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法與(yu) 良吏相結合，是經過曆史檢驗的一條成熟的治國之策。任法與(yu) 任吏相統一的王朝多為(wei) 盛世，如漢文景之治、唐貞觀之治既有良法也有執法的賢吏。對此，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多有論述。

　　為(wei) 了克服明末法製的亂(luan) 象，黃宗羲強調“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他雖然重視治法，希望由此恢複法律秩序，但並不忽視治人(治吏)的重要性，隻是在政治比重上治法優(you) 先於(yu) 治人而已。所謂治法是指製定以國家政策為(wei) 依據，以順應時代發展需要為(wei) 準繩，以增刪舊製為(wei) 依歸，以選擇律學家起草的律文為(wei) 藍本，經過反複斟酌而成的國家大法。在這個(ge) 過程中，體(ti) 現了治“法”的功能。

　　在治法與(yu) 治吏的結合上，王夫之作出了遠比黃宗羲豐(feng) 富的理論闡發。在王夫之看來，法是人君製定的，人君依靠法律飭吏治、恤民隱。所以“天下將治，先有製法之主，雖不善，賢於(yu) 無法也”。“民氣之不可使不靜，非法而無以靜之。”但是，他反對隻任法不任人，指出：“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所以，“治之敝也，任法而不任人。”任法而不任人“未足以治天下”，是“治之敝也”。因為(wei) ，“律令繁，而獄吏得以緣飾以文其濫。……律之設也多門，於(yu) 彼於(yu) 此而皆可坐。意為(wei) 輕重，賄為(wei) 出入，……辯莫能折，威莫能製也。”而且，“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無方。以有限之法，盡無方之慝，是誠有所不能該矣。”因此，他也重視執法之吏。

　　清初思想家的治吏主張

　　如果說治法的終極目的在於(yu) 製定一部善法，那麽(me) 治吏的終極目的則在於(yu) 建立起賢吏執法的官僚係統。清初思想家針對明末吏治的敗壞，有針對性地提出治吏的主張。

　　其一，不得“舍大臣而任小臣，舍舊臣而任新進，舍敦厚寬恕之士，而任徼幸樂(le) 禍之小人”，如果使之操法，勢必造成“國事大亂(luan) ……小人進而君子危，不可挽矣”的危局。明末的政治態勢恰恰是如此，所以他發出了“任人而廢法……是治道之蠹也”，勢將造成“下以合離為(wei) 毀譽，上以好惡為(wei) 取舍，廢職業(ye) ，徇虛名，逞私意”的種種弊病。因此，王夫之多次肯定了曹操“任法課能，矯之以趨於(yu) 刑名”的為(wei) 政之道。

　　其二，鑒於(yu) 明末官場上“流品不清”“銓選不審”“秉憲不廉”“薦剡吹噓”種種亂(luan) 象，王夫之主張嚴(yan) 以治吏，他說：“嚴(yan) 者，治吏之經也;寬者，養(yang) 民之緯也。”如果“馭吏以寬，而民之殘也乃甚”。王夫之關(guan) 於(yu) “嚴(yan) 以治吏，寬以養(yang) 民”的理論是適合於(yu) 任何時代的，這是他《讀通鑒論》總結出來的極為(wei) 有價(jia) 值的曆史鏡鑒。為(wei) 了貫徹嚴(yan) 於(yu) 治吏的主張，王夫之強調“嚴(yan) 治上官”。

　　其三，嚴(yan) 懲胥吏專(zhuan) 權。由於(yu) 明代科舉(ju) 考試創設了“八股”的格式，隻講求文章形式上的逐段對偶、堆砌雕琢，完全脫離了社會(hui) 生活的現實。以八股作為(wei) 敲門磚的官員對司法茫然無知，不得不依靠胥吏，使得胥吏得以操縱司法，玩法行私，以致胥吏擅權是明朝司法叢(cong) 弊之藪。所以黃宗羲將治吏的鋒芒指向了胥吏，他說胥吏“創為(wei) 文網以濟其私。凡今所設施之科條，皆出於(yu) 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廷之法……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千金，父傳(chuan) 之子，兄傳(chuan) 之弟……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

　　其四，明朝覆亡以後，一些官僚士大夫，如錢謙益、侯朝宗之流紛紛降清以求仕進，對此，王夫之主張除依法整飭吏治外，還從(cong) 正麵強調官吏需要重視“名教”“名節”;顧炎武則闡述了士人要有知恥之心，他說：“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又說：“恥之於(yu) 人大矣!……士而不先言恥，則為(wei) 無本之人。”為(wei) 正人心風俗，顧炎武認為(wei) 教化為(wei) 先。他說：“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清初思想家任法與(yu) 任吏相統一的觀點，具體(ti) 表現為(wei) ：“擇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進長者以司刑獄，而使守畫一之法”。他們(men) 剔除了某些思想家各執一端的偏見，也是就明末法製廢弛、官吏貪暴的惡劣現實而發的，是抨擊，也是矯弊;是對以往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