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一名，較早見於(yu) 《史記》《漢書(shu) 》的記載，如《史記·大宛列傳(chuan) 》中“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漢書(shu) ·張騫傳(chuan) 》中烏(wu) 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yu) 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漢書(shu) ·西域傳(chuan) 》中還記載“烏(wu) 孫本與(yu) 大月氏共在敦煌間”“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

　　“敦煌”在《史記》《漢書(shu) 》中已經有了“敦煌”“焞煌”和“燉煌”三種寫(xie) 法。有學者認為(wei) ，有火字旁的“燉”是正體(ti) 字，“焞”是其異體(ti) 字，無火字旁的“敦”為(wei) 俗體(ti) 字。關(guan) 於(yu) 其含義(yi) ，東(dong) 漢應劭解釋說：“燉，大也；煌，盛也。”這其實主要反映了漢代敦煌的興(xing) 盛及其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到了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誌》中解釋說：“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認為(wei) 此地對開發廣大的西域地區有重要作用。可見，對同一個(ge) 地名、同一件事，不同的曆史時代會(hui) 根據當時的情況作出不同解釋。

　　敦煌是絲(si) 綢之路的咽喉

　　在張騫出使西域前後，漢武帝還派遣霍去病率兵攻打河西的匈奴。擊敗匈奴後，漢王朝設置了包括敦煌郡在內(nei) 的河西四郡，並在敦煌郡城的西麵修建了玉門關(guan) 和陽關(guan) ，作為(wei) 扼守西域進入河西、中原的門戶。

　　敦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東(dong) 接中原，西鄰今新疆，自漢武帝時期（前140—前87年）以來，就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和軍(jun) 事重鎮。從(cong) 敦煌出發向東(dong) ，通過河西走廊就可到達古都長安、洛陽。從(cong) 敦煌西出陽關(guan) ，沿昆侖(lun) 山北麓，經鄯善（若羌）、且末、於(yu) 闐（和田）至莎車，穿越蔥嶺（帕米爾高原）可進入大月氏、安息等國，這條通道就是著名的絲(si) 綢之路的南道；而從(cong) 敦煌出玉門關(guan) 北行，沿著天山南麓，經車師前王庭（吐魯番）、焉耆、龜茲(zi) （庫車），到達疏勒（喀什），然後越蔥嶺，進入大宛、康居、大夏等地，這條通道就是絲(si) 綢之路的北道。隋唐時期，由於(yu) 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加強，在原絲(si) 綢之路北道之北又出現了一條新北道，即出敦煌至伊吾（哈密），再經蒲類（巴裏坤）、鐵勒部，過今楚河、錫爾河而達西海（地中海），其在我國境內(nei) 大致是沿著天山北麓而至中亞(ya) 。

　　敦煌總扼兩(liang) 關(guan) （陽關(guan) 、玉門關(guan) ），控製著東(dong) 來西往的商旅。而絲(si) 綢之路的這三條道路都“發自敦煌”，然後經“西域門戶”的伊吾、高昌（今吐魯番）、鄯善而達中亞(ya) 、歐洲，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這就清楚說明了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和樞紐作用。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一座長城烽燧下發現了一個(ge) 郵袋，裏麵裝著8封用粟特文所寫(xie) 的信件，其中5封相對完整，學界將其稱為(wei) “粟特文古信劄”。根據百年來世界各國學者的研究、解讀，這些信是從(cong) 姑臧（武威）、金城（蘭(lan) 州）和敦煌發送的，是這些地方的粟特商人寫(xie) 給家鄉(xiang) 薩馬爾罕（今烏(wu) 茲(zi) 別克斯坦）貴人（自由民）以及樓蘭(lan) 等西域地區的其他粟特商人的書(shu) 信。從(cong) 這些粟特文信件可知，這個(ge) 以姑臧（武威）為(wei) 大本營的粟特商團，活動範圍很廣，他們(men) 東(dong) 到洛陽、鄴城（河北邯鄲南），西到薩馬爾罕，經營的商品有黃金、麝香、胡椒、樟腦、麻織物、小麥等，當然還有絲(si) 綢。這組書(shu) 信寫(xie) 於(yu) 西晉末年（312年前後），真實地反映了絲(si) 綢之路上的商業(ye) 貿易活動。

　　作為(wei) 絲(si) 綢之路“咽喉”的敦煌，是東(dong) 西方貿易的中心和中轉站，被稱為(wei) “華戎所交一都會(hui) ”，而敦煌就是伴隨著絲(si) 綢之路的興(xing) 盛而走向輝煌的。不論絲(si) 綢之路分為(wei) 幾條道路，其走向如何變化，敦煌都是唯一不變的吐納口，故而成為(wei) 東(dong) 西方文明交匯的樞紐。

　　敦煌郡的設置是開通中西交通的結果

　　漢武帝打敗匈奴，將河西地區歸入漢的版圖後，漢王朝為(wei) 了進一步開發河西，保護中西交通，便在河西地區推行了一係列政治、經濟措施。包括敦煌郡在內(nei) 的河西四郡的設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

　　敦煌建郡的年代，《漢書(shu) 》的記載就不一致，《漢書(shu) ·武帝紀》載，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即渾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zhong) 合四萬(wan) 餘(yu) 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為(wei) 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而《漢書(shu) ·地理誌》則載，“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敦煌郡，武帝後元（元）年分酒泉置。”

　　正是由於(yu) 史籍文獻記載的不同，20世紀4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依據《史記》《漢書(shu) 》和考古新資料，對敦煌郡的設置時間進行了深入研究，但結論頗不一致。主要有元鼎六年（前111年）；元封四到六年間（前107—前105年）；太初四年（前101年）或稍後；天漢三年（前98年）；太初元年（前104年）；天漢二、三年後至征和二年（前91年）以前；後元元年（前88年）等意見。

　　考古學家黃文弼指出，漢代於(yu) 西北邊塞凡有設置，或與(yu) 重大軍(jun) 事行動有關(guan) ，或屬交通方麵之必需。如“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而武威、張掖郡的設置則是為(wei) 了隔羌胡交通。即著力開通東(dong) 西交往的線路，極力阻隔南北方向的聯係。這也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說明了河西郡縣的設置在絲(si) 綢之路的開通和經營方麵的重要作用。敦煌郡的設置，就是漢王朝經營西域的重要成果。太初元年（前104年），漢王朝為(wei) 了進一步擴大在西域的影響，拜李廣利為(wei) 貳師將軍(jun) ，率數萬(wan) 人“以往伐宛”。太初二年，李廣利伐宛失利，“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shu) 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jun) 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李廣利伐大宛是漢代經營西域的重要行動，“數萬(wan) 人”的戰鬥隊伍必定配備有大量的力役運輸等。這樣大規模的出兵西域，後方必有布置，當時的敦煌，對漢王朝來說正是經營西域的前沿基地，對於(yu) 進入西域的漢朝兵士來說，又是後方基地。所以在此時設置敦煌郡，既可以備軍(jun) 事之轉輸，又有利於(yu) 中西交通。

　　敦煌是經營西域的基地

　　敦煌既是絲(si) 綢之路的“咽喉”，又是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基地。在我國曆史上，特別是漢唐之間十多個(ge) 建都長安的王朝，都注重加強西北方麵的防禦，尤其重視對河西走廊的經營。清代顧祖禹在其《讀史方輿紀要》中說：“昔人言：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就合乎邏輯地總結了這方麵的曆史經驗。

　　敦煌既是經西域來中原僧侶(lv) 、使節、商人的最初落腳點，也是西去僧侶(lv) 、使臣和商人告別故國的地方。在漢代，凡是罷都護、廢屯田之時，政府派人迎接吏士，“出敦煌，迎入塞”，就算完成了使命。對當時的旅行者來說，“西出陽關(guan) ”意味著淒涼的離別，“生還玉門”象征著幸福的重聚。另如貞觀初年玄奘西行時，就是從(cong) 瓜州、敦煌間偷渡出境的。當貞觀末年玄奘返回之時，唐太宗便“令敦煌官司於(yu) 流沙迎接”。

　　隋煬帝時，“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裴矩在河西通過胡商對西域情況作了一番調查、了解，並根據其掌握的實際情況寫(xie) 了《西域圖記》三卷，上奏朝廷。當隋煬帝召見裴矩時，他又講了一些西域、河西的情況及發展絲(si) 路貿易的重要性，並指出吐穀渾也不難攻下。帝於(yu) 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

　　為(wei) 了打通絲(si) 綢之路，隋煬帝西巡河西。大業(ye) 五年（609年），由大鬥拔穀（今甘肅省民樂(le) 縣扁都口）而“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番胡二十七國謁於(yu) 道左。”西巡大大促進了絲(si) 路貿易的繁榮。早在裴矩經營西域時，就常常往來於(yu) 敦煌以至西域之間。隋煬帝在接待西域使者和商人的同時，還派韋節、杜行滿等人出使西域。他們(men) 到達克什米爾、印度等地，得到了瑪瑙杯、佛經、獅皮、火鼠毛等奇珍異寶。

　　唐王朝建立後，仍積極經營西域。在打敗北方的勁敵東(dong) 突厥後，就轉而進軍(jun) 西域。貞觀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平定高昌，貞觀十八年又攻焉耆，二十二年破龜茲(zi) ，到唐高宗顯慶三年（658年），終於(yu) 扼製了西域地區最大的對手西突厥，西域各政權的宗主權也正式從(cong) 西突厥轉移到唐朝手中。在唐朝經營西域的這些活動中，敦煌除了作為(wei) 唐朝進軍(jun) 西域的物質供應基地外，沙州（唐朝在原敦煌郡設沙洲）刺史也曾親(qin) 自率兵參加了諸如攻取龜茲(zi) 的戰鬥。此後，在唐朝與(yu) 西突厥、吐蕃餘(yu) 部爭(zheng) 奪西域的鬥爭(zheng) 中，沙州（敦煌）是協助安西都護府（駐龜茲(zi) ）控製西域的重要力量。

　　唐朝前期，除了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和玄宗開元十五年（727年）吐蕃一度攻占“瓜沙”外，敦煌一直是唐王朝經營西域的重鎮。當時敦煌的集市上，既有內(nei) 地來的漢族客商，也有從(cong) 中亞(ya) 各國來的胡商。胡商的來源很多，如阿拉伯、北非、東(dong) 羅馬帝國、波斯、印度半島諸國等，都與(yu) 唐有所謂“通貢”“通使”的商業(ye) 貿易關(guan) 係。敦煌城東(dong) 沙州十三鄉(xiang) 之一的從(cong) 化鄉(xiang) ，就是由陸續定居下來的粟特商人構成的。

　　唐中葉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和政治重心逐漸南移，海上交通日益發達，陸上絲(si) 綢之路逐漸衰落，敦煌也隨之失去了往日的輝煌。可以說，敦煌的出現、發展、繁榮和衰落，正是絲(si) 綢之路興(xing) 衰的標誌。當絲(si) 綢之路暢通、中西文化交流頻繁時，敦煌就繁榮、興(xing) 盛，當絲(si) 綢之路被阻斷時，敦煌逐漸走向衰敗。尤其是明朝劃嘉峪關(guan) 為(wei) 界後，敦煌便被棄置關(guan) 外，變為(wei) 荒涼之地，遂徹底失去了在絲(si) 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劉進寶，係浙江大學曆史學係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