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減稅問題已經不僅(jin) 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不僅(jin) 關(guan) 涉經濟增長和就業(ye) ，更關(guan) 涉社會(hui) 的公平正義(yi) 。因此，我們(men) 需要把減稅問題放到對整個(ge) 社會(hui) ，包括政府自身的影響的背景下，深入細致地進行一番梳理，讓減稅的邏輯更加明確和清晰。

　　為(wei) 此，本刊記者專(zhuan) 訪了長期從(cong) 事財稅理論、財稅史研究的天津財經大學李煒光教授。

　　告別“重稅主義(yi) ”

　　《南風窗》：當前的減稅，主要還是集中在企業(ye) 層麵，保證就業(ye) 和經濟增長的指向很明確。政府的說法是“結構性減稅”。但圍繞整體(ti) 稅負問題，社會(hui) 各界的爭(zheng) 論也由來已久。您提出過“總量減稅”，應該說超出了現有的結構性減稅的內(nei) 涵。那麽(me) 提出的理由何在？

　　李煒光：減稅問題，不少學者包括我已經呼籲比較長時間了，而總量減稅，是最近兩(liang) 年才由學界提出來的，學理依據主要來自供給學派的理論。大致意思是說，過高的稅率會(hui) 傷(shang) 害人們(men) 的勞動熱情，阻礙個(ge) 人、企業(ye) 的儲(chu) 蓄和投資，會(hui) 帶來經濟效率和福利的損失，所謂拉弗曲線講的就是這個(ge) 道理。當稅率到達最高點後就開始下降，再提高稅率也無濟於(yu) 事，因為(wei) 高稅負把市場機製給破壞了，經濟運行提供不出更多的稅收，極端結果就是無稅可征。類似的說法，我表達過多次，今年以來，看得更清楚，經濟增長速度7.6%，財政收入增長速度也下來了，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比去年同期的增速隻有7.5%。過高的稅收沒有好處，現在更加堅定了這個(ge) 看法。

　　呼籲總量減稅，現實理由是，一方麵政府推行的結構性減稅，還不完善，成效還不很明顯；另一方麵，企業(ye) 和居民個(ge) 人的稅負還很沉重，沒有實質性的下降。現在稅收增速下來了，是因為(wei) 經濟形勢處於(yu) 下行的過程，不是減稅的結果。減稅對經濟的激勵作用，目前還隻是停留在理論上。我國的稅收從(cong) 10幾年的超常增長，到現在的社會(hui) 普遍感到稅負過重，再發展下去，就要警惕是不是變成了“竭澤而漁”。因此，我個(ge) 人建議，應該更明確地強調“總量減稅”。

　　《南風窗》：用“法家式的重稅主義(yi) ”來概括過去的稅收問題。如果我們(men) 仔細拆解來看，從(cong) 對社會(hui) 的影響來說，其涉及市場效益的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減少、征收費用高企等。這些影響，應該說是逐步積累起來。那麽(me) ，在當下，“重稅主義(yi) ”走到不變不行地步的最顯著的標誌是什麽(me) ？

　　李煒光：經濟層麵的影響，已經比較清楚了。財政投資4萬(wan) 億(yi) ，加上20萬(wan) 億(yi) 銀行貸款以拉動經濟，至少應該帶來一個(ge) 中期的增長效應的，特別是財政投資，應該是有一個(ge) 乘數效應和帶動效應的，為(wei) 什麽(me) 沒有顯現出來，原因很複雜，但稅收過高至少是關(guan) 鍵因素之一。

　　我國70%以上的稅屬於(yu) 間接稅，屬於(yu) 轉嫁性質的稅收，稅款加在了所售商品的價(jia) 格之上，由消費者承擔。由於(yu) 大部分商品是日常消費品，我國稅製又沒有專(zhuan) 門針對日常消費品的減稅措施，間接稅就具有了推高市場物價(jia) 的作用，加重了廣大低收入家庭的負擔，削弱了其消費能力。

　　我國企業(ye) 的綜合稅負達到50%以上，銷售和進口貨物的增值稅稅率為(wei) 17%和13%，在亞(ya) 太經合組織21個(ge) 成員國中中企業(ye) 的綜合稅負達到50以上，列第四位，這就進一步推高了我國消費品的價(jia) 格。這些問題無論是哪派經濟學都是否認不了的。政府還可通過“通貨膨脹稅”得到利益，當然這是個(ge) 比喻性質的說法，不是政府直接征稅了。政府得到的好處是某一部分負債(zhai) 通過通貨膨脹還掉了。有個(ge) 簡單的計算方法，目前我國銀行存款餘(yu) 額過百萬(wan) 億(yi) 元，一年期存款利率是3%，若通貨膨脹率達到2011年那樣的5%，兩(liang) 者相差就是2%。那麽(me) 這100萬(wan) 億(yi) 的2%就相當於(yu) “通貨膨脹稅”，差不多就是2萬(wan) 億(yi) 的樣子，這部分收入最後還是歸到政府手裏，政府的負債(zhai) 通過這個(ge) 途徑減輕了。

　　間接稅過高還會(hui) 導致不公平的問題，例如，我國大型工商企業(ye) 多聚集於(yu) 東(dong) 部，稅交在本地，稅負卻是由全國各地的消費者承擔的，特別是中西部地區，但卻不能享受東(dong) 部地區那樣的公共服務，這就導致稅負不公平的問題。

　　稅負公平問題容易被忽略，應該被納入減稅框架中統籌考慮。又比如，一個(ge) 正式職工，假如一個(ge) 月工資4000元，扣除3500元免征額和各種社會(hui) 保險費之後，就基本上不用繳納個(ge) 稅了，但是還有不少人是“臨(lin) 時工”，沒有被單位正式雇傭(yong) 而隻是提供勞務，3500的免征額對他就沒有用，而是按照扣除800元，再乘以勞務報酬所得的個(ge) 稅稅率20%稅率的方法計算，他的稅後收入便隻有3360元。這種情況在外來人口集中的地方很普遍，也是一種不公平。

　　《南風窗》：“法家式的重稅主義(yi) ”有其內(nei) 在的運轉機製。我們(men) 今天討論減稅，那麽(me) 對於(yu) 這個(ge) 思想的頑固程度，不能低估，尤其是現在政府的財政收入形勢不太好的情況下。

　　李煒光：是的。“法家式的重稅主義(yi) ”，很多人可能並不認同。叫什麽(me) 其實不重要，要搞清楚當下中國減稅的邏輯，重稅，不僅(jin) 僅(jin) 是稅負重，也還會(hui) 自動生長出一些“機製”來。2009年就比較明顯，當年稅收下降得厲害，一些地方和部門的收費機製就自動啟動，非稅收入的增長一時超過了稅收的增長，實際上政府收的錢並沒有減少，包括行政事業(ye) 費、政府性基金、罰沒收入等。

　　政府非稅收入規模已經占到了半壁江山，2010年就超過了4萬(wan) 億(yi) 。這個(ge) 問題，相當複雜，牽涉許多部門，存在重複征收問題，主要由中低收入者負擔。稅收畢竟有法律、法規的約束，除非特別的外力作用，一般情況下是比較穩定的，收費不一樣，地方相關(guan) 部門的自由裁量權太大，缺少規矩。雖然近年來也逐步納入預算管理，但沒有建立一個(ge) 有效的總量控製和監督機製，現有的預算也起不到實際性的約束作用，法律也不健全。費不是財政部門統一管，而是分散在各個(ge) 部門，不隻行政機構，也包括事業(ye) 單位，國企、高校、公立醫院等，嚴(yan) 格說隻要是公共部門的收費都具有財政性質。稅，無論如何還得考慮下與(yu) 經濟增長的合理比率，考慮其與(yu) 民眾(zhong) 的承受能力之間的比率，但分散在各個(ge) 部門的收費，很難有這些考慮。

　　現在政府財政收入增速下降很大，我們(men) 要警惕這種稅轉費機製的“發作”，因為(wei) 非稅的征收對民眾(zhong) 日常生活的影響同樣很大。

　　建設“輕稅國家”

　　《南風窗》：您的研究發現，中國曆史上的幾次經濟發展高峰或者說盛世，都與(yu) 輕稅有關(guan) 係。這是一個(ge) 很有說服力的論證減稅的理由。甚至可以說，傳(chuan) 統上我們(men) 討厭重稅，這已經是一種政治文化心理。偷逃稅我們(men) 似乎也習(xi) 慣了。而西方一些學者的研究在比較中世紀奔向現代社會(hui) 的英法等國家稅負問題時發現，英國稅負比法國重，國家征稅能力也更強。那麽(me) ，究竟如何理解一國稅製結構和走向現代社會(hui) 的關(guan) 係？如果說中國不適合重稅，那麽(me) 怎樣的稅製設計會(hui) 比較合理？李煒光：今天談減稅，不能隻討論稅對經濟的影響，更要考慮對整個(ge) 社會(hui) 的影響。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比較傾(qing) 向於(yu) 輕稅，將其視為(wei) 國策，特別是對農(nong) 業(ye) 方麵。幾次所謂盛世的出現，都與(yu) 輕稅政策的實施有密切關(guan) 係。統治者在這個(ge) 時期也比較注意約束自己的欲望，少搞或不搞工程項目，甚至包括大量裁減軍(jun) 隊。而曆史上的農(nong) 民起義(yi) ，也都是因重稅重役而走投無路的一種暴力反抗。曆次的改朝換代，與(yu) 稅有著莫大的關(guan) 係。

　　今天的一些現象，比如逃稅，應該被譴責和懲罰，但也反映了民間對重稅負現狀的不滿，是缺乏民主的社會(hui) 裏對重稅政策的一種反製。所以我認為(wei) ，政府應該從(cong) 政治而不僅(jin) 僅(jin) 從(cong) 經濟角度看待減稅問題。稅收是國家施政最重要的方麵，是連接經濟、政治和社會(hui) 三大子係統的媒介，這是財政社會(hui) 學的主要觀點。政府為(wei) 經濟係統提供公共服務，以換取其提供的稅收，同時為(wei) 社會(hui) 係統提供服務，以換取社會(hui) 對政府的支持，從(cong) 這個(ge) 高度看問題，財政若出了問題，便是整個(ge) 社會(hui) 的危機。在和平時期，政府和人民之間的聯係，稅是一個(ge) 主要紐帶。

　　現在因為(wei) 經濟形勢不太好，政府開始主動減稅，但不等於(yu) 一個(ge) 新的稅收模式建立起來了。如果經濟形勢好了，會(hui) 不會(hui) 稅收又會(hui) 走上老路？稅製結構還是維持不變？因此，我認為(wei) ，應該把建設輕稅國家這樣一個(ge) 理念，實實在在確立下來，通過體(ti) 製和政策貫徹下去，尤其是要把民營企業(ye) 和居民中低收入家庭的稅負（顯性的和隱性的）切實降下來。

　　輕稅，不是不交稅，相反，我們(men) 應當盡量減少不交稅的人，即使交的稅很少，甚至交完了再返還，也不把太多的人排除在納稅人群體(ti) 之外。納稅，是一種義(yi) 務，也是一種責任。現代社會(hui) 的稅收和“攔路搶劫”的區別就是，好的稅製會(hui) 產(chan) 生“積極納稅人”，因為(wei) 好的稅製改善了人們(men) 的福利水平，所以民眾(zhong) 有可能比較積極地納稅。因此，好的稅製可以從(cong) 根本上重塑政府與(yu) 人民的關(guan) 係，有什麽(me) 樣的稅收，就有什麽(me) 樣的政府。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南風窗》：在討論稅負問題時，政府部門總喜歡說很多開支不能不花，需要花錢的地方也越來越多。看起來，財稅支出“調結構”問題還沒有被提高到相當的高度去認識。您也多次指出政府稅收資源的配置不當問題。總體(ti) 稅負比較重，政府的資源配置有很多不當，兩(liang) 者加起來共同加深了人們(men) 的“稅痛”。我們(men) 看到，政府也在提倡自己要過緊日子，出台了不少措施。那麽(me) ，您認為(wei) ，我們(men) 如何設計一個(ge) 係統的削減政府開支的計劃呢？

　　李煒光：減稅的前提是政府支出降下來，不然就是空談，這點很好理解。所以，減稅也是政府的“自改革”（龔自珍語）。過去稅收超常增長，政府有錢辦很多事情，現在不得不考慮減稅，最大的障礙就是如何把這些年膨脹起來的政府的某些過於(yu) 寬泛的職能、過多的機構設置以及過多過濫的各種財政開支減下來。

　　觀察一些國家和地區，可以發現，在經濟衰退時期，政府減少開支都有實質性動作，包括裁減機構和雇員等。不這樣做，對減稅就起不了實質性作用。就像一個(ge) 家庭過日子，隻是說我一個(ge) 月本來花100塊，現在減少5%，少花5塊，力度也忒小了點，對減稅很難產(chan) 生實質性的作用。難就難在，政府的支出是剛性的，很多項目已列入跨年度預算，不是說停就停得下來的，這是第一；第二，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還是要靠政府投資，這個(ge) 模式不變，怎麽(me) 減支呢？減支等於(yu) 減政績，誰會(hui) 情願？第三，現在的國家預算，說形同虛設可能嚴(yan) 重了些，但起不到實質性的約束也是事實。預算的實質是一種外部控製，預算軟約束，財政開支就沒人控製和監督，就是一堆爛賬。審計確實很重要，但那是事後監督，改變不了問題的實質。

　　研究下曆史，有太多的事例可以證明，因為(wei) 搞重稅主義(yi) ，國家對政府征稅和用稅缺乏控製機製，最後搞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導致一個(ge) 好端端的王朝短命而亡。政府應該花多少錢和能花多少錢，以及應該由誰來決(jue) 定政府怎麽(me) 花錢，這些問題必須在國家憲法和法律層麵上解決(jue) ，否則。支出減不下來，稅也減不下來，最後，財政能拖垮整個(ge) 經濟和社會(hui) 。

　　對政府和人民關(guan) 係的考驗

　　《南風窗》：當下的減稅進程，實際上與(yu) 新開稅種等工作緊密聯係在一起，房產(chan) 稅試點，完善消費稅，研究把煤炭等資源品目逐步納入從(cong) 價(jia) 計征範圍並適當提高稅負水平，等等。這是一個(ge) 複雜的博弈過程。從(cong) 政府角度看，新開稅種也決(jue) 定著減稅的步伐到底會(hui) 有多大。如果要有所作為(wei) ，這些方麵的改革進程如何把握？要動誰的奶酪？對社會(hui) 有何種影響？

　　李煒光：現在推出新稅一定要慎之又慎，舊稅已然很重，不要再貿然推出新稅。即使因為(wei) 稅製改革的需要開征某種新稅，也必須走民主法治的路，全民討論，人大立法。我認為(wei) 不管新稅舊稅，一個(ge) 基本原則是，總體(ti) 稅負到此為(wei) 止，隻能往下減，不能再增加了。

　　你提到的這些要做的工作，會(hui) 有一些利益博弈，關(guan) 鍵問題是明確稅收性質。比如不動產(chan) 稅，隻強調解決(jue) 地方政府收入來源這一點是不行的，得正麵回答這個(ge) 稅征上來做什麽(me) 用的問。不動產(chan) 稅就是社區稅，公共服務的性質很強，屬於(yu) 直接稅中的直接稅，相當於(yu) 直接從(cong) 百姓的腰包裏掏錢，要求有非常和諧的府民關(guan) 係。這個(ge) 稅還具有一定的“專(zhuan) 款專(zhuan) 用”性質，政府相當於(yu) 過路財神，用這個(ge) 稅給社區提供公共服務，改善居民福利，而政府自身卻不能有利益在裏麵。加拿大的房產(chan) 稅，對應的是30多種公共服務，稅法上講得明明白白，人民相當於(yu) 在給自己交稅，怎麽(me) 會(hui) 不配合？其中的道理，你不向人民說明白，反而總是強調自己增加多少收入，人民當然難認可。

　　所以，像不動產(chan) 稅這樣的稅收（遺產(chan) 稅、贈與(yu) 稅等也類似），可以說是考驗政府和人民的關(guan) 係，以及政府自身施政能力的試金石，我認為(wei) 目前開征此稅時機還不成熟，社會(hui) 配合程度不高，價(jia) 值評估之類的技術問題也不好解決(jue) ，央地關(guan) 係在體(ti) 製上還存在一些問題。其實，開征不動產(chan) 稅的阻力主要不是來自社會(hui) 。業(ye) 主們(men) 早就有思想準備，這個(ge) 稅早晚逃不脫，交了稅大家心裏踏實。

　　《南風窗》：當前形勢下的減稅對履新不久的中央政府，其實也是一個(ge) 難得的改革契機。如果簡潔概括一下，對於(yu) 減稅大計的最終效果，如何來評定呢？

　　李煒光：應將減稅政策的直接目標確定為(wei) ，增加企業(ye) 留利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消除稅製中的不合理因素（顯性的或隱性的），逐步壓縮間接稅比重而增加直接稅比重。據報道，“營改增”後，企業(ye) 稅負確有所下降，效果“超預期”，雖然還需要進一步評估改革成果，但畢竟是在減稅的方向邁進，值得肯定並希望進一步擴大這方麵的努力。接下來，應該做些調減增值稅稅率的工作，在基本稅率和優(you) 惠稅率上有個(ge) 比較明顯的下降。今後我國應實行低稅率模式，降低貨物或勞務稅的稅率，降低與(yu) 消費者日常生活密切相關(guan) 的商品的稅負。稅製的整體(ti) 累進程度不宜過高，更多地體(ti) 現中性原則，以維護經濟激勵機製和企業(ye) 家投資、創新的熱情。現在企業(ye) 家們(men) “腳踩兩(liang) 隻船”，而政府不得不自己投資去激勵增長，這是一種很難維持下去的增長方式，必須設法從(cong) 中解脫出來。而解脫之道，隻能從(cong) 總量減稅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