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1884—1957年)，字誠之，江蘇常州人，20世紀著名曆史學家。他一生致力於(yu) 史學研究，在中國通史、斷代史、社會(hui) 史、文化史、民族史、思想史、史學史、學術史、政治製度史、曆史研究法等方麵有大量著述。呂思勉主張治學“總有其所當循的門徑，當守的途轍”，而這“可事半功倍”的門徑“是自己讀出來的”。因此，在他大量的著述中飽含著許多頗具啟發意義(yi) 的治學理念和治學方法。

　　“注意於(yu) 學與(yu) 術之別”

　　“學”是求“真相”，“術”是求“方法”。呂思勉主張，讀書(shu) 治學要“注意於(yu) 學與(yu) 術之別”，並將這一治學理念貫穿其治史生涯的始終。他強調，治史的首要任務就是“整理記錄，尋出真確的事實”，其次就是“解釋記錄，尋出那些事實間的理法”。

　　重視“考據治學”是呂思勉鮮明的治學理念。絕沒有離開“事實”的學問。呂思勉認為(wei) ，讀書(shu) 治學一定要“懂得考據”，研究曆史，最重要的就是“爭(zheng) 取事實”，即求得“真相”。為(wei) 此，他專(zhuan) 門撰文《論考證》，總結“考證古事之法”。呂思勉強調，隻有明白了“真相”，才可以預測結果，而且才可以“謀應對的法子”。如果“真相”不正確，“根據於(yu) 此事實而下的斷案，自然是不正確的了”。同樣，如果對“真相”不了解，隻有淺薄的應對方法，那麽(me) ，“終必窮於(yu) 應付而後已”。呂思勉說，我們(men) 要做一張桌子、一張椅子，“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製作桌子椅子的“真相”，如遇木料“不湊手”，就要“束手無策”了。相反，“如你明於(yu) 原理，那就可以隨時變化”。治學亦是如此。

　　讀書(shu) 也“不重在呆記事實，而重在得一種方法”。呂思勉主張，一切事物的發展，有其“然”，也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會(hui) 理解其然的性質的”。在史學研究上，他一直秉持曆史進化的觀念，強調曆史的可貴之處就在於(yu) “能據此事實，以說明社會(hui) 進化的真相”。因此，他也反複強調，研究史學最應當注意“有科學的眼光”，對於(yu) 現存的材料“都要用科學方法，去整理他”。要以科學的方法把“不關(guan) 於(yu) 曆史之學的析出”，並以科學的方法“說明社會(hui) 進化的現象”，進而“求明乎人類社會(hui) 之所以然者也”。這是治學的關(guan) 鍵所在。

　　“先博覽而後專(zhuan) 精”

　　呂思勉強調，不讀書(shu) 的人“是沒有進步的”，而讀書(shu) 則宜“先博覽而後專(zhuan) 精”。各種學問之間不是孤立的。治史學的人，往往認為(wei) 社會(hui) 科學是“緊要的”，對於(yu) 自然科學則認為(wei) “不甚重要”，呂思勉說，“實亦不然”，在許多方麵它們(men) 是相通的。治學既要“就其性之所長而努力”，也要“時時留意矯正自己的所短”。

　　“未博而先約，則陋而已矣。”呂思勉主張，正所謂開卷有益，應避免“治學門徑太窄”，“未博而先約”。即使專(zhuan) 精於(yu) 某一學問的人，對於(yu) 其他學問“亦不可茫無所知”，否則，“所發出來的議論，往往會(hui) 荒謬可笑”。他認為(wei) “於(yu) 普通知識，必宜完具”。隻有這樣，才可以讓自己的見解“不局於(yu) 一隅”，也才能不斷提高治學境界。對此，呂思勉建議采用“範圍較廣，而用功卻較淺”的讀書(shu) 方法，“先作一鳥瞰”。他認為(wei) 這一階段“略讀則可”，“不必過求精細”，能夠“知道一個(ge) 大概”，“決(jue) 不能一字一句，無不懂得”。但是，略讀也絕不是“越過”。在談及讀什麽(me) 書(shu) 時，呂思勉認為(wei) ，“不必限定何種，聽其自己之所好可也”。

　　讀書(shu) 的要訣在於(yu) “由博返約”。呂思勉主張，人的才性“各有所宜”，“長於(yu) 此者，亦未必長於(yu) 彼”。有的人擅長實務，有的人喜歡探索真理，“兼收並蓄，斷非一人之力所克勝”。如果知識涉及領域“太乏”，“又不免有基礎不確實的危險”。因此，呂思勉主張“與(yu) 本人專(zhuan) 治的學問關(guan) 係密切的科目，又宜知之較深”，適宜采用“深入乎一事中，範圍較窄，而用力卻較深”的讀書(shu) 方法，“專(zhuan) 一求其精深”。他認為(wei) 這一階段的讀書(shu) ，“須細讀”“熟讀”，可以先選擇一種，作為(wei) 研究的中心，再選擇幾種，作為(wei) 參考之用。“必一級一級，逐步而進”，遇到“難解之處，則多讀若幹遍，至讀來有些習(xi) 熟，不覺費力為(wei) 止”。

　　“學問本存於(yu) 空間，不存於(yu) 紙上”

　　呂思勉一生摒棄名利之念，專(zhuan) 心治學，但也決(jue) 不是一個(ge) 不關(guan) 心現實社會(hui) 的人。他主張“學問本存於(yu) 空間，不存於(yu) 紙上”，真正的讀書(shu) 治學，要做到“書(shu) 本的記載”與(yu) “閱曆所得”二者之間的“合同而化”。他說：“周以前之學術，皆求之空間，故實而有用;漢之後之學術，則求之紙上，故虛而無用也。”

　　一方麵，呂思勉主張治學誌在“改革”。呂思勉認為(wei) ，凡是讀書(shu) 的人，對於(yu) 現狀“總是覺得不滿足的”，而要改變這一現狀，“非徒有熱情，便可濟事”，必須有適當的手段，而這一手段則需要通過讀書(shu) 治學來獲得。因此，他提出治學誌在“改革”，這是社會(hui) 進步的根源。並且，在他的治學成果中，有大量的內(nei) 容是關(guan) 於(yu) “衣食住行”等民生現狀的史實，並力求以此來關(guan) 照民眾(zhong) 的生活疾苦。他強調，“沒有改革的誌願，那還講做學問幹什麽(me) ?”要隨時把“治學的學問”與(yu) “閱曆所及”相聯係，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並且，如果“紙上”的話能在“經曆鍛煉中”得到證明，也會(hui) 對書(shu) 上的知識“亦愈覺其親(qin) 切而有味”，也就不必“與(yu) 故紙堆中討生活了”。

　　當然，呂思勉另一方麵也強調，治學要有“深嗜篤好，不能自已而為(wei) 之”的精神。呂思勉說，不可否認，治學的終極目的“絕不外乎有用”。但是，也不應把“學術事功，相提並論”，“宜置致用於(yu) 度外，而專(zhuan) 一求其精深”。呂思勉主張，治學不應該有“貴彼賤此之見”，“學問隻分真偽(wei) ，真正的學術，哪有無用的呢?”因此，他一直提倡且鼓勵“深嗜篤好，不能自已而為(wei) 之”的純粹治學精神，極力反對“舍棄其純粹治學的精神，而趨於(yu) 應用之勢”的極端做法。他強調，當國家社會(hui) 遭遇大變局時，也是人們(men) 應當秉持“深嗜篤好，不能自已而為(wei) 之”精神“潛心於(yu) 學術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