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既奉行經濟實用主義(yi) ，同時又不失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這樣做是否值得？答案是：兩(liang) 者完全可以兼而有之且意義(yi) 重大。假設我們(men) 希望(實際上我們(men) 的確希望)生活在一個(ge) 和平、和諧發展的社會(hui) 中，那麽(me) 我們(men) 必須在經濟再生產(chan) 過程中引入新的價(jia) 值觀，但是不能忽略實用主義(yi) 的要求，原因在於(yu) 這是理性經濟管理基本的、不可或缺的特點。我們(men) 需要采取更加務實的方法，增進多元文化，分享全球化，增進社會(hui) 凝聚力，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價(jia) 值觀體(ti) 係。

　　意識形態與(yu) 實用主義(yi) 之間並無矛盾，因為(wei) 支撐社會(hui) 管理過程的核心價(jia) 值觀及其經濟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因此，我們(men) 無須為(wei) 短期經濟問題或策略問題犧牲基本原則，而是應當采取與(yu) 這些原則相適應、切實可行的戰略行動。此事至關(guan) 重要，也為(wei) 未來政治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收入分配平衡有助於(yu) 經濟長期增長

　　收入關(guan) 係對長期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yi) 。這一結論源於(yu) 一係列長期的比較研究，其正確性不容置疑。收入分配比較平衡的國家，其經濟發展更具可持續性。而且，與(yu) 貿易自由化和政治製度相比，這些國家的收入關(guan) 係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顯然更大。這表明了未來發展政策應特別注意的方麵即收入分配平衡。

　　一舉(ju) 實現兩(liang) 個(ge) 目標的可能性尤為(wei) 重要。這是切實可行的，原因在於(yu) 一個(ge) 目標(即社會(hui) 可持續性收入分配)同時也是實現第二個(ge) 目標(即經濟增長)的一個(ge) 手段。這種關(guan) 係沒能被新自由主義(yi) 經濟思想及源於(yu) 這種思想的經濟政策所理解，從(cong) 而產(chan) 生了一場自我毀滅的嚴(yan) 重危機。此外，這種關(guan) 係也被推動國家資本主義(yi) 各個(ge) 方麵的經濟思想所遺棄，正因如此，國家資本主義(yi) 的前途也不見光明。現今，我們(men) 步入了新實用主義(yi) 時代。

　　我並未低估新自由資本主義(yi) 與(yu) 國家資本主義(yi) 之間對抗的重要性，但這種對立並非決(jue) 定未來發展的關(guan) 鍵。未來將取決(jue) 於(yu) 現代資本主義(yi) 與(yu) 社會(hui) 市場經濟(以新實用主義(yi) 形式為(wei) 基礎)這兩(liang) 種觀點的對抗結果。衝(chong) 突主線將在努力恢複其實力和地位的新自由主義(yi) 和與(yu) 其敵對的國家資本主義(yi) 及真正的經濟、社會(hui) 進步概念之間展開。它應惠及廣大民眾(zhong) ，而不僅(jin) 僅(jin) 是一小部分“精英人士”——這些“精英人士”的行動往往受個(ge) 人利益驅使，並得到其在政治、媒體(ti) 和“科學”領域高收入代言人的支持。對任何政治製度而言，如果長期處於(yu) 大批被貼上遭受社會(hui) 排斥的“邊緣化”標簽的經濟弱勢群體(ti) 與(yu) 一小部分生活奢華的“精英”共存的境地，都是沒有前途的。

　　增加國家稅收並不意味著提高稅賦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承認，發達國家(主要指美國和歐盟)推行的、旨在克服危機的政策，應注重增加主要來自富裕人口階層的稅收，而非削減主要針對貧困社會(hui) 群體(ti) 的預算支出。這一點非常有意義(yi) 。我們(men) 必須立即補充說明，增加國家稅收並非總是意味著提高稅賦，因為(wei) 這一目標也可以通過消除免稅額和改進應收稅款的收繳方式來實現。通常，這種措施將帶來有利於(yu) 增長的最終需求結構的變化，並縮小收入差距，從(cong) 而消除危機產(chan) 生的根源及其後果。同樣，從(cong) 長遠來看，旨在減少分配不平衡的收入再分配，也有助於(yu) 自由經濟體(ti) 的經濟發展。

　　此外，在國民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時，一個(ge) 國家可通過減少不均衡分配，而不是隻通過數量增長實現社會(hui) 滿意度的大幅提高。這是製定經濟政策的一個(ge) 重要提示，而且對整個(ge) 教育體(ti) 係也應該是個(ge) 啟迪。我們(men) 對其了解越多，就越容易把握其方向。不過，這其中也存在風險：因為(wei) 本文堅持的政策可能轉化為(wei) 平民主義(yi) ，而不是實用主義(yi) 。此外，鑒於(yu) 生產(chan) 增長很容易量化，而社會(hui) 滿意度的估量又很容易被操縱，因此實現的難度更大。

　　稍降基尼係數可顯著提高社會(hui) 滿意度

　　如果降低少許基尼係數，即可顯著提高社會(hui) 滿意度，而無需一定要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增長幾個(ge) 百分點。製定未來經濟政策時將越來越多地采取這類舉(ju) 措。因為(wei) 這樣做更容易：一方麵，生產(chan) 量和消費量的絕對水平在不斷上升；另一方麵，目前收入不平衡的程度更甚於(yu) 前。換而言之，出現不平衡意味著存在很大改善空間。雖然對貧困國家而言，經濟增長仍將是今後許多年的首要任務，但對大多數富裕國家來說(收入不平衡水平較低的社會(hui) 市場經濟體(ti) 除外)，針對收入分配的變革將是重中之重。
　　對於(yu) 不公正的不平衡，特別是由反常的分配關(guan) 係引發的不平衡，我們(men) 應予以堅決(jue) 反擊——因為(wei) 它將逐漸破壞人與(yu) 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從(cong) 而影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關(guan) 鍵作用的社會(hui) 資本。如果不同專(zhuan) 業(ye) 和社會(hui) 的團體(ti) 間彼此猜忌，如果民眾(zhong) 不信任他們(men) 的政府、政府也不信任民眾(zhong) ，如果企業(ye) 家之間相互質疑，社會(hui) 資本就不會(hui) 發展壯大，而是逐步被侵蝕。最終，社會(hui) 經濟就類似一個(ge) 家庭：即使不存在金錢問題，但成員之間各懷心事，彼此猜忌，萬(wan) 事皆興(xing) 也隻是空談。

　　收入差距縮小未必會(hui) 減少儲(chu) 蓄

　　但是，畢竟資本積累是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需的要素，主要用於(yu) 向現有生產(chan) 能力的現代化和建設新的生產(chan) 能力投資。收入差距縮小難道不會(hui) 減弱人民存款的積極性、進而影響投資建設更好的未來？答案是：根本不會(hui) 。如果情況果真如此，我們(men) 就不應采取任何旨在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但除了少數例外，事實並非如此。目前，並未找到經驗或理論證據證實收入結構更為(wei) 均衡的社會(hui) 儲(chu) 蓄和投資更少。針對奧地利、法國、斯堪的納維亞(ya) 地區或其他國家的相關(guan) 資本形成過程的研究足以說明，這些更為(wei) 平等的社會(hui) ，與(yu) 推行精英型收入劃分關(guan) 係的國家具有同等的儲(chu) 蓄能力。

　　對比所謂的“大國”經濟體(ti) 與(yu) “小國”經濟體(ti) 之間的收入分配情況，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在過去幾十年中(1960—1995年)，政府參與(yu) 國民收入再分配水平隻有約30%的國家(也就是分配不平衡差距更大的國家)，投資率或其在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平均為(wei) 20.7%；另一方麵，擁有較大規模重新分配預算的國家，重新分配預算約占其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50%(收入分配差距相對較低)，投資率平均為(wei) 20.5%。由此可見，兩(liang) 者間的差距微乎其微。一個(ge) 國家可以在采取減少收入分配不平衡措施的同時，擁有產(chan) 生資本影響其未來經濟增長的同等能力，而這反過來又決(jue) 定了民眾(zhong) 對目前經濟形勢的滿意度。這是製定新實用主義(yi) 經濟政策的另一重要指導方針。這應是我們(men) 未來的目標。

　　人類需求的不斷增加，以及滿足這類需求的意願，是一把雙刃劍。它消除了諸多障礙，並通過不斷刺激經濟，在擴大再生產(chan) 過程中形成了一個(ge) 不可缺少的環節，即經濟增長。同時，它也是一種破壞性力量，能夠模糊人們(men) 的心智、破壞喜好、鼓勵應受譴責的品質，進而將不理性的元素引入經濟發展中。(格澤高滋·W·科勒德克翻譯：張璐晶)

　　格澤高滋·W·科勒德克

　　波蘭(lan) 前副總理，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經濟發展研究機構及歐盟高級顧問，現任波蘭(lan) 華沙科茲(zi) 明斯基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波蘭(lan) 智庫主任。2012年1月起，為(wei) 《中國經濟周刊》撰寫(xie) 專(zhuan) 欄“科勒德克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