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在西潮的強烈蕩擊下，曾出現中西“學戰”的說法，到民國初年依然流行。隨著西學經“新學”的過渡而漸成普適性的“世界”學術，西來的分科模式也以現代學術之名而成為(wei) 正統。由於(yu) 中國學術向不重視分而治之，對當時讀書(shu) 人來說，學術分類其實是個(ge) “現代問題”。更因中國文化一向把學問看得很重，以西學為(wei) 基準來進行學術分類又絕非小事。早年曾大膽主張嚐試“全盤西化”的梁漱溟，就一直對中國文化的一些要素在西式分類下的無所適從(cong) 深感不滿，晚年遂提出一套獨到的學科分類體(ti) 係，正式挑戰西方，試圖重新製定現代學術的規則。

如錢穆所說：“東(dong) 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you) 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全中國人”的說法或有些誇張，但對相當多的中國讀書(shu) 人來說，這的確是個(ge) 魂牽夢縈的問題。而學術的分與(yu) 不分，既表現出中西思想的一大差別，也是中西“學戰”的一個(ge) 重要部分。有些文化立場偏於(yu) 保守的學者，更因防守而“創新”，創造出過去不存的“四部之學”，以證明中國本有學術分類在，真可謂“傳(chuan) 統的發明”。其實中國傳(chuan) 統是錢穆所謂“通人通儒之學”，入民國以後那種“分門別類、務為(wei) 專(zhuan) 家”的傾(qing) 向，乃是西方影響的產(chan) 物。盡管古人很早就有學問可以分而兼治的思考，並形成“術業(ye) 有專(zhuan) 攻”的認識，也一直在進行區分的嚐試，然基調仍是通而後可分，正如“知類”是為(wei) 了“通達”（《禮記·學記》），可以說這是一種“通中可分”的模式。即使退而從(cong) 分的角度言，具體(ti) 怎麽(me) 分，中西間也存在帶根本性的差異，非常值得探討。傅斯年曾敏銳地注意到，中西學術的區分有一重要不同，即中國學術“以人為(wei) 單位”，而西方學術則“以學科為(wei) 單位”。他以為(wei) ：

中國學術，以學為(wei) 單位者至少，以人為(wei) 單位者轉多。前者謂之科學，後者謂之家學。家學者所以學人，非所以學學也。曆來號稱學派者，無慮數百。其名其實，皆以人為(wei) 基本，絕少以學科之分別而分宗派者。縱有以學科不同而立宗派，猶是以人為(wei) 本，以學隸之；未嚐以學為(wei) 本，以人隸之。……西洋近代學術，全以學科為(wei) 單位。苟中國人本其“學人”之成心以習(xi) 之，必若枘鑿之不相容也。

學派數百之說，或稍誇大，至少把成“派”的尺度放得非常寬。然由於(yu) 西式的“科學”以“現代”之名而成“世界”標準，中國式的“家學”也就順理成章地被視為(wei) 不夠“現代”的負麵現象。後來不少經過“西洋近代學術”洗禮之人，也因中西學術分別以人為(wei) 單位和以學科為(wei) 單位，便看輕中國學問。如圖書(shu) 館學家杜定友就特別反對古人分類重人勝過重學的取向，主張圖書(shu) 分類應當或“辨體(ti) ”（以典籍之體(ti) 裁為(wei) 標準）或“辨義(yi) ”（以典籍之內(nei) 容為(wei) 標準），而《漢書(shu) ·藝文誌》以人為(wei) 部，是未能辨其義(yi) 也”；後來《四庫提要》沿襲了這一取向，其區分儒家、雜家，仍“在乎其人而不在乎其學”，而非“客觀”的分類，可以說“無分類標準可言”。此僅(jin) 舉(ju) 一例，卻代表了很多趨新學人的共同看法。

其實《漢書(shu) ·藝文誌》本劉歆《七略》，不過據當時已存書(shu) 籍之名而著錄，所謂“究於(yu) 心者謂之學，形於(yu) 外者謂之文，筆於(yu) 書(shu) 者謂之藝”，實“未嚐於(yu) 其中而更立部居”。在江瑔看來，四部實“彼此相通”，其間“亦無確定之界限”。不過“名立已久，驟難更變”，且“言其大概，亦頗各從(cong) 其類”，似亦不妨從(cong) 眾(zhong) 。然若“語其細微，則心知其意可耳”。江瑔曾留學日本，是同盟會(hui) 員，也是民初國會(hui) 議員，思想或在新舊之間，於(yu) 學術則大體(ti) 秉承通中可分的傳(chuan) 統觀念。可知分立部居已成當時趨勢，江氏帶有保留的“從(cong) 眾(zhong) ”主張裏，隱約透出陸九淵所謂“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隻好“高著眼看破流俗”之意。當年曾“逐月看《新青年》”的錢穆，或許對傅斯年的說法留有印象。他後來論及“學附於(yu) 人”時，則完全反其道而言之，理直氣壯地將之視為(wei) 整個(ge) 中國學術的特點。且這不是一個(ge) 隨意的論斷，而是對中西對學問分類態度異同進行深入探討後的結論。他先提出一個(ge) 學與(yu) 人關(guan) 係的根本問題：

究是為(wei) 了“人”而始有“學”，抑是“學”可以外於(yu) “人”而存在，為(wei) 了尋究此“學”而始須“人”之努力從(cong) 事？換言之，究是由學來完成人，抑是由人來完成學？再換言之，一切學是否為(wei) 人之主觀而引起，抑有其客觀自存之地位？

西方人看重各種學問之分類，似認為(wei) “每一項學問，都有其客觀之存在，與(yu) 其各自的終極境界”，亦即“有其本身自有之疆境與(yu) 範圍”。由於(yu) 學問就是“探究此客觀之外在”，且做學問“主要在尋求真理”，這就要求事先即“抱一超然事外之心情”，使每一門學問能“到達一超越抽象之境界”。於(yu) 是“其學問遂走向分科專(zhuan) 門化之路”，有待於(yu) “人之分別探討”，而且要“各分疆界範圍以為(wei) 探究”。簡言之，各種學問皆“外於(yu) 人而存在”，形成了“學為(wei) 主而人為(wei) 從(cong) ”的局麵。在中國觀念中，“一切學之共同出發點是人，其共同歸宿點仍是人。人是主體(ti) 中心，由此主體(ti) 中心之種種需求而展演開放出種種學，學本非外於(yu) 人而存在”。各“學既無其獨立客觀之存在，故無為(wei) 之嚴(yan) 格分類之必要”，也就是“人為(wei) 主而學為(wei) 從(cong) 。每一學之背後必有人，人之重要遠勝於(yu) 其學”。簡言之，“中國傳(chuan) 統，重人更過於(yu) 重學，學不外人而存在。故所重在為(wei) 人之品格分類，不重在為(wei) 學術分類”。

錢穆所論與(yu) 傅斯年眼裏中國“以人為(wei) 本，以學隸之”而西方“以學為(wei) 本，以人隸之”的觀察大致相類，不過兩(liang) 人的評價(jia) 截然相反。不論錢先生是不是有意提出具有針對性的看法，他們(men) 的認知已成某種對峙的形態。不過傅斯年所說的“人”大體(ti) 是無附帶條件的，而錢穆則把“品格”作為(wei) “人”的重要附加條件。然而當人的分類依“品格”而定時，探討的已經不是“人”與(yu) “學”的對應，“學”在這裏實已變成無足輕重的附屬範疇了。章學誠曾提出，先秦諸子百家的出現不僅(jin) 意味著學術由公而私的轉變，還有與(yu) 前不同的一大特色，即“以學屬乎人”。錢穆注意到漢代劉向、劉歆父子之《七略》和班固的《漢書(shu) ·藝文誌》，雖“僅(jin) 為(wei) 書(shu) 籍分類”，而分為(wei) “王官學”與(yu) “百家言”。又在“百家中分儒家、墨家”等，“凡此皆仍從(cong) 人事分，不在分學之內(nei) 容”。此說大概是本《漢書(shu) ·藝文誌》的諸子出於(yu) 王官說，唯“人事”與(yu) “人”有大區別。當學在官守之時，有的官守似乎是一家人世傳(chuan) 的，但是否皆如此，尚難確定。似乎隻能說“王官學”是“從(cong) 事分”，而“百家言”是“從(cong) 人分”。這一字之差，意味著“以學屬乎人”的模式不能隨便往上推，則其所具的代表性就要稍打折扣。傅斯年當年帶有強烈的反傳(chuan) 統特色，上引他的概括可能帶有“故意說”的成分，褒貶不免稍過；而錢穆想要為(wei) 中國學術正名，強調學以人為(wei) 單位的正當性和持續性，多少也有點倒放電影的意味。他們(men) 都忽視了漢以後最吃重的經學。漢代諸經的博士最初以人分的傾(qing) 向明顯，一種經典都可以分幾家；然而後來就逐漸變成了一體(ti) 的經學，似僅(jin) 聞“禮是鄭學”之說，此外少見其他的“人”在。從(cong) 清代段玉裁提出“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的要求看，經學裏雖然也有不同的“人”在，卻已不甚清楚，當然也就說不上學以人分了。段玉裁是正宗的清代漢學家，所以他要“還”的各位最晚到唐代，宋明儒全不在其考慮範圍之中。這牽涉到理學是否經學的大爭(zheng) 論，太過複雜，當另文探討。而宋儒或因要與(yu) 禪學爭(zheng) 勝而受其影響，大儒多稱子，學附於(yu) 人的現象要明顯得多。後來的學案體(ti) 更受到禪宗燈錄的影響。佛家素重不間斷的代代傳(chuan) 承，誦讀同一經典，有無師傳(chuan) ，相去甚遠。則學以人分的現象未必僅(jin) 是“中國特色”，或廣及我們(men) 眼中的“東(dong) 方”。真正以人為(wei) “單位”的大創舉(ju) ，是司馬遷創立的史以人出，即以人為(wei) 中心來構建曆史。後之所謂紀傳(chuan) 體(ti) ，是20世紀以前所有中國正史的基本形式。然而曆代言史學，似也少見學以人分的現象。如果學以人分的特色在最主要的經史兩(liang) 學中表現都不顯著，則其作為(wei) “中國學術”代表性特色的資格，可能要進一步打個(ge) 折扣。不過錢穆並非隨意這麽(me) 說，他是從(cong) 思想文化的大趨勢看待這個(ge) 問題的。在錢穆看來，“中國學術思想乃由四圍共向一中心，其中心地位愈高，則四圍向之者愈廣，如孔子是已”，“中心之相同，不害四圍之互異，但終見一共同向往之大同而已”。而“西方之學則由四圍各自發展，無一共向之中心，故其為(wei) 學乃日趨於(yu) 相異”。於(yu) 是西方學術“惟見其相異，不見其大同”。各“自然學如此，人文學亦然”，以至於(yu) 各社會(hui) 科學“莫不皆然”。這是因為(wei) “學以致用，而所用之途則各異”，而又“無一大同之真理。故西方之為(wei) 學，可以互不相通，乃無一共尊之對象”。正因中國學術是“由四圍共向一中心”，對中國學者而言，“一切知識與(yu) 活動，全就其對人文整體(ti) 之看法，而衡量其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故“國家治平、經濟繁榮、教化昌明，一切人文圈內(nei) 事”，與(yu) 天文、算數、醫藥、音樂(le) 之類相比，其“輕重緩急，不啻霄壤”。天文等知識，在中國學者心目中，“隻當是一技一藝”，是“一種博聞之學”，僅(jin) 在其從(cong) 事更大的活動而“聰明心力偶有餘(yu) 裕”時“泛濫旁及”，且也“不肯潛心深究”。故自然科學在中國知識界“不能成為(wei) 一種獨立學問”，那些受人輕視的技藝，也“不能有深造遠至之望”。就是人文界“任何知識與(yu) 事業(ye) ，仍不過為(wei) 達到整個(ge) 人文理想之一工具、一途徑”；若“專(zhuan) 一努力於(yu) 某一特殊局部”，就是執偏以概全，故學者沒有“專(zhuan) 門探求某一種知識與(yu) 專(zhuan) 門從(cong) 事某一種事業(ye) 之理想”。我們(men) 不必深究錢先生對西方學術的認知，他對中國學術的看法，則是有心得之論。或許可以說由於(yu) 中國古人對學問的態度是重人過於(yu) 重學，故治學不提倡“分科”，尤其不注重區分學的細微內(nei) 容。在這樣的大趨勢下，的確不容易產(chan) 生將學術“分類”的社會(hui) 要求。然而在操作層麵，無論是從(cong) 性之所近還是從(cong) 術業(ye) 有專(zhuan) 攻方麵言，學問都很難不分而治之。這就形成中國學術的一個(ge) 重要特點，即學雖已分而人還是心存整體(ti) 。這個(ge) 特點在經學上表現得最明顯：具體(ti) 落實到個(ge) 人，學者所側(ce) 重往往隻是一二經或各經相通的幾個(ge) 問題，但他們(men) 都注重學術的整體(ti) 性，是在一體(ti) 性的學術認知下分而治之。比起以學為(wei) 單位，以人為(wei) 單位更注重學問的整體(ti) 性；但比起以人為(wei) 單位，還有一個(ge) 連“人”都模糊不清的學術認知在，對整體(ti) 性的強調又更進一步，——因為(wei) “道”的超越性以及經典的獨尊，經學本不像後來的四部想象那樣是與(yu) 他學並存的一學，所以基本沒有“以學為(wei) 單位”的意思；同時它也很早就疏離於(yu) “以人為(wei) 單位”而自成一體(ti) ，導致親(qin) 近“學以人分”的段玉裁重新提出“以賈還賈”一類要求。簡言之，經學雖也通中可分，卻並不側(ce) 重於(yu) 分。而“以學為(wei) 單位”和“以人為(wei) 單位”，卻都著眼於(yu) 分。從(cong) 中西學術分類的對照著眼，在學附於(yu) 人或人附於(yu) 學的差異背後，隱伏的正是以什麽(me) 為(wei) 學問“單位”的問題。故傅斯年實看到了問題的根本所在。而錢穆所說西方各學“都有其客觀之存在，與(yu) 其各自的終極境界”，也是深入的觀察。學問的單位確是中西學術分類異同的要點，如何在這個(ge) 層麵思考和認識學術分類的問題，還可以進一步斟酌。據杜亞(ya) 泉的觀察，西方不論地方、階級、國家、民族等，“皆為(wei) 一團體(ti) 而成一種之人格，對於(yu) 他團體(ti) 為(wei) 權利義(yi) 務之主體(ti) ”；而中國則不同，不管是城、鎮、鄉(xiang) 一類“地理上之名稱”還是省、道、縣這樣“行政上之區劃”，皆“無人格的觀念存於(yu) 其間”。簡言之，中國“除自然的個(ge) 人以外，別無假定的人格，故切以個(ge) 人為(wei) 中心”。杜氏雖非論學，卻頗予人以啟發。蓋中西學都有所區分，唯中國各學因“言”本是公而非私，故雖各謂其道，卻並無某種“假定的人格”在，反可以自然人為(wei) 單位而傳(chuan) 承；而西方各學都帶有一種“假定的人格”而成為(wei) “主體(ti) ”，故能“以學為(wei) 單位”而獨立並彼此競爭(zheng) ，成為(wei) 類似於(yu) 錢穆所說的“客觀之存在”。這的確是造成中西學術區分差別的一個(ge) 要素。在某種程度上或可以說，中國的學問分為(wei) 共通之學和具體(ti) 之學。章學誠已指出，古人致力於(yu) 學，是“將以明其道”。故“經史者，古人所以求道之資，而非所以名其學也”。就像“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方“有當於(yu) 聖人之擇”；不論經學史學所成之書(shu) ，也以“於(yu) 道必有當”為(wei) 準繩。如果“先懸經史以為(wei) 標準”而“思以其學名”，則“無當於(yu) 道”，也不足為(wei) 學。換言之，以求道為(wei) 目的才是共通之學，而像經、史這樣的具體(ti) 之學，不過是其下的不同途徑。它們(men) 的確實際存在，似乎像是有“單位”，卻並不自足，故其“獨立”的資格也不顯。進而言之，此學術異同背後是中西文化對共通的人與(yu) 具體(ti) 的人之不同認知。在錢穆看來，中國傳(chuan) 統中“有一個(ge) 共通的做人理想”，所有學人都在此理想之下治學。而西方人似乎並不注意“如何做人這一門學問”；在他們(men) “做人的理想中，似乎隻想到如何做一宗教信徒，如何做一國家公民”。故做學問的隻想如何做一個(ge) 專(zhuan) 門的學者，其他各種行業(ye) 也是如何“做一政治家、律師、醫生”這樣的人物。我們(men) 且不管西方是否真沒有“一個(ge) 共通的做人理想”（竊以為(wei) 還是有的），但西人確實非常重視如何做一個(ge) 具體(ti) 的（有單位的）人。太注重具體(ti) ，也可能導致人在學術中的隱去。由於(yu) “學問上的分工愈細”，已到“幾乎難以綜合的地步”。故“學與(yu) 學間，分疆分道”；而治學之人也隻能以“不同的方法，各走各路”，而“成為(wei) 各種學問之專(zhuan) 家”。且“因每一人隻附屬於(yu) 每一學，而又是附著於(yu) 每一學之分枝小節上”，於(yu) 是“從(cong) 事於(yu) 學的人則奔馳日遠，隔別日疏，甚至人與(yu) 人不相知”。以致“除卻其所學，乃不見其人之存在”，終因“為(wei) 了學而失卻了人”。為(wei) 辨析中西學術的異同，錢穆曾提出：“中國人乃是先有了一‘用’的觀念，而始形成其學術上種種之‘體(ti) ’者。西方人則似先肯定了此種種之‘體(ti) ’，而後始求其發為(wei) 種種之‘用’者。”這是在“明體(ti) 達用”的中國範疇裏做出的區分，有其特定的含義(yi) 。然若中西皆各有體(ti) 用，進而將此所謂“體(ti) ”引申理解為(wei) 杜亞(ya) 泉所謂存有假定“人格觀念”的“主體(ti) ”，則錢先生似也同意中國在共通之學下麵的具體(ti) 之學也近於(yu) “獨立”或至少半“獨立”，隻是不像西方那樣徹底而已。所謂半“獨立”者，是由於(yu) 中國的學科並未形成一個(ge) 獨立的“主體(ti) ”，故即使分也難立。如黃侃所說：“有形之形，固不可並；無形之理，亦何可泥？但求其大體(ti) 而已。”他似乎是說，有形的研究對象本來不同，實無需再分；而無形的學理應是通達而虛懸波動的，分則拘泥，泥則湮塞而不通達，不僅(jin) 無多幫助，反而連大體(ti) 也難求了。黃侃雖因此而反對學術分類，卻也承認不同的研究對象可能影響和製約治學方式，大體(ti) 仍有上述共通之學和具體(ti) 之學的意思。上麵所言更多是學理，若回到學術的實際狀態，中西對學術分類的不同態度在近代中國的此消彼長是顯著的。進入20世紀後，中國新學人基本在西學模式的影響之下。盡管過去中國人觀念中並不認為(wei) “有一種客觀外在之學術係統之存在”，近代學人卻常講“為(wei) 學問而學問”。不論治何學，“好像每一套學問，各有其客觀的外在”。而這“一套學問體(ti) 係”是外在於(yu) “人之完成”和“社會(hui) 人群事業(ye) 之實際應用”。於(yu) 是學問遂“與(yu) 人與(yu) 事分離而自成一係統”，學問乃“超然於(yu) 人之外”。這樣，中國學術也就從(cong) 過去“由人來做出此學問”變為(wei) “由學問而來產(chan) 生出學人”。換言之，在全球化的大勢下，西學與(yu) 現代學術的同質化，使過去“他們(men) ”的問題成為(wei) 今天“我們(men) ”共同的問題。西學曾有的問題，例如學術中人的隱去，現在也都表現在中國學術身上了。但西潮衝(chong) 擊帶來的問題，並未因學術的全球化而消失。如何理解和展示中國自身的傳(chuan) 統學術，成為(wei) 很多讀書(shu) 人的一個(ge) 現代負擔。傅斯年很早提出的問題以及錢穆的“回應”，揭示了中西之間一個(ge) 帶根本性的差異。盡管他們(men) 對什麽(me) 是學問單位的辨析已是一個(ge) 名副其實的曆史問題，對此的反思，或也對我們(men) 思考今後的學術發展不無啟發。從(cong) 上文的探討看，學科背後有“假定的人格”而成為(wei) 類似“客觀存在”的“主體(ti) ”，確是西學多而中學少的重要特點；而“以人為(wei) 單位”則未必是中國學術的代表性特色，更多毋寧是在西學的衝(chong) 擊和參照下出現的一種建構。傅斯年和錢穆都曾有意尋找傳(chuan) 統的一些特點，甚或有意無意間誇大和凸顯傳(chuan) 統的一些麵相，作為(wei) 其所欲言的依據。他們(men) 褒貶背後所隱伏的關(guan) 懷，仍是錢穆指出的中西文化高下優(you) 劣的問題——傅斯年想盡快趕超西方，而錢穆則欲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正名。

由於(yu) 外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本土的思想，近代中國出現了列文森所說的根本性“語言轉變”，致使中國從(cong) 學術到文化都難以自我表述，產(chan) 生出某些具有“創造性”的詮釋，實不足為(wei) 奇。如果說四部之學是為(wei) 正名而“發明”出來的傳(chuan) 統，與(yu) 其相比，“以人為(wei) 單位”的建構雖然有著更深厚的基礎，本質上仍是一個(ge) 不得不用他人的解釋體(ti) 係來表述自我的問題。這樣的建構性認知使中西學的差別變得顯豁而互不相容，實則不論當年還是今天，中西學術都未必就那麽(me) 涇渭相判。蓋“中學”本是在特殊的時空條件下對應“西學”而生的名相，由於(yu) 西學已基本衍化為(wei) 現代學術，今日已難有與(yu) 西學對應的中學可言。或者說，今日學人口中的中西學術，已非過去言說中的中學、西學。尤其過去的幾十上百年間，中西學術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雙方接軌的程度也早已日新月異。其間固不排除有“文化霸權”的因素，更有某種共同的需求。我們(men) 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分享著他們(men) 的問題，卻大可不必延續昔年“學戰”的心態，不妨努力為(wei) 雙方的對話和溝通尋求更多的可能。
(作者係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