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曆史的進程中,額外發生了一件小事,是否會(hui) 產(chan) 生“蝴蝶效應”那樣的巨大逆轉?

　　或許這種穿越曆史的想法在你我腦中都會(hui) 偶有閃現,“文學鬼才”馬伯庸卻用上了曆史學者那樣的研究勁頭,把這個(ge) “如果”當成了正事。從(cong) 自成IP、書(shu) 劇都廣受好評的《長安十二時辰》,到最近預售一小時銷售額即破千萬(wan) 的新書(shu) 《兩(liang) 京十五日》,都是從(cong) 一個(ge) 不為(wei) 人知的曆史縫隙、不足為(wei) 奇的隱秘角落開始,貫穿一係列真實的曆史節點,直到不斷反轉的結局為(wei) 止。

　　長達68萬(wan) 字的小說《長安十二時辰》來自於(yu) 知乎上的一個(ge) 問答——“如果你來給遊戲《刺客信條》寫(xie) 劇情,你會(hui) 把背景設定在哪裏?”馬伯庸的回答在不經意間創造了《長安十二時辰》裏的一段故事:從(cong) 狼衛入長安,到望樓登場,侍女持杖在沙盤上改變狼衛的位置。後來這成了小說的開場,又演化為(wei) 電視劇中被精準還原的大唐氣象。

　　《兩(liang) 京十五日》也是來自這樣的曆史縫隙——閱讀《明史》時,馬伯庸注意到了其中一段關(guan) 於(yu) 宣德皇帝的記載:“夏四月,以南京地屢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璽書(shu) 召還。六月辛醜(chou) ,還至良鄉(xiang) ,受遺詔,入宮發喪(sang) 。庚戌,即皇帝位。”

　　這段記載看似平平無奇,其中卻隱藏著極大的戲劇張力:皇帝突然在京城病故,太子卻遠在外地,他這一路怎麽(me) 匆忙趕回去,心情如何,有誰陪同,又遇到了哪些困難與(yu) 危險,這些空白於(yu) 史書(shu) 的細節,讓人浮想聯翩。於(yu) 是,這總共40個(ge) 字的曆史記錄由馬伯庸衍生出來了上下兩(liang) 冊(ce) 共70萬(wan) 字的曆史小說。

　　在真實的曆史架構和細節中,腦洞大開地鋪陳出一個(ge) 個(ge) 懸念和反轉,“文學鬼才”馬伯庸的這種寫(xie) 作風格被網友稱為(wei) “考據型懸疑文學”。這種作品類型無疑需要作者兼具曆史研究學養(yang) 和網文寫(xie) 作經驗,馬伯庸恰好是一個(ge) 從(cong) 網絡寫(xie) 手起家的“野生曆史學者”。

　　馬伯庸是筆名,本名馬力的他1980年生於(yu) 赤峰,滿族人。因為(wei) 有段時間與(yu) 他有接觸的人常會(hui) 遇到“黴運”,他卻毫發無傷(shang) ,故被稱作“祥瑞禦兔”或“祥瑞親(qin) 王”,也有了“馬親(qin) 王”這個(ge) 網絡昵稱。

　　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商學院讀書(shu) 時,馬伯庸第一次接觸到了網絡。當時在網吧上網要20元一小時,作為(wei) 一個(ge) 窮學生,他隻能攢下一周的早飯錢,周末跑去上一個(ge) 小時網。因為(wei) 貴,不舍得在網上瀏覽,他就帶一個(ge) 3.5英寸軟盤,一小時內(nei) 找很多小說,拷下來,再到學校一塊錢一小時的單機機房,把它們(men) 全都讀完。

　　有一次軟盤壞了,拷貝的小說隻顯示了前半部分,馬伯庸不小心碰到鍵盤,打了幾個(ge) 字,沒想到正好和小說後麵的那句話接上了。他心想:“原來我也能寫(xie) 啊!”於(yu) 是又試著敲了幾句話。寫(xie) 完之後發到網絡論壇上,反響不錯。於(yu) 是他每周都到機房寫(xie) 東(dong) 西,周末發到網上,下個(ge) 星期再去看回帖,就這樣入了網文寫(xie) 作的坑。

　　後來馬伯庸去新西蘭(lan) 留學,“因為(wei) 那個(ge) 地方特別無聊,每天下午6點以後所有店都關(guan) 門了,留在屋裏不是看書(shu) 就是玩遊戲、寫(xie) 東(dong) 西。”當地圖書(shu) 館裏不多的中文書(shu) 籍中有陳壽的《三國誌》和司馬遷的《史記》,讀這兩(liang) 本書(shu) 而生發的曆史探討,是馬伯庸網絡寫(xie) 作的一個(ge) 基石。在他看來,那個(ge) 時代是有文字以來,創作者和讀者之間最透明的階段。大家彼此之間坦誠相待,寫(xie) 作是為(wei) 了興(xing) 趣,有人過來點個(ge) 讚、評論幾句,就是最高獎賞了。

　　從(cong) 1999年在隻有20多人的小論壇寫(xie) 起,後來到更大的論壇被更多人熟知,再到出書(shu) ,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馬伯庸的寫(xie) 作從(cong) 沒間斷。哪怕從(cong) 新西蘭(lan) 留學回國後,他在施耐德電氣這家外企工作了10年,直到2015年才辭職成為(wei) 一名專(zhuan) 職作家。

　　職場經曆讓馬伯庸的曆史小說裏不乏現代性,比如在構思《長安十二時辰》時,“我寫(xie) 的張小敬,他遇到的問題很多人都遇到過:我一心想做一件事情,但是周圍一圈傻子拖著我,我幹不下去；李泌的問題也是,我一個(ge) 985畢業(ye) 的大學生,天之驕子,結果在官場上碰得頭破血流。我以為(wei) 憑我的才能就能解決(jue) ,但發現不是這麽(me) 回事,社會(hui) 很複雜。”

　　去年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大火時,馬伯庸供職過的施耐德還買(mai) 了兩(liang) 千多本書(shu) ,請馬伯庸回去簽名。馬伯庸欣然赴約,並在微博上寫(xie) 了條段子:“看著市場、財務、人事、法律和各事業(ye) 部的前同事和前領導過來求簽名,百感交集。十年之前,都是我拿著投標文件去找各個(ge) 部門苦苦求簽名……”

　　現在回憶起自己的寫(xie) 作之路,馬伯庸依然能想到創作某部作品時的工作環境:我在重慶當銷售時,不去解放碑打望美女,卻傻乎乎地趴在辦公室裏寫(xie) 《殷商艦隊瑪雅征服史》；寫(xie) 《筆塚(zhong) 隨錄》時,我正在亦莊的工廠裏枯坐,身邊是乏味無比的技術手冊(ce) ,遠處是熱火朝天的生產(chan) 線；公司搬到望京之後,我得到過一個(ge) 隱藏位置絕佳的工位,貓在那裏敲完了《破案:孔雀東(dong) 南飛》和《風雨〈洛神賦〉》……

　　這部工作之餘(yu) 寫(xie) 就的《風雨〈洛神賦〉》在2010年與(yu) 賈平凹的《一塊土地》共同摘得人民文學獎散文獎。2012年,憑借《宛城驚變》和《破案:孔雀東(dong) 南飛》,馬伯庸又獲得朱自清散文獎。雖然得到了官方的肯定和社會(hui) 的認可,但他不認為(wei) 作家有專(zhuan) 業(ye) 和業(ye) 餘(yu) 之分,自己也沒有那種“正經作家要寫(xie) 正經東(dong) 西”的使命感。馬伯庸說自己一直屬於(yu) “野生生長”的狀態,想到什麽(me) 就去寫(xie) 什麽(me) ,哪怕是一個(ge) 夢。

　　2013年,馬伯庸做了一個(ge) 夢,夢見自己在月色籠罩的草原上開一輛解放卡車,旁邊坐著一個(ge) 傳(chuan) 教士,絮絮叨叨說著拉丁文,動物們(men) 排成一列長隊,跟在車後麵,緩緩前行。這個(ge) 夢太過奇妙,馬伯庸一直念念不忘,就寫(xie) 成一個(ge) 短篇,刊登在《人民文學》2016年6月號上。後來,他無意間讀到內(nei) 蒙古呼和浩特晚清時期的地方誌《綏遠誌略》,講一個(ge) 傳(chuan) 教士用電影機向草原的牧民們(men) 傳(chuan) 教,“最先進的電影科技與(yu) 最古老閉塞的草原,新舊交錯、東(dong) 西方的衝(chong) 撞感非常強”,馬伯庸決(jue) 心將這個(ge) 故事擴充為(wei) 長篇,於(yu) 是就有了《草原動物園》這部小說。

　　他將故事安排在自己的家鄉(xiang) ——漢蒙交界、信仰龐雜的赤峰,庚子事變、外國來華的傳(chuan) 教士……為(wei) 了在虛構的故事中突顯曆史細節的真實,讓整部小說力量渾厚,馬伯庸特地回了趟老家,搜羅那裏的傳(chuan) 統民間故事,找來關(guan) 於(yu) 清末的文獻和論文,大到赤峰城的格局、官府的職位,小到當時報紙的名稱,都一一敲定,毫不含糊。

　　這種研究勁頭也為(wei) 馬伯庸增添了一些學者氣質,在想到什麽(me) 就寫(xie) 什麽(me) 的同時,碰到什麽(me) 他就會(hui) 研究什麽(me) 。偶然與(yu) 朋友聊起明代萬(wan) 曆年間的一樁民間稅案騷亂(luan) ,其過程跌宕起伏,妙趣橫生,馬伯庸忍不住要把它寫(xie) 出來。當他開始搜集資料,越看越是興(xing) 奮不已,從(cong) 明代的民間檔案文書(shu) 裏,挖掘出了六個(ge) 塵封已久的故事,2019年出版了《顯微鏡下的大明》這部非虛構曆史紀實作品。

　　寫(xie) 作這樣的題材需要曆史真功夫,容不得半點馬虎。作為(wei) 商學院出身的海歸前外企員工,馬伯庸在研讀這些資料時,發現幾乎每一處細節記錄,都會(hui) 產(chan) 生很多衍生的背景問題。

　　比如說,明代采用兩(liang) 京製,南京同樣設有六部,但徒有虛名而無實權。在絲(si) 絹案初稿裏,有一位戶部尚書(shu) ,他下意識地認為(wei) 是北京戶部。後來他人指出,南京戶部要負責江南稅收,頗有實權。再後來,經過專(zhuan) 業(ye) 學者的提醒,他再去查證,才確認了正是北京戶部尚書(shu) 。談及《兩(liang) 京十五日》的寫(xie) 作初衷時,馬伯庸也打趣說這是《顯微鏡下的大明》的副產(chan) 品。因為(wei) 當時買(mai) 了很多明朝的資料,隻寫(xie) 一本書(shu) 也太虧(kui) 了。

　　曾有評論說,曆史題材的小說寫(xie) 作中,想象與(yu) 真實的界線究竟何在。馬伯庸讚成大仲馬的說法:“曆史隻是牆上的一個(ge) 掛衣釘,用來掛我寫(xie) 小說的大衣。”他的曆史小說寫(xie) 作一直保持兩(liang) 個(ge) 原則:第一,真實的曆史事件不能變；第二,真實曆史人物的性格和追求不能變,“這兩(liang) 個(ge) 點定住了,中間可以盡情想象。寫(xie) 小說就像是一個(ge) 借口,滿足的是我想象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