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cong) 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算起，中國由傳(chuan) 統社會(hui) 向現代社會(hui) 的轉換已經曆了一百七十多年的曆程，這一百七十多年我們(men) 通常將其劃分為(wei) “近代史”、“現代史”和“當代史”三個(ge) 時期，它大概可以算是中國有史以來變化最為(wei) 劇烈的時段之一，用天翻地覆、海立山飛來形容一點也不為(wei) 過。萬(wan) 國競存、工商互通的現代世界格局與(yu) 弱肉強食、西強東(dong) 弱的力量對比使得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形成的、以相安、相守為(wei) 目標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衝(chong) 擊，麵對西方列強的強勢入侵，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之間的文化衝(chong) 突由此開啟，傳(chuan) 統既然已失去了告訴人們(men) 該何去何從(cong) 的能力，人們(men) 就隻能靠自己去尋找突圍之路，因此精神上的背井離鄉(xiang) 也就成為(wei) 現代人不可逃脫的文化宿命。

　　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曆程”：以舊壓新和以新壓舊時期

　　百年中國現代與(yu) 傳(chuan) 統的關(guan) 係大致經曆了三個(ge) 階段、三種態勢和精神氛圍：即以舊壓新時期、以新壓舊時期和當今後傳(chuan) 統時代的新舊並存、雜糅共融時期。將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zheng) 作為(wei) 近代史的開端，更多的是出於(yu) 一種象征性的意義(yi) ，其對中國整個(ge) 國家的影響還比較有限，更為(wei) 創巨痛深、影響深遠的開端應該是從(cong)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zheng) 算起，它導致的結果已嚴(yan) 重到一個(ge) 國家“首都”的陷落、形式上的“亡國”。由此也就開啟了與(yu) 現代化相伴始終的古今之爭(zheng) ——新與(yu) 舊的對立、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激烈衝(chong) 突。新與(yu) 舊的對立也意味著東(dong) 西文化的對立，新派以西方文化為(wei) 依托來要求變革，力圖為(wei) 西方文化爭(zheng) 取到“同文明”待遇，使文明由單數的“華夷之辨”轉變為(wei) 與(yu) 中國並存的另一種文明。

　　這種以新壓舊的態勢隨著“庚子之變”後1901年清末新政的開啟基本結束，“庚子之變”後政治守舊派徹底失勢，維新派占據上風，慈禧太後和光緒帝開啟新政，仿行立憲，由此新舊移位，現代開始壓倒傳(chuan) 統，西學開始壓倒東(dong) 學，由此開始了古今之爭(zheng) 的第二個(ge) 階段，也就是新壓倒舊的時期，它到五四時期以“西化”激進派的麵目出現。這一時期，除舊才能布新成為(wei) 時代共奉的信條，由此推動的反傳(chuan) 統浪潮不斷高漲，直至二十世紀中後期達到高峰。從(cong) 文化作為(wei) 社會(hui) 資本的角度來看，“西學”在中國作為(wei) 新興(xing) 的文化資本迅速升值，西學已成為(wei) 文明之基、人類公理乃至宇宙真理的化身;而廢科舉(ju) 之後的“中學”由於(yu) 與(yu) 仕宦之途脫鉤，開始備受冷落，迅速貶值，進而波及到中醫、中藥，甚至漢字、漢語等都麵臨(lin) 被廢止的命運。文化決(jue) 定論的思維在當時急於(yu) 尋找靈丹妙藥來救國的知識者中非常盛行，這與(yu) 維新者無緣介入和推動實力領域的變革相關(guan) 。正是實力領域改革的毫無起色、舉(ju) 步維艱才引發對所有一切的否定，將破壞等同於(yu) 建設，進而將傳(chuan) 統文化視為(wei) 萬(wan) 惡之源，認為(wei) 隻有拔除文化之根，才能救亡圖存，這顯然帶有濃厚的將文化政治化的功利主義(yi) 傾(qing) 向。一個(ge) 人如能走出這種急功近利的思維方式和現實的壓力，其對傳(chuan) 統的看法就會(hui) 較為(wei) 客觀、公允一點，可以將文化與(yu) 政治分開，而不至於(yu) 將一切都一鍋燴。一個(ge) 國家如果衰頹到不能再正常履行其作為(wei) 一個(ge) 國家的職能，那麽(me) 與(yu) 之相關(guan) 的一切都會(hui) 麵臨(lin) 毀滅性的危機。近代“傳(chuan) 統”的危機與(yu) 國家的政治、經濟、軍(jun) 事的危機具有連帶關(guan) 係。“四書(shu) 五經”因為(wei) 不能抵禦外侮、救亡圖存，就被宣布成應該丟(diu) 棄的“廢物”，這種思維方式顯然失之簡單、粗暴，在心理上則近於(yu) 一種自憎、自卑和遷怒的病態。

　　“後傳(chuan) 統”時代：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之間出現的新態勢

　　第三個(ge) 時期則是新舊並存、雜糅共融時期，也可以稱之為(wei) 中國式的“後傳(chuan) 統時代”，傳(chuan) 統在經過一百多年來的顛覆、衝(chong) 擊之後已不再以威權性社會(hui) 生活的主宰者麵目出現，而是以多元選項中的一項存在;傳(chuan) 統遊魂附體(ti) 式以新的形式複活，曾被犁庭掃穴、斬草除根的傳(chuan) 統在擺脫了被政治歸罪的經濟主導的新時代表現出了一種頑強的自我修複能力，這表明對傳(chuan) 統的需求源於(yu) 人性深層的動力，不是可以輕易被鏟除的。現代社會(hui) 並未如啟蒙主義(yi) 者所希望的那樣徹底與(yu) 傳(chuan) 統決(jue) 裂，而是開始與(yu) 傳(chuan) 統共存互動、共同發展。英國學者安東(dong) 尼·吉登斯認為(wei) ：“認識到社會(hui) 需要傳(chuan) 統，這是完全理性和合理的。我們(men) 不應該接受世界應該廢棄傳(chuan) 統的啟蒙思想。傳(chuan) 統是必需的，而且總是應該堅持，因為(wei) 它們(men) 給生活予連續性並形成生活。”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關(guan) 係在後傳(chuan) 統時代表現出更多的互補性，這是因為(wei) 兩(liang) 者之中的極端性成分經過人性的檢驗、百年的汰洗已大為(wei) 衰減，而且社會(hui) 結構的實質性變化也使得其發揮功能的方式發生改變，由外在的強製轉向內(nei) 在的自我規約、自我塑造。在後傳(chuan) 統時代，現代和傳(chuan) 統的對立雙方都已經意識到自己的獨木難支，因此產(chan) 生了相互合作、長久共存的必要;傳(chuan) 統中明顯不合於(yu) 現代精神的專(zhuan) 製主義(yi) 、權威主義(yi) 、精英主義(yi) 、等級主義(yi) 等不合於(yu) 現代價(jia) 值的成分被大為(wei) 消減、弱化、祛除，有益於(yu) 人性提升與(yu) 社會(hui) 和諧的方麵開始被發明改造為(wei) 一種新型傳(chuan) 統;青年時代的魯迅暢想的“外之既不後於(yu) 世界之思潮，內(nei) 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yi) ，致之深邃”的東(dong) 西調和、新舊兼容的文化現代性理想隻有在這樣擺脫了急迫的現實危機的“後傳(chuan) 統”時代才真正具有了實現的可能和條件。

　　後傳(chuan) 統時代的現代性又以更為(wei) 先進的手段在更為(wei) 廣大的空間裏為(wei) 傳(chuan) 統的承傳(chuan) 提供了舞台。在傳(chuan) 統時代，人隻是被動地生活於(yu) 某種被給定的單一傳(chuan) 統中，而進入後傳(chuan) 統時代的人則生活於(yu) 由各種傳(chuan) 統所共同構築的世界之中。傳(chuan) 統作為(wei) 一種世代相傳(chuan) 的被存儲(chu) 起來的智慧，日益得到人們(men) 的重視和尊重，他們(men) 已毋須再像五四時代的人們(men) 那樣，被迫麵對蘇生還是毀滅兩(liang) 者必居其一的單選題，可以更為(wei) 從(cong) 容、更為(wei) 理性、更為(wei) 客觀地思考、處理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之間的關(guan) 係。

　　傳(chuan) 統文化現代化的出路：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聯姻”

　　傳(chuan) 統既有其被發明的一麵，也有其作為(wei) 一種客觀性的存在的一麵，而“傳(chuan) 統”如何呈現與(yu) 我們(men) 自身的意向性密切相關(guan) 。我們(men) 既往對傳(chuan) 統認識的偏頗，往往與(yu) 我們(men) 的現代觀念的偏頗相關(guan) ，我們(men) 被籠罩於(yu) 這樣一種主觀化、片麵化的“現代性”想象之中，沒有走出主觀自我的能力，因之也就失去了真正理解傳(chuan) 統、理解他者的能力。正如蘇東(dong) 坡所說：“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啟蒙主義(yi) 的現代敘事往往是一種從(cong) 主觀化的自我唯一性出發的“第一人稱敘事”，其所言說的“傳(chuan) 統”往往是被現代性指控為(wei) “有罪”的起訴書(shu) ，正如梁啟超在《中國史界革命案》中的名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該言雖包含明顯的常識性錯誤(二十四史絕對不隻二十四姓、二十四家皇帝)，但卻流傳(chuan) 甚廣，因為(wei) 他發泄的是對民主共和的極度渴望，對君主專(zhuan) 製的深惡痛絕情緒，所以曆史自身對他來說無關(guan) 緊要，他給曆史貼上政治標簽之後就把它一筆勾銷了，這種對曆史和“傳(chuan) 統”的態度可謂是現代性的曆史虛無主義(yi) 的源頭。傳(chuan) 統、曆史在這種強勢的、情緒化的現代性指控麵前，喪(sang) 失了自我言說的權力、資格和場域，因此也就無法言說自身，因此要讓傳(chuan) 統和曆史開口說話，就必須在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對立雙方之外擬設一個(ge) “第三方立場”，從(cong) 比較超邁的立場促成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之間的對視與(yu) 對話，這樣才能進一步地加深我們(men) 對傳(chuan) 統和現代的理解，不拘一格地從(cong) 傳(chuan) 統和現代中汲取我們(men) 所需要的精神文化，以滿足我們(men) 在機遇與(yu) 風險並存的後傳(chuan) 統時代的遂生、安所的雙重需要。

　　總之，“現代”代表的是一種當下的、現世的生存體(ti) 驗和時代訴求，“傳(chuan) 統”代表的則是一種世代生存體(ti) 驗和超時代的價(jia) 值規範，將兩(liang) 者結合起來，人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