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wei) “灰色權力”是社會(hui) 利益格局扭曲和分配製度出問題的元凶

　　■製度缺陷導致財富不斷向三方麵集中

　　十八大報告中，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首次明確提出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倍增目標：到2020年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宏偉(wei) 目標，實現城鄉(xiang) 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實現這一目標離不開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據了解，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總體(ti) 方案已明確將在2012年第四季度製定，力爭(zheng) 年底前出台。11月19日起早報推出係列訪談，就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時代背景、製度設計以及所麵臨(lin) 的挑戰先後對話：

　　增長和分配是永恒的矛盾，任何國家和政府都麵臨(lin) 這樣的問題。

　　去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10.37萬(wan) 億(yi) 元，增長24.8%，其增幅分別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yi) 增幅的1.76倍和農(nong) 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名義(yi) 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業(ye) 收入增長幅度為(wei) 20%左右，也遠高於(yu) 居民收入。一方麵是不斷攀高的公共財政收入，一方麵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續下降，政府的錢用在了哪兒(er) ？

　　早報記者為(wei) 此專(zhuan) 訪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試圖厘清當下的利益分配格局。近年來一直撰文關(guan) 注收入分配問題的汪玉凱表示：“分配製度上的缺陷導致財富源源不斷地向三方麵集中：一是從(cong) 政府和社會(hui) 來看，財富向政府集中；二是從(cong) 勞資關(guan) 係來看，財富向資方集中，如國企高管與(yu) 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三是從(cong) 普通行業(ye) 和壟斷行業(ye) 的關(guan) 係看，財富正向壟斷行業(ye) 集中。”

　　而造成利益分配格局扭曲的根源，汪玉凱說：“我國的市場經濟不僅(jin) 僅(jin) 存在‘灰色權力’，還存在‘灰色資本’和‘灰色暴利’。其中，公權力得不到有效控製是最重要原因。”

　　所以，對即將出台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方案，汪玉凱認為(wei) ，“這個(ge) 方案如果不是一個(ge) 傷(shang) 筋動骨的改革方案，我認為(wei) 改變不了目前整個(ge) 利益格局。不過我們(men) 也應該理解，即使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方案本身也是動不了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的，因為(wei) 沒有相配套的製度對既得利益的控製，沒有大的機會(hui) 均衡，光靠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本身是解決(jue) 不了根本性問題的。”

　　1、一次分配：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低於(yu) 國際慣例

　　我國一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整個(ge) GDP的比重現在已降至40%不到，而按照國際慣例一般最低在60%，即政府和企業(ye) 拿走的國民收入不會(hui) 超過40%，但中國現在顛倒了。

　　東(dong) 方早報：十八大報告提出：“必須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一提法被認為(wei) 是抓住了中國收入分配的關(guan) 鍵和問題所在。您怎麽(me) 看？

　　汪玉凱：從(cong) 今年發布的《2011中國薪酬報告》來看，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義(yi) 增長14.1%，扣除價(jia) 格因素，實際增長8.4%，低於(yu) GDP增長率0.8個(ge) 百分點。

　　報告引用統計局數據測算，去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10.37萬(wan) 億(yi) 元，增長24.8%，增幅分別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yi) 增幅的1.76倍和農(nong) 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名義(yi) 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業(ye) 收入增長幅度為(wei) 20%左右，也遠高於(yu) 居民收入。

　　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遠遠低於(yu) 財政收入和企業(ye) 收入增長，使得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不升反降。有數據表明，我國的一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整個(ge) GDP的比重持續下降近20個(ge) 百分點，現在已經下降到了40%不到，而按照國際慣例一般最低在60%，即政府和企業(ye) 拿走的國民收入不會(hui) 超過40%，但中國現在顛倒了。所以我們(men) 的第一次分配的格局已經不合理了。

　　東(dong) 方早報：過去政府可以下命令讓企業(ye) 漲工資，但現在市場化以後就沒這個(ge) 權力了，政府還能控製什麽(me) 呢？

　　汪玉凱：對。對企業(ye) ，政府完全控製不了，但是政府的收入政府自身是可以控製的，但現在這個(ge) 問題也沒解決(jue) 好。這些數據都是可以查到的：去年中國的經濟總量是47.2萬(wan) 億(yi) 元，其中公共財政收入10.37萬(wan) 億(yi) 元，再加上3.15萬(wan) 億(yi) 元土地出讓金、2萬(wan) 億(yi) 元的稅費、1萬(wan) 億(yi) 元的社保，所以政府去年的收入超過16萬(wan) 億(yi) 元。這是什麽(me) 概念？就是在47.2萬(wan) 億(yi) 元的經濟總量裏，政府拿走超過30%。這個(ge) 利益格局也是非常不合理的。

　　2、二次分配：政府民生支出僅(jin) 是發達國家的一半

　　政府在醫療、教育、社保、就業(ye) 、保障性住房五方麵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越高，證明二次分配力度越大，前四項支出在發達國家最低比重是56%，而我國五大支出比重是30%。

　　東(dong) 方早報：一次分配出了問題，是否可以依靠二次分配來彌補？

　　汪玉凱：一次分配不是說完全不可調整，隻是調整會(hui) 有一個(ge) 過程。比如，勞動者有沒有能力、渠道、手段進行維權。碰到就業(ye) 形勢不好，勞動者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們(men) 寄希望於(yu) 二次分配，我們(men) 看到政府這些年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效果並不特別好。比如對照著看政府在醫療、教育、社保、就業(ye) 、保障性住房這五大方麵的支出占整個(ge) 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支出越高，證明這個(ge) 國家二次分配的力度越大，反之亦然。

　　有數據表明：醫療、教育、社保、就業(ye) 這四大支出在發達國家最低比重是56%，像瑞典這樣的高福利國家達到70%，也就是說，這個(ge) 國家的財政支出的70%的錢用在了民生問題上，而我國五大支出的比重是30%。

　　東(dong) 方早報：按人均算豈不是更低？

　　汪玉凱：對。所以我們(men) 的整體(ti) 水平還是比較低的，盡管這些年政府在解決(jue) 民生問題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現在的醫療覆蓋麵達96%，養(yang) 老的覆蓋麵達70%……但由於(yu) 過去欠賬太多，所以現在還是追求低水平廣覆蓋的階段。現在按照官方的統計方法，會(hui) 把基礎性建設的投入也算在公共服務的投入裏，這樣一來比重可能會(hui) 高一點。

　　東(dong) 方早報：所以我們(men) 的二次分配結構也不合理？

　　汪玉凱：我們(men) 的收入分配製度結構是不合理的。分配製度上的缺陷導致財富源源不斷地向三方麵集中：一是從(cong) 政府和社會(hui) 來看，財富向政府集中；二是從(cong) 勞資關(guan) 係來看，財富向資方集中，如國企高管與(yu) 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三是從(cong) 普通行業(ye) 和壟斷行業(ye) 的關(guan) 係看，財富正向壟斷行業(ye) 集中。

　　3、利益格局的扭曲是分配製度出現問題的根源

　　中國現在有2.4億(yi) 農(nong) 民工，在城市裏也沒有和城市同等人群處在同一個(ge) 就業(ye) 起跑線上，不是處在均等的機會(hui) 裏。

　　東(dong) 方早報：除了製度本身，還有什麽(me) 影響了這個(ge) 分配結果？

　　汪玉凱：我認為(wei) 是機會(hui) 的不均等。這些年來我們(men) 強調“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現在看來這個(ge) 政策在改革開放初期是有道理的，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其他群體(ti) 共同富裕……我認為(wei)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的目標已經實現了，確實有一些人和一些地區先富起來了，但是第二目標仍沒有實現，就是沒有能夠帶動更多其他人群的共同富裕。而且現狀是，機會(hui) 越來越不均等。比如近幾年總是曝出國企老總動輒年薪上百萬(wan) ，他的貢獻真有那麽(me) 大嗎？

　　一般來講，市場解決(jue) 不了的公共領域會(hui) 讓政府來投資，市場自己可以解決(jue) 就不用國企了。但在我國，國企太多、麵太寬，比如電信、石化、銀行、保險等建設性領域，都是國企唱主角，使得國企與(yu) 民企沒法在同一競爭(zheng) 起跑線上，這種對資金、資源、政策的絕對優(you) 勢，使得國企處於(yu) 強勢壟斷地位。

　　東(dong) 方早報：有報道說，一個(ge) 電力公司的抄表工年薪可以達到15萬(wan) 元。

　　汪玉凱：這就是結構性的不均衡。這與(yu) 這些個(ge) 人無關(guan) ，隻是他們(men) 幸運地身處優(you) 勢結構板塊而已。

　　東(dong) 方早報：您怎麽(me) 看農(nong) 民工問題？

　　汪玉凱：這些個(ge) 人，也是不均等的。這些人在城市裏幹著最髒、最重的活，拿到的報酬待遇可能隻有城市同等人群的一半。中國現在有2.4億(yi) 農(nong) 民工，其中在城市的有1.6億(yi) 人，還有8000萬(wan) 住在鄉(xiang) 鎮，這些人在城市裏也沒有和城市同等人群處在同一個(ge) 就業(ye) 起跑線上，不是處在均等的機會(hui) 裏。

　　東(dong) 方早報：造成機會(hui) 不均等的根源是什麽(me) ？

　　汪玉凱：不單是機會(hui) 不均等的根源，分配製度本身出現問題的根源，都是由於(yu) 整個(ge) 利益格局的扭曲，其中，公權力得不到有效控製是最重要原因。

　　4、“三灰現象”扭曲社會(hui) 利益格局

　　一小部分人的財富積累更多的就是通過資本並購，通過資本上市過程中“灰色權力”對“灰色資本”的運作而產(chan) 生巨大的“灰色暴利”。

　　東(dong) 方早報：那麽(me) 造成利益格局被扭曲的元凶又是什麽(me) ？

　　汪玉凱：就是我說的“三灰現象”，我是國內(nei) 第一個(ge) 提出的。我國的市場經濟不僅(jin) 僅(jin) 存在“灰色權力”，還存在“灰色資本”和“灰色暴利”。

　　所謂灰色權力，是指借助公權力的影響力，通過子女、配偶、親(qin) 戚或朋友等，在市場中或者暗地裏，通過權力的運作對稀缺資源的獲取、倒賣，資本運作，或者不公平交易等，以獲得巨額利益的權力行為(wei) 。這裏的核心是借助權力的影響力。所謂灰色權力地帶，是指在市場過程中圍繞壟斷、監管等諸多領域所形成的非正當攫取經濟社會(hui) 利益的權力網絡。

　　所謂灰色資本，是指借助權力影響力，獲得的稀缺資源的使用權或資本的運營權。灰色資本的本質，是一種由公權力轉化而來的資本支配形態。

　　所謂灰色暴利，是指通過灰色權力的行使，灰色資本的運作而產(chan) 生的巨額暴利。這種灰色暴利，可以使一個(ge) 人在最短時間內(nei) ，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實現暴富。一小部分人的財富積累更多的就是通過資本並購，通過資本上市過程中灰色權力對灰色資本的運作而產(chan) 生巨大的灰色暴利。

　　東(dong) 方早報：就是老百姓說的“空手套白狼”？

　　汪玉凱：對。這是通過公權力在市場經濟中獲取巨額的暴利，這才是造成整個(ge) 社會(hui) 利益格局扭曲最大的元凶，這才是所有問題的關(guan) 鍵。這種“三灰現象”遏製了人的機會(hui) ，也漠視國家的製度，淩駕於(yu) 法律法規之上。

　　東(dong) 方早報：用網絡語言說，現在是一個(ge) “拚爹”的時代。

　　汪玉凱：說白了，就是底層往上流動的機會(hui) 越來越小。機會(hui) 的不均等造成的後果就是社會(hui) 階層固化。固化之後，上層的孩子要出國、要賺大錢……一切都遊刃有餘(yu) ，而社會(hui) 底層的孩子即使從(cong) 北大、清華這種最好的學校畢業(ye) 都有可能找不到工作。流動的空間被壓縮得繼續縮小的話，對當下中國是非常危險的。

　　5、從(cong) 五個(ge) 方麵破解灰色權力泛濫

　　特別要割斷官員子女、配偶等與(yu) 國有資本、國有企業(ye) 的商業(ye) 聯係，從(cong) 根本上消除灰色權力地帶賴以存在的基礎。

　　東(dong) 方早報：具體(ti) 如何破解這種灰色權力的盛行和泛濫呢？

　　汪玉凱：第一，要對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ye) 進行重新的思考和定義(yi) 。最關(guan) 鍵的是不能把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ye) 混為(wei) 一談。

　　正確的理解和定位應該是：國有資本在國家的一些關(guan) 鍵領域要發揮重要作用，不等於(yu) 國有企業(ye) 必須壟斷某些行業(ye) ，更不能通過壟斷保護國有企業(ye) ，破壞市場經濟的公平公正原則。對那些必須由國家獨資的國有公共企業(ye) 的設立，應該交由國家的權力機關(guan) 批準。這樣就可能從(cong) 源頭上對灰色權力的形成進行有效遏製，並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第二，製定各類參與(yu) 市場競爭(zheng) 主體(ti) 公平競爭(zheng) 的法律法規，通過法律的手段確保各類主體(ti) 的公平和公正。

　　在這方麵我們(men)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中間最為(wei) 重要的是，要真正使所有參與(yu) 市場競爭(zheng) 的主體(ti) ，能夠受到法律公平、公正的保護，反對“以公壓民”、“以大欺小”等做法，同時要對公權力介入市場資本並購等商業(ye) 活動，采取十分審慎的態度，並通過法律嚴(yan) 格加以約束。最大限度地防止灰色權力以及灰色權力地帶的形成。

　　第三，對黨(dang) 政官員涉獵商業(ye) 活動的行為(wei) 進行嚴(yan) 格管束。按照國際慣例，建立嚴(yan) 格製度框架，規範黨(dang) 政官員的從(cong) 政行為(wei) 。

　　第四，對黨(dang) 政重要官員的配偶、子女參與(yu) 商業(ye) 活動的行為(wei) 進行必要的限製和約束。特別要割斷官員子女、配偶等與(yu) 國有資本、國有企業(ye) 的商業(ye) 聯係，從(cong) 根本上消除灰色權力地帶賴以存在的基礎。

　　從(cong) 國際社會(hui) 的通常做法來看，國外對一些重要官員的配偶、子女等從(cong) 事商業(ye) 活動都有嚴(yan) 格的限製。特別在官員擔任要職期間，更是如此。

　　對於(yu) 一個(ge) 中國的領導幹部來說，別說鄉(xiang) 鎮一級，就是從(cong) 縣一級的主要領導做起，當最後升遷到省市、部委乃至更高的領導職位時，其多年的從(cong) 政經曆，完全使其可能形成一個(ge) 很大的權力關(guan) 係網絡，一旦一個(ge) 領導人的思想防線失守，就可能成為(wei) 灰色權力的重要載體(ti) ，危害社會(hui) 。因此，如何從(cong) 源頭上防止灰色權力的產(chan) 生、蔓延，成為(wei) 未來反腐倡廉應該認真研究解決(jue) 的問題。

　　第五，改革國有企業(ye) 內(nei) 部的管理方式。按照遏製灰色權力地帶的要求，形成新的管理製度框架。

　　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取消所有國有企業(ye) 實際上的行政級別；建立國有資本運營和國有企業(ye) 管理者隊伍，與(yu) 黨(dang) 政官員進行整體(ti) 切割；盡量減少黨(dang) 政機構與(yu) 國有企業(ye) 領導人員之間的調動，少數確實需要在國有企業(ye) 擔任監事會(hui) 等領導職務的黨(dang) 政官員，或者隻要能夠再回到政府當官的，一律不能拿高薪等，其工資待遇不能超過同等公職人員的3倍等。

　　6、收入分配方案要從(cong) 既得利益集團入手

　　沒有相配套的製度對公權力、對權貴既得利益的控製，沒有大的機會(hui) 均衡，光靠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本身是解決(jue) 不了根本性問題的。

　　東(dong) 方早報：一方麵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難產(chan) ，一方麵是收入分配問題必須得到解決(jue) ，該從(cong) 何入手呢？

　　汪玉凱：現在這種扭曲導致利益被固化，這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難產(chan) 的原因。想動這個(ge) 利益格局，就要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奶酪，這是當下的難點。

　　東(dong) 方早報：中國目前到底有沒有形成所謂的“利益集團”？

　　汪玉凱：我的基本判斷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改革開放利益分化，收入差距拉開，後來利益博弈，弱勢群體(ti) 在博弈中慢慢敗下陣來。1995年改革起步到2002年，國企改革基本完成，壟斷行業(ye) 和既得利益集團開始出現。我認為(wei) 到目前為(wei) 止，中國大體(ti) 形成三大利益集團：第一是以貪腐官員為(wei) 代表的權貴利益群體(ti) ；第二是以壟斷企業(ye) 為(wei) 代表的壟斷利益群體(ti) ；第三是以房地產(chan) 和資源行業(ye) 為(wei) 代表的地產(chan) 資源利益群體(ti) 。與(yu) 三大利益群體(ti) 相對應，中國社會(hui) 實際產(chan) 生三大富豪群體(ti) ，權貴富豪、經營壟斷富豪、地產(chan) 資源富豪。

　　東(dong) 方早報：您之前撰文談收入分配改革時說現在一定要“碰硬”？

　　汪玉凱：對，就是要對既得利益集團說不。這個(ge) 方案難產(chan) 一個(ge) 重要原因就是我們(men) 政府的一些機構、一些部門在利益上“綁架”了政府。在中國，施政性的法規、政策都是部門起草的。起草政策法規就有該部門的利益在裏麵。老百姓沒法校正部門利益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所以諸如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方案，由於(yu) 它涉及多個(ge) 部門的利益，製訂這個(ge) 方案的時候就會(hui) 看有沒有各個(ge) 部門的損害，有受損就比較難通過，最後導致公眾(zhong) 利益可能受損。即便部門之間互相讓步，讓的也都是部門利益，犧牲的可能是公眾(zhong) 的利益，這是當下中國政策製定麵臨(lin) 的最大問題。所以如果不敢對強勢利益集團說不，對權貴集體(ti) 利益說不，老百姓的利益是無法真正維護的，這個(ge) 方案也很難讓絕大多數老百姓滿意。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如果不是一個(ge) 傷(shang) 筋動骨的方案，我認為(wei) 它改變不了目前整個(ge) 利益格局。不過我們(men) 也應該理解，改革方案本身也是動不了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的，因為(wei) 沒有相配套的製度對公權力、對既得利益的控製，沒有大的機會(hui) 均衡，光靠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本身是解決(jue) 不了根本性問題的。所以我也傾(qing) 向於(yu) 對這個(ge) 即將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期望值不必太高。

　　7、改革方案需避大而化之應盡量給出可操作條款

　　政府要用好兩(liang) 個(ge) 杠杆：法律方麵加大對高收入群體(ti) 的調節；政策方麵要提高勞動報酬在第一次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擴大公共支出的比例，把解決(jue) 民生問題作為(wei) 政府的長期戰略重點。

　　東(dong) 方早報：您指的配套製度是指什麽(me) ？

　　汪玉凱：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本身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的問題，它和政治、社會(hui) 是息息相關(guan) 的。比如說機會(hui) 的均衡，如果不是用公平正義(yi) 來主導改革的理念和權力，人的機會(hui) 不可能均等，這個(ge) 社會(hui) 就安定不了。再如，如果沒有政治層麵的改革對公權力的有效約束，既得利益形成的格局就很難改變。另外，如果沒有官員財產(chan) 申報公開製度這種“傷(shang) 筋動骨”的改革出台，想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是非常困難的。所以，這個(ge) 改革我看要多管齊下。

　　東(dong) 方早報：您的意思是，這裏麵有個(ge) 先後關(guan) 係，必須得先對公權力、既得利益、利益格局動刀，才有可能推進收入分配改革，讓社會(hui) 收入差距變小？

　　汪玉凱：對。比如，隻有啟動官員財產(chan) 申報公開製度，對一部分官員的不合理、不合法財產(chan) 進行追究，才能有效控製政府過高的行政開支、減少不必要的稅費等等，真正讓利於(yu) 民。光靠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本身，它承載不了這麽(me) 大的使命。

　　東(dong) 方早報：有專(zhuan) 家認為(wei) 這次的改革還是將“提低、控高、擴中”作為(wei) 主線。

　　汪玉凱：從(cong) 狹隘的收入分配製度框架出發，聚焦這三點是有道理的。但控高和擴中同樣都不全是收入分配問題，必須與(yu) 其他改革配套才能解決(jue) 。

　　東(dong) 方早報：您期待看到一個(ge) 怎樣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汪玉凱：除了要盡快出台改革方案本身，還要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要盡量避免一種大而化之的簡單定性的描述，盡量給出比較規範具體(ti) 的可操作性條款。

　　首先，政府要根據收入分配麵臨(lin) 的突出問題，果斷調整政策，保持社會(hui) 整體(ti) 利益格局的大體(ti) 平衡。

　　其次，政府要最大限度地避免與(yu) 民爭(zheng) 利。在國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例、在第二次收入分配中政府的政策製定，以及在土地征用、收費等方麵，政府的作為(wei) 都會(hui) 直接對收入分配的整體(ti) 格局產(chan) 生重要影響。

　　第三，在解決(jue) 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中，政府要用好兩(liang) 個(ge) 杠杆：一個(ge) 是法律杠杆，一個(ge) 是政策杠杆。法律方麵如強化個(ge) 人所得稅、征收物業(ye) 稅、資源稅等，加大對高收入群體(ti) 的調節；政策方麵就是要提高勞動報酬在第一次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擴大公共支出的比例，把解決(jue) 民生問題作為(wei) 政府的長期戰略重點。這中間的一個(ge) 重要問題，就是要敢於(yu) 對少數特殊利益群體(ti) 、包括壟斷行業(ye) 等動真格的，隻有這樣，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才可能發生重要變化，我國的改革開放才有一個(ge) 健康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