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清軍(jun) 入關(guan) ，較快統一了北方地區，但清政府對南方的統一則經曆了整個(ge) 順治朝。順治末年，以福建金門、廈門為(wei) 根據地的鄭成功揮師東(dong) 進，率領將士趕走了盤踞台灣島的荷蘭(lan) 殖民者，使台灣地區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

　　康熙朝時，康熙恩威並施，取得了政治與(yu) 軍(jun) 事上的勝利，將台灣重新納入中國版圖。清政府之所以能順利統一台灣，在於(yu) 順應曆史大勢，展現了國家統一不容置疑的決(jue) 心與(yu) 力量。

　　清朝為(wei) 什麽(me) 要統一台灣

　　清朝初期，鄭成功從(cong) 荷蘭(lan) 人手中收複台灣。鄭成功在收複台灣之後不久便去世，鄭氏子孫偏安一隅，逐漸演變成為(wei) 割據小政權。

　　順治十八年，順治帝去世，年幼的康熙繼位，開始了康熙時代。隨著清軍(jun) 擊敗了雲(yun) 南等地的反清勢力，清廷在戰略上開始北瞰南望，關(guan) 注邊疆地區的治理，在南方重點應對台灣鄭氏政權，提防鄭氏割據勢力的騷擾，並試圖招安。但康熙十二年爆發了“三藩之亂(luan) ”，使得清政府經略和統一台灣有所延後。

　　清政府統一台灣之前，清廷不時遣人招撫鄭成功的子孫，未對台灣施展足夠壓力，故鄭氏政權“誌得意滿，斷無輸誠向化之念”。麵對清政府的統一要求，鄭氏政權請求能像琉球、高麗(li) 等藩屬國一樣稱臣進貢。可見，避居台灣的鄭氏政權，已退化為(wei) 割據勢力，隻求政權能夠獨立。但康熙斷然拒絕，認為(wei) 台灣居民多為(wei) 福建人的後代，不得與(yu) 琉球、高麗(li) 相提並論。在康熙看來，統一台灣天經地義(yi) ，不容置疑，絕不能視台灣為(wei) 朝貢國。

　　康熙二十年，隨著三藩之亂(luan) 的結束，清政府得以騰出手來解決(jue) 對其他區域的統一問題。無論是出於(yu) 曆史原因，還是出於(yu) 現實考慮，清政府統一台灣都已是勢所必然。

　　台灣地處東(dong) 南沿海，氣候溫和，四季如春，適合農(nong) 耕。“野沃土膏，物產(chan) 利溥，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可見，清代台灣地區具有優(you) 越的自然條件。但清政府統一台灣，並非出於(yu) 土地價(jia) 值，而是認為(wei) 統一台灣為(wei) 理所應當，即使台灣“為(wei) 不毛荒壤，必藉內(nei) 地挽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

　　“台灣地方，北連吳會(hui) ，南接粵嶠，延袤數千裏，山川峻峭，港道紆回，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沙線風濤，往來利便，遂為(wei) 直隸、奉天、山東(dong) 等沿海七省必達之咽喉”，地理位置重要，關(guan) 係到清代中國整個(ge) 東(dong) 南地區的安危。三藩之亂(luan) 時，鄭氏政權派兵襲擾東(dong) 南沿海，給清政府平定三藩造成了牽製。如果台灣遲遲不能統一，可能為(wei) 外國所利用。鄭成功逝後，“其子有十，遲之數年，長成群強，假有一二機覺才能，收拾黨(dang) 類，結連外國……終為(wei) 後患”，台灣可能勾結外國，威脅東(dong) 南沿海。台灣必須在清政府手中，才能夠成為(wei) 沿海海運的要道和節點，成為(wei) 沿海地區的屏藩。

　　台灣遲遲不統一，“遷延歲月，虛靡浩費”，嚴(yan) 重消耗了清朝的政治和經濟實力。清政府為(wei) 了預防鄭氏政權對福建的侵擾，並在經濟上孤立台灣，采取了遷界之策，將東(dong) 南沿海地區的民人遷入相對靠近內(nei) 地的地方，在靠近海岸線的地方隔離出了一個(ge) 沿海而蜿蜒的無人區，且在無人區邊緣建造邊牆，駐紮重兵，以應對威脅。其實，遷界之策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不管是清政府還是台灣，都因此造成了嚴(yan) 重的經濟損失，老百姓也苦不堪言。在鄭氏政權拒不降清且不時騷擾東(dong) 南沿海的大背景下，唯有盡快統一台灣，才能結束這種持續損耗，達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即“至是台灣蕩平，民再康矣。台灣滅而天下無事，詔息天下兵”。

　　清朝如何統一台灣

　　清政府統一台灣的想法在順治朝時即有，但囿於(yu) 內(nei) 外局勢，主要精力放在了統一中原地區，無暇東(dong) 顧，暫無實力統一台灣。在康熙朝，國力日益強大的大背景下，在鄭氏政權日益退化為(wei) 分裂割據勢力的前提下，清政府統一台灣不僅(jin) 必要，且有能力。

　　鄭經繼承延平郡王之爵後，雖同清政府對立，但康熙統一台灣的策略，並非是純粹的武力統一，而是優(you) 先招撫，積極爭(zheng) 取台灣鄭氏政權及其兵民的歸附，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康熙七年，施琅在奏疏中提到：“去歲朝廷遣官前往招撫，未見實意歸誠。”可見，清政府的招撫效果比較有限。不戰而屈人之兵固然是至善之策，但亦應將伐兵和攻城作為(wei) 萬(wan) 不得已之策。對於(yu) 清朝統一台灣而言，這個(ge) 策略也適用。時人評價(jia) 清政府統一台灣之舉(ju) ：“窮兵黷武，固非福世之圖;而縱亂(luan) 養(yang) 奸，亦非安邦之策”，即雖然不提倡窮兵黷武，但也絕不能坐視台灣長期分裂，進而擾亂(luan) 中原內(nei) 地。針對台灣偏安政權不接受清政府招撫，施琅曾言：“從(cong) 來順撫逆剿，大關(guan) 國體(ti) ，豈容頑抗而止。”認為(wei) 若招撫無效，則當以武力相臨(lin) 。清政府在力行招撫的同時，也在籌備武力統一，以備他日之需。

　　康熙時，清政府耗時八年平定三藩叛亂(luan) ，在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之後，才於(yu) 康熙二十年完全平定。此後，清政府得以休養(yang) 生息，即便偶有戰爭(zheng) ，亦無傷(shang) 元氣，康乾盛世漸有發端，國力日益強盛。這一時期，清政府的財政狀況開始好轉，有了足夠的精力和財力處理台灣問題，且彼時清廷君臣之間和諧團結，盡管有些臣工在出兵台灣的方式和時機上存在不同看法，但總體(ti) 來說，清廷上下對於(yu) 收複台灣的意願是一致的，不願坐視鄭氏政權而不管，而且對收複台灣也有足夠的信心。

　　反觀台灣政權，則從(cong) 三藩之亂(luan) 爆發開始陷入困境。鄭氏政權響應三藩，配合三藩反清，卻在福建同靖南王耿精忠爭(zheng) 搶地盤。此後，鄭氏政權在東(dong) 南沿海被清軍(jun) 擊敗，大傷(shang) 元氣。在清政府的封鎖下，台灣經濟陷入困境，彼時，台灣“穀價(jia) 沸騰，糧餉匱乏，人心思變”。鄭氏政權參與(yu) 三藩之亂(luan) ，在一定程度削弱了自身實力。

　　康熙二十年，鄭經三藩之亂(luan) 末期去世，為(wei) 清政府統一台灣創造了一定的契機。此時台灣內(nei) 部陷入內(nei) 鬥，鄭經長子為(wei) 馮(feng) 錫範所殺，劉國軒、馮(feng) 錫範擁立尚未成年的鄭經次子鄭克塽為(wei) 延平郡王。

　　康熙得知此情形後，認為(wei) 收複台灣的時機已趨於(yu) 成熟。此後，正如康熙所預測，得勢的劉國軒對反對勢力大加鎮壓，造成台灣地區“人人思危，芒刺在背，間有向義(yi) 內(nei) 應，奈隔絕汪洋，難以朝呼夕應”。台灣出現內(nei) 爭(zheng) 之後，不時有人從(cong) 台灣逃至福建，為(wei) 清政府統一台灣積累了條件。此外，台灣地方相對狹小，民戶有限，以有限之田賦供應獨立政權，養(yang) 育數萬(wan) 之兵，負擔極為(wei) 沉重，即如清人所言：“蓋就其一隅之產(chan) ，以供百萬(wan) 之費，政繁賦重，民心已思變久矣。”

　　“夫兵，凶事也”，古人亦認為(wei) 用兵攻殺並非最優(you) 之策。因此，即使收複台灣的時機已經成熟，康熙仍秉持剛柔並濟的策略。但由於(yu) 鄭氏政權拒不歸附，甚至試圖長期維持分裂局勢，故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武力。在收複澎湖後，清政府重點打擊分裂氣焰，震懾分裂勢力，用兵和招撫並行不廢，最大限度地爭(zheng) 取了台灣各方勢力的投誠，最終實現了此後鄭氏政權的和平歸附。

　　清政府統一台灣，籌劃已久，但遲遲未能付諸實踐，原因除了彼時清朝的內(nei) 部和外部形勢外，還有信心和決(jue) 心問題。“台灣剿撫之說，紛紛數歲未決(jue) 也”，清廷內(nei) 部對統一台灣立場不一，而施琅認為(wei) ，隻主撫而不言武亦不可取，一方麵全力向康熙建議統一台灣，另一方麵主張在招撫無效的情形下武力攻台。康熙亦持這種觀點，他認為(wei) ，如果不統一台灣，“則沿海一帶地方，民鮮幹止之樂(le) ，兵有征調之繁”。當時，清廷諸大臣對能否隔海統一台灣議論紛紛、並無自信，隻有施琅“攄忱力讚”。在施琅的支持下，康熙堅定了統一台灣的決(jue) 心。康熙認為(wei) 施琅不僅(jin) 能從(cong) 精神上支持自己，還是領兵收複台灣的最佳人選，正如康熙所說：“朕惟國家有戡亂(luan) 寧民之略，必有協謀宣力之臣。”此外，福建總督姚啟聖亦是統一台灣的功臣之一，施琅主要是練兵和領兵打仗，而姚啟聖則是積極做好後勤籌備工作。攻台之前，姚啟聖調兵製器，獎勵士卒，捐造船隻，無所不備。

　　康熙二十一年時，清軍(jun) “一麵整船，一麵練兵，兼工製造器械”，積極做好戰備工作。到康熙二十二年，麵對遲遲不肯受撫的鄭氏政權，清軍(jun) 已開始準備正式攻台工作，未雨綢繆，注重後勤籌備和供應對戰事的重要影響，開始積極籌備進剿軍(jun) 前所需兵餉、米折、應用器械及修理船隻、預備物料。此後，清朝統一台灣，已可謂“萬(wan) 事俱備，隻欠東(dong) 風”了。而這個(ge) 東(dong) 風，便是海風，“夫南風之信，風輕浪平，將士無暈眩之患，且居上風上流，勢如破竹，豈不一鼓而收全勝”，一旦風信適宜，清朝便可大軍(jun) 出動。

　　水師提督施琅深知“攻心為(wei) 上”的策略，在主張武力統一台灣的同時，還提倡爭(zheng) 取台灣民心，減少清軍(jun) 統一台灣的障礙，降低雙方的戰爭(zheng) 傷(shang) 亡。施琅治軍(jun) 嚴(yan) 明、名聲在外，在清政府出兵台灣之前，已有不少兵民逃離台灣回到福建，原因便是不少台灣兵民“私相偶語，提督不嗜殺人”。

　　清政府出兵台灣，戰略目標十分明確，即並不打算直接派兵進攻台灣本島，而是先取澎湖，再以澎湖為(wei) 突破口，以戰逼統：“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則形勢可見，聲息可通，其利在我。”此後，清軍(jun) 亦按照此策行事，先待風信，此後全力攻取澎湖，同劉國軒帶領的鄭氏軍(jun) 隊在澎湖鏖戰。最終劉國軒戰敗，清軍(jun) 占領澎湖，在戰略和地形上掌握了主動。澎湖破時，台灣人心大震，清軍(jun) 占據了地理之利，也猛烈打擊了鄭氏軍(jun) 隊士氣，起到了攻心之效。清軍(jun) 攻克澎湖之後，雖然清軍(jun) 傷(shang) 亡亦多，但並未虐待俘虜，而是“恤其被傷(shang) 兵卒，予以醫藥，載其生還，此其恩威已遍洽於(yu) 台灣”。此種行為(wei) ，讓台灣本島兵民意識到，投降並無性命之憂，頑抗則凶多吉少，進一步瓦解了台灣士兵的抵抗欲望，“不敢複萌異誌”。

　　在清政府的招諭下，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鄭氏政權遞交降表文稿，正式向清政府投降。在鄭氏政權投降之後，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施琅率清軍(jun) 進入台灣，台灣地區農(nong) 業(ye) 商業(ye) 依然如舊，未受驚擾，民眾(zhong) 扶老攜幼歡迎施琅所率部眾(zhong) 。

　　統一台灣後的策略

　　澎湖之戰後，施琅駐紮澎湖期間，嚴(yan) 格約束軍(jun) 隊紀律，清軍(jun) 紀律嚴(yan) 明、並不擾民，“王者之師”形象深入人心。同時，台灣的鄭氏政權，雖然曾武力抗拒統一，但澎湖之戰後他們(men) 能夠順應曆史大勢而歸附清朝，使得雙方避免了更多死傷(shang) ，所以清政府對他們(men) 采取了寬容政策，甚至對於(yu) 部分投降官員，給予信任而加以重用。此外，清政府統一台灣之後，通過采取輕徭薄賦、穩定台灣人民生產(chan) 、生活秩序等方式，實現了統一之後台灣地區的穩定和安寧。

　　在施琅率軍(jun) 正式進入台灣本島之前，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施琅向台灣兵民發布了“安撫輸誠示”，提到：“軍(jun) 紀素嚴(yan) ，秋毫無犯……本提督言出金石，決(jue) 不爾負。”施琅進入台灣後，踐行了他的承諾。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施琅在“諭台灣安民生示”中提到，此次清軍(jun) 入台，所有糧餉皆取自福建等內(nei) 地，不用台灣百姓供應，隻有日常食用的蔬菜需在台灣本地采購，但“照依民價(jia) 無虧(kui) ，斷不許借稱官辦應用、一絲(si) 一毫侵取民間”。施琅還禁止台灣百姓為(wei) 清軍(jun) 犒軍(jun) ，“誠恐鄉(xiang) 社保甲沿襲故套，各自派辦勞軍(jun) 之費，致擾民生”，並申明如有地方官員敢籌辦犒軍(jun) ，將嚴(yan) 懲不貸。此外，施琅還規定：“官兵不許占住民居，弁目不許包贌鄉(xiang) 社……糖蔗民間物業(ye) ，嚴(yan) 禁兵丁混折。”確保了軍(jun) 隊不擾民，與(yu) 民相安，贏得了民心。

　　澎湖之戰後，清軍(jun) 兵不血刃地進入台灣。算上招撫時間，清政府共計耗時兩(liang) 個(ge) 月便統一了台灣。這一局麵的實現，除采取了正確的軍(jun) 事和政治策略外，也同鄭氏政權當權者能順應形勢、歸附清朝有關(guan) 。鄭克塽、劉國軒、馮(feng) 錫範等人沒有選擇在台灣本島負隅頑抗，避免了更多的戰爭(zheng) 和犧牲，如劉國軒“決(jue) 意傾(qing) 心，以生死聽命於(yu) 朝廷，免貽害生靈”。也因此，清政府在統一台灣之後，對鄭氏政權官兵采取了優(you) 容的政策。清政府一方麵命鄭氏家族和鄭氏政權的權臣遷徙到北京，使他們(men) 安居;另一方麵對於(yu) 鄭氏政權四萬(wan) 多普通士兵，施琅建議讓他們(men) 願入伍或歸農(nong) ，都各聽其便。此外，對逃至台灣的明朝朱姓宗室人員，清政府也予以了安置，讓他們(men) 在附近各省安插墾荒。此後，清政府授鄭克塽公爵，授劉國軒、馮(feng) 錫範伯爵，而力主降清的劉國軒“更叨天津總兵之任”，成為(wei) 一方大員，可見清政府對他們(men) 的信任和寬容。

　　戰後善後之策，重在安民和休養(yang) 生息。早在清軍(jun) 攻克澎湖之時，施琅便出告示，規定澎湖地區百姓“蠲三年徭稅、差役”，以恢複澎湖經濟。施琅率領的清軍(jun) 入台之後，“其各鄉(xiang) 社百姓以及土番，壼漿迎師，接踵而至”，之後，施琅賜給他們(men) 衣帽、布匹等物，台灣漢人和少數民族“鹹皆欣歡踴躍”。此後，施琅規定：“樵蘇采捕，載運米穀蔬菜，出入港澳，均聽民便。”確保了台灣正常的生產(chan) 、生活秩序。此外，清政府還免除了台灣地區的正賦和雜餉，有助於(yu) 戰後民生的改善。統一台灣之後，清政府在台灣設府、設縣，並設一萬(wan) 綠營兵駐防台灣本島和澎湖，標誌著清政府在台灣行政和軍(jun) 事管理的體(ti) 製化。在清政府的治理下，台灣地區經濟繼續發展、民生繼續改善，即如乾隆、嘉慶時人所評價(jia) ：“台灣雄峙東(dong) 海，橫亙(gen) 千餘(yu) 裏，土田膏腴，家多殷實。”可見彼時台灣地區已為(wei) 清朝的富庶之區。到光緒朝日本侵占台灣之前，“台灣銀米尚不缺。且多富戶豪民”。

　　清朝統一台灣既是出於(yu) 曆史原因，也是源於(yu) 現實需要，避免了台灣被進一步割據化，也換來了清代中國東(dong) 南地區的安全穩定。同時，清前期國力強大、君臣團結以及台灣地區的內(nei) 耗為(wei) 統一台灣創造了條件和契機。清政府在統一台灣時，恩威並施、剿撫並用，善用人才，積極爭(zheng) 取台灣民心，使得以較小代價(jia) 實現了對台灣的快速統一。此外，清政府還十分重視統一台灣之後的善後工作，實現了駐軍(jun) 同台灣民眾(zhong) 的和諧相處，妥善安置了台灣鄭氏政權的投降勢力，促進了台灣地區生產(chan) 、生活秩序的較快恢複，為(wei) 此後台灣地區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