥發出的新生機。

毛澤東(dong) 對鄉(xiang) 村文化品格的傳(chuan) 承改造提升，明確表達了鄉(xiang) 村及其文化發展價(jia) 值導向，清楚表達了迫切要求改變命運的農(nong) 民群眾(zhong) 對理想鄉(xiang) 村生活的期待，描摹了黨(dang) 和政府以及社會(hui) 各界對社會(hui) 主義(yi) 新農(nong) 村、新農(nong) 民的願景，彰顯了鄉(xiang) 村的獨特價(jia) 值。盡管當時的鄉(xiang) 村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尚待提高，但鄉(xiang) 村已不再是凋敝殘破的家園，而是成為(wei) 寄托著社會(hui) 主義(yi) 勞動者、奮鬥者美好期許的生機勃勃的熱土。

講好鄉(xiang) 村故事，提高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文化地位

鄉(xiang) 村文化不僅(jin) 產(chan) 生、服務於(yu) 鄉(xiang) 村，更應成為(wei) 現代中國新文化的活躍組成部分。隻有促進社會(hui) 化傳(chuan) 播，鄉(xiang) 村文化才能更好地鞏固自身的主體(ti) 性，增強內(nei) 生活力，進而彰顯自身的獨特價(jia) 值。

20世紀50至60年代，在“縮小三大差別”“反修防修”“培養(yang) 革命接班人”等政治話語背景下，工農(nong) 商學兵等“各條戰線”紛紛總結先進經驗、樹立先進典型，廣泛開展學習(xi) 、競賽，掀起了“比學趕幫”的熱潮。

盡管有特殊的政治動因，但毛澤東(dong) 大力推動鄉(xiang) 村故事的社會(hui) 化傳(chuan) 播，使鄉(xiang) 村價(jia) 值、鄉(xiang) 村故事成為(wei) “比學趕幫”的活躍參與(yu) 者，說明鄉(xiang) 村價(jia) 值理念、鄉(xiang) 村先進事跡絕不是鄉(xiang) 村內(nei) 部農(nong) 民群眾(zhong) 的“自說自話”，而是應該加以挖掘和宣傳(chuan) ，使其躍出工農(nong) 城鄉(xiang) 二元藩籬，在鄉(xiang) 村之外的社會(hui) 生活其他領域產(chan) 生鼓舞乃至教育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毛澤東(dong) 還親(qin) 自寫(xie) 詩宣傳(chuan) 鄉(xiang) 村典型。例如，兩(liang) 首《七律·送瘟神》歌頌了鄉(xiang) 村幹部群眾(zhong) 努力消滅危害困擾鄉(xiang) 村已久的血吸蟲病的事跡。他還表示這兩(liang) 首詩是“宣傳(chuan) 詩”，“略等於(yu) 近來的招貼畫”，在宣傳(chuan) 鄉(xiang) 村健康防疫工作方麵可以“聊為(wei) 一臂之助”。

又如，《七律·到韶山》也以豪邁遒勁的筆觸，向全社會(hui) 講述了鄉(xiang) 村的巨大轉變和“遍地英雄”的嶄新麵貌。這些描寫(xie) 鄉(xiang) 村、謳歌農(nong) 民的詩作廣為(wei) 傳(chuan) 唱，產(chan) 生巨大的社會(hui) 效益，對提振農(nong) 民“精氣神”、促進鄉(xiang) 村精神麵貌提升的作用是超越時代的。

（作者單位：中央黨(dang) 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