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第一次提出人類80%的財富由20%的人占有，100年後，貧富差距再次刷新紀錄：地球一半的財富屬於(yu) 26個(ge) 人所有;美國1%的富人家庭擁有33.8%的社會(hui) 淨財富;中國有6億(yi) 人的月平均收入僅(jin) 1000元左右……21世紀是人類曆史上迄今最不公平的時期，全球財富兩(liang) 極分化從(cong) 未變得如此尖銳。

　　巨大的收入與(yu) 財富不平等會(hui) 引發連鎖反應，從(cong) 中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枝節問題：民權不平等、健康不平等、地緣政治不平等……北京大學匯豐(feng) 商學院經濟學教授、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在接受《北大金融評論》專(zhuan) 訪時表示，不平等問題一直以來都是人類的一個(ge) 難題，從(cong) 盧梭到馬克思再到皮凱蒂，都在討論和分析此問題。逆轉不平等趨勢要做長期打算，其中不能否定的辦法是對財富收益和遺產(chan) 征稅，將財富本身創造的大部分收入用於(yu) 公共開支，改善窮人生活。

　　貧困易解，不平等難解

　　《北大金融評論》：201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三位在全球扶貧方麵作出傑出貢獻的經濟學家;近年來，皮凱蒂的《21 世紀資本論》備受關(guan) 注。經濟學，尤其是發展經濟學近年來的研究對於(yu) 解決(jue) 全球不平等問題方麵有何啟示?

　　樊綱：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不一定都是發展經濟學的問題。發展問題的根本是落後國家的經濟增長，而貧困本身不一定是發展經濟學的問題，正因為(wei) 有發達國家存在，所以才能反射出一些國家的落後。曆史上所有國家都經曆過貧困的階段，比如中世紀的歐洲。300 年前，英國收入水平不如我們(men) 現在高，但那時候它不是發展中國家，其經濟增長不是發展問題，因為(wei) 沒有國家的收入比它更高。當時它可能也存在貧困，但並不是發展問題。現在的發展問題是與(yu) 發達國家的存在相聯係的，是研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

　　解決(jue) 貧困是一個(ge) 普遍性問題，不一定是發展經濟學本身的特征性問題，但發展中國家特別要研究貧困問題。世界上有很多經濟學家，特別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對於(yu) 擺脫貧困等問題做了深入研究，也取得了較高成就。比如去年獲得諾貝爾獎的三位經濟學家，他們(men) 用實證、實驗的辦法，從(cong) 微觀的角度做了很細致的工作，確實值得讚揚。而這些研究方法如何在不同的國家得到普遍應用，是今後需要進一步考慮和發掘的。

　　《北大金融評論》：您曾強調，隨著收入差距擴大，相對低收入家庭的可見性支出提高幅度更大;您還通過研究指出，風險金融投資的正向效果主要來源於(yu) 非農(nong) 戶口、高收入及高社會(hui) 資本的群體(ti) 。在當前零利率、負利率趨勢的大背景下，這是否意味著收入差距可能還會(hui) 進一步拉大?

　　樊綱：隨著經濟處在不同的階段，收入差距也存在不同的特點。對於(yu) 發展中、低收入國家，收入差距主要體(ti) 現在不同部門的人和不同要素的所有者之間，具體(ti) 表現為(wei) 農(nong) 民和一般工業(ye) 勞動者的收入在很長時間內(nei) 難以增長。在落後國家，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技術進步產(chan) 生的收入基本都歸資本所有者、稀缺要素所有者和管理人才等所有。在劉易斯曲線中，當勞動供給曲線是一個(ge) 水平線的時候，收入差距會(hui) 越來越大。

　　隨著收入進一步提高，當勞動開始出現短缺的時候，這個(ge) 趨勢會(hui) 逐步緩解。就像2007、2008 年後，我國農(nong) 民工收入以17%、18% 的速度增長，使基尼係數趨於(yu) 平緩。隨著經濟的增長，實際上收入會(hui) 逐步趨於(yu) 均等，這是經濟增長本身的趨勢。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來自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增長，因為(wei) 他們(men) 的邊際消費傾(qing) 向高於(yu) 高收入階層，他們(men) 需要滿足很多現在還未得到滿足的需求。在這個(ge) 階段，低收入階層收入的增長，更多中產(chan) 階級的形成，對於(yu) 我們(men) 消費和經濟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yi) 。

　　但是目前世界上還存在這些情況：一方麵，一些落後國家的經濟遲遲得不到增長，處在低收入端，貧困一直持續;另一方麵，在高收入國家出現的現象是資本財富收入持續增長，而一般的工薪收入很難增長，這是由資本和勞動供給在全球範圍內(nei) 配置資源所導致的。這不是金融、利率的問題，其本質是資本和勞動收入在全球化競爭(zheng) 中出現了分離，出現了兩(liang) 極分化的新趨勢，即新資本論的基本含義(yi) 。

　　在我國，早年由於(yu) 勞動力過剩，新技術進步的收入都歸屬於(yu) 資本，後來全球化趨勢中又出現了新一輪資本和勞動收入的分離。因此，越是勞動收入，越不能增長，低收入階層，甚至是中產(chan) 階級愈發無法積累財富。而資本收入隨著全球化迅速積累，導致現在1% 的人持有90% 的金融資產(chan) ，應該說是全球的收入分配在發生分化。

　　但是全球貧富分化中有一個(ge) 現象值得注意，就是國別之間的差距在縮小。像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成長起來了，我們(men) 的人均收入從(cong) 過去的一百美元上升到一萬(wan) 美元，縮小了整體(ti) 70 億(yi) 人的貧富差距。但是多數國家內(nei) 部的貧富差距在拉大，尤其是發達國家目前特別突出，導致了民粹主義(yi) 等各種各樣的矛盾、分裂。目前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在做這方麵的研究分析。

　　防止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加劇的策略選擇

　　《北大金融評論》：庫茲(zi) 涅茨曲線描述了經濟發展與(yu) 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間的關(guan) 係，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分配狀況先趨於(yu) 惡化，但繼而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步改善。您曾指出，中國的貧富差距加劇至少要20年才能逆轉。庫茲(zi) 涅茨曲線是否符合中國現狀?您如何看待不平等的長期趨勢?

　　樊綱：逆轉不平等趨勢要做長期打算，不能指望中國的貧富差距很快就消失。十年前，我國農(nong) 民工的工資有所上漲，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解決(jue) 所有貧富差距問題。貧富差距是非常長期的一個(ge) 現象，我們(men) 要努力去做，盡可能地防止它擴大，不要到極端的地步。

　　總體(ti) 來講，中國教育水平在世界上較高，特別是在落後國家中，我們(men) 的基礎教育是不錯的，但能夠受高等教育的人還是占非常少數。最近有一個(ge) 現象是所謂的“6億(yi) 人”，有6億(yi) 人的月收入僅(jin) 為(wei) 1000元左右。同時月收入達10000-20000元的群體(ti) 也不少，屬於(yu) 中產(chan) 階級，大致有3億(yi) -4億(yi) 人，可以看出，收入差距還是蠻大的。

　　收入差距易導致“中等收入陷阱”，造成國內(nei) 市場萎縮、產(chan) 業(ye) 升級乏力、增長停滯不前。對於(yu) 收入差距，我給出的解釋是劉易斯拐點。庫茲(zi) 涅茨曲線是一個(ge) 統計曲線，沒有理論基礎，劉易斯拐點是庫茲(zi) 涅茨曲線中差距最大的那一點。開始時勞動工資是給定的、不可增長的，由於(yu) 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帶來的收入增長都變成了資本和稀缺要素的增長，因而導致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而到劉易斯拐點之後，當勞動者的收入等於(yu) 其邊際生產(chan) 力的時候，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便可以成為(wei) 勞動者的收入，收入差距會(hui) 逐漸縮小。這是發達國家的情況。

　　對於(yu) 中國來說，如果資本繼續投入，勞動也進一步增長，勞動工資會(hui) 隨著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而不斷提高，這便可以使得在到達劉易斯拐點之前，導致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因素逐步消失。而且隨著收入的提高，社會(hui) 保障會(hui) 不斷改進，一次分配之後再通過稅收做二次分配，來彌補一些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我們(men)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對社會(hui) 保障還是很重視的，政府在醫療、教育、衛生方麵的投入比重較大。

　　我相信中國能夠避免像拉美所經曆的“中等收入陷阱”。當年拉美地區因為(wei) 國內(nei) 收入差距過大，左派上台後宣揚民粹，增加社會(hui) 福利，而右派通過軍(jun) 事政變上台之後要麽(me) 取消社會(hui) 福利，要麽(me) 給富人和企業(ye) 減稅，結果導致財政、貨幣、債(zhai) 務危機，經濟停滯了十年後又掉入陷阱。我相信中國能夠避免這個(ge) 陷阱，因為(wei) 我們(men) 既會(hui) 避免極端的收入差距拉大、兩(liang) 極分化，又能避免極端的民粹主義(yi) 。

　　要想達到比較平等的收入分配，前提是要有平等的機會(hui) 和社會(hui) 福利製度的有效改進。這不是10年、20年就可以改變的，需要一個(ge) 相當長的曆史進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不要過度樂(le) 觀，也不要過度悲觀，努力防止收入差距極端的分化，實現穩步發展，在長時期裏逐步解決(jue) 這些問題。

　　當時還有人說，要20年才能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簡直是“置貧困於(yu) 不顧”，但我說如果急著要解決(jue) 問題，也許三五年後便麵臨(lin) 經濟危機，窮人會(hui) 更貧困。一個(ge) 持續、逐步的發展演變，對所有人都有好處，特別是對低收入階層，因為(wei) 一旦發生危機或大的動蕩，首當其衝(chong) 的是低收入階層。在防止發生大的危機或波動的前提下，實現平穩發展，逐步解決(jue) 收入差距問題，其實是一個(ge) 最好的方案。

　　《北大金融評論》：在貧富差距方麵，很多人關(guan) 注的是財富不平等。財富不平等在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還存在一些不同的特征。比如很多發達國家是經過技術革命後收入劇增、財富積累;但在中國，資本流入大城市後成倍地抬高了房價(jia) ，從(cong) 而導致巨大的財富不平等。您認為(wei) 我們(men) 的財富差距還會(hui) 加劇嗎?有什麽(me) 應對措施嗎?

　　樊綱：這是到目前為(wei) 止全世界還沒有解決(jue) 的一個(ge) 問題。正如皮凱蒂所講的，財富帶來的收益遠遠大於(yu) 各種要素收益，因為(wei) 財富本身利滾利，可以產(chan) 生新的收入。比如美國在此次疫情中，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造成了財富效應，大家拿著錢去炒股，股市大漲，但一旦泡沫破裂，最先受到打擊的還是小股民。對於(yu) 資本市場波動帶來的財富差異，目前沒有一種理論方法能夠很好地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

　　唯一一種不能否定的辦法是按皮凱蒂所說的，對財富收益和遺產(chan) 征稅，將財富本身創造的大部分收入用於(yu) 公共開支，改善窮人生活。如果不這樣做，財富差距一定會(hui) 繼續拉大。中國對勞動工資征稅，但對個(ge) 人資本收入是不征稅的，沒有房產(chan) 稅和資本利得稅，而這可能是導致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ge) 重要因素。隻要房地產(chan) 市場價(jia) 格的增長速度高於(yu) 工資的上升速度，便一定會(hui) 在財富上出現兩(liang) 極分化，而且一個(ge) 人一旦處於(yu) 財富的弱勢地位，就很難改變了。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高增長時期都會(hui) 遇到這個(ge) 問題。

　　曆史上最激進的辦法是徹底地重新分配財富。目前，北歐的民主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用高稅收(70%-80%稅收)的方式來實現福利社會(hui) 主義(yi) ，但其他很多國家還處於(yu) 早期發展階段，高稅收方法並不適用。

　　一直以來，不平等問題都是人類的一個(ge) 難題。從(cong) 盧梭到馬克思再到皮凱蒂，都在討論和分析這些問題。在金融行業(ye) 蓬勃發展的當下，金融資產(chan) 又進一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而這可能是一個(ge) 相對新的問題。雖然基本的邏輯是一樣的，但金融具有“脫實向虛、自我循環”的特征，即使實體(ti) 經濟不景氣，金融依舊可以通過自我循環產(chan) 生資產(chan) 溢價(jia) 。因此金融對於(yu) 收入分配的作用值得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