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zhong) 生活與(yu) 大變動時代

　　自鴉片戰爭(zheng) 後的近代百年，是中國社會(hui) 大變動時代。西方列強侵略，內(nei) 憂外患迭起，政治動蕩頻仍，戰亂(luan) 連綿不斷，重大事變接踵而至，風雲(yun) 人物層出不窮，構畫了近代百年的“大曆史”圖景。在這波瀾紛繁的曆史表象之下，貫穿中國社會(hui) 深層變遷的實質，是第一次全球工業(ye) 化浪潮衝(chong) 擊下，中國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開始向近代工業(ye) 化社會(hui) 轉型。那麽(me) ，這一轉型首先是從(cong) 哪個(ge) 領域開始的?

　　人類社會(hui) 變遷的實質，是生產(chan) 生活方式的變革。自15世紀末至18世紀起於(yu) 歐洲的全球化、工業(ye) 化浪潮，以全球貿易、殖民掠奪及機器製造為(wei) 主要標誌，人類第一次跨越海洋阻隔進行全球化資源流通，超越人工自然力限製而獲得超級生產(chan) 力，由此深刻改變了人類的生產(chan) 生活方式，改變了世界格局和各族群的生存麵貌，這是人類社會(hui) 的一場根本性變革。

　　世界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進入這場全球工業(ye) 化浪潮的方式和途徑不同，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決(jue) 定了不同的民族命運，其影響綿延至今。中國被動卷入且時間滯後，並由於(yu) 特殊的中西格局及應對方式而走上了獨特的近代化道路，影響此後迄今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的命運。值得探討的是，這一起步循著怎樣的路徑，由哪裏開始?

　　在東(dong) 亞(ya) 大陸繁衍生息的中華民族，數千年來依土地生存，形成耕織自給、守土自安的小農(nong) 生產(chan) 生活方式。到明清時期，農(nong) 耕與(yu) 小手工業(ye) 的自然經濟發展，家族村落自治與(yu) 大一統皇權官僚體(ti) 製治理的小農(nong) 社會(hui) 長期穩定，廣土眾(zhong) 民，自成天下。隨著造船航海技術的不斷發展，中國人逐步具備了跨越海洋屏障、走向遠洋的能力。明永樂(le) 皇帝在安定天下後，於(yu) 永樂(le) 三年(1405)開始派內(nei) 官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代皇帝巡行海外，跨越印度洋遠達東(dong) 非、西亞(ya) 沿岸，向化外蠻夷誇示天朝富庶，宣揚皇帝威德。但這一花費國財的朝廷“盛事”與(yu) 國民生計、百姓生活幾無關(guan) 聯，至被後世譏為(wei) “勞民傷(shang) 財”的無益之舉(ju) 而漸形遺忘。但在其後不久，依海洋生存發展出水上流動、搶掠貿易文明的歐洲人，懷著探尋海外黃金寶藏、發財致富的熱望，也開始遠洋航海活動。他們(men) 官民上下，出錢出力，資助探險家，拚湊船隊水手，相繼揚帆出海，探尋海外世界，從(cong) 大西洋沿岸的非洲直至跨越大西洋、印度洋，環球航行到各大洲。他們(men) 在所到之處開辟殖民地，販運黃金、香料、物產(chan) 及奴隸，迅速發財致富，吸引大批歐洲移民源源不斷、接踵而至，加入海外殖民大軍(jun) ，由此極大拓展了歐洲人的生存空間及資源控製範圍，深刻改變了歐洲人及殖民地人民的生產(chan) 生活方式。

　　中國雖然先於(yu) 歐洲人跨越海洋、走向世界，但由於(yu) 二者航海活動與(yu) 國民生產(chan) 生活的關(guan) 係完全不同，導致東(dong) 西方兩(liang) 大族群在大航海開啟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歐洲人此後以海洋為(wei) 通途，奔向全球各地，占領殖民地或進行殖民掠奪和跨洋貿易，成為(wei) 主宰海洋、稱霸世界的豪強，並開啟了人類全球貿易與(yu) 工業(ye) 化時代。而中國人則退守國門，自明至清幾百年間長期實行鎖國海禁政策，試圖繼續依靠海洋屏障，維持守土自安、自成天下的統治秩序及小農(nong) 生活。

　　然而，在海洋已成為(wei) 連接世界通道、歐洲人開始全球殖民掠奪的時代，中國據海自守的迷夢不可能長久，這塊廣袤富庶的東(dong) 方大陸早已成為(wei) 歐洲人垂涎的目標。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國派遣馬嘎爾尼使團船隊，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為(wei) 名登陸中國，麵見乾隆帝，要求開放通商。但乾隆帝表示，“天朝物產(chan) 豐(feng) 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予以斷然拒絕。雖然英國人的這次嚐試沒有成功，但歐洲商船越來越頻繁地來往於(yu) 廣東(dong) 口岸，歐洲商人們(men) 貪婪地采買(mai) 中國的茶葉、絲(si) 綢、香料等農(nong) 副產(chan) 品，以其白銀，繼而是毒品鴉片輸入交換。當其鴉片走私受到清政府打擊後，英國人便開來炮艦船隊，發動戰爭(zheng) ，轟開了中國大門，強迫開口通商，將中國納入其殖民貿易體(ti) 係。在這一全球貿易鏈條中，西方人站在資本和製造的高端，將中國置於(yu) 資源輸出和商品消費的市場低端，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nong) 經濟結構被打破，中國民眾(zhong) 的生計生活開始與(yu) 全球殖民貿易市場相連接，資源和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西方人手中。

　　在中外格局巨變、民族生存環境急劇惡化的狀況下，清朝統治集團及精英階層遲遲不主動了解世界情勢及時勢變化，不思調整國策積極應變，而是固守“華夷之辨”觀念及“重農(nong) 抑商”國策，在鴉片戰爭(zheng) 後長達五六十年的時間裏，麵對西方列強勢力步步入侵、加深掠奪，隻是一味消極退讓、苟且偷安。他們(men) 一直未能認清全球貿易市場化、工業(ye) 化這一世界大勢及中西態勢，沒有發展民族工商業(ye) 以奪取市場主動權、向全球貿易鏈高端的工業(ye) 製造和資本領域進取，導致財富外流加劇，民生困苦日增。直至甲午戰爭(zheng) 被快速工業(ye) 化而富強崛起的東(dong) 鄰日本打敗，一些民間人士才開始醒悟而發起維新運動，呼籲發展工商以求富強。至庚子國變，八國聯軍(jun) 進京、帝後西逃，亡國滅種之危機迫在眉睫，清廷才在社會(hui) 輿論壓力下實行新政，發展工商業(ye) ，從(cong) 國家層麵開啟近代工業(ye) 化進程。

　　在晚清長達半個(ge) 多世紀裏，上層統治集團和精英階層在國家指導理念、大政方針一直沒有根本性改變的狀況下，中國社會(hui) 哪些領域最早開始發生變動?回顧曆史可以看到，隨著列強勢力日益侵入及對華貿易日漸擴大，最早受到波及的是通商城市社會(hui) 及貿易商業(ye) 市場鏈條，由此傳(chuan) 導到民眾(zhong) 生計生活的領域，且影響範圍隨著市場擴展而日益擴大，形成發展民族工商業(ye) 的民間追求和社會(hui) 力量，最後傳(chuan) 導到國家層麵，確立工業(ye) 化發展方向。民眾(zhong) 生活世界的變化，成為(wei) 中國社會(hui) 受全球貿易傳(chuan) 導走向工業(ye) 化的突破口，這一自下而上、從(cong) 邊緣向中心的變革路徑，深深影響著中國近代化道路的特性。

　　民眾(zhong) 生活領域是開啟社會(hui) 轉型的突破口

　　西方自18世紀中葉工業(ye) 革命後，各國的主導國策就是為(wei) 其國內(nei) 資本主義(yi) 工商業(ye) 開拓市場、賺取利潤、擴大生產(chan) 。英國對華發動鴉片戰爭(zheng) ，就是為(wei) 了打開中國市場，進行資本殖民貿易與(yu) 掠奪，緊隨其後相繼而來的其他列強也莫不如是。西方各國競相向中國傾(qing) 銷商品、掠奪資源財富，其鴉片、工業(ye) 製品、日用洋貨傾(qing) 銷而來，進入民眾(zhong) 日常生活。中國民眾(zhong) 基於(yu) 傳(chuan) 統實用生活倫(lun) 理，接受了物美價(jia) 廉的洋貨，消費生活隨市場而變化，形成洋貨流行的潮流。

　　麵對世界工業(ye) 化大勢及民生領域的這一變局，清統治集團在開口通商後長達五六十年的時間內(nei) ，沒有及時在政治和製度上作出有效應對性改革，對民眾(zhong) 生活的變動於(yu) 國計民生的意義(yi) 缺乏認識，喪(sang) 失了主動發展工商業(ye) 、開啟社會(hui) 轉型的良好時機。這些因素促使民眾(zhong) 接受洋貨消費並日益普遍化，民眾(zhong) 生活與(yu) 世界貿易大市場直接連接，成為(wei) 西方殖民貿易工業(ye) 鏈的下遊末端——消費市場和資源供應地。與(yu) 此同時，世界市場和工業(ye) 商品帶著資本主義(yi) 工業(ye) 化的基因，由洋貨流行而嵌入人們(men) 的生活，改變了傳(chuan) 統小農(nong) 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孕育了重商觀念，使生活領域成為(wei) 中國小農(nong) 社會(hui) 向工商業(ye) 社會(hui) 轉型的突破口和先行領域，直到清末清政府實行新政，才從(cong) 國家層麵正式走上工業(ye) 化道路。於(yu) 生活領域開啟社會(hui) 轉型，是中國遭遇西方殖民貿易和本土政府無力回應之下開始的近代化路徑，中國工業(ye) 化從(cong) 社會(hui) 下層和邊緣領域開始，再向上層和中心傳(chuan) 導，導致這一社會(hui) 轉型過程被動、遲滯、無序及艱難曲折的命運，與(yu) 東(dong) 鄰日本自上而下的快速工業(ye) 化道路適成對照。

　　民間社會(hui) 蘊藏著民族生命力

　　西方勢力對中國民眾(zhong) 生存資源的侵占與(yu) 掠奪，伴隨著中國民眾(zhong) 為(wei) 生存而抵抗及尋求出路的努力。鴉片戰爭(zheng) 時期英占舟山，當地紳民生活受到侵害而自發抵抗、驅逐侵略者;通商城市商貿發展帶來生計生活的多樣化，人們(men) 接受新事物、新生活方式，並由此產(chan) 生新的生活向往和追求，使原有的商業(ye) 傳(chuan) 統與(yu) 世界貿易市場銜接;清末商民抵製美貨運動，運用市場力量表達外爭(zheng) 國權的政治訴求，反映了國民及民權意識的覺醒，這些都貫穿著民間傳(chuan) 統生存倫(lun) 理的連續性及其化合與(yu) 新生。

　　麵對西力東(dong) 來及殖民工業(ye) 化浪潮衝(chong) 擊下生存環境的變化，中國民間社會(hui) 底蘊與(yu) 民眾(zhong) 實用生活倫(lun) 理比上層主流傳(chuan) 統更具應變、抵禦、包容、化合與(yu) 新生的能力，證明民族生命力的根基在民間。與(yu) 此同時，近代工商文明打破了傳(chuan) 統小農(nong) 生活一元結構，形成小農(nong) 生活與(yu) 工商市場生活、城鄉(xiang) 生活分化的二元混合結構。廣大農(nong) 村資源單向流出造成的日益衰敗、義(yi) 和團民對城市洋貨的仇視，都顯示出城鄉(xiang) 生活方式的差異，加劇了城鄉(xiang) 民眾(zhong) 群體(ti) 的分裂，埋下了社會(hui) 群體(ti) 分化及思想文化領域新與(yu) 舊、保守與(yu) 激進矛盾衝(chong) 突的根源。

　　民眾(zhong) 生活觀念變化是思想啟蒙的源泉

　　開口通商後，外國勢力楔入通商城市，造成官府控製鬆弛的生活空間，城市商貿興(xing) 起出現了新的生存機會(hui) 和生活資源，市場化將人們(men) 日常生活與(yu) 市場和社會(hui) 相連接，人口流動與(yu) 社會(hui) 結構變化打破了身份等級束縛。

　　麵對生活環境的變化，人們(men) 出於(yu) 傳(chuan) 統實用生活倫(lun) 理及追求更好生活的自然願望，選擇更適應這些變化的新生活規則和行為(wei) 方式，由此拋棄了一些舊觀念，形成新的生活追求和價(jia) 值觀念。例如，從(cong) 商之風、進城之風反映了城市化和商業(ye) 化趨向，人們(men) 開始拋棄傳(chuan) 統“賤商”觀念而形成“重商”觀念。洋貨流行之風催生了“利源”“利權”等近代市場觀念，萌生仿造洋貨、發展近代工商業(ye) 以及與(yu) 外國爭(zheng) 奪市場的“商戰”觀念。身份等級混亂(luan) 、趨利之風顯示社會(hui) 交往功利化與(yu) 平等化趨向，人們(men) 追求平等與(yu) 自主的意識不斷增強。市民公共生活空間擴大、市民團體(ti) 活躍等現象說明社會(hui) 公共生活領域擴展，人們(men) 開始更清晰地區分公共生活與(yu) 私生活的邊界，個(ge) 人權利意識、社會(hui) 群體(ti) 意識和國民意識逐漸覺醒。可見，正是民眾(zhong) 基於(yu) 實用生活倫(lun) 理，適應生活環境變化而改變生活規則和行為(wei) 模式，才催生了新的生活觀念及生活追求，由此成為(wei) 民眾(zhong) 觀念變革的杠杆、思想啟蒙的源泉。

　　民眾(zhong) 生活及觀念變革是國家製度改革的動力

　　經過幾十年積聚鼓蕩，洋貨流行的巨大市場力量最終促使清政府拋棄了曆代統治者相沿千百年的“重農(nong) 抑商”國策，改換為(wei) 以發展近代工商業(ye) 立國求強的國家製度與(yu) 政策。城市生活商業(ye) 化、市場化、公共化的變化，促使清末實行地方自治和城市市政管理，在製度上實現了以城市化為(wei) 龍頭的社會(hui) 改革，推動了城鄉(xiang) 二元結構的轉型。城市婚姻家庭小型化、自主化的新趨向，使女性的社會(hui) 角色發生變化，出現了女性解放、權利平等的意識，引發了對婚姻家庭製度的重新思考與(yu) 爭(zheng) 論，促使女性財產(chan) 權在法律上逐步得到確認，開辟了女性解放和家庭製度改革的道路。可見，民眾(zhong) 生活的變化及其對新生活的追求，是推動國家製度改革的社會(hui) 基礎與(yu) 動力。

　　回望近代百年曆史，中國在全球工業(ye) 化浪潮衝(chong) 擊下，深受列強欺壓掠奪而陷於(yu) 危機與(yu) 苦難，但由民間社會(hui) 及民眾(zhong) 生活煥發出的民族內(nei) 在生命潛力，推動中國社會(hui) 走上了近代化轉型之路，使國家民族命運發生重大變化。中國民眾(zhong) 的生活世界中，蘊藏著民族生存的密碼，依生存環境及文化基因而形成特定生活方式。當生存環境發生變化與(yu) 危機時，其調適與(yu) 更新的能力體(ti) 現著民族生命力，決(jue) 定著民族生存與(yu) 發展的命運。直至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我們(men) 麵臨(lin)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民眾(zhong) 生活世界中蘊藏的規則與(yu) 原理，仍然是開拓中國社會(hui) 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基礎和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