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宋夏金元的並立與(yu) 更迭，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曆史主線中承前啟後的重要階段，其豐(feng) 富程度遠非“唐宋轉型”所能解釋。

　　《哈佛中國史》中的“轉型”論有“以偏概全”之嫌

　　《哈佛中國史》並非真正意義(yi) 的中國通史，沒有強求構思與(yu) 體(ti) 例的統一，而是為(wei) 英語世界的讀者展示分卷作者對中國曆史的思考與(yu) 感悟。然而，就曆史學本身而言，如果忽略了研究對象的整體(ti) 特征，那麽(me) 得出的見解和體(ti) 悟則難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上起秦漢下迄明清，這段長達兩(liang) 千餘(yu) 年的曆史，其主線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融合、凝聚、鞏固、發展和成熟。每個(ge) 曆史階段雖各有特色，但“融合”與(yu) “統一”的主題一脈相承。然而，該書(shu) 在時代特征上落墨頗多，於(yu) 曆史主線的接續與(yu) 延展卻有相當不足。這在其宋元明敘事上體(ti) 現得尤為(wei) 突出：第4卷《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下稱“《轉型》”)沿用西方的“唐宋轉型”敘事邏輯，將“中國”的曆史範疇基本局限在有宋一朝，且沒有明確解釋“轉型”之後的曆史走向。第5卷《掙紮的帝國：元與(yu) 明》(下稱“《元與(yu) 明》”)采用21世紀初流行的生態史視角，探討全球生態周期(小冰河期)對元明曆史發展的影響，對於(yu) 宋元之間的曆史延續性語焉不詳。

　　西方學界的“唐宋轉型”論，是以“農(nong) 耕(南)-遊牧(北)”對立認識模式觀察中國曆史的一種結果

　　西方學界的“唐宋轉型”論，其實是以“農(nong) 耕(南)-遊牧(北)”對立認識模式觀察中國曆史的一種結果。這種模式認為(wei) ，在中國曆史框架之內(nei) ，隻有中原漢地王朝代表“中國”的社會(hui) 與(yu) 文化傳(chuan) 承，他們(men) 的發展序列是中國曆史發展的主線;中國北方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如遼金元)，雖屬於(yu) 中國曆史的一部分，但並未對文化與(yu) 社會(hui) 意義(yi) 上的“中國”作出什麽(me) 重大貢獻。受此影響，很多學者認為(wei) 隻有“唐宋”的發展線索才能代表古代中國的曆史走向，他們(men) 將“唐宋轉型”作為(wei) 闡釋“古代中國”曆史發展的重要模式。在論及“轉型”時，自然會(hui) 忽略、遮蔽與(yu) 宋朝並立的遼、西夏、金統治中國北方地區的曆史經驗，它們(men) 的曆史發展或被從(cong) 中國曆史序列排除，或被簡單地解釋為(wei) 野蠻落後民族接受中原先進文物製度影響的過程。

　　《轉型》作者迪特·庫恩給予“宋代轉型”的理想型特寫(xie) 也基本延續了“唐宋轉型”的局限性，強調以宋代儒家文化的轉向作為(wei) 主線，介紹了士大夫階層興(xing) 起之後儒學在中國政治、哲學、文化、藝術、科技等方麵催生的新變化以及社會(hui) 經濟之繁榮，認為(wei) 當時的社會(hui) 充滿理性、效率與(yu) 活力，是世界上最發達的文明，其影響下及現代中國。在他的筆下，遼、西夏、金朝、蒙古僅(jin) 是周圍背景中若隱若現的點綴，或是連綴主幹的線條。

　　實際上，元朝的大一統承襲了中國10-13世紀多民族融合與(yu) 社會(hui) 發展的成果。宋朝是當時中國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若將宋朝的曆史發展脈絡等同於(yu) “中國”，勢必大大壓縮曆史中國的時空範疇和內(nei) 涵，進而造成10-13世紀中國曆史敘事脈絡的斷裂。

　　遼、金、元的曆史線索超出“唐宋轉型”的解釋能力

　　10-13世紀北方民族建立的遼金等王朝在中國曆史譜係中占有重要的曆史地位，是推動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力量。

　　首先，9-13世紀中國北方民族的曆史發展是促成元代中國“南北兼跨”、多民族融合與(yu) 發展的根源所在。這是“唐宋變革”視角忽略的曆史進程。9世紀以來，長城內(nei) 外實現了遊牧-農(nong) 耕社會(hui) 的頻繁互動與(yu) 交流，農(nong) 耕與(yu) 城市手工業(ye) 技術北傳(chuan) ，因地製宜的城市體(ti) 係在蒙古高原得以發展起來。同時，草原絲(si) 綢之路的商業(ye) 網絡在粟特、回鶻、契丹、蒙古各族推動下繁榮發展。在此基礎上，北方社會(hui) 的農(nong) 耕與(yu) 遊牧經濟更加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並通過歐亞(ya) 草原絲(si) 路擴展影響，形成了一種新型的社會(hui) 經濟體(ti) 係。如果說中國疆域南北兼跨之努力始於(yu) 唐朝，最終實現於(yu) 元與(yu) 清，那麽(me) 9-13世紀中國北方多民族、複合式社會(hui) 經濟體(ti) 係的發展與(yu) 繁榮，則為(wei) 這種南北兼跨奠定了社會(hui) 基礎與(yu) 製度淵源，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其次，北方王朝的勃興(xing) 與(yu) 發展，為(wei) 中國多民族社會(hui) 的融合與(yu) 發展奠定了基礎。契丹、女真-滿族、蒙古等民族雖肇發於(yu) 北方，但其政治重心卻呈現向中原內(nei) 聚的趨勢。這既促使中國政治中心北移至農(nong) 牧過渡地帶的北京，亦將多民族社會(hui) 的整合實踐推到了曆史前台——保持不同地域社會(hui) 麵貌、因俗而治基礎上的“大一統”。

　　再次，10-13世紀北方王朝與(yu) 兩(liang) 宋的長期對峙，共同塑造了北、南並行發展、相互聯係的區域發展格局。北-南區域格局呈現政治中心北移、經濟重心南移的加速發展態勢。社會(hui) 經濟方麵，北方因頻繁戰亂(luan) 損失大量人口，經濟反複波動，而長江以南地區社會(hui) 經濟持續發展。政治態勢則相反，呈現遼金等北方王朝愈強，兩(liang) 宋王朝愈弱的趨向。元朝作為(wei) 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治製度多承金製(不少學者認為(wei) 遼金製度是雜糅民族本俗和唐朝製度而成的，如此便形成了唐-遼-金-元的製度承襲序列);而在經濟上更為(wei) 依賴長江以南地區的支持。

　　由此可見，遼、金、元的曆史線索與(yu) “宋代轉型”敘事脈絡並不完全相同，元朝實現統一的曆史進程更是遠遠超出“唐宋轉型”的解釋能力。對於(yu) 元朝建立的多民族統一王朝而言，原宋朝統治區域僅(jin) 是其廣闊疆域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元朝可以說是遼宋金並立期北南區域社會(hui) 發展交織的拐點，通過政治的統合，在繼承北南曆史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成果的基礎上，進而實現了全國性的整合。

　　應正視與(yu) 宋並立的遼、西夏、金諸王朝在中國曆史進程中的作用

　　在《哈佛中國史》出版後的近10年內(nei) ，“從(cong) 邊疆看中國”成為(wei) 中國古代史研究新的增長點，使得人們(men) 從(cong) 更為(wei) 全麵而整體(ti) 的角度正視北方王朝之於(yu) 中國的曆史意義(yi) 。他們(men) 不再是中國曆史進程的附帶邊緣，而是推動中國曆史發展的動力源之一。在這一視野下，北方邊地的農(nong) 牧混合地域成為(wei) 中國乃至整個(ge) 歐亞(ya) 大陸東(dong) 部曆史網絡的中心之一。這使得我們(men) 對於(yu) 中國曆史進程的認識進一步豐(feng) 富與(yu) 深化，並催生出新的問題意識。在這種視野下，“宋代”似不足以囊括10-13世紀的“中國”，應當正視與(yu) 之並立的遼、西夏、金諸王朝在中國曆史進程中的作用，並需要從(cong) 整體(ti) 史的視野出發，不同專(zhuan) 攻的學者加強橫向、縱向的交流與(yu) 對話，才能拓展出更為(wei) 廣闊的研究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