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新的視角和方法

　　讓製度史更為(wei) 鮮活

　　上至國家的政治、經濟運行，下至個(ge) 人、家庭的日常生活，都須臾離不開製度。正因如此，無論是當下的製度現象還是曆史上的製度現象，都成為(wei) 不同學科關(guan) 注和研究的對象，其中尤以曆史學、政治學、社會(hui) 學、人類學、經濟學著力最多。就中國史而言，製度史研究長期以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政治製度史特別是官製史研究的成就頗為(wei) 豐(feng) 碩。

　　近些年，製度史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進展。一是對製度概念的理解相較以前更為(wei) 豐(feng) 富和深刻。如果說以往的解釋多為(wei) 籠統的法律、法規、政策、規定，今天的學者則更多地將製度分為(wei) 正式製度和非正式製度。無論是正式製度還是非正式製度，其形成都是為(wei) 了平衡社會(hui) 各方的利益，降低社會(hui) 運行成本。二是製度史研究的方法和視角發生了變化。傳(chuan) 統製度史更多是對官製機構以及法律、法規、政策條文的梳理、考證，缺乏對實際運行的研究，忽略正式製度和非正式製度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忽視人在製度實施中的作用。而今，一些學者注意到製度規定與(yu) 具體(ti) 實踐之間是有距離的，紙麵條文是一回事，具體(ti) 貫徹是另一回事，由此強調打破僵硬的製度研究，關(guan) 注製度實際運作中的各種利益關(guan) 係，也就是所謂“活”的製度史。正是在這些變化的基礎上，製度史研究煥發出新的活力，不斷彰顯時代價(jia) 值。

　　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以新的視角和方法進行研究的製度史成果不多，還沒有突破傳(chuan) 統研究範式，對製度具體(ti) 執行過程研究較少，更談不上理論、概念的提煉了。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主要有三個(ge) 方麵的原因：其一，不少學者以新的理念和方法進行製度史研究的意識還不夠強。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隻有內(nei) 心充滿對仁的渴望，仁才能到來。學術研究也是如此，有無強烈的創新意識，結果自然不同。其二，客觀條件的限製。在製度史研究中，尤其對於(yu) 中國近現代史而言，法律、法規之類的條文資料易於(yu) 留存，也易於(yu) 看到，但它們(men) 是如何出台又是如何具體(ti) 實施的，這類資料則多散見於(yu) 檔案館，或者需要進行田野調查才能獲得，這就比搜集條文資料難多了。而且，製度形成和實施過程中涉及不同力量的博弈，其複雜心態及行為(wei) 方麵的資料更是難得一見，從(cong) 而給研究帶來了困難。其三，研究者的知識結構尚有缺陷。製度史與(yu) 政治學、社會(hui) 學、人類學等相關(guan) 學科的關(guan) 係密切，要想進行深入研究，必須學習(xi) 和借鑒這些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很多曆史學者缺乏其他學科知識，做研究時難免捉襟見肘。這些不足需要對症下藥逐一解決(jue) ，研究中可著重把握以下幾點。

　　讓機構沿革的曆史“活”起來。以清末北洋時期經濟行政機構的變革為(wei) 例。清代本無專(zhuan) 門負責經濟發展的機構，與(yu) 經濟有關(guan) 的為(wei) 戶部和工部。甲午戰爭(zheng) 後的1898年，開始設立農(nong) 工商總局和礦務鐵路總局。1901—1907年新政期間，先後設立商部、度支部、農(nong) 工商部和郵傳(chuan) 部。1912年民國成立後設財政部、農(nong) 林部、工商部、交通部。1913年，農(nong) 林、工商兩(liang) 部合並為(wei) 農(nong) 商部。一般論著對以上官製名稱、官製機構有較為(wei) 清晰的描述，但任何舊的機構的裁撤和新的機構的建立，都不是簡單的名稱、職能及官員的變化，需要對其設置的背景、討論過程、正式建立以及選拔官員等方麵進行細密的梳理和分析。

　　讓條文製定的曆史“活起來”。比如，清末1898—1911年頒布的經濟法規達60多個(ge) ，包括綜合性法規《商人通例》《公司律》《商標注冊(ce) 試辦章程》，行業(ye) 管理法規《試辦銀行章程》《礦務鐵路公共章程》，獎勵實業(ye) 法規《振興(xing) 工藝給獎章程》《獎勵公司章程》等。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3年也頒布了不少經濟法規，包括工商礦業(ye) 法規《公司條例》《商人通例》，農(nong) 林牧漁法規《邊荒承墾條例》《森林法》，交通運輸法規《航業(ye) 獎勵條例》《民業(ye) 鐵路法》，銀行金融法規《國幣條例》《證券交易所法》等。研究這些經濟法規，不能僅(jin) 僅(jin) 限於(yu) 法規條文的羅列，而應對其製定和出台過程中哪些機構哪些人參與(yu) 了討論、有無不同意見、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爭(zheng) 論等進行“活”的揭示。

　　讓製度實施的曆史“活起來”。以清末北洋時期為(wei) 例，這一時期頒布的經濟法規較多。這些法規如何實施、實施效果如何，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事實證明，如此多的經濟法規雖不能說沒有取得一點效果，但與(yu) 刺激和推動經濟發展的設想存在很大距離。就民族資本主義(yi) 企業(ye) 而言，即便有一定的發展，也更多是因為(wei) 有抵製外貨的反帝愛國運動的支持，以及與(yu) 1904—1905年日俄戰爭(zheng)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外國對華商品輸出減少等有關(guan) 。為(wei) 什麽(me) 這些經濟法規所起的作用有限?這就需要對其具體(ti) 實施過程進行深入研究，分析各方力量之間的矛盾和博弈，探討阻礙經濟法規實施的諸多因素，最終展現立體(ti) 的、豐(feng) 富的、可信的曆史本來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