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feng) 五年(1855)五六月份，連續暴雨致使河南蘭(lan) 陽縣(今蘭(lan) 考縣)境內(nei) 的黃河水位迅速抬高。六月十八日(1855.7.31)，銅瓦廂堤壩出現坍塌。兩(liang) 日後，黃河在此處決(jue) 口並由此改道山東(dong) 入海，這便是數千年黃河史中的最後一次改道——銅瓦廂改道。黃河改道之後，山東(dong) 成為(wei) 受災最嚴(yan) 重的新黃泛區，而原河道流經的安徽和江蘇則自此擺脫黃患影響。如果堵築銅瓦廂決(jue) 口，使黃河重回故道，黃患會(hui) 再次危及安徽和江蘇。對於(yu) 清廷而言，這是一個(ge) 二選一的重要抉擇。所以，圍繞黃河“改道”與(yu) “複道”問題，清廷進行了長達30餘(yu) 年的爭(zheng) 論，曆經鹹豐(feng) 、同治、光緒三朝。其中，“複道”派始終處於(yu) 劣勢並最終以失敗告終。

　　鹹豐(feng) 時期的“無防無治”

　　銅瓦廂堤壩被衝(chong) 毀的當日，署河東(dong) 河道總督蔣啟揚即上奏決(jue) 堤之情並著手搶險工作，卻不承想僅(jin) 僅(jin) 兩(liang) 日之後，洶湧奔騰的黃河水脫離原有河道一股腦兒(er) 地湧向山東(dong) ，淹沒摧毀大量房屋、樹木和田地。按照慣例，收到蔣啟揚第一份奏報的鹹豐(feng) 帝應即刻下詔撫恤受災地方並要求立即堵築漫口。但是，隨著黃河險情的不斷升級和堵口工程所需費用的日益明確，鹹豐(feng) 帝意識到他所麵臨(lin) 的是數百年不遇的黃河大改道，黃河堵口工程所需的巨額費用已遠遠超出清廷財政的承受範圍。並且，這一年正值太平天國北伐西征之後的全盛時期，為(wei) 應對太平天國的軍(jun) 事威脅，清廷的財政支出大幅度傾(qing) 向軍(jun) 費，並於(yu) 鹹豐(feng) 三年(1853)設立厘金製度以最大限度地網羅民間資本來補貼軍(jun) 用支出。可以說，在清廷財政捉襟見肘的當口，鹹豐(feng) 帝著實無法籌集到巨額經費用於(yu) 黃河的堵口工程。所以，七月二十五日(1855.9.6)，在銅瓦廂決(jue) 口一月有餘(yu) 之後，鹹豐(feng) 帝下詔暫行緩堵漫口，要求對改道後的山東(dong) 黃河段因勢利導、涉法疏消。隻是，因太平天國運動的牽絆和英法聯軍(jun) 第二次鴉片戰爭(zheng) 的影響，鹹豐(feng) 帝對黃河提出的“暫緩”政策始終不曾有任何改變，且終其一生未就黃河改道提出治理之策，最終致使黃河處於(yu) “無防無治”的狀態並侵蝕著新河道流經的河南、直隸和山東(dong) 地域。

　　同治時期的河運與(yu) 海運之爭(zheng)

　　如果太平天國和第二次鴉片戰爭(zheng) 的軍(jun) 事壓迫，可以作為(wei) 鹹豐(feng) 帝暫堵漫口的托詞，那麽(me) 通過洋務運動開啟中興(xing) 時代的同治一朝則開始主動麵對並嚐試解決(jue) 改道後黃河造就的災難。此時，“複道”派以恢複山東(dong) 運河之漕運為(wei) 由再次提出黃河問題。同治七年(1868)，黃河在河南滎澤發生決(jue) 口，進入安徽省境並威脅江蘇淮揚一帶。麵對黃河決(jue) 口和再次回歸故道的可能性，時任山東(dong) 巡撫丁寶楨借此時機提出黃河“複道”的主張，並且給出了一個(ge) 對清廷而言極具誘惑的理由——黃河“複道”可以解除黃河穿運之患，繼而重開被黃河泥沙淤積而停運的漕運。維持大運河暢通以保證漕糧的運輸，是曆代中央王朝的治河重點，盡管此時慈禧麵臨(lin) 嚴(yan) 重的財政困境，卻也不願意斷然放棄對運河的整治和漕運的維係。所以，慈禧派出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對“複道”與(yu) 漕運之間的關(guan) 係進行考察。隻是，在調查行動開始之前，慈禧太後早已下令進行滎澤決(jue) 口的堵築工作。最終，曾國藩等人的調查報告在決(jue) 口合龍之後才送達慈禧手中。可以想見，這份調查報告的結論隻會(hui) 有一個(ge) ——“遽難恢複黃河故道”。

　　但是，“複道”派的努力並未停止，而慈禧也依舊希望能夠尋求河運維係的方式。同治十年(1871)，黃河在山東(dong) 鄆城的決(jue) 口再次為(wei) 丁寶楨等人要求黃河“複道”提供了契機，而這也由此引發了朝野有關(guan) “複道”與(yu) 漕運維係的一場大辯論。最終，慈禧令李鴻章前往山東(dong) 勘察。5個(ge) 月之後，李鴻章上奏稱故道既複，河運亦難以恢複。如若失去黃河的水流支持，借黃濟運的山東(dong) 運河單純依靠沂水和汶水等水係，難以支撐運河漕船的航行。所以，黃河回歸故道對運河的治理無甚幫助。而且，經過洋務運動洗禮的李鴻章提出應該由海運代替漕運來完成由南至北的漕糧運輸。運河不僅(jin) 效率低、運費高昂，加之各級官府的盤剝和賊患，以及運河疏通的治理費用，漕運已經成為(wei) 清廷之積弊。所以，清廷應該趁此時機，將辦河辦漕的財力和精力用於(yu) 省時省力省財的海運。最終，慈禧決(jue) 意黃河“改道”山東(dong) ，而同治朝的爭(zheng) 論最終以“改道”派的決(jue) 勝而告終。

　　光緒朝堵口浚舊堤與(yu) 順河修新堤之爭(zheng)

　　1875年，年僅(jin) 5歲的光緒帝登基，此時距離黃河銅瓦廂改道已整20年。也正是在這一年，山東(dong) 巡撫丁寶楨著手修築黃河新堤，但終因工程浩大和經費緊張而在修築一部分後宣告中止，而“複道”亦被慈禧所否決(jue) ，所以“複道”派隻能重新為(wei) 減少山東(dong) 黃患災害尋謀出路。其中，山東(dong) 籍官員遊百川等人提出將黃河水引入山東(dong) 境內(nei) 的馬頰河、徒駭河等以達到分流黃河水的目的，但因清廷“暫緩開引”被否決(jue) 。既然已經毫無退路，時任山東(dong) 巡撫陳士傑開始大規模修築山東(dong) 境內(nei) 的黃河兩(liang) 岸大堤，終於(yu) 光緒十年(1884)竣工。但由於(yu) 經費短缺和工程難度大等問題，大堤的質量並不盡如人意，而山東(dong) 民眾(zhong) 亦對此怨聲載道。

　　為(wei) 更好地解決(jue) 山東(dong) 的黃河水患問題，慈禧選擇山西巡撫張曜前往山東(dong) 勘察。張曜提出分流3/10的黃河水入黃河故道的建議，但這一提議卻遭到黃河故道流域地方官的強烈反對，包括兩(liang) 江總督曾國荃和江蘇巡撫崧駿等。光緒十二年(1886)，張曜就任山東(dong) 巡撫，在不遺餘(yu) 力地補修山東(dong) 段黃河大堤的同時，更加積極地主張分流黃河入故道。在黃河新道與(yu) 故道各地方官為(wei) 黃河是否分流爭(zheng) 論不休之際，黃河的再一次決(jue) 口將雙方的爭(zheng) 論推向了製高點。

　　光緒十三年(1887)，黃河在河南鄭州段的南岸決(jue) 口，這一位於(yu) 銅瓦廂上流的決(jue) 口將黃河水完全引回黃河故道，而此前銅瓦廂決(jue) 口改道造成的山東(dong) 、直隸等地的新河道則完全斷流。趁此時機，山東(dong) 巡撫張曜重提堵築銅瓦廂決(jue) 口，讓黃河重回故道。麵對清廷賦稅重地江蘇地域的黃災，慈禧沒有任何猶豫地要求迅即堵築鄭州決(jue) 口。至於(yu) 是否堵築已經斷流的銅瓦廂決(jue) 口，讓黃河“複道”或者“改道”，慈禧派遣禮部尚書(shu) 李鴻藻前往河南查辦決(jue) 口情形。經過勘察，李鴻藻認為(wei) 應趁此時機讓黃河回歸故道。對於(yu) 這一結論，慈禧的態度是清廷財政無法在堵築鄭州決(jue) 口的同時，再承受堵築銅瓦廂決(jue) 口的費用。接著，慈禧要求曾國荃等人勘察黃河故道，以初步估算修複故道的用度。

　　最終，曾國荃就黃河宜南或宜北兩(liang) 策，進行了權衡，而其理由主要是為(wei) 清廷算了一筆經濟賬。此時，黃河已經改道30餘(yu) 年，而山東(dong) 也已經修築了官堤，所以黃河“改道”山東(dong) 並不至於(yu) 使山東(dong) 受損。但是，黃河回歸故道卻有諸多經濟的損害。其一，故道下遊流經之江蘇是賦稅重地，如若受災，則國家賦稅損失嚴(yan) 重;其二，官方需要支出一筆巨額費用，以用於(yu) 銅瓦廂的決(jue) 口堵築;其三，“複道”之後，安徽、江蘇兩(liang) 省常年淤積和年久失修的舊河道已經難以承受黃河帶來的泛濫、決(jue) 口、淤積等諸多問題，所以必須重新修整舊河道。最終，清廷在堵築鄭州決(jue) 口之後，並未再提及銅瓦廂決(jue) 口堵築之事，而爭(zheng) 論30餘(yu) 年之久的黃河“改道”與(yu) “複道”就此終結。

　　回顧曆史，鹹豐(feng) 朝，由於(yu) 戰亂(luan) 和時局動蕩，清廷著實無力堵築銅瓦廂決(jue) 口，更無心修築黃河新河道的堤壩;同治朝，飽受黃災之苦的山東(dong) 地方官以保漕運為(wei) 由要求黃河“複道”，但是“改道”派卻以無論黃河南行或北行皆無益於(yu) 漕運為(wei) 由進行反駁，最終清廷放棄漕運，而以海運取代之;光緒朝，山東(dong) 官員利用鄭州決(jue) 口再次挑起“改道”與(yu) “複道”的爭(zheng) 論，但是清廷最終因“複道”所需的巨額費用和可能遭受的賦稅損失而選擇拒絕。所以，與(yu) 其說黃河“改道”與(yu) “複道”的爭(zheng) 論以“複道”派的失敗而告終，不如說是清廷被動接受了黃河銅瓦廂決(jue) 口改道的事實，是在清廷積貧積弱狀態下的被迫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