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1年誕生之日起，中國考古學就肩負起重建被“古史辨”派打破的中國上古史的重任，百年來初心未改，以豐(feng) 富的考古資料為(wei) 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悠久曆史提供實證。中華文明的形成曆程在與(yu) 《禹貢》九州相當的遼闊地理範圍內(nei) 展開，經曆了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的“裂變、撞擊和熔合”三個(ge) 階段，孕育出多元一體(ti) 、協和萬(wan) 邦的文明基因，為(wei) 其綿延不斷、持續發展壯大奠定了深厚根基。

　　區域文化“裂變”催生多元傳(chuan) 統

　　萬(wan) 年之前，中國先民即開啟了南稻北粟的農(nong) 作物馴化進程。距今8500至7000年之間，隨著農(nong) 業(ye) 經濟形態的逐步確立和發展，各地史前社會(hui) 普遍發生“裂變”，基於(yu) 本地自然環境和文化傳(chuan) 統邁出了文明化進程的第一步。

　　這主要表現為(wei) 數萬(wan) 平方米的聚落、大型房屋、精美器物、隨葬品較豐(feng) 富的墓葬出現，以及原始宗教的初步發展等。在以黃河流域為(wei) 中心的磁山-裴李崗文化中，河北磁山遺址發現80個(ge) 有小米遺存的儲(chu) 藏坑，估計可以容納小米5萬(wan) 公斤。河南賈湖遺址墓葬中隨葬音律精準的骨笛、綠鬆石器和有刻畫符號的龜甲等。在長江流域，浙江上山文化的橋頭遺址發現了類似八卦圖像的精致陶器;湖南高廟文化遺址的精美白陶器有繁縟的戳印圖案，如代表天極的獠牙神獸(shou) 和維護天極運轉的神鳥，具有豐(feng) 富的宇宙觀和宗教內(nei) 涵，掀起史前時代第一次藝術浪潮，對整個(ge) 長江流域的宗教傳(chuan) 統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遼河流域的內(nei) 蒙古興(xing) 隆窪遺址形成3萬(wan) 多平方米的環壕聚落，內(nei) 有成排的房屋百餘(yu) 間，中心位置的大型房屋有人豬合葬墓，玉器成為(wei) 標誌身份的飾品，顯現出重視宗教權力的社會(hui) 發展趨勢。

　　距今7000至6000年，各地史前文化蓬勃發展。黃河中上遊，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出現風格鮮明的彩陶，陝西薑寨遺址有壕溝圍護，中心為(wei) 廣場，五組房屋環繞分布，表明對親(qin) 族關(guan) 係的重視。黃河下遊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墓地表現出更明確的等級差別。長江下遊的河姆渡文化發現稻田遺跡和豐(feng) 厚的稻殼堆積，各類器物上的刻畫圖案同樣展現天極神獸(shou) 和神鳥等元素;馬家浜文化墓葬隨葬玉器。遼河流域的趙寶溝文化尊型器上有豬龍、飛鳥和飛鹿的精細刻畫圖像。這些各具區域性特征的“裂變”形成不同的文化傳(chuan) 統，為(wei) 下一階段各地區“滿天星鬥”般的跨越式發展和區域間密切互動奠定了基礎。

　　“撞擊”形成“多元一體(ti) ”的“最初的中國”

　　“撞擊”階段始自距今約6000年前，中國史前時代進入轉折期，各地區社會(hui) 複雜化加劇，蘇秉琦定義(yi) 的“高於(yu) 氏族部落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ti) ”——“古國”紛紛湧現;同時，區域互動“撞擊”密切，形成“社會(hui) 上層遠距離交流網”。

　　在黃河下遊，時值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大汶口墓地M2005隨葬品共有104件。長江下遊的江蘇東(dong) 山村遺址發現崧澤文化迄今最高規格墓葬，其中M91隨葬14件玉器。在長江中遊，湖北大溪文化晚期墓地中等級差別明顯。上述三個(ge) 文化均重視財富、身份和世俗權力的宣示，缺乏宗教儀(yi) 式用品。黃河中上遊的仰韶文化進入廟底溝時期，其核心地帶的河南靈寶鑄鼎原遺址密集，北陽平遺址麵積近100萬(wan) 平方米。麵積40多萬(wan) 平方米的西坡遺址的中心位置為(wei) 廣場，四角有大型公共建築，最大者占地麵積達500餘(yu) 平方米。廟底溝社會(hui) 同樣重視世俗威望和權力，但偏重公共設施的建設和集體(ti) 禮儀(yi) 活動的組織，並不以奢華墓葬表達個(ge) 人身份。安徽淩家灘遺址出現祭壇和隨葬大量玉器、石器的大型墓葬，07M23出土隨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長72厘米、重達88公斤的玉豬。在遼河流域，紅山文化的發展達到頂峰，出現遼寧牛河梁遺址群，在方圓50平方公裏內(nei) ，集中分布著祭壇、塚(zhong) 墓和“女神廟”，大型墓葬隨葬玉豬龍和勾雲(yun) 形器等有特殊內(nei) 涵的玉器。在這兩(liang) 個(ge) 文化中，宗教權力均明顯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紅山文化更是形成了牛河梁這樣的與(yu) 世俗居住區隔絕的儀(yi) 式聖地。

　　中國史前社會(hui) 在上述多元發展的同時，各地社會(hui) 上層為(wei) 獲取遠方的珍稀物品和神聖知識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眾(zhong) 的特殊能力，努力開展遠距離交流，形成連接各主要文化區的交流網絡。交流內(nei) 容包括原始宇宙觀、天文曆法、高級物品製作技術、權力表達方式、喪(sang) 葬和祭祀禮儀(yi) 等當時最先進的文化精粹。這樣的交流催生了一個(ge) 在地域和文化上均與(yu) 曆史時期中國契合的文化共同體(ti) ，考古學家張光直稱之為(wei) “中國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國”。至此，中國史前時代形成了“多元一體(ti) ”式文明演進的宏大格局。

　　各地區“古國”是否已經對此“最初的中國”形成了某種“共識”呢?答案是肯定的。

　　踴躍參與(yu) 區域間交流的社會(hui) 上層應該采取了親(qin) 身遠距離旅行的方式，這主要有兩(liang) 個(ge) 原因：第一，上層交流的內(nei) 容包括密不示人的神秘知識，如怎樣在特定的地點觀測特殊天象，如何食用特殊藥品、配合特殊的肢體(ti) 動作和意念導引進入薩滿通神狀態等，這些都需要麵傳(chuan) 身授;第二，對於(yu) 社會(hui) 上層來說，跋山涉水、經曆不同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的長距離旅行是本地一般民眾(zhong) 難以完成的英雄壯舉(ju) ，也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相信他們(men) 在每一次遠遊後，都會(hui) 以某種方式記錄見聞，勾畫最初的“山海經”和“九州圖”，展示給本地民眾(zhong) 。“最初的中國”的地理範圍、山川形勢和物產(chan) 人文成為(wei) 高級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社會(hui) 上層的必修課，代代相傳(chuan) 。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和傳(chuan) 授，各地區自然會(hui) 逐漸形成對彼此共同擁有的、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國”的共識。蘇秉琦提出的“共識的中國”已經出現，費孝通論述的“自在的”中華民族初步形成。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我們(men) 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時代，“中華文明五千年”絕非虛言。

　　良渚早期國家的“熔合”式構建

　　“古國”如“滿天星鬥”熠熠生輝，各類型政治構想被廣泛實踐，各地區的“撞擊”不斷迸發新的火花，造就更具雄心的領導者。距今約5300年時，中華文明的形成進入“熔合”階段，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成為(wei) “熔合”式發展的第一個(ge) 典型：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動下，有目的地借鑒各地區“古國”的興(xing) 衰經驗和“領導策略”，首次完成了構建早期國家的政治實踐。

　　浙江良渚遺址群為(wei) 良渚政體(ti) 的核心區，其中良渚古城分為(wei) 三重，內(nei) 城麵積約300萬(wan) 平方米，外有郭城，總麵積達800萬(wan) 平方米。內(nei) 城中心為(wei) 人工堆築的麵積達30萬(wan) 平方米的莫角山，上有數十處大型建築基址，為(wei) 中國史前最早的宮殿區。王陵區在宮殿區西側(ce) ，大型墓葬隨葬精美的玉器、石器、漆器和絲(si) 織品，以禮儀(yi) 性玉鉞展示王權和軍(jun) 權，以琮、璧展示宗教權力。周邊有規模龐大的水利設施，包括阻擋山洪的土築水壩和引水渠道，水利調節麵積達100平方千米以上。整個(ge) 古城係統土石方工程總量1005萬(wan) 立方米，在當時位居世界前列。古城內(nei) 倉(cang) 儲(chu) 區發現稻穀遺存195噸，附近的茅山遺址發現5.5萬(wan) 平方米稻田，被稱作“國營”農(nong) 場，反映了稻作農(nong) 業(ye) 的高度發展和國家對農(nong) 產(chan) 品的掌控。古城周圍玉器作坊的發現則表明國家控製的特殊物品手工業(ye) 的發展。良渚文化分布的環太湖地區，聚落等級清晰，以玉器為(wei) 核心的宗教信仰及禮製係統具有廣泛的一致性。因此，學界普遍認為(wei) 良渚文化已經形成相當於(yu) 早期國家的高級政體(ti) 。2019年，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an) 名錄，表明國際學界對其文明發展水平的認可。

　　良渚文化主體(ti) 由崧澤文化發展而來，但反映宇宙觀和宗教信仰的玉器明顯源自淩家灘文化;玉器上精雕的獠牙獸(shou) 麵又體(ti) 現出與(yu) 紅山文化的密切聯係。以宗教力量凝聚廣大區域內(nei) 社會(hui) 集團的實踐是紅山文化開創的，這無疑對良渚社會(hui) 以宗教權力為(wei) 核心的早期國家構建產(chan) 生了示範作用。良渚文化取得的社會(hui) 發展正是對其前的淩家灘、崧澤和紅山社會(hui) 發展經驗充分“熔合”的結果。

　　“協和萬(wan) 邦”理想的形成和初步實踐

　　距今4300年前後，良渚文化解體(ti) ，如一石入水，激起千重波浪。山東(dong) 、河南和江漢地區的龍山文化社會(hui) 吸取良渚社會(hui) 成敗的經驗教訓，在動蕩中高速發展，出現大量城址，形成與(yu) 古史記載契合的“萬(wan) 邦林立”的政治景觀。在文獻記載的帝堯活動的核心地帶晉南地區，陶寺文化采取更廣泛的“熔合”策略，完成又一次早期國家的構建。尤為(wei) 引人注意的是，考古發現顯示，陶寺的領導者很可能已經胸懷“協和萬(wan) 邦”的政治理想並付諸實踐，其核心內(nei) 容包括：吸收“萬(wan) 邦”的優(you) 秀文明成果，“熔合”為(wei) 更成熟的禮儀(yi) 製度;以核心引領者的地位推動“萬(wan) 邦”一體(ti) 化進程;以“光被四表”式的文化懷柔為(wei) 一體(ti) 化的基本方略。

　　陶寺城址麵積近300萬(wan) 平方米，近年確認了外城內(nei) 的宮城及其中的大型夯土宮殿建築。2002年發現的貴族墓葬麵積約20平方米，隨葬品超過百件，有漆柄玉鉞、漆木杖、玉器等高等級物品，並有1名殉人和豬10頭。2003年發現天文觀測設施，並出土朱書(shu) 陶文。陶寺遺址具有從(cong) 燕山北側(ce) 到長江以南廣大地域的綜合體(ti) 性質：其典型陶器具有山東(dong) 、河南、江漢、西北和關(guan) 中地區龍山時代文化因素;玉琮、玉璧和大型廚刀繼承了良渚文化的傳(chuan) 統;透雕獸(shou) 麵玉佩受到江漢地區後石家河文化的影響;鱷魚皮製作的“鼉鼓”來自山東(dong) 龍山文化;鈴和齒輪形器等銅器則受到西北地區的影響。陶寺顯貴階層的特大型墓葬中著意展示來自不同地區的儀(yi) 式用品，可見熔合四方禮儀(yi) 已經成為(wei) 陶寺社會(hui) 上層的領導策略。這種超越良渚社會(hui) 的“熔合”方略和對自己在萬(wan) 邦中核心地位的彰顯，表明陶寺王者已心懷蘇秉琦所說的廣域一統的“理想的中國”的政治藍圖。《尚書(shu) ·堯典》中提到的堯分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宅於(yu) 四方，“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也許不能僅(jin) 以“傳(chuan) 說”視之，而是以天文之名行人文之實的促進各地區一體(ti) 化進程的政治實踐;“協和萬(wan) 邦”和“光被四表”也並非完全是後代的追頌，當時的天下政治態勢或為(wei) 其“真實的素地”。

　　《禹貢》和第一王朝的建立

　　距今約3800年，與(yu) 夏王朝對應的二裏頭文化繼續實踐“協和萬(wan) 邦”的政治理念，完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yi) 的中國曆史上第一個(ge) 王朝的構建。

　　在龍山時代，孕育出二裏頭文化的環嵩山地區沒有可與(yu) 陶寺匹敵的政體(ti) ，二裏頭文化大至政治理想藍圖和權力表達方式，小至宮殿建築技術和綠鬆石鑲嵌技法，都可以在陶寺和其他龍山時代文化中找到可以借鑒的榜樣。二裏頭遺址發現有來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鴨形壺和海貝，來自西北地區的青銅戰斧和環首刀，來自東(dong) 方的酒器，後石家河文化風格的玉器，表明二裏頭王朝的形成並非“禹生於(yu) 石”那樣的“斷裂”式橫空出世，而如“伯禹腹鯀”，是環嵩山地區龍山社會(hui) 與(yu) 各地區在風雲(yun) 際會(hui) 中激蕩碰撞、熔合互鑒的結果。因此，高居二裏頭宮殿中的王者才能形成胸懷天下的政治理想，以最強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個(ge) 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範圍內(nei) 施展政治、經濟和軍(jun) 事手段，獲取資源、推廣禮儀(yi) 。在盛產(chan) 銅礦和食鹽的中條山脈及運城盆地、銅礦資源最豐(feng) 富的長江中下遊地區，都發現了包含二裏頭文化因素的遺址，這很可能與(yu) 二裏頭獲取資源的努力有關(guan) 。更有資料表明，為(wei) 了獲取銅和鉛，二裏頭與(yu) 遼西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也建立了密切的關(guan) 係。在以各種方式獲取四方的自然和文化資源的同時，二裏頭文化也表現出強大的文化擴張力和文化懷柔方略，“向四圍發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單元和文化屏障的強力衝(chong) 擊波”，其牙璋等禮器傳(chuan) 播四方。

　　我們(men) 今天看到的《禹貢》約成書(shu) 於(yu) 戰國時期，但正如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所言，“禹跡”和“九州”之說在商周時期已經盛行。《禹貢》應被視為(wei) 推進各地區一體(ti) 化進程的極具中國政治智慧的宣傳(chuan) 方案：禹踏遍九州，開山導川，治平水土，“禹跡”所到之處，如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物產(chan) 豐(feng) 富，成為(wei) 與(yu) 蠻荒之地迥然有別的文明世界;禹的英雄功績和“三過家門而不入”、無私無我、惠民利民的高尚品德，將九州萬(wan) 邦協和為(wei) 一體(ti) ;一體(ti) 的九州由一個(ge) 像禹一樣的聖王統治，四方朝服納貢也有了充分的理由。文獻中關(guan) 於(yu) 禹的豐(feng) 富記載和考古學揭示的二裏頭文化的“王朝氣象”讓我們(men) 有理由相信：二裏頭的王者已經具備實施禹一樣的政治抱負的政治動機、知識儲(chu) 備和運作能力，《禹貢》的最初版本可能正是他們(men) 宣揚其政治理想、輔助其政治實踐的作品。

　　獨特的中華文明形成道路

　　兩(liang) 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美地區等世界其他原生文明誕生地的形成空間均不過數十萬(wan) 平方公裏，唯有中華文明的形成如此氣魄恢弘，在覆蓋長江、黃河及遼河流域的麵積近300萬(wan) 平方公裏的範圍內(nei) ，以多元一體(ti) 的形式展開。美國學者華翰維把早期國家的形成視為(wei) 政治實驗的過程，其中包括一係列建立王權的嚐試。張光直則指出中國的文明發展和國家形成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正因為(wei) 在如此廣大的空間中經曆了各地區文化的“裂變”“撞擊”和“熔合”，中華文明才孕育出“協和萬(wan) 邦”的文明基因，產(chan) 生推動各地區一體(ti) 化的宏大政治構想。正是在此基礎上，周人才能在距今3000多年前就以分封製完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負，將“理想的中國”落實為(wei) “現實的中國”，創建了人類文明史上第一個(ge) 多民族統一的政體(ti) ，此後不斷發展壯大，綿延至今。放眼世界，在疆域和理念上略可與(yu) 之匹敵的古波斯帝國的形成是600年以後的事了，而且轉瞬即逝。

　　上述對中華文明形成曆程的考古探源清晰揭示，我們(men) 的文明在形成之初就孕育了獨特的以“協和萬(wan) 邦”理念構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因，解讀曆史時期中國發展、堅守道路自信的理論框架自應以此為(wei) 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