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講到西漢時期偉(wei) 大史學家司馬遷撰寫(xie) 的不朽名著《史記》，中國學者都會(hui) 有雙倍的自豪。司馬遷全麵記載了中華民族的演化史，其內(nei) 容之豐(feng) 富詳實，結構體(ti) 例之嚴(yan) 密精當，人物形象之生動飽滿，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因而令我們(men) 感到無比自豪!又一份令我們(men) 感到無比自豪的是，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精警語句，高度概括其對著述目標的自覺追求，畫龍點睛，發人深省。中華民族自古就具有強烈的曆史意識，早在兩(liang) 千多年以前就產(chan) 生像《史記》這樣氣魄雄偉(wei) 的著作，史家本人同時對於(yu) 著史的使命和成功的奧秘有如此自覺的認識和明確的概括，因而曆代史家對此奉為(wei) 圭臬、競相效法。正如白壽彝先生所說：司馬遷提出的三句話，“不隻是自己的工作要求，而且是提出了曆史工作上的中心問題，並且他作出了空前的成就，為(wei) 此後的曆史學者指出了途徑、提供了學習(xi) 的榜樣”。而“通古今之變”又是其中最核心的要求。

　　更令我們(men) 感歎的是，在距離司馬遷時代兩(liang) 千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men) 邁入新時代，思考著如何對傳(chuan) 統學術精華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如何推進中國特色學術體(ti) 係、話語體(ti) 係建設的現代學術語境下，從(cong) 學者層麵到黨(dang) 的領導人，都對司馬遷的經典警句再三引用，並且屢屢賦予新義(yi) 。2015年8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曆史科學大會(hui) 的賀信中說：“曆史研究是一切社會(hui) 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指出司馬遷在兩(liang) 千多年前提出的任務，對於(yu) 今天的曆史學仍然有著根本性的意義(yi) 。2019年1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又在祝賀中國曆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提出要求：“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以此鼓勵新時代史學工作者既能繼承中華文化優(you) 良傳(chuan) 統，又能體(ti) 現當今時代前進要求，撰成能夠激勵億(yi) 萬(wan) 民眾(zhong) 推動社會(hui) 前進的優(you) 秀之作。由此更加證明，司馬遷的曆史思想蘊含著超越時空的真理性價(jia) 值，因而在現代學術中仍然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

　　“通古今之變”是中華文明長期連續發展的思想結晶

　　司馬遷“通古今之變”傑出思想形成的根本條件，就是華夏文明幾千年的連續發展，而且華夏民族活動的疆域幾千年前後連續而從(cong) 未改變，這在世界各大文明古國中也是獨一無二的。世界幾大文明古國中，古代希臘有著名的曆史著述，後來沒有了。古代埃及先後被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所征服，這期間沒有自己的曆史著述，埃及古代史上有許多無法解決(jue) 的疑問，連著名的《伊浦味陳辭》究竟是說明古王國末還是說明中王國末的情況，至今學者們(men) 還弄不清楚。古代印度隻有宗教經典和傳(chuan) 說，而幾乎沒有曆史記載。所以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國絕不可能像中國這樣產(chan) 生“通古今之變”的偉(wei) 大思想，至於(yu) 其他缺乏久遠傳(chuan) 統的國家、民族就更加無從(cong) 談起。時至今日，我們(men) 必須確立司馬遷的這一光輝命題是中華民族壯闊曆史道路的結晶這一觀點，才能對其思想的深刻哲理內(nei) 涵和久遠生命力有真切的理解和恰當的評價(jia) 。

　　司馬遷撰成中華民族第一部成功的通史巨著有其深厚的憑借，他本人對此有充分自覺的認識。《太史公自序》是在他完成《史記》全書(shu) 撰著後總結的文字，其中明確講他著史所擁有的充分條件。司馬遷強調了兩(liang) 項重要憑借，一是華夏民族曆代相遞嬗的政治實體(ti) 、上下相承的曆史傳(chuan) 統，他所處的漢代就是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ye) 的久遠傳(chuan) 統而建立的。二是在文獻上，西漢立國以後，百年之間，經過不斷努力，大規模搜求典籍，廣開獻書(shu) 之路，終於(yu) 改變了因秦朝焚書(shu) 而致典籍嚴(yan) 重缺乏的狀況，擁有了記載我們(men) 民族久遠曆史活動的各類文獻。“通古今之變”，就是在華夏民族長期連續發展、跌宕曲折的客觀曆史進程基礎上所作的哲理概括，並具體(ti) 地體(ti) 現於(yu) 十二“本紀”的綱領性記載。

　　“通古今之變”，就是司馬遷本人從(cong) 曆史哲學高度對此進行的概括。“古”和“今”，總括了華夏民族曆史演進的漫長年代，即上下範圍;“變”是尤其重視推動社會(hui) 發展的曆史變革，也包括曆史的局麵不斷出現變化，民族融合範圍逐步推進的變化;“通”是強調上下貫通，既指史家要講清楚曆史盛衰成敗之故，又指緊緊把握華夏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不斷向前發展這一曆史主線。正因為(wei) 司馬遷站在這樣的高度來觀察曆史、記載曆史，所以《史記》在撰成之後不久的東(dong) 漢初年，便被著名史家班彪父子譽為(wei) “實錄”。

　　“通古今之變”思想產(chan) 生的時代機遇

　　我們(men) 還應當注意到，司馬遷“通古今之變”這一傑出思想的形成，還有賴於(yu) 他所處的特殊時代機遇。華夏先民具有發達的曆史智慧，先秦時期即有《尚書(shu) 》的殷鑒思想，《周易》所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孔子關(guan) 於(yu) 後代製度對前代製度“損益”的觀點，孟子所總結的標誌著華夏文明進步三大關(guan) 鍵事件的觀點(《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shou)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以及戰國諸子論述變法、改製的主張。到了西漢初年，論述曆史時勢變化的言論更為(wei) 活躍，有陸賈、賈誼、晁錯、賈山等人關(guan) 於(yu) 治國方針應依據曆史時代變化而勇於(yu) 改變的深刻論述。司馬遷正是在充分吸收曆代賢才智慧的基礎上，才能鍛造出這一閃耀著哲理光芒的曆史學經典箴言。西漢前期又被稱為(wei) 中華民族曆史的“英雄時代”，封建製度正在成長，經濟發展、國力增強，思想文化領域猶存戰國時期“百家爭(zheng) 鳴”的餘(yu) 波，社會(hui) 精英敢於(yu) “引大義(yi) 忼慨”，對於(yu) 大是大非問題勇於(yu) 陳言，這些精英人物，相信適應時勢發展而采取“變”的策略能夠帶來社會(hui) 的進步。司馬遷著史及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傑出思想，正是西漢時代精神在史學上的光輝展現。“太史公言”影響極其深遠，為(wei) 其後具有卓識的史家如班固、杜佑、司馬光、鄭樵、馬端臨(lin) 、王夫之、章學誠等所繼承和發展，形成中國史學上具有引領意義(yi) 的“通史家風”。

　　總之，站在當今時代高度，對於(yu) 上述問題進行創造性闡釋，就能推進我們(men) 的認識：正是由於(yu) 中華民族如此走過連續發展、氣勢恢宏的道路，正是古代先民有如此發達的曆史智慧，正是西漢時期有如此昂揚蓬勃的時代精神，加上司馬遷本人的雄奇創造力，才能產(chan) 生“通古今之變”這一揭示出曆史學的根本任務和核心觀念的思想。也隻有如此，才能理解司馬遷的經典箴言為(wei) 何有如此久遠的生命力，到了兩(liang) 千餘(yu) 年後的今天還能發揮出指引、激勵史家進取和創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