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報告指出，為(wei) 了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目標，實現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和城鄉(xiang) 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就得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就得讓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同步，就得讓人民來共同分享社會(hui) 經濟發展之成果。

　　可以說，這應該是現代社會(hui) 發展的必由之路。當然，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既與(yu) 社會(hui) 經濟發展有關(guan) ，也與(yu) 經濟生產(chan) 率水平提高有關(guan) ，更為(wei) 重要的應該是與(yu) 政府收入分配政策有關(guan) 。如果社會(hui) 經濟發展最快，勞動生產(chan) 率最高，但沒有一個(ge) 公平公正的居民收入分配製度，那麽(me) 居民收入分配的成長仍然會(hui) 麵臨(lin) 許多問題。因為(wei) 要在未來8年內(nei) 讓居民收入水平成倍增長，就得解決(jue) 當前中國社會(hui) 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近十年來，盡管中國經濟出現了難得的高速增長，但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則越來越嚴(yan) 重。可以說，對收入分配關(guan) 係的調整或如何遏製社會(hui) 收入分配不公，將是十八大後最為(wei) 重要的經濟改革之一。

　　收入分配的問題，不僅(jin) 關(guan) 係整個(ge) 社會(hui) 公平公正的問題，也關(guan) 係到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大問題。而且社會(hui) 的公平公正最基本的方麵就是居民收入分配公正性。因此，對收入分配製度進行重大的製度改革，是十八大後最為(wei) 重要的經濟政策調整。盡管這幾年政府對此下的功夫不少，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也將出台，但國內(nei) 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仍然十分嚴(yan) 重。

　　就目前中國的情況來看，一是1990年中期以來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及居民收入占比分別大幅下降；二是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特別是農(nong) 民在整個(ge) 國民收入中的比重越來越小；三是企業(ye) 收入越來越向企業(ye) 管理層集中；四是收入分配主要是向資本、企業(ye) 、企業(ye) 管理層等方麵傾(qing) 斜。

　　當前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是許多重大製度安排不合理。比如，對目前收入水平最低的農(nong) 民來說，不僅(jin) 改革開放前幾十年政府用價(jia) 格剪刀差把巨大的財富由農(nong) 業(ye) 轉移到工業(ye) ，而且在改革開放後幾十年中，一些地方政府用戶口製度把農(nong) 民隔離在整個(ge) 經濟現代化的進程外，甚至還有些地方出現了在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中，用掠奪性土地儲(chu) 備製度把巨額的農(nong) 民財富卷入城市、卷入少數人手中的現象。

　　中國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還表現在國內(nei) 要素市場發展嚴(yan) 重滯後，不少要素財富分配有一部分不完全是通過市場價(jia) 格機製進行，而是通過權力方式獲得。在這種情況下，有一部分國有的、全民的資源，成了少數人獲利的工具。因為(wei) 對這些資源的占有使用並非是通過市場機製來運行，而往往與(yu) 權力的大小有關(guan) 。比如礦產(chan) 資源、行業(ye) 資源、金融資源等都是如此。這樣必然造成部分社會(hui) 財富的分配與(yu) 權力關(guan) 係大小有關(guan) ，而不是與(yu) 勞動創造努力有關(guan) 。在這種情況下，不僅(jin) 使得與(yu) 權力較遠的中低收入民眾(zhong) 財富持有越來越少、獲得的收入分配越來越低，而且導致整個(ge) 社會(hui) “官本位”越來越嚴(yan) 重，社會(hui) 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在當前中國的社會(hui) 中，如果形成“要持有財富就得先追逐權力”的導向，負麵作用很大。

　　總之，要成倍提高廣大民眾(zhong) 收入水平，不僅(jin) 在於(yu) 發展社會(hui) 經濟及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而且得解決(jue) 國內(nei) 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而對於(yu) 後者，就得對國內(nei) 的一些製度進行重大改革，就得對政府的職能重新界定，從(cong) 根本上提高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弱化權力對要素市場的分配關(guan) 係，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幹預，通過公共決(jue) 策減小既得利益製度化的機率等。正是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如何遏製社會(hui) 收入分配不公，將是居民收入水平得以真正提高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