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hui) 主義(yi) 條件下實現我國的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ye) 。在國際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中曾經流行過一種觀念，認為(wei) 斯大林確定的集中計劃經濟體(ti) 製和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的工業(ye) 化道路，是社會(hui) 主義(yi) 各國可以和必須效法的唯一楷模。但是，當蘇聯式的體(ti) 製模式和發展模式在我國全麵建立後，人們(men) 普遍感到它帶有根本性的缺陷，需要進行改革。於(yu) 是，毛澤東(dong) 在1957年發表的《關(guan) 於(yu) 正確處理人民內(nei) 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了尋找中國自己的工業(ye) 化道路的號召。在往後的整整20年中，我國人民作了多方麵的探索和試驗。但是，成功的時候少，失敗的時候多，並沒有能夠真正找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的道路。隻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後，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才逐漸清晰地呈現在人們(men) 的麵前。鄧小平在這條路線的形成上起了決(jue) 定性的作用。他的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理論，為(wei) 解決(jue)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必然遇到的種種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奠定了基礎。

　　鄧小平經濟思想博大精深，我曾在一篇全麵論述鄧小平的經濟思想的論文中把它歸納為(wei) 八個(ge) 方麵，這就是：(1)確立生產(chan) 力標準;(2)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an) 力;(3)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特征是共同致富;(4)改革是解放生產(chan) 力的一場革命;(5)社會(hui) 主義(yi) 也可以搞市場經濟;(6)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經濟成份並存;(7)開放政策是中國的希望;(8)宏偉(wei) 的戰略目標和周密的規劃設計。本文隻就當前特別值得我們(men) 認真領會(hui) 、全麵把握的幾點戰略思想作一些討論。

　　一、高度重視生產(chan) 力的發展是鄧小平全部經濟思想的主線：“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an) 力”的論斷體(ti) 現了現代生產(chan) 力的靈魂，“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由此得出的重要政策結論。

　　鄧小平的全部經濟思想貫穿著一條主線，這就是高度重視生產(chan) 力的發展，把是否有利於(yu) 生產(chan) 力的發展看作衡量各種體(ti) 製和政策長短優(you) 劣的根本標準。根據這一觀點，鄧小平提出了“把四個(ge) 現代化建設作為(wei) 重點，堅持發展生產(chan) 力，始終扭住這個(ge) 根本環節不放鬆”的口號。同時，按照當代生產(chan) 力的特點，他提出了發展生產(chan) 力的實際綱領：在社會(hui) 主義(yi) 的多項任務中，把發展生產(chan) 力放在第一位;在發展生產(chan) 力的任務中，又把發展科學技術放在首位。早在1975年他主持國務院工作時，就以馬克思“生產(chan) 力中也包括科學”的論述為(wei) 依據，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chan) 力”的觀點。據此，他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hui) 上明確地指出：“四個(ge) 現代化，關(guan) 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nong) 業(ye) 、現代工業(ye) 、現代國防。”

　　在1988年9月的兩(liang) 次談話裏他又進一步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an) 力。他說：“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chan) 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chan) 力。”這是鄧小平根據當代科學技術的急劇發展和對生產(chan) 作用的極大提高而作出的新概括。鄧小平的這些論述，體(ti) 現了現代生產(chan) 力的靈魂，抓住了如何發展現代生產(chan) 力的要領。這表明，鄧小平以百戰之身，到了耄耋之年仍然能夠不斷吸收新的知識，使自己的思想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正像馬克思所說，現代生產(chan) 不是立足於(yu) 經驗的常規，而是依據對科學規律的認識。既然如此，明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an) 力之後，自然就會(hui) 得出一個(ge) 重要的政策結論：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鄧小平在1977年第二次複出以後不久就著重指出：“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麽(me) 上得去?”

　　發現人才、培養(yang) 人才、使用人才涉及許多方麵的政策措施，鄧小平著重講了三條：第一，實現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zhuan) 業(ye) 化;第二，“要以極大的努力抓教育”;第三，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這包含兩(liang) 方麵的內(nei) 容：一是提高他們(men) 的社會(hui) 政治地位和社會(hui) 地位;二是改善他們(men) 的物質待遇。關(guan) 於(yu) 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早在1975年鄧小平恢複工作的時候，就明確指出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關(guan) 於(yu) 知識分子的物質待遇，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不論怎麽(me) 困難，也要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我們(men) 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麵忍耐一些，甚至犧牲一點速度，也要把這個(ge) 問題解決(jue) 好。”

　　二、根據鄧小平經濟思想，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特征，是在生產(chan) 力發展基礎上實現共同致富，為(wei) 此須改革我國傳(chuan) 統的所有製結構，實現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經濟成份共存共榮。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同時注意防止兩(liang) 極分化。

　　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最本質的特征呢?在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以前，鄧小平一再指出，什麽(me) 叫社會(hui) 主義(yi) ，什麽(me) 叫馬克思主義(yi) ?“過去我們(men) 並沒有完全搞清楚。”1985年鄧小平在談到我們(men) 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的時候對這一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liang) 極分化。”為(wei) 了做到共同富裕，首先必須以生產(chan) 力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為(wei) 前提，因此，“社會(hui) 主義(yi) 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chan) ，第二是共同致富。”在1992年初的南方談話裏，他再次重申：“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是解放生產(chan) 力，發展生產(chan) 力，消滅剝削，消除兩(liang) 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關(guan) 於(yu) 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思想，就是從(cong) 這裏引申出來的。共產(chan) 主義(yi) 者主張公有製，是因為(wei) 它有利於(yu) 共同富裕的實現。可是在“左”的思想影響下，人們(men) 引喻失義(yi) ，形成了國有製是公有製最完善的形式、所有製“越大越公越好”的思維定勢。在這種教條的指導下，刮起一次又一次的“共產(chan) 風”，幾乎把國家所有製和人民公社所有製以外的經濟成份掃除得幹幹淨淨。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後的調整時期，我國農(nong) 民群眾(zhong) 創造的“包產(chan) 到戶”的農(nong) 業(ye) 經營形式曾經有過相當大範圍的發展。當時，在如何對待“包產(chan) 到戶”的問題上是有很大爭(zheng) 論的。鄧小平堅決(jue) 支持農(nong) 民群眾(zhong) 的這一創造。他說：“生產(chan) 關(guan) 係究竟以什麽(me) 形式為(wei) 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ge) 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zhong) 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著名的“黃貓、黑貓”的比喻，就是針對“包產(chan) 到戶”問題說的。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後，鄧小平對我國所有製結構問題作了一係列重要論述，主要內(nei) 容有：發展個(ge) 體(ti) 經濟;實行包產(chan) 到戶;大力發展鄉(xiang) 鎮企業(ye) ;采取允許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吸引外資，發展外資企業(ye) ;用多種形式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搞活國營大中型企業(ye) 。

　　在鄧小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我國逐漸形成了以公有製(包括國有、集體(ti) 所有以及其他公有製形式)為(wei) 主體(ti) 、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繁榮的局麵。

　　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特征，是在生產(chan) 力發展的基礎上共同致富。在發展生產(chan) 和共同富裕這兩(liang) 個(ge) 方麵中，發展生產(chan) 力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物質基礎，實現共同富裕則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社會(hui) 目標。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沒有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預想的那樣，首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yi) 國家取得勝利，給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帶來了為(wei) 實現共同富裕創造物質基礎的繁重任務。

　　在1958年到1978年期間，由於(yu) “左”的思想的幹擾，錯誤地把平均主義(yi) 當作社會(hui) 主義(yi) ，結果損害了群眾(zhong) 的積極性，不利於(yu) 生產(chan) 發展，不僅(jin) 談不上共同富裕，相反隻能造成普遍貧困。鄧小平對於(yu) 這種做法的弊端看得十分真切：“我們(men) 堅持走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yi) ，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我們(men) 就是吃了這個(ge) 虧(kui) 。”鄧小平根據社會(hui) 主義(yi) 原則，批駁了“四人幫”的“貧窮的社會(hui) 主義(yi) ”，指出：“‘四人幫’叫嚷要搞‘窮社會(hui) 主義(yi) ’、‘窮共產(chan) 主義(yi) ’，胡說共產(chan) 主義(yi) 主要是精神方麵的，簡直是荒謬之極!”“從(cong) 1958年到1978年這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men) ：貧窮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要消滅貧窮。”

　　既然共同富裕的目標又不可能整個(ge) 社會(hui) 同步地達到，那麽(me) ，我們(men) 應該通過什麽(me) 樣的途徑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呢?鄧小平提出了在生產(chan) 發展的基礎上讓一部分人、一部分企業(ye) 、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大政策”。他說：“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wei) 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ye) 、一部分工人農(nong) 民，由於(yu) 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chan) 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men) 向他們(men) 學習(xi) 。這樣，就會(hui) 使整個(ge) 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不過，事情還有另外一麵。在實行市場經濟和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情況下，的確存在著出現人群之間、地區之間的兩(liang) 極分化和貧富懸殊的危險。鄧小平提醒人們(men) 注意，要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他曾一再指出：“社會(hui) 主義(yi) 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liang) 極分化。如果我們(men) 的政策導致兩(liang) 極分化，我們(men) 就失敗了;如果產(chan) 生了什麽(me) 新的資產(chan) 階級，那我們(men) 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這是很值得我們(men) 警惕的。

　　三、鄧小平突破了社會(hui) 主義(yi) 隻能實行計劃經濟的“戒律”，指出改革是一場用市場經濟體(ti) 製取代計劃經濟體(ti) 製的革命。

　　中國在1958年以後進行過多次改革，但問題在於(yu) ，這些改革都沒有觸及計劃經濟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根本，而隻是在原有體(ti) 製的基本框架內(nei) 作一些或大或小的修補，因而成效並不顯著。“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麵臨(lin) 一次新的選擇。這涉及到兩(liang) 個(ge) 層次的問題：第一，中國的經濟體(ti) 製要不要進行改革。第二，改革應當怎樣進行。是仍然沿著過去幾次改革的路子，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nei) 改良呢，還是另辟蹊徑，走出一條有別於(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製的新路子?

　　在這個(ge) 曆史的關(guan) 鍵時刻，鄧小平對這兩(liang) 個(ge) 問題都作了明確的回答。關(guan) 於(yu) 第一個(ge) 問題，鄧小平的回答是：“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chan) 力的必由之路”，“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men) 的現代化事業(ye) 和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就會(hui) 被葬送。”關(guan) 於(yu) 第二個(ge) 問題，鄧小平的回答是：改革“實質上是一場革命”，“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雖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革命。”為(wei) 什麽(me) 說改革是一場革命，又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革命呢?鄧小平1982年關(guan) 於(yu) “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的講話，是對這一重要論斷的一個(ge) 很好的注腳。他在那次講話中指出，“這是一場革命。當然，這不是對人的革命，而是對體(ti) 製的革命。”正是根據鄧小平的上述思想，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規定的改革目標是：“從(cong) 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chan) 力發展的經濟體(ti) 製”，“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製”。這就清楚指明了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製束縛了生產(chan) 力的發展，因此，改革不能隻是對它進行修補，而是需要對它進行具有根本性質的變革。

　　經濟體(ti) 製的核心問題是以什麽(me) 手段為(wei) 基礎來配置稀缺的經濟資源。按照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理論，社會(hui) 主義(yi) 隻能實行計劃經濟，這被認作馬克思主義(yi) 的“基本原理”。

　　根據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實踐經驗和對當代經濟發展的研究，鄧小平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對這一個(ge) 公認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戰。

　　早在1979年11月同美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shu) 》編委會(hui) 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一次論題廣泛的談話中談及中國領導人對社會(hui) 主義(yi) 的認識時，鄧小平就明確地提出：“說市場經濟隻限於(yu)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資本主義(yi) 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hui) 主義(yi) 為(wei) 什麽(me) 不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能說隻是資本主義(yi) 的。”“社會(hui) 主義(yi) 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所使用的方法，如同後來他多次講到的那樣，是把計劃和市場都看做組織經濟的手段。從(cong) 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生產(chan) 力的基本原則出發，他主張利用一切有效的手段來發展社會(hui) 生產(chan) 力。雖然鄧小平在這次講話中仍然沿用了當時通用的“計劃經濟為(wei) 主”的提法，但是，他突破了社會(hui) 主義(yi) 隻能利用“市場調節”作為(wei) 補充、而不能存在“市場經濟”的框子，明確地否定將市場經濟限定在資本主義(yi) 範圍內(nei) 的觀點，指出“社會(hui) 主義(yi) 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顯然是理論上的重要發展。

　　沿著這種思路，鄧小平的思想隨著我國改革的逐步深化而不斷發展。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的《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確認了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是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新觀念。這是在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製問題上的一次重大的突破。雖然當時使用了商品經濟這樣的蘇聯教科書(shu) 的語言，但是從(cong) 《決(jue) 定》提出了舊體(ti) 製的主要弊端、改革任務、改革的基本內(nei) 容以及計劃本身的變化來看，《決(jue) 定》裏所說的“商品經濟”，也就是市場經濟。鄧小平對這個(ge) 決(jue) 定作出了很高的評價(jia) 。他說：這個(ge) 決(jue) 定“寫(xie) 出了一個(ge) 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並稱讚它“是個(ge) 好的文件”。

　　一年以後，鄧小平在同美國企業(ye) 家代表團談話的時候，再次重申了1979年談話關(guan) 於(yu) 有必要采納市場經濟的方法的意見。他指出，問題的關(guan) 鍵，是“用什麽(me) 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社會(hui) 主義(yi) 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這樣，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裏，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沒有再提計劃經濟為(wei) 主的問題。

　　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後，理論界有些文章把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問題同基本社會(hui) 製度直接聯係起來，認為(wei) 這是一個(ge) 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但是，鄧小平仍不改初衷。在他看來，一種體(ti) 製，一種政策隻要是有利於(yu) 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生產(chan) 力，有利於(yu) 增強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yu)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men) 就應當堅決(jue) 地、毫不猶豫地加以采納和執行。因此，他在1990年12月同幾位中央負責同誌談話和1991年初同上海市負責同誌談話時尖銳地指出：“我們(men) 必須從(cong) 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yi) 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區分不在於(yu) 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hui) 主義(yi) 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yi) 也有計劃控製。”“不要以為(wei) 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yi) 道路，沒有那麽(me) 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在1992年初的南方談話中，更對市場經濟是不是一定姓“資”，社會(hui) 主義(yi) 可不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及有關(guan) 的問題作了係統的回答。他的這一講話，為(wei) 中共十四大將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確立為(wei) 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這一曆史性的突破奠定了理論基礎。

　　四、鄧小平為(wei)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定了分三步走，到下個(ge) 世紀中葉成為(wei) 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的宏偉(wei) 戰略目標，以及積極慎重、注重增長質量、以改革開放促發展的方針。

　　鄧小平不但發展了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為(wei)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定了正確的政策，還為(wei) 它提出了宏偉(wei) 的戰略目標。

　　在即將進入80年代的1979年末，鄧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談話時，提出了爭(zheng) 取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chan) 總值翻兩(liang) 番，達到人均國民生產(chan) 總值800美元的水平。在鄧小平的倡議下，中共中央製定了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規劃：第一步，是在80年代實現人均國民生產(chan) 總值翻一番，從(cong) 1980年的人均250美元，達到1990年的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1000美元，進入小康。第三步，再用三五十年時間再翻兩(liang) 番，在經濟上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較富裕。

　　上述戰略規劃所規定的目標是十分宏偉(wei) 的。鄧小平說，“這個(ge) 目標對發達國家來說是微不足道的，但對中國來說，是一個(ge) 雄心壯誌，是一個(ge) 宏偉(wei) 的目標。更為(wei) 重要的是，在這個(ge) 基礎上，再發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爭(zheng) 接近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

　　對於(yu) 如何才能實現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鄧小平在他的著作中作出了回答：第一，現代化的目標要有步驟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鄧小平提出用50到70年分三步實現這一目標，就表明了他的慎重態度。第二，強調增長的質量，而不要片麵追求產(chan) 量的增長。在製定1983—1990年長遠規劃時鄧小平指出：“長期計劃留的餘(yu) 地應該大一些，年度計劃可以打得積極一點，當然也要留有餘(yu) 地，重視提高經濟效益，不要片麵追求產(chan) 值、產(chan) 量的增長。總結曆史經驗，計劃定得過高，冒了，教訓是很深刻的”。

　　第三，把重點放在改革上，以改革開放促進發展。1991年8月，他在談到中國經濟應當“過幾年有一個(ge) 飛躍，跳一個(ge) 台階”時，著重指出：“重點放在哪裏?我看還是放在堅持改革開放上。”“特別要注意，根本的一條是改革開放不能丟(diu) ，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抓住時機上台階。”

　　五、“整體(ti) 推進，重點突破”，更能體(ti) 現鄧小平戰略思想，在農(nong) 村改革和對外開放取得成功之後，鄧小平提出了不失時機加快城市及整體(ti) 改革的任務，提出了“膽子要大、步子要穩”的戰術原則。

　　對於(yu) 中國的改革，國外的一種流行觀點認為(wei) ，它的特點和優(you) 點是“漸進主義(yi) ”。這種觀點在我國也有廣泛的影響。在主張改革的人們(men) 中，也有不少人認為(wei) kaiyun官方地址好就好在不太快。

　　“漸進改革論”的觀點是否切合kaiyun官方地址的實際?符合鄧小平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戰略思想?揆情度理，看來回答隻能是否定的。

　　從(cong) kaiyun官方地址的實際情況看，在國有經濟(包括國有工商企業(ye) 、國家銀行和國家財政)的範圍內(nei) ，改革的確是漸進地進行的，但是，這並不是改革的優(you) 點所在。kaiyun官方地址成功的秘密，在於(yu) 國有部門改革受阻以後把改革的重點放到農(nong) 村和對外開放方麵。迄今為(wei) 止我國改革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與(yu) 這一特點有關(guan) 。

　　采取這種策略，我們(men) 解決(jue) 了其他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改革中沒有能夠解決(jue) 的問題。從(cong) 中國實際出發，我們(men) 找到了一條新路。不是隻盯住國有經濟不放，而是一方麵維持國有經濟的運轉，另一方麵把主要力量放到非國有部門去尋找新的生長點。這就使整個(ge) 改革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找到了支撐點。使得15年來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出口增長更快。在改革的過程中，也遇到過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經濟秩序混亂(luan) 等問題。但我們(men) 依靠迅速生長起來的經濟力量，較快地克服了種種不穩定因素，使改革成為(wei) 不可逆轉的潮流。

　　但是這種戰略也不是沒有缺點的。特別是這種“外圍戰”的長期化會(hui) 帶來不少棘手的問題。經濟體(ti) 係是一部配置資源的機器。這部機器被分成兩(liang) 半：舊的部分仍在運轉，而且占居領導地位;新的機器雖然部分建立，但不完整。這種狀況不改變，新的經濟體(ti) 製不能作為(wei) 一個(ge) 係統建立起來，整個(ge) 經濟的效率就不可能提高。這樣，就出現了許多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穩定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現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壓力經常存在，不時爆發;雙重體(ti) 製並存使腐敗的滋生有一個(ge) 非常大的體(ti) 製基礎;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社會(hui) 集團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擴大的趨勢;國有部門的困難日益加劇。

　　如何對待這種局麵?是積極進取，還是繼續拖延國有部門的改革?

　　1984年6月，鄧小平就已指出，在農(nong) 村改革見效以後，“改革要從(cong) 農(nong) 村轉到城市”。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標誌著這一戰略重點轉移的開始。10月1日，鄧小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周年的慶典上提出，“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要對妨礙我們(men) 前進的現行經濟體(ti) 製，進行有係統的改革。”接著，他在一係列的會(hui) 議上對“係統改革”的內(nei) 容和意義(yi) 作了闡明。“城市比農(nong) 村複雜得多，它包括工業(ye) 、商業(ye) 、服務業(ye) ，還包括科學、教育、文化等領域。即將召開的黨(dang) 的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的主題，就是城市和整個(ge) 經濟體(ti) 製的改革。這意味著中國將出現全麵改革的局麵。”“黨(dang) 的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將在中國的曆史發展中寫(xie) 上很重要的一筆。”“這將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會(hui) ”，“全會(hui) 的決(jue) 議公布後，人們(men) 就會(hui) 看到我們(men) 全麵改革的雄心壯誌。”從(cong) 1984年到1993年的十年中，鄧小平反複地提醒我們(men) ：“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開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

　　在戰略方針確定以後，小平同誌進一步提出了進行全麵改革的戰術原則。他說，“我們(men) 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所謂“膽子要大”，是說“城市改革實際上是整個(ge) 經濟體(ti) 製的改革，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進行全麵的經濟體(ti) 製改革需要有勇氣。”“沒有改革就沒有今後的持續發展。所以，……這件事必須堅決(jue) 幹下去。”所謂“步子要穩”，是說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每走一步，都兢兢業(ye) 業(ye) ，大膽細心，及時總結經驗，發現問題就做些調整，使之符合實際情況。”

　　1984—1992年在改革的工作指導方麵出現了這樣兩(liang) 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事到臨(lin) 頭決(jue) 心動搖了;另一種情況是，改革的決(jue) 心倒是下了，但是配套的政策沒有安排好，比如在改革的宏觀環境不好的情況下，貿然推出大的改革措施，也使改革的攻堅戰進行不下去。這都是與(yu) 鄧小平提出的方針不相符合的。至於(yu) 鄧小平本人，不管在哪一種情況下，他都總是堅持“膽子要大，步子要穩”的方針，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黨(dang) 的十四大提出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概念。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把“十四大”的綱領性提法具體(ti) 化，描繪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藍圖。對於(yu) 我們(men) 的論題有重大意義(yi) 的是，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指出，改革應當實行“整體(ti) 推進，重點突破”的方針。這一提法，較之過去常常講的“整體(ti) 漸進，階段突破”更能體(ti) 現小平同誌的戰略思想。在改革的內(nei) 容上，經過15年成本比較高的被動改革，價(jia) 格已經大體(ti) 放開的情況下，設計了財稅、金融和外匯體(ti) 製改革方案;在企業(ye) 改革和社會(hui) 保障體(ti) 製改革方麵，思路也愈來愈清晰了。

　　今年的各項改革出台已經幾個(ge) 月了，亟需加以總結。看看原來的方案有哪些缺點，要及時加以調整和補充;哪些方麵的改革沒有到位，要督促加快。總之，我們(men) 應當緊張工作，力求完滿地實現小平同誌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戰略決(jue) 策，確保在2000年以前把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新體(ti) 製初步建立起來，使我們(men) 能夠從(cong) 根本上擺脫種種經濟社會(hui) 問題的困擾，在今後的長時期中實現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首發於(yu) 1994年，原名《鄧小平經濟思想的戰略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