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是戰國晚期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最為(wei) 發達的諸侯國家，由於(yu) 勞動效率較高，糧食積貯豐(feng) 富，以致有“秦國境內(nei) ，粟如丘山”，“秦富天下十倍”的說法。關(guan) 中在當時也贏得了天府的美譽，《戰國策．秦策一》曰：秦“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wan) 乘，奮擊百萬(wan) ，沃野千裏，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對於(yu) 秦國農(nong) 業(ye) 發展的原因，以往學者強調得較多的是生產(chan) 工具的進步、集約化技術的采用以及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變革，至於(yu) 精神方麵的因素則較少受到關(guan) 注。當今社會(hui) 流行的文化軟實力理論所強調的，主要就是文化對人的價(jia) 值觀及其它行為(wei) 因素的影響。軟實力是上世紀末西方學者在國際政治領域提出的觀念，文化軟實力則是中國學者對軟實力理論進一步探討而衍生的概念。一般認為(wei) ，包括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文化因素在內(nei) 的，凡是可以內(nei) 化為(wei) 精神力量的實力，都可以稱之為(wei) 軟實力。中國古代雖然沒有文化軟實力的說法，但是確有重視文化軟實力的思想理念，而文化對傳(chuan) 統社會(hui) 政治、經濟的影響更是無法忽視的。就中國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的發展而言，同樣如此。在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農(nong) 民個(ge) 體(ti) 經濟的勞力和資源配置，顯然受製於(yu) 倫(lun) 理、道義(yi) 與(yu) 習(xi) 俗等傳(chuan) 統力量。

    鑒於(yu) 此，本文擬以戰國時期秦國農(nong) 業(ye) 的發展為(wei) 例，通過對社會(hui) 整體(ti) 中經濟與(yu) 文化互動關(guan) 係的考察，以期有利於(yu) 全麵理解中國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的發展曆史。

一、“好稼穡”的傳(chuan) 統奠定了農(nong) 業(ye) 發展的文化基礎 

從(cong) 文獻記載看，秦人進入關(guan) 中前，畜牧業(ye) 十分發達，建國後亦曾被以戎翟視之，甚至到秦惠王時仍有嘲秦為(wei) “東(dong) 方牧犢兒(er) ”者。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偏見。實際上，傳(chuan) 說中秦的祖先大費就曾助禹治水並有“種稻”的經曆。雖然秦族後來不斷西遷，主要在西戎的區域活動，在“人夷則夷、人華則華”的時代，不免入境隨俗，受其遊牧文化影響。但從(cong) 周王邑非子於(yu) 秦、封莊公為(wei) 西垂大夫、封襄公為(wei) 諸侯看，秦與(yu) 戎狄當有明顯區別。早秦文化的考古發掘證實，秦人在進入關(guan) 中前已經是以農(nong) 為(wei) 主，兼營畜牧，至少可以說農(nong) 業(ye) 經濟已經在秦人的生產(chan) 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秦人在進入關(guan) 中前已經開始了農(nong) 業(ye) 定居生活。秦人之所以稱為(wei) “秦”，蓋源於(yu) 周孝王時非子邑秦。據考證，“秦”在今甘肅省清水縣東(dong) 。今甘肅天水一帶，即隴山以西的渭水上遊流域是秦人早期的主要活動區域。秦字，象手舂禾，《說文》稱：“秦，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從(cong) 禾、舂省。一日秦，禾名。”清代學者王鳴盛亦指出：“秦地本因產(chan) 善禾得名，故從(cong) 禾從(cong) 舂省。禾善則舂之精也。”秦得名於(yu) 禾，表明在作為(wei) 非子封邑前，“秦”地就有了較為(wei) 發達的糧食生產(chan) 。

20世紀80年代，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及北京大學考古係師生在甘肅省甘穀縣毛家坪和天水縣董家坪，找到了西周時期的秦文化遺存。從(cong) 發掘情況看，出土陶器形態與(yu) 西周陶器形態基本相似，如數量較多的陶鬲均為(wei) 侈沿的聯襠繩紋鬲，有的癟襠。“考古學文化的遺物，特別是陶器往往獨具特點，尤以構成一個(ge) 文化主要文化因素的一組日常用器的特點最為(wei) 突出。這組日常用器，數量多，種類齊全，一旦形成即具有穩定性，並貫穿該文化的始終，其應是創造和使用該文化的人們(men) 共同體(ti) 固有文化傳(chuan) 統的反映；同時，沒有源流關(guan) 係的考古學文化間的日常用器組合決(jue) 不會(hui) 是相同或相似的。”

秦人陶器的周式化說明兩(liang) 者具有較深淵源，秦進入關(guan) 中前與(yu) 周的經濟、文化接觸和交流應該已經十分密切，秦人必定早已受到周人農(nong) 業(ye) 文明的深刻影響。事實上，在毛家坪居住遺址中便發現有灰坑、殘房基地麵，這說明從(cong) 西周早期開始，秦人已過著相對定居的生活；居址出土陶器的基本組合為(wei) 鬲、盆、豆、罐，另有獻、甑等，這種組合也反映秦人飲食生活的內(nei) 容，當以農(nong) 作物的糧食為(wei) 主要的食物來源之一，陶倉(cang) 的發現更證實了秦人飲食生活的這一內(nei) 容。袁仲一據此指出：“這完全不象人們(men) 一貫傳(chuan) 統的說法，認為(wei) 秦人當時是完全過著遊牧、狩獵的生活。”

秦人對關(guan) 中的占領從(cong) 岐豐(feng) 地區開始，岐豐(feng) 地區不僅(jin) 是關(guan) 中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自然條件最好的地區，也是以農(nong) 業(ye) 起家的周人長期經營的中心區域。西周末年關(guan) 中大量周人東(dong) 遷南徙，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周人留了下來。《詩。王風。葛萬(wan) 》相傳(chuan) 即刺平王東(dong) 遷“棄其九族”之作，糾、雅》的一些篇章也反映了西周末年周人去留彷徨的矛盾心態。這些留居關(guan) 中的周餘(yu) 民具有較高的農(nong) 業(ye) 技術和較豐(feng) 富的農(nong) 業(ye) 經驗，既是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勞動力，又是農(nong) 業(ye) 技術的載體(ti) 。正是由於(yu) 進入關(guan) 中時，農(nong) 業(ye) 經濟已經在秦人的生產(chan) 中占很大比重。秦人進入關(guan) 中後，很快就繼承了關(guan) 中地區的農(nong) 耕傳(chuan) 統。秦文公“收周餘(yu) 民而有之”，此舉(ju) 不僅(jin) 使春秋早期秦國農(nong) 業(ye) 的發展，得以建立在周人既有的農(nong) 業(ye) 技術基礎之上。而且由於(yu) 秦人與(yu) 周人的雜居，從(cong) 而加速了雙方文化的融合。

秦人雖然早已開始吸收周文化，但之前遠居“兩(liang) 重”，接受的周文化畢竟不全麵。通過與(yu) 周餘(yu) 民的相處，秦人在生產(chan) 生活中大量采用了周人的方式。《毛詩注疏》認為(wei) 《詩。秦風。蒹葭》為(wei) 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之作，可見周代製度頗為(wei) 當時秦國統治下的國人所重視。周人尊重農(nong) 業(ye) ，以農(nong) 神後稷為(wei) 祖。秦人大量吸收周文化的結果之一，便是進一步凝固了由周人所奠定的陝西關(guan) 中地區的特殊風尚一一即《漢書(shu) 。地理誌》所概括的“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ye) ”。此後，《史記．商君列傳(chuan) 》載商鞅變法從(cong) 農(nong) 戰中心論出發，製定了人粟拜爵、提高糧價(jia) 、抑製商賈等政策，規定“僇力本業(ye) ，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ju) 以為(wei) 收孥”，則使秦國的重農(nong) 風尚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正因為(wei) 秦人“好稼穡”，雖然農(nong) 家產(chan) 生於(yu) 關(guan) 東(dong) ，先秦諸子也無一不提倡重農(nong) ，但農(nong) 家學派卻在秦國獲得廣闊的用武之地，目前所存最早的農(nong) 家著作正是著於(yu) 秦國的《呂氏春秋。上農(nong) 》等四篇。即便在秦始皇焚書(shu) 坑儒的非常時期，所不去者也有“種、樹”之書(shu) ，反映了其維護農(nong) 業(ye) 發展的苦心。

農(nong) 業(ye) 是一個(ge) 弱勢行業(ye) ，不僅(jin) 十分辛勞而且獲益不豐(feng) ，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一個(ge) 人的成功如果不能推擇為(wei) 吏，就必須能治生商賈。雖然統治者對農(nong) 業(ye) 采取了傾(qing) 斜性措施進行利益調節，我國古代農(nong) 人棄本的情況仍然比較普遍。農(nong) 人棄本，減少了農(nong) 業(ye) 勞動力的供給，會(hui) 影響到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總量。重農(nong) 風尚的存在，作用於(yu) 秦人的價(jia) 值觀及行為(wei) 方式，卻使秦人表現出了對農(nong) 耕的特別關(guan) 注，這是一個(ge) 巨大而深厚的存量。《漢書(shu) 。藝文誌》記載的農(nong) 家著作《神農(nong) 》二十篇，班固稱其是“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yu) 農(nong) 業(ye) ，道耕農(nong) 事，托之神農(nong) ”，說明當時關(guan) 東(dong) 六國不好農(nong) 耕的現象比秦國普遍。

戰國時期秦國的流民問題一直沒有關(guan) 東(dong) 地區嚴(yan) 重，除了生產(chan) 穩定外，也當有秦國百姓“好稼穡”、更為(wei) 安土重遷的原因。“好稼穡”的風尚，使得秦國百姓較少考慮從(cong)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之外尋求生活來源的補充，他們(men) 改善自己生活的途徑除了開墾荒地，就是更加緊張的耕作；當人口壓力增加時，他們(men) 為(wei) 了維持自己的生活，除了吃得差一點外，同樣隻有開墾荒地與(yu) 更加緊張的耕作，而這在客觀上即意味著農(nong) 業(ye) 的發展。

二、重功利的取向實現了農(nong) 業(ye) 激勵政策的效能最大化 

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用貧求富，農(nong) 不如工，工不如商”，而且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非常辛苦，在生活資源豐(feng) 富的情況下，樵采漁獵都較農(nong) 耕輕鬆。一旦糧食能夠滿足生活需要，便難以避免農(nong) 夫脫離生產(chan) 或不盡力耕作的情況。同時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又是所有產(chan) 業(ye) 中最難有監督的部門，其季節性和空間擴散性，使得對勞動質量和努力程度的計量和監督具有難度大、費用高的特點。由於(yu) 是在平麵上展開，人稍微多些就會(hui) 占地很廣，監督者必須在廣大田間往來穿梭，既十分辛苦，又難收實效。而且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周期長，任何一個(ge) 時段的疏忽，都可能導致產(chan) 量的減少，無法事後補救。戰國李悝指出：“地方百裏，提封九萬(wan) 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wei) 田六百萬(wan) 畝(mu) ，治田勤謹則畝(mu) 益三鬥，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裏之增減，輒為(wei) 粟百八十萬(wan) 石矣。”一張一弛之間，盈失巨萬(wan) 。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用農(nong) 民自發的工作意願來代替自上而下的監督工作。

西周農(nong) 官大都以農(nong) 夫監督、指導者的身份出現，側(ce) 重於(yu) 甽畝(mu) 規格及其相應技術的把握以及對掌握農(nong) 時的勸戒。西周末年針對農(nong) 夫生產(chan) 積極性不高、公田不治、農(nong) 田大量荒蕪的狀況，統治者雖然設置了大批農(nong) 官強製和監督農(nong) 夫勞動，甚至在田畔專(zhuan) 門建有供監督者休息的小屋“郵表啜”，但效果卻並不理想。秦國在商鞅變法時對國家的農(nong) 業(ye) 管理方式進行了調整，而將重點落在以利益調節刺激農(nong) 業(ye) 發展上。

戰國後期秦國百姓努力耕作可以獲得免役的優(you) 待。《史記．商君列傳(chuan) 》記商鞅變法規定“僇力本業(ye) ，耕織至粟帛多者複其身”。徭役繁苛是中國封建社會(hui) 初期的一個(ge) 顯著特點，戰國後期秦作為(wei) 對外戰爭(zheng) 最為(wei) 頻繁的國家，兵役之繁更是秦國百姓的沉重負擔。秦國男子自十五歲傅籍之後，便隨時有被征調入伍的可能，秦簡《編年紀》記載喜這個(ge) 人就曾在秦始皇三年、四年、十三年三次參軍(jun) 。在秦國隻有爵位較高者才能免役，《續漢書(shu) ．百官誌》引劉劭《爵製》曰：秦爵“第四級為(wei) 不更”，“不複與(yu) 凡更卒同也”，徭役的免除是不可輕得的賞賜。努力農(nong) 耕不僅(jin) 可以增加糧食產(chan) 量以致富，而且可免去徭役負擔，對秦國農(nong) 民自是一個(ge) 巨大的誘惑。

人粟拜爵是秦國獎勵農(nong) 耕的又一重要方式。《商君書(shu) ．去強》曰：“按兵而農(nong) ，粟爵粟任，則國富”；《商君書(shu) ．靳令》日“民有餘(yu) 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nong) 不怠”。出粟可以獲爵，從(cong) 而獲得相應特權，其目的就在於(yu) 鼓勵農(nong) 民盡力農(nong) 耕。《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四年，蝗蟲從(cong) 東(dong) 方來，蔽天，天下疫”，政府於(yu) 是令“百姓內(nei) 粟千石，拜爵一級”，是秦國出粟獲爵政策的具體(ti) 實施。農(nong) 民在努力耕作，積累了大量糧食之後便可以納粟買(mai) 爵。農(nong) 民出粟買(mai) 爵，在得爵之後，要得更高的爵或轉為(wei) 官僚，就必須擴展耕地與(yu) 提高生產(chan) 效率，兩(liang) 者形成良陸循環。

提高糧食價(jia) 格是切實保護種田者利益的重要措施。《商君書(shu) 呻吟》認為(wei) “農(nong) 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應當貴“境內(nei) 之食”，提高糧食價(jia) 格，增進農(nong) 民的利益。因為(wei) “食賤則農(nong) 貧，錢重則商富”，“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眾(zhong) 。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據研究，“商鞅變法前秦國糧食價(jia) 格為(wei) 石二十錢，戰國晚期百餘(yu) 年間糧食價(jia) 格是石三十錢，或許可以認為(wei) 這就是商鞅貴‘境內(nei) 之食’前後的糧價(jia) 水平。”商鞅變法還規定了統一的租稅，《商君書(shu) ．墾令》曰：“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國家稅製得到統一、固定，有信用，農(nong) 民得免於(yu) 苛征暴斂，自然有利於(yu) 其安心生產(chan) 。不久，秦國又“舍地而稅人”，不管收獲多寡，都收相同的田稅。這樣的做法進一步解除了農(nong) 民增加墾地會(hui) 加重賦稅負擔的顧慮，可以刺激農(nong) 民對土地的追求。

特定的農(nong) 業(ye) 政策提供了一個(ge) 特定的框架，能夠規範及指導農(nong) 民的生產(chan) 活動，從(cong) 而影響到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效果的好壞。商鞅在孝公時代的兩(liang) 次變法，將其農(nong) 戰政策融人了他對秦國政治、經濟體(ti) 製的整體(ti) 改革之中，通過一係列政策、法令、措施，來刺激、鼓勵農(nong) 業(ye) 的發展。即如《商君書(shu) ．慎法》所雲(yun) ，是要讓“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nei) 之民莫不先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le) 。”眾(zhong) 所周知，商鞅變法促進了秦國農(nong) 業(ye) 發展，但商鞅變法之“法”並非絕密，既然效果如此顯著，其餘(yu) 六國為(wei) 什麽(me) 不效仿呢?戰國時期的變法隻有秦國獲得徹底成功，是與(yu) 秦國的現實條件是分不開的。

秦文化具有濃厚的功利與(yu) 實用色彩，這是秦文化價(jia) 值層次具有的特色。“在秦人的價(jia) 值評價(jia) 中，沒有給道德倫(lun) 理留下位置，而完全是以世俗的功利為(wei) 標準，內(nei) 心休養(yang) 或道德的自我反省，在這裏是沒有必要的，需要的是對自我以外實際世界的探求和自身物質需要的索取，所以人們(men) 關(guan) 心的是生產(chan) 、作戰等與(yu) 日常生活密切相關(guan) 的厲害，而不注意仁義(yi) 之興(xing) 廢、禮樂(le) 之盛衰以及道德之完善。”“功利主義(yi) 是秦文化價(jia) 值層次所具有的特色”，“秦人對功利的追求是赤裸裸的，既沒有蒙上道德的幕紗，也沒有披上仁義(yi) 的外衣，更沒有塗上浪漫的色彩。”商鞅推行耕戰政策適應了秦人重功利、講實用的價(jia) 值觀念與(yu) 社會(hui) 傳(chuan) 統，又進一步將秦人對功利富貴的強烈追求落實到了農(nong) 耕之上，激發秦人通過農(nong) 耕獲取實利的積極性，促使關(guan) 中非農(nong) 業(ye) 人口向農(nong) 業(ye) 人口轉化和農(nong) 民盡力耕作。由於(yu) 文化傳(chuan) 統與(yu) 農(nong) 業(ye) 政策的相互促進，秦國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力令人難以置信地噴湧和釋放出來，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水平得到空前提高，一舉(ju) 改變了秦國的貧困落後狀況。

三、宗法觀念淡薄減輕了農(nong) 業(ye) 經營單位調整的阻力 

一夫一婦的個(ge) 體(ti) 農(nong) 民家庭把耕織兩(liang) 大生業(ye) 結合其中，血緣親(qin) 和度最為(wei) 密切，財產(chan) 關(guan) 係最簡單。由於(yu) 勞動的效果和自身利益聯係更為(wei) 緊密，以個(ge) 體(ti) 小家庭為(wei) 單位組織生產(chan) ，不僅(jin) 運作力強，而且勞動者都想發家致富，具有最旺盛的工作意願，是最適合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形式。但在木石蚌骨製農(nong) 具時代，由於(yu) 生產(chan) 工具簡陋、經濟力量薄弱，農(nong) 業(ye) 經濟必須表現為(wei) “蟲田”與(yu) “耦耕”等集體(ti) 性勞動組織的形態，個(ge) 別勞動尚不足以構成一個(ge) 最小的生產(chan) 單位。隻有鐵農(nong) 具這種容易普及、富有效率的工具出現後，農(nong) 民才能夠以個(ge) 體(ti) 小家庭為(wei) 單位獨立完成再生產(chan) 的全過程。

適宜的農(nong) 業(ye) 組織規模是由生產(chan) 力水平決(jue) 定的，當生產(chan) 力發展到個(ge) 體(ti) 小家庭能夠獨立完成再生產(chan) 全過程時，以大家庭為(wei) 單位的集體(ti) 勞動便難以避免出現普遍的“免費搭車”現象，即勞動者個(ge) 人不願付出代價(jia) ，而得到群體(ti) 勞動的收益，從(cong) 而嚴(yan) 重壓抑人們(men) 的勞動積極性，阻礙農(nong) 業(ye) 發展。生產(chan) 力的提高要求勞動形式做出相應變革。《呂氏春秋。審分》曰“今以眾(zhong) 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孫達人認為(wei) 即反映了“家長製家庭公社的集體(ti) 耕作向個(ge) 體(ti) 耕作的轉變”。這種心態說明隻有以個(ge) 體(ti) 小家庭為(wei) 單位組織經營，才能充分調動當時人們(men) 的生產(chan) 積極性。最早談N／J,家庭生產(chan) 情況的是戰國初年的李悝，《漢書(shu) ．食貨誌》記他說當時魏國“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mu) ”，但推行小家庭製最徹底的卻是關(guan) 中的秦國。

商鞅先後兩(liang) 次變法都涉及到了家庭的分異問題。《史記．商鞅列傳(chuan) 》記商鞅在櫟陽變法時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yi) 》解釋說：“民有二男不別為(wei) 活者，一人出兩(liang) 課”，即通過加倍征收賦稅來強製推行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構成的小家庭。鹹陽變法時頒布的分戶令更為(wei) 嚴(yan) 厲，《史記．商君列傳(chuan) 》記之曰：“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nei) 息者為(wei) 禁。”這次的法令條文非常清楚地表明，任何家族都嚴(yan) 禁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即便寧願多交些賦稅也不能買(mai) 到妥協，保持其大家庭的生活。《睡虎地秦墓竹簡》的有關(guan) 記載，反映小家庭在商鞅變法後已成為(wei) 秦國家庭製度的主流。《法律答問》有一例曰：“賊人甲室，賊傷(shang) 甲，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審不存，不當論；典、老雖不存，當論。”根據這則答問，可知甲戶是個(ge) 小家庭，而且更可能還是單身，否則呼喊有賊，應當有親(qin) 人接應。《封診式》中亦有一案例曰：“以某縣丞某書(shu) ，封有鞫者某裏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產(chan) 。甲室、人：一宇二內(nei) ，各有戶，內(nei) 室皆瓦蓋，木大具，門桑十木。妻曰某，亡，不會(hui) 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可知甲戶也是一個(ge) 小家庭，家中隻有妻子與(yu) 兩(liang) 個(ge) 未成年的小孩，以及兩(liang) 名傭(yong) 人，血緣親(qin) 屬成員隻有四人。

分戶令的實行把家庭析分到了最小的限度後，各個(ge) 單位不但經濟獨立，勞動力及運作力也都自立門戶。《漢書(shu) 。賈誼傳(chuan) 》記其批評商鞅變法後的秦俗，曰：“商君遺禮義(yi) ，棄仁恩，並心於(yu) 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縵鈕，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秦人以繮及鈕借與(yu) 其父，便容色自矜為(wei) 恩德；母親(qin) 拿了一些箕帚之類的小東(dong) 西，也會(hui) 進行責難。反映商鞅變法後，秦國父子之間的經濟生活是完全獨立的。在原有的家庭中，“二男以上不分異”，種田百畝(mu) 也可維持生活，如有不足，則可能會(hui) 以副業(ye) 或工商業(ye) 加以彌補。二男分立門戶，各自可授田百畝(mu) ，大家庭裏的勞動力全部被挖掘出來，耕田就可增加一倍，糧食生產(chan) 也可相應增長。對於(yu) 地廣人稀的關(guan) 中地區，這是增加勞動者勞動強度、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加快土地開發周期的好辦法。

以個(ge) 體(ti) 小家庭為(wei) 單位的經營，不僅(jin) 使關(guan) 中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單位驟增，更重要的是激發了農(nong) 民的工作意願。在個(ge) 體(ti) 小家庭為(wei) 單位的勞動組織形式下，個(ge) 人利益與(yu) 家庭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家庭的興(xing) 衰榮辱就是個(ge) 人的興(xing) 衰榮辱，家庭的一切就是個(ge) 人的一切。每個(ge) 家庭都是積極生產(chan) 的小單位，其凝聚力完全是經濟的，而絕不是以前的血統的、宗教的。這正是個(ge) 體(ti) 小農(nong) 經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得以長期存留，成為(wei) 我國二千多年君主政權經濟基礎的主要原因。東(dong) 漢王符《潛夫論．考績》曾日：“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懦，則勤力者懈馳，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ye) 破家之道也。”反映了對農(nong) 民耕作能力提高後，以大家庭為(wei) 單位組織生產(chan) 之弊端的深刻認識。小家庭製度的推廣，對於(yu) 戰國後期關(guan) 中農(nong) 業(ye) 的發展無異於(yu) 最可靠的激勵機製。

在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中，當個(ge) 別勞動可以成為(wei) 最小的生產(chan) 單位時，個(ge) 體(ti) 小家庭生產(chan) 便成為(wei) 最適應生產(chan) 力發展水平的經營方式。但戰國時期的變法隻有秦國獲得徹底的成功，小家庭製度隻是在秦國才得到更為(wei) 徹底的推行，則與(yu) 秦國的文化傳(chuan) 統有莫大的關(guan) 係。秦人對功利的追求，導致了其宗法觀念的淡薄。深受穆公賞識的由餘(yu) 便對西周的宗法倫(lun) 理持否定態度，並認為(wei) 中國之所以亂(luan) ，正是因為(wei) 以詩書(shu) 禮樂(le) 法度為(wei) 政；《戰國策．魏策三》亦記朱己謂魏王曰：“秦與(yu) 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yi) 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qin) 戚兄弟。”然而，宗法觀念的淡薄，反而使秦國具備了別的所謂文明國家所不能具有的發展條件。當農(nong) 業(ye) 具備了向更高水平發展的條件，要求社會(hui) 製度做出相應調整時，雖然人們(men) 認識到個(ge) 體(ti) 小家庭生產(chan) 的積極作用，但限於(yu) 強大的宗法貴族勢力和傳(chuan) 統觀念的束縛，以及對宗族、家族組織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傳(chuan) 統的留念，並非所有的國家都能象秦國一樣徹底地對家庭實行析分。

當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其家庭規模已經控製在五口，甚至五口以下時，關(guan) 東(dong) 有些國家卻還存在為(wei) 商鞅所禁止的“民二男以上不分異”的那種規模較大，甚至是祖孫三代同財共居的家庭。《史記。蘇秦列傳(chuan) 》記蘇秦曰“臨(lin) 淄之中七萬(wan) 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wan) ，不待發於(yu) 遠縣，而臨(lin) 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wan) 矣。”一家出三男子為(wei) 兵員，至少全家有七、八口，說明為(wei) 孟子所讚美的“八口百畝(mu) 之家”是那時齊國的實況。這種“八口百畝(mu) 之家”對勞動力的解放很不徹底，父子兄弟仍然集體(ti) 耕種、共享勞動成果，保留著家族公社互相依賴的舊習(xi) ，並不能徹底避免偷懶、磨洋工的現象。而從(cong) 賈誼對商鞅變法後，秦“借父梗鈕，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的批判看，即便到了西漢以後，戰國後期關(guan) 中農(nong) 業(ye) 的發展雖然使人們(men) 承認推行小家庭生產(chan) 是“並心於(yu) 進取”的表現，仍然有相當多的人認為(wei) 這一做法沒有倫(lun) 理，是功成而敗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