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告訴我們(men) ，理性人不會(hui) 做“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事。用博弈論的術語，這是“不可置信的威脅”(incredible threat)。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澤爾騰(R. Selten)認為(wei) ，理性人不會(hui) 實施“不可置信的威脅”。他把排除掉不可置信威脅的納什均衡定義(yi) 為(wei) “精煉納什均衡”(perfect Nash equilibrium)，從(cong) 此，“精煉納什均衡”就成為(wei) 經濟學家預測理性人行為(wei) 的基本概念。

　　但經濟學家的預測與(yu) 現實中人們(men) 的決(jue) 策有很大距離。現實中，不僅(jin) “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事比比皆是，甚至“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事也時有發生。

　　作為(wei) 經濟學者，我當然承認理性的力量;我甚至認為(wei) ，理性是人類的希望。但我也越來越認識到，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比如，理性可以解釋某種產(chan) 品的價(jia) 格如何隨供求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但無法解釋股票市場的崩潰;理性可以解釋交戰雙方(或多方)為(wei) 什麽(me) 會(hui) 達成停戰協議，但無法解釋戰爭(zheng) 為(wei) 什麽(me) 發生;理性可以解釋希特勒為(wei) 什麽(me) 會(hui) 失敗，但無法解釋希特勒當初為(wei) 什麽(me) 能上台;等等。

　　理性的力量之所以有限，是因為(wei) 真實世界中，人的行為(wei) 不僅(jin) 受理性的影響，也有“非理性”的一麵。這裏的“非理性”，是相對於(yu) 經濟學定義(yi) 的“工具理性”而言，也就是決(jue) 策不是基於(yu) 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計算。當然，如果我們(men) 願意改變經濟學關(guan) 於(yu) 理性的定義(yi) ，有些看上去“非理性”的行為(wei) 可能是理性的，但那樣的話，經濟學的“理性人模型”就得重新構造。

　　結合哈耶克的知識論和心理學家的研究成果，我將這些“非理性”因素概括為(wei) 四個(ge) 陷阱：自負陷阱，自尊陷阱，信仰陷阱，群思陷阱。這四個(ge) 陷阱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wei) 它們(men) 不僅(jin) 影響著個(ge) 體(ti) 的生存，更影響著人類的曆史進程。無論是過去還是可以預料到的將來，它們(men) 不會(hui) 被理性徹底戰勝，也不會(hui) 因為(wei) 大數定律被過濾掉。

　　自負陷阱

　　決(jue) 策需要信息，但大部分決(jue) 策需要的信息是不完備的，存在著缺失。特別是，越是重大的、一次性的決(jue) 策，信息缺失越嚴(yan) 重。並且，信息是分散的、主觀的、個(ge) 體(ti) 化的。這就是哈耶克講的“無知”(ignorance)。在無知的情況下，決(jue) 策依賴於(yu) 個(ge) 體(ti) 的想象力和判斷;即使兩(liang) 個(ge) 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於(yu) 想象力和判斷力不同，他們(men) 也會(hui) 做出完全不同的決(jue) 策。因此，達到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是很難的。這裏，納什均衡指不同決(jue) 策是相互兼容的：所有人的預期能同時實現。

　　無知使得決(jue) 策變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煩是，許多人不僅(jin) 不知道自己的無知，甚至認為(wei) 自己無所不知，結果就出現了哈耶克講的“致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負常常導致災難性的決(jue) 策，我用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說明這一點。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德國還是一個(ge) 非常注重家庭背景和學曆的國家。希特勒出身於(yu) 下層，一個(ge) 體(ti) 製外的無業(ye) 遊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舉(ju) 止粗魯，毫無政府工作的經驗，無論從(cong) 哪方麵看，都不像當總理的料。

　　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元月能被興(xing) 登堡總統任命為(wei) 總理，很大程度上拜德國精英們(men) 的“致命的自負”所賜。正是德國精英們(men) 普遍認為(wei) 希特勒“成不了氣候”，最終讓希特勒成了“氣候”。保守派把希特勒扶上總理之位是為(wei) 了讓他出醜(chou) ，沒想到是引狼入室。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來源：baidu***.com)

　　當時的德國，政府由國家元首任命，無須征求國會(hui) 多數派意見。興(xing) 登堡總統及其幕僚以為(wei) ，給希特勒個(ge) 總理頭銜，相當於(yu) 把這個(ge) “麻煩製造者”關(guan) 進籠子裏了，用不了多久，他就會(hui) 出局。內(nei) 閣裏，除希特勒本人外，納粹黨(dang) 隻有威廉·弗蘭(lan) 克一人入閣，執掌內(nei) 政部，帕彭及其保守同僚屬於(yu) 多數派。帕彭任副總理，周圍盡是他的朋友，興(xing) 登堡總統對他又是言聽計從(cong) ，所以他認為(wei) 自己絕對能降伏希特勒。他對個(ge) 別心存疑慮的同僚說：“我們(men) 已經把他收歸我們(men) 所用了。”“不出兩(liang) 個(ge) 月，我們(men) 就會(hui) 把他逼到牆角，讓他隻會(hui) 尖叫。”與(yu) 軍(jun) 方關(guan) 係密切的前總理施萊謝爾自信地說：“如果希特勒打算在德國建立獨裁體(ti) 製，軍(jun) 方將是獨裁體(ti) 製內(nei) 部的獨裁集團。”

　　但他們(men) 的預期都落空了。希特勒上任不久，就利用“國會(hui) 縱火案”迫使總統簽署了緊急狀態法，取締德國共產(chan) 黨(dang) ，停止實施《魏瑪憲法》中的言論、出版、集會(hui) 和結社自由。緊接著，希特勒又通過《總統授權法》，獲得不經國會(hui) 同意並且不征求總統意見的情況下的任意立法權，解散了除納粹黨(dang) 之外的其他政黨(dang) ，取締了工會(hui) 。到一九三三年六月，希特勒已經建立起了事實上的獨裁統治，年邁多病的總統興(xing) 登堡變成了個(ge) 擺設。一九三四年興(xing) 登堡去世後，希特勒把總理和總統的職能合二為(wei) 一，擔任“國家元首”，成為(wei) 名副其實的獨裁者，權力不受任何限製，為(wei) 所欲為(wei) 一路狂飆，直到柏林陷落前幾天自殺為(wei) 止。

　　許多德國人對自己當初的所作所為(wei) 深感懊悔，其中最早懊悔的或許是德國共產(chan) 黨(dang)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選舉(ju) 成立的議會(hui) 中，社會(hui) 民主黨(dang) 和共產(chan) 黨(dang) 是第二和第三大黨(dang) (分別占121席和100席)，合計席位大於(yu) 納粹黨(dang) (196席)。社會(hui) 民主黨(dang) 和共產(chan) 黨(dang) 同屬於(yu) “馬克思主義(yi) 政黨(dang) ”。如果共產(chan) 黨(dang) 當初不是錯誤地將社會(hui) 民主黨(dang) 當作“頭號敵人”，而是與(yu) 其合作，共同對付納粹黨(dang) ，那麽(me) ，希特勒不可能有上台的機會(hui) ，共產(chan) 黨(dang) 也不會(hui) 變成一個(ge) “非法組織”。

　　如果說希特勒上台是因為(wei) 德國精英們(men) “致命的自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則是希特勒自己的自負所致。希特勒沒有想打一次世界大戰，他甚至沒有想打一次歐洲戰爭(zheng) ，他設想的最大規模的戰爭(zheng) 是國與(yu) 國之間的局部戰爭(zheng) 。即使在入侵波蘭(lan) 後，英國和法國發出最後通牒，希特勒仍然不認為(wei) 這兩(liang) 個(ge) 國家真的會(hui) 向德國宣戰。經驗告訴希特勒，英國人和法國人都是沒種的膽小鬼，根本沒有膽量向德國宣戰。但這一次，他錯了。納粹德國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入侵波蘭(lan) ，英國和法國九月三日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

　　希特勒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對蘇聯發動閃電戰，斯大林毫無準備，驚慌失措，損失慘重，也是“致命的自負”所致。斯大林知道納粹德國與(yu) 蘇聯必有一戰，但他認為(wei) 蘇聯至少還有一年時間備戰。他的推理是：希特勒是個(ge) 聰明人，不會(hui) 在兩(liang) 條戰線同時作戰，在與(yu) 英國簽訂停戰協定前就對蘇聯開戰，是非理性的。因此，斯大林把來自丘吉爾的警告當作“離間計”，置之不理，對自己情報人員的警告也不屑一顧。可惜，他的判斷完全錯了。

　　納粹德軍(jun) 在西歐和蘇聯的的雙線進攻(來源：encyclopedia.ushmm.org)

　　希特勒確實希望與(yu) 英國簽訂停戰協議，但屢屢被丘吉爾拒絕。希特勒認為(wei) ，自己已經贏了戰爭(zheng) (這當然是他的錯覺)，丘吉爾之所以拒絕簽訂協議，是因為(wei) 背後有蘇聯的支持。隻要打垮了蘇聯，英國就會(hui) 乖乖簽訂停戰協議。所以必須先對蘇聯開戰。顯然，斯大林的預期和希特勒的預期是不兼容的，結果對雙方都是一場災難。

　　自尊陷阱

　　每個(ge) 人都有自尊心。常言說的“無功不受祿”，就是自尊心的表現。在生存競爭(zheng) 中，沒有自尊心的人，難以生存並繁殖後代。自尊心使得一個(ge) 人自強、自立、自律，受人尊重，因而獲得更多與(yu) 他人合作的機會(hui)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自尊心是一種演化理性(不同於(yu) 工具理性)。

　　但自尊也帶來一些負麵影響。表現之一是，自尊心使得人們(men) 常常拒絕接受批評，尤其是公開的指責和來自地位比自己低的人的批評。自尊心越強的人，越容易被批評冒犯。他們(men) 習(xi) 慣於(yu) 把他人的批評看作對自己人格的不敬、能力的貶低、身份的羞辱和威信的損害。為(wei) 了維護自己的“尊嚴(yan) ”，他們(men) 常常會(hui) 對批評者發起“複仇”行動。在做出反擊的時候，他們(men) 很少進行理性計算。出於(yu) 自尊，他們(men) 寧可“雞蛋碰石頭”“胳膊擰大腿”。中世紀歐洲貴族間盛行的“決(jue) 鬥”就是一個(ge) 典型的例子。

　　自尊走到極端就是自戀(narcissism)和偏執(paranoid)。自戀者和偏執狂不僅(jin) 不接受批評，拒絕認錯，而且會(hui) 用新的、更大的錯誤掩蓋舊的、相對小的錯誤，以證明他們(men) 從(cong) 來就沒有犯過任何錯誤。結果是，錯上加錯，欲罷不能，災難不斷，直到沒有機會(hui) 再犯更大的錯誤為(wei) 止。

　　對芸芸眾(zhong) 生而言，自戀和偏執損害的隻是自己的財富、事業(ye) 、生活，最多是個(ge) 人的身家性命，因為(wei) 他們(men) 可用的資源有限。麻煩在於(yu) ，由於(yu) 政治遊戲更青睞自戀狂，位高權重的人往往有遠高於(yu) 常人的自戀傾(qing) 向和偏執傾(qing) 向。他們(men) 呼風喚雨，支配大量社會(hui) 資源，甚至擁有生殺大權。他們(men) 的自戀和偏執，他們(men) 的錯上加錯，常常給社會(hui) 帶來巨大的災難，甚至生靈塗炭。

　　希特勒就是一個(ge) 典型的自戀狂，甚至可以說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自戀狂。他從(cong) 來容不得別人的批評，包括他最信任的左膀右臂的批評。在入侵波蘭(lan) 之前三天，他的副手赫爾曼·戈林仍然在尋求避免跟英國人的衝(chong) 突，建議他沒有必要“賭上一切”。希特勒回答說：“在我的整個(ge) 生命中，我總是把所有籌碼放在桌上。”入侵波蘭(lan) 挑起世界大戰，出乎希特勒的預料，被證明是一個(ge) 錯誤，但他沒有設法改正這個(ge) 錯誤，而是走向一個(ge) 更大的錯誤——侵略法國。占領法國後，希特勒覺得自己已經贏得了戰爭(zheng) ，想誘使英國簽訂停戰協議。丘吉爾不買(mai) 賬，希特勒又發起“不列顛之戰”。不列顛之戰未能讓英國屈服，他又走向一個(ge) 最大的錯誤——發起閃電戰，計劃用三個(ge) 月時間攻下蘇聯。他認為(wei) ，隻要拿下蘇聯，英國人就會(hui) 乖乖投降，美國就沒有可能參戰，他之前的所有決(jue) 策就都將被證明是正確的!

　　德軍(jun) 在波蘭(lan) 進行的閃電戰(Blitzkrieg，來源：holocaustresearchproject.org)

　　可惜，他沒能如願，斯大林格勒戰役成為(wei) 他的“滑鐵盧”。

　　斯大林格勒戰役被認為(wei) 是“二戰”最關(guan) 鍵也最慘烈的戰役，雙方死傷(shang) 人數超過一百六十萬(wan) 。希特勒命令德軍(jun) 不惜一切代價(jia) 占領斯大林格勒，與(yu) 其說是為(wei) 了達到軍(jun) 事目的，不如說是為(wei) 了希特勒本人的心理滿足，因為(wei) ，這畢竟是一座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對斯大林來說，保衛斯大林格勒，也關(guan) 乎自己的尊嚴(yan) 和榮耀，所以他命令紅軍(jun) “絕不後退一步”，違者殺無赦。在德軍(jun) 第六集團被蘇聯紅軍(jun) 包圍後，希特勒仍然固執己見地命令保盧斯將軍(jun) 堅守陣地，不得突圍，結果全軍(jun) 覆沒，戰爭(zheng) 局勢徹底逆轉。

　　信仰陷阱

　　信仰可能是宗教的，也可能是世俗的(如意識形態、民族主義(yi) )。經濟學認為(wei) 人的行為(wei) 之受利益支配，因而是理性的。但無論曆史上還是現實中，人的行為(wei) 也受信仰的支配。信仰有一種不受個(ge) 體(ti) 控製的魔力，驅使人們(men) 做出理性計算難以證成的決(jue) 策，甚至完全違背自身利益的決(jue) 策。這種決(jue) 策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惡的。事實上，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悲劇都是理想主義(yi) 者追求信仰的結果，而不是現實主義(yi) 追求利益所致。確實，有時候理想主義(yi) 隻是利益的偽(wei) 裝，但不可否定，許多幹壞事的人是真誠的理想主義(yi) 者。希特勒就是一個(ge) 理想主義(yi) 者。他個(ge) 人生活很簡樸。

　　信仰的魔力來自其目標的善。理想主義(yi) 者總是用目標的善證明手段的正當性，就像說“良藥苦口利於(yu) 病”一樣，不論這些手段實際上是多麽(me) 殘忍。波爾布特處決(jue) 所有戴眼鏡的高棉人，理由是：因為(wei) 眼鏡證明他們(men) 是知識分子，所以是階級敵人，該殺!

　　民族主義(yi) 和種族主義(yi) 也是信仰，經常導致種族衝(chong) 突、戰爭(zheng) ，甚至種族滅絕。納粹在集中營屠殺了六百萬(wan) 猶太人，其手段之殘忍，令人毛骨悚然。那些執行屠殺命令的納粹官兵，作為(wei) 個(ge) 體(ti) 也像普通人一樣，有善的一麵，但他們(men) 為(wei) 什麽(me) 會(hui) 幹令人發指的反人類勾當?因為(wei) 希特勒給他們(men) 灌輸了一種極端的反猶主義(yi) 信仰：猶太人是德意誌民族所有苦難的根源，他們(men) 總是用陰謀詭計顛覆德國，他們(men) 汙染了雅利安種族的純潔。在具有這種信仰的人眼裏，猶太人不是人，是害人蟲，是撒旦，是魔鬼，屠殺他們(men) 沒有罪惡感。

　　希特勒上台後，納粹黨(dang) 在德國大學裏搞了一場“焚書(shu) 坑儒”運動，運動的主力是學生組成的“希特勒青年團”，他們(men) 對納粹黨(dang) 的意識形態堅信不疑。不僅(jin) 猶太裔的教授被解職，猶太學者的書(shu) 籍移出圖書(shu) 館並銷毀，甚至像愛因斯坦、赫茲(zi) 、哈伯這些猶太裔科學家的名字都不能提。納粹黨(dang) 提出要建立“雅利安物理學”“德意誌數學”“德意誌化學”;任何國際期刊的內(nei) 容包含對第三帝國的批評，德國大學圖書(shu) 館就取消訂購，連英國出版的《自然》雜誌也不例外。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全國十九座大學城組織了一場“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行動”，學生們(men) 按照納粹意識形態標準，編製了一份“非日耳曼”圖書(shu) 清單，把清單上的書(shu) 一本一本從(cong) 各種圖書(shu) 館搜出來，然後堆在公共廣場付之一炬。

　　1933年，納粹德國“雅利安化”運動時的焚書(shu) 現場(來源：germanculture.com)

　　在納粹德國，“希特勒”本人也成了一種信仰，希特勒就是上帝。許多德國人遇到自己沒法判斷的事，會(hui) 滿懷信心地說“我相信他”，“他總是對的”。在戰爭(zheng) 即將結束，俄國人已經到了柏林大門口，納粹敗局已定的時候，一位受傷(shang) 的二等兵還說：“領袖最近剛宣布，我們(men) 必勝。他從(cong) 來沒有騙過我們(men) 。我相信希特勒。”

　　正因如此，納粹德國戰敗並不足以讓希特勒走下神壇。真正讓希特勒走下神壇的是戰後的紐倫(lun) 堡審判。紐倫(lun) 堡審判讓德國人了解了真相。沒有紐倫(lun) 堡審判，納粹的曆史很可能在德國重演。

　　群思陷阱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一直保持中立，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才參戰。即便在當時，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明白，美國參戰，日本必敗。所以，“珍珠港事件”令丘吉爾和蔣介石都欣喜若狂。

　　1941年12月7日，日軍(jun) 偷襲珍珠港停泊的美國軍(jun) 艦(來源：britannica.com)

　　難道日本政府的決(jue) 策者就看不明白這一點嗎?他們(men) 當然看得明白。在戰後的東(dong) 京審判上談到對美國開戰決(jue) 策時，鈴木貞一(戰時任企劃院總裁)回憶說：“海軍(jun) 打心底認為(wei) 與(yu) 美國開戰必敗無疑，隻是不願意公開表態。陸軍(jun) 未必真想打仗，但又激烈反對從(cong) 中國撤軍(jun) 。外務大臣堅定地認為(wei) ，不答應從(cong) 中國撤軍(jun) ，與(yu) 美國交涉斷無希望成功。因此，首相若想避免戰爭(zheng) ，僅(jin) 存的辦法要麽(me) 是讓海軍(jun) 大臣正式公開其真實想法，要麽(me) 是讓陸軍(jun) 理解海軍(jun) 未公開的意圖，並同意撤軍(jun) 。我看得出首相很為(wei) 難，因為(wei) 從(cong) 他個(ge) 人來講，他覺得自己無力說服海軍(jun) 或陸軍(jun) 。”(伊恩·布魯瑪：《創造日本：1953—1964》第五章)

　　這樣，一群聰明人做出了一個(ge) 愚蠢的決(jue) 定，讓日本走上一條自取滅亡的不歸路。這就是“群思陷阱”導致的結果。

　　“群思陷阱”(groupthink)指的是群體(ti) 中出現的這樣一種現象：群體(ti) 成員追求“和諧一致”的願望導致了一個(ge) 非理性的決(jue) 策。這裏的關(guan) 鍵是，和諧的願望!這種願望產(chan) 生了不惜一切代價(jia) 達成一致的傾(qing) 向，每個(ge) 人以團體(ti) 的立場為(wei) 自己的立場，不同意見被隱藏起來，或者被置之不理，因而群體(ti) 表現出高度一致。為(wei) 了和諧一致，人們(men) 甚至忘了群體(ti) 本來的目標。

　　在群體(ti) 中，個(ge) 體(ti) 之所以不願意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壓製自己的良心和理智，首先是因為(wei) 他渴望被群體(ti) 成員接受，不想成為(wei) 另類，不想成為(wei) 團結的破壞者;其次是因為(wei) 他沒有把握自己的判斷一定是正確的，不願在同事麵前暴露自己的“無知”和“固執”;第三是因為(wei) 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既然決(jue) 策是大家的意見，即使錯了，自己也不需要對此負責。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埃文·詹尼斯最早對群思陷阱做了係統研究。他認為(wei) ，具有如下特征的組織最容易陷入群思陷阱：(一)高度追求和諧團結和團隊精神;(二)不重視個(ge) 體(ti) 的表達自由，不鼓勵創新;(三)領導人行事專(zhuan) 斷，自以為(wei) 是;(四)群體(ti) 成員由提拔任命，背景和信仰過於(yu) 同質化;(五)成員之間信息交流不暢，個(ge) 體(ti) 處於(yu) 孤立狀態;(六)決(jue) 策缺少程序規範;(七)麵臨(lin) 強大的外部壓力，特別是外部威脅，決(jue) 策要解決(jue) 的問題既複雜又緊急;(八)近期決(jue) 策失誤多，降低了個(ge) 人的自尊(Irving L. Janis,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2)。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來源：amazon.com)

　　前麵講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決(jue) 策，事實上，在其原著中，詹尼斯把“珍珠港事件”中，美國的措手不及作為(wei) 群思陷阱的典型案例。駐夏威夷的美國海軍(jun) 將領有一種共同的錯覺：日本人不會(hui) 進攻夏威夷。所以即使來自華盛頓的警告也沒有引起他們(men) 的重視。一場戰役，日美雙方都陷入了群思陷阱，日本人的群思陷阱把日本送上自取滅亡的不歸路，美國人的群思陷阱讓美國太平洋艦隊損失慘重。

　　以上我們(men) 分別分析了四個(ge) 非理性決(jue) 策陷阱。需要指出的是，這四個(ge) 陷阱不僅(jin) 是相互關(guan) 聯的，甚至經常是共同發揮作用。如何減少非理性決(jue) 策導致的災難?最有效的辦法是權力和資源的分散化，以野心對抗野心，以權利約束權力。在競爭(zheng) 性市場中，每個(ge) 人都可能犯錯誤，但每個(ge) 人的資源都是有限的，沒有人有機會(hui) 持續地犯災難性錯誤。像埃隆·馬斯克這樣野心勃勃的人，作為(wei) 企業(ye) 家，隻有消費者和投資者願意為(wei) 他的決(jue) 策買(mai) 單，他的商業(ye) 帝國才能生存和發展;即使他因為(wei) 決(jue) 策失誤而破產(chan) ，社會(hui) 也不會(hui) 損失太大。但如果他是一個(ge) 國家的統治者，權力得不到有效製約，就非常可能給人類帶來重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