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宋金時期，我國北方圖書(shu) 出版業(ye) 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出版的圖書(shu) 種類涵蓋經史子集各部，圖書(shu) 流通範圍不斷擴大、形式不斷創新，圖書(shu) 印刷技術有所改進，印刷質量可與(yu) 南宋相媲美，在中國古代圖書(shu) 出版史上占據著重要位置。眾(zhong) 所周知，書(shu) 籍是人類社會(hui) 傳(chuan) 播文化的重要載體(ti) 之一。圖書(shu) 出版作為(wei) 一種文化傳(chuan) 播活動，總是受到經濟社會(hui) 發展、特定製度環境、文化教育、社會(hui) 心理等的影響。因而，從(cong) 傳(chuan) 播學的視角來探討金代圖書(shu) 出版與(yu) 流通的背景與(yu) 曆程，不但有助於(yu) 深入理解金代書(shu) 籍出版興(xing) 盛的原因，亦能幫助我們(men) 認清其與(yu) 金代社會(hui) 發展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其意義(yi) 與(yu) 作用顯而易見。

　　女真人起源於(yu) 白山黑水之間，在遼朝時期處於(yu) 契丹族的統治之下，長期處在半遊牧半漁獵的部落發展階段。完顏部統一女真各部後，阿骨打帶領女真人在反遼鬥爭(zheng) 中迅速崛起，並於(yu) 公元1115年建立了政權。建國之初的女真人尤其是上層統治集團，通過與(yu) 漢族先進文化接觸，意識到了文化對於(yu) 鞏固政權和民族發展的重要意義(yi) ，因而集全國之力搜羅遼與(yu) 北宋的圖文書(shu) 籍，網羅北宋的雕版印刷工匠，表現出了支持圖書(shu) 出版、進行文化傳(chuan) 播的強烈願望。清人趙翼指出：“蓋自太祖起事，即謂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為(wei) 之。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文之士，敦遣赴闕。(本紀)又以女直無字，令希尹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國語，製女直字，頒行之。(希尹傳(chuan) )是太祖已留心於(yu) 文事。”(《廿二史劄記校證》卷28)因而，在公元1121年金對遼發動全麵攻勢時，太祖阿骨打特別下詔，“若克中京，所得禮樂(le) 儀(yi) 仗圖書(shu) 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金史》卷2)體(ti) 現了對圖書(shu) 典籍與(yu) 發展文化的高度重視。

　　不僅(jin) 如此，金朝統治者還製定並執行了一係列推動圖書(shu) 流通、促進文化傳(chuan) 播的政策。通過國子監刻印“五經”、十七史頒發各官學，自上而下傳(chuan) 播漢文典籍。金世宗時還設譯經所，大力倡導以女真文翻譯漢文經史刻印出版，在女真人中以本民族文字來傳(chuan) 播漢文化。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譯經所先後譯出《易》《書(shu) 》《論語》《孟子》《老子》等經史書(shu) 籍15種。還特“以女直字《孝經》千部付點檢司分賜護衛親(qin) 軍(jun) ”，上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yi) 道德所在耳。”(《金史》卷8)金朝還出版了一係列女真字童蒙書(shu) 籍，如《女真字三字經》《女真字百家姓》《女真字薑太公書(shu) 》等均有刊行。

　　隨著金朝各方麵統治製度的漸趨完備，科舉(ju) 製度也得以不斷完善，在某些方麵比遼甚至南宋還有所突破。金代的科舉(ju) 取士範圍與(yu) 前代相比有所擴大，允許奴隸放良後參加考試，取消了遼、宋時期巫醫之家不得應舉(ju) 的規定，舉(ju) 人隻要所犯罪刑不重的，可以聽保應試，在任官員隻有小的過失不至犯罪的，都可以參加考試，放寬了對應試者的身份和資格限製。金代還取消了科舉(ju) 取士的地區界限，客籍外鄉(xiang) 者可以隨時到所在州縣應考。還在金世宗時期設立女真科舉(ju) ，為(wei) 女真人開辟了一條新的入仕途徑。金代獨具特色的科舉(ju) 製度，一方麵激發了人們(men) 對科舉(ju) 的熱情，使好學之風成為(wei) 當時社會(hui) 主流風俗之一。另一方麵則使科舉(ju) 考試用書(shu) 出現了較大的缺口，直接推動了相關(guan) 圖書(shu) 的出版與(yu) 流通。

　　女真族建立政權以來，曆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教育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yang) 。“我國家應天順民，雖馬上得天下，然列聖繼承，一道相授，以開設學校為(wei) 急務。以愛養(yang) 人才為(wei) 家法。以策論詞賦經義(yi) 為(wei) 擢賢之首。天涵地育，磨礪而成就之”(劉渭：《重修府學教養(yang) 碑》，見張金吾：《金文最》卷82)。在此背景下，不僅(jin) 政府主持的官學教育獲得較大發展，私學及家庭教育亦興(xing) 盛非凡，形成了一種崇學重教之風。正如元好問所言：“文治既洽，鄉(xiang) 校、家塾弦誦之音相聞。上黨(dang) 、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le) 為(wei) 之者。化民成俗，概見於(yu) 此。”(《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卷32，《壽陽縣學記》)如此崇文好學風氣之下，教育與(yu) 考試用書(shu) 需求大增。民間書(shu) 坊也大量刻印經史類考試用書(shu) ，如寧晉荊家書(shu) 坊主營科考類書(shu) 籍，二十幾年間不斷刻印“五經”銷售，即使戰亂(luan) 時期，也還將板片埋入地下，以備日後重新刊刻經營。

　　金人對宋朝一些名士的作品非常傾(qing) 慕，故此類書(shu) 籍及受其影響的圖書(shu) 在金代廣為(wei) 傳(chuan) 播與(yu) 出版。孔氏家譜《孔氏祖庭廣記》廣為(wei) 流傳(chuan) ，“凡縉紳之流，靡不家置”(張金吾：《金文最》卷14，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序》)。蘇軾的作品在金朝也很受歡迎，《集注分類東(dong) 坡先生詩》流傳(chuan) 頗廣。金代詩人受其詩歌創作思想和藝術手法的影響，也創作出許多剛勁清新、通俗質樸的作品。“爾時蘇學盛於(yu) 北，金人之尊蘇，不獨文也，所以士大夫無不沾丐一得。”(翁方綱：《石洲詩話》卷5)

　　金人對藝術的追求與(yu) 欣賞，也推動了此類圖籍的出版與(yu) 傳(chuan) 播。金代刻印的版畫《四美圖》描繪的是我國曆史上四位不同時代的美人，分別是趙飛燕、王昭君、班姬和晉代石崇的愛妾綠珠。版畫構圖富於(yu) 變化，人物衣袂飄飄，麵容生動自然。《義(yi) 勇武安王圖》(關(guan) 羽像)，圖像端莊肅穆，威武逼人。此外，金朝還開始了彩色印刷的嚐試，這是元代套版印刷方法發明之前的重要發展，其代表彩色版畫《東(dong) 方朔盜桃圖》成為(wei) 我國印刷史上的重要作品。

　　宋金元時期流行一種說唱藝術諸宮調，是市民日常娛樂(le) 的內(nei) 容之一。諸宮調在金朝的發展，為(wei) 後來北方雜劇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近年發現於(yu) 甘肅黑水城的金代書(shu) 坊刻本《劉知遠諸宮調》證明了這一史實。此本不僅(jin) 在金境內(nei) 銷售，還傳(chuan) 到了西夏，說明此類書(shu) 籍的出版數量較大，可以滿足對外交流的需求。此外，據史料記載，金代還刻有《西廂記諸宮調》，隻是今天還未見到刻本實物。但是可以推斷，金代書(shu) 坊出版了許多戲曲腳本，已經成為(wei) 當時的暢銷書(shu) 。

　　書(shu) 籍和書(shu) 籍傳(chuan) 播是人類社會(hui) 與(yu) 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an) 物，是文化傳(chuan) 播的一種形式。反之，書(shu) 籍的產(chan) 生與(yu) 流通又促進了文化傳(chuan) 播和社會(hui) 發展。縱觀金代的書(shu) 籍出版史，其發展與(yu) 繁盛也對金代社會(hui) 的發展與(yu) 進步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作用主要體(ti) 現在對文化、教育及醫藥等發展的推動和對金代社會(hui) 漢化進程的推進。

　　金朝建國以前，由於(yu) 女真人尚未創製本民族的文字，使本民族文化和曆史的記載幾乎接近空白。因而與(yu) 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兩(liang) 宋相比，金朝的文化處於(yu) 非常落後的狀態。金朝建立後，統治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和發展圖書(shu) 出版業(ye) ，以改變文化落後的不利局麵。金朝建國之初便開始著手編纂《祖宗實錄》，此後陸續修纂了各帝實錄，編纂了《遼史》《續資治通鑒》等史書(shu) ，在史學編纂上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同時，許多經書(shu) 的注解類著述開始不斷麵世，有力推動了金代文化教育的發展。金代經學研究成就比較大的有趙秉文、李純甫、王若虛等，其中趙秉文的《易叢(cong) 說》《中庸說》《論語解》，李純甫的《鳴道集說》《楞嚴(yan) 經外解》《老子解》，王若虛的《五經辨惑》等，均具有較大影響。

　　此外，金朝出版的醫學典籍對中醫學理論發展也作出了較大貢獻。劉完素、張從(cong) 正等改變了傳(chuan) 統以辛熱之劑為(wei) 主的用藥方法，創立了我國古代醫學界的寒涼派與(yu) 攻下派，撰寫(xie) 並出版了許多醫書(shu) 來闡述病理及治療方法，如《素問玄機原病式》《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傷(shang) 寒直格》等。金代醫學著作成果豐(feng) 富，還有《內(nei) 經運氣要旨論》《醫方精要宣明論》《傷(shang) 寒明理論》《針經指南》《習(xi) 醫要用直格並藥方》等。這些醫書(shu) 多次刊印，治病之方淺顯易懂，在民間獲得認可並廣泛傳(chuan) 播。如劉完素的醫術之高明，從(cong) 當時人對其所著《傷(shang) 寒直格》的評價(jia) 可見一斑，“治病之法盡於(yu) 此矣”，“讀之使人廓然有所醒悟”，“用藥次第，悉皆蘊奧，精妙入神”，“雖古人不是過也，雖軒岐複生，不廢此書(shu) 也”。故而傳(chuan) 播效果極好，“人人家置一本可也”(張金吾：《金文最》卷42，楊威：《保命集序》)。

　　金朝統治者鞏固政權、對外開疆拓土的過程，也是金代社會(hui) 逐漸漢化的過程，圖書(shu) 典籍在其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女真族在滅亡遼宋以後，漢文圖書(shu) 典籍在上層的流通儒化了統治者的思想，促使他們(men) 采用宋朝的政治製度，認同並漸趨接受中原文化。金熙宗學會(hui) 了吟詩作賦、交際禮節、象戲博弈，生活方式、思想意識逐漸漢化、儒化，“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大金國誌校證》卷12)。海陵王完顏亮“嗜習(xi) 經史，一閱終身不複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yi) 位著而慕之”(《大金國誌校證》卷13)。從(cong) 而促進了女真社會(hui) 的政治變革和文化藝術的進步，加速了金代社會(hui) 的發展和漢化進程，使之獲得“一掃五代遼季衰陋之俗”“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的美譽。

　　由上觀之，金代書(shu) 籍出版的發展既是金代社會(hui) 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的結果，也是金代社會(hui) 發展演進過程中的助推因素之一，圖書(shu) 出版與(yu) 傳(chuan) 播和金代社會(hui) 文化發展之間是雙向互動的關(guan) 係。從(cong) 深層次角度分析，正如向燕南等學者在《曆史文化認同與(yu) 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一書(shu) 中所講，“公元10世紀到公元19世紀中葉中華民族各民族間的認同傳(chuan) 統”，“無論是在曆史認同方麵，還是在文化認同方麵，都有著突出表現”。這一問題折射出了作為(wei) 中國曆史上少數民族政權之一的金朝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通過支持圖書(shu) 出版積極汲取中原文化營養(yang) ，並最終融入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