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中華文明起源與(yu) 形成研究走向一個(ge) 嶄新的階段。相關(guan) 考古資料和研究成果完全可以說是碩果累累，各類專(zhuan) 項研究也層出不窮。適時地從(cong) 豐(feng) 富的考古資料及研究成果出發，總結、概括、提煉出規律性的認識，以管窺中國古史發展與(yu) 演進的基因，顯得愈加必要。在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與(yu) 發展過程中，有“三對特征”值得注意。

　　多元與(yu) 一體(ti)

　　在今天中國地域範圍內(nei) ，史前時期每一個(ge) 地理單元或地區都有著各自區域內(nei) 文明的演進，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呈現多樣性特點。嚴(yan) 文明先生曾提出“多元一體(ti) ”的文明起源模式，認為(wei) 中國史前文化是一種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體(ti) 結構，即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同時又是一體(ti) 的。隨著各個(ge) 區域考古材料的不斷豐(feng) 富和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者們(men) 發現“多元”與(yu) “一體(ti) ”並不完全同時存在。關(guan) 於(yu) “多元一體(ti) ”，有兩(liang) 點需要注意。

　　第一，從(cong) 不同的角度看，中華文明起源與(yu) 形成既是“多源”的又是“一源”的。“多源”易於(yu) 理解，主要指中國史前幾個(ge) 區域文化如燕遼地區、海岱地區、長江中遊、長江下遊、中原地區等各有特色，都有著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區以外的其他區域文化似乎分別在紅山文化、海岱地區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之後相繼衰落，其文明化的進程或夭折或中斷，隻有中原地區文明得以延續發展。盡管各區域先進文化因素匯集中原，但並未從(cong) 根本上改變中原文化這一主體(ti) 。從(cong) 發展脈絡上看，始終有著中原地區這樣一條主脈或主根，華夏文明的主體(ti) 一直是在中原地區文化的基礎上連續不斷發展而形成的。因此，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是“多源”中的“一源”。所以，筆者認為(wei) ，所謂的“多源”與(yu) “一源”是從(cong) 廣義(yi) 和狹義(yi) 不同角度看問題的結果。

　　第二，從(cong) 文明形成與(yu) 發展的過程看，“多元”與(yu) “一體(ti) ”是文明化進程中的不同階段，是一個(ge) 多元演進並逐漸走向一體(ti) 的過程。廟底溝文化時期是中國早期文化史上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文化交流與(yu) 融合階段，龍山時代早中期是第二次較大規模的文化交流與(yu) 融合階段。在文化的互動交流中，中原地區的文化實力逐漸強大。龍山文化末期，周圍地區的文化與(yu) 社會(hui) 相繼衰落，其文明化進程遭遇挫折，而中原地區的文明脫穎而出。至二裏頭文化二期以後，中原地區作為(wei) 中國文明中心的地位開始確立，二裏頭文明向周圍地區廣泛輻射。周圍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或多或少地改變了方向，從(cong) 原來以自己獨立發展為(wei) 主的軌道，改變為(wei) 以中原地區為(wei) 核心共同發展的軌道上來，“多元”走向了“一體(ti) ”，中華文明的“一體(ti) ”開始初步形成。再經商周時期，各地逐漸融入以中原為(wei) 主體(ti) 的華夏文明之中。

　　從(cong) 整體(ti) 上看，中華文明形成的總體(ti) 趨勢是從(cong) “多元”走向“一體(ti) ”。需要強調的是，“多元”與(yu) “一體(ti) ”並非同時。中華文明在史前時期是無中心的多種區域文化的多元並存，各區域文化均有自己的文化特點，似乎不易斷定哪個(ge) 區域文化是當時的文化中心。而大約至二裏頭文化尤其是該文化二期時，中原地區成為(wei) 當時的文明中心，“一體(ti) ”真正形成，但同時又存在著文化的多元。所以，中華文明起源與(yu) 形成是從(cong) 無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體(ti) ”，這或許正是中國古代文明與(yu) 國家發展演進的最大特色。

　　國家與(yu) 王朝

　　一般而言，國家與(yu) 王朝關(guan) 係十分密切，在長期的曆史研究過程中，人們(men) 往往將國家等同於(yu) 王朝，如認為(wei) 夏代國家也即夏代這個(ge) 王朝。然而，就今天中國史前考古的實際情況來看，筆者以為(wei) 國家與(yu) 王朝是有區別的。國家是政治組織形態，而王朝是政治權力統治模式，出現王朝肯定是國家形態，但國家形成不一定出現王朝。王朝的控製地域較廣並且跨地區，而最初的國家控製地域相對單一且有限。王朝的核心是王權，國家還有可能是以神權為(wei) 核心的神權國家。

　　在社會(hui) 長時期複雜化的基礎上，長江下遊地區的良渚社會(hui) 出現了國家形態，進入了文明社會(hui) 。良渚社會(hui) 宗教色彩極其濃厚，這基本上已成學界共識，除去這一表麵現象的外衣，我們(men) 就可以看清其社會(hui) 核心權力的實質。良渚大型墓葬雖有零星世俗王權標誌物如玉鉞等，但在滿目祭祀神器玉璧、玉琮的籠罩下顯得相對少見與(yu) 渺小。文化統一到對神的認同上，信仰與(yu) 神性是統一的，而主要源於(yu) 軍(jun) 權的王權明顯處於(yu) 從(cong) 屬地位，社會(hui) 賴以正常運轉的組織機構並不複雜有序。良渚國家雖也是初期的國家，但神權是國家統治的核心。

　　陶寺早期五座規格最高的大型墓規劃有序地集中於(yu) 一個(ge) 區域，墓主均為(wei) 男性，隨葬品十分豐(feng) 富。這表明這一地位最顯貴家族中的男性具有最高的社會(hui) 地位，顯然已不是部落的首領，也非酋邦之長，而是早期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或言王者。最近，在陶寺宮殿區外圍又發現了麵積近13萬(wan) 平方米的宮城城垣，宮城的出現從(cong) 空間上凸顯著最高統治者與(yu) 普通居民甚至一般統治者的區別，意味著王權的形成。陶寺社會(hui) 基本上以維護王權壟斷為(wei) 核心，甚至其“觀象台”和圭表係統作為(wei) 天文觀測儀(yi) 器也被國王所壟斷，標誌著王權專(zhuan) 製、君臨(lin) 天下的意識形態。可見，王權是這類國家統治的核心。需要強調的是，王權出現不一定意味著此“王”是真正意義(yi) 上的“家天下”之天下共主之“王”。換言之，陶寺國家之後發展成“家天下”的夏商周時代天下共主的王朝國家形態。

　　與(yu) 之後的二裏頭國家形態相比，陶寺國家形態顯然具有更多的原始性。從(cong) 文化分布區域看，陶寺早期國家原始性還表現在其實際控製地域不是很廣闊，基本僅(jin) 限於(yu) 臨(lin) 汾盆地這一自然地理格局形成的區域範圍之內(nei) ，還沒有出現對多個(ge) 地理單元或者跨多個(ge) 考古學文化區的地域或疆土控製。二裏頭則突破了自然地理單元的製約，出現了跨地域範圍的、更廣大區域的控製，空間上涵蓋了數個(ge) 先行文化的分布區域。對於(yu) 中國曆史而言，所謂“廣域王權國家”也就是最初的“王朝”。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良渚還是陶寺，最初的國家過於(yu) 重視都城的地位，都城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曆時長，且往往與(yu) 國家社會(hui) 興(xing) 衰同步，即此都城衰敗，其所代表的國家及文化亦衰落。都城更是長期固定，不像之後王朝國家，如夏、商、周等都城多有變動遷徙。

　　繼承與(yu) 發展

　　史前時期中國各個(ge) 不同區域在各自文化或連續、或間隔、或中斷的演進變化的同時，文化之間互動交流。對於(yu) 某一考古學文化而言，文化互動的直接結果一般表現為(wei) 周邊諸考古學文化先進因素不斷匯聚，但這同時又對該文化構成挑戰，刺激其不斷發展。文明演進的動力正是在於(yu) 挑戰與(yu) 應戰之間矛盾運動。在貿易、交換、戰爭(zheng) 、技術性傳(chuan) 播等不同形式或手段的文化互動中，有些族群複製性效仿，使得原有文化擴張壯大；有些族群，揚棄性地創新象征物，形成新的文化以凝聚族群。

　　廟底溝文化時期，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現為(wei) 仰韶文化對周圍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紅山文化的主動影響。同時，也有紅山文化玉器精神內(nei) 涵的南下。進入龍山時代，文化互動似乎達到了一個(ge) 浪潮的頂峰，典型龍山文化、王灣三期文化、陶寺文化、石峁一類遺存都能見到對周邊區域先進文化因素的吸收。尤其陶寺文化，更能見到西遼河流域小河沿文化、海岱地區大汶口—龍山文化、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長江中遊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等因素的匯聚。這種以高等級物品或奢侈品為(wei) 主的匯聚，恰恰不是周邊而是遠距離的兼收並蓄。與(yu) 長江下遊和黃河下遊的諸龍山文化中外來文化因素尤其是遠距離傳(chuan) 播的文化因素相對匱乏相比，這一點形成鮮明的對照。

　　此外，大體(ti) 相當於(yu) 廟底溝二期和龍山文化早期之時，以良渚文化為(wei) 代表，包括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在內(nei) 的低地文化，在技術和財富上遠遠超越高地文化。而之後的公元前兩(liang) 千三四百年至公元前一千九百年，以陶寺、石峁和齊家文化為(wei) 代表的高地文化，在吸收和繼承的基礎上壯大崛起。東(dong) 與(yu) 西、低地與(yu) 高地在文化發展高度上，各領風騷五百年。而且，陶寺、石峁興(xing) 建高大複雜、防禦性強的城池以衛民，陶寺還創建了用於(yu) 指導農(nong) 業(ye) 經濟生產(chan) 的觀象台，表現出更多的“務實”內(nei) 涵。

　　更為(wei) 重要的是，龍山時代的中原地區對這些外來文化因素大多不是簡單“拿來”或模仿，而是表現出更大程度的改造或創新。除了日常用具經過改造的情形外，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也少見與(yu) 原產(chan) 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現象。例如，陶寺文化彩繪陶和玉器等，更多地表現出重世俗的裝飾和有序的禮製內(nei) 涵。無論如何，對一個(ge) 考古學文化因素的吸收，就是對這種文化先進因素的繼承。選擇與(yu) 創新，文化得以傳(chuan) 承與(yu) 發展。

　　以上幾點很可能正是中華文明根源層次上的特質與(yu) 特點，或言自帶的文化基因。

作者：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考古隊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