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脫貧攻堅與(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有效銜接具有重要實踐意義(yi)

　　現階段我國農(nong) 村脫貧攻堅已取得了決(jue) 定性成就。按照現行貧困標準衡量，2012—2019年農(nong) 村貧困人口數從(cong) 9899萬(wan) 減至551萬(wan) ，貧困發生率從(cong) 10.2%降至0.6%，連續7年每年減貧超過1000萬(wan) 人、累計減貧接近1億(yi) 人，這在人類減貧史上堪稱“奇跡”。2020年我國將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並由此邁向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的偉(wei) 大征程。

　　在此背景下，加快推進脫貧攻堅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有效銜接具有重要實踐意義(yi) 。一方麵，今年我國將實現全麵脫貧目標，後續貧困治理的重點將從(cong) 農(nong) 村絕對貧困轉向相對貧困，實施方式從(cong) 政府給予“第一推動力”轉向農(nong) 民的內(nei) 生發展能力，實施工具從(cong) 政府提供的短期資源投入轉向深化體(ti) 製機製，實施內(nei) 涵從(cong) 側(ce) 重經濟維度轉向農(nong) 村經濟社會(hui) 的整體(ti) 發展。市場機製、內(nei) 生動力以及整體(ti) 發展，是建立解決(jue) 相對貧困長效機製的基準，這些基準必須與(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這個(ge) 長期安排對接，才能真正落地和實施。另一方麵，絕對貧困問題解決(jue) 之後，城鄉(xiang) 居民能夠相對均等地分享發展成果。在這種情形下，我國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將站在新起點，更廣泛地動員農(nong) 民參與(yu) 建設。同時，我國在推進脫貧攻堅中形成的製度探索和經驗總結，對持續推進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提供了有利條件。概言之，推進脫貧攻堅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有效銜接，是脫貧攻堅重心和方式轉型的客觀要求，是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向縱深方向拓展的內(nei) 在需要，是動態解決(jue) 我國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的必然選擇。

　　推進脫貧攻堅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有效銜接麵臨(lin) 新的時代背景

　　當前我國在實現脫貧攻堅與(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有效銜接上仍麵臨(lin) 著挑戰。具體(ti) 表現為(wei) ：農(nong) 村貧困是一個(ge) 動態的、相對的概念，當前還存在貧困縣未摘帽、貧困村未出列、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未脫貧的情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不少邊緣人口、已脫貧人口還可能麵臨(lin) 返貧的風險。當前要素整體(ti) 上呈現由鄉(xiang) 到城的單向流動方式，工商資本等現代要素下鄉(xiang) 相對較少。農(nong) 村老年人口快速增加，老齡化率急速上升並超過城市。相對於(yu) 城市居民，農(nong) 民在收入、消費、社會(hui) 保障資源以及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麵仍處於(yu) 不利地位。例如，2018年城鄉(xiang) 互聯網普及率分別為(wei) 74.60%和38.40%，農(nong) 村信息化進程相對於(yu) 城市明顯落後。

　　現階段我國推進脫貧攻堅與(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有效銜接也具備有利條件，這表現在四個(ge) 方麵：一是經濟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財政動員能力和城鄉(xiang) 收入水平都有了顯著提升，這為(wei) 脫貧攻堅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提供了堅實基礎。二是發展理念。伴隨著經濟增長和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發展，我國對發展戰略和發展理念進行了適宜調整，強調貫徹新發展理念。三是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cong) 一個(ge) 典型的低收入國家發展成為(wei)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上中等收入國家，當前正在邁向高收入國家。我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you) 勢，鄉(xiang) 村蘊含的生態、文化等功能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農(nong) 村產(chan) 業(ye) 麵臨(lin) 著融合、再造、轉型和生產(chan) 率提升的重要契機。四是製度優(you) 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認識深化和經濟實踐中形成了基本經濟製度。農(nong) 村精準扶貧再次凸顯了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性、有效性，這為(wei) 脫貧攻堅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有效銜接提供了重要借鑒。

　　加快推進脫貧攻堅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有效銜接需采用組合方案

　　今後，我國減貧的工作重心將轉向解決(jue) 相對貧困問題，工作方式也將轉向常態化推進。這意味著脫貧攻堅必須與(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相互嵌套，在激活主體(ti) 、激活要素、激活市場中形成二者的有效銜接。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包含經濟、社會(hui) 、政治、文化、生態等多個(ge) 維度，據此脫貧攻堅與(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有效銜接必定要采用組合方案來推進。

　　一是產(chan) 業(ye) 銜接，即健全農(nong) 村產(chan) 業(ye) 融合和產(chan) 業(ye) 鏈增值分享機製。解決(jue) 相對貧困需要推動產(chan) 業(ye) 發展，使貧困戶依靠產(chan) 業(ye) 發展獲得脫貧的持續“造血”能力，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首個(ge) 要求即是產(chan) 業(ye) 興(xing) 旺。從(cong) 這一點看，應健全農(nong) 村產(chan) 業(ye) 融合發展和產(chan) 業(ye) 鏈增值分享機製，實現脫貧攻堅與(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緊密結合。我國正從(cong) 上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城鄉(xiang) 居民的消費結構在發生變化。應基於(yu) 這種需求結構轉變，通過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優(you) 化創新環境等改革措施，以及農(nong) 業(ye) 功能拓展、農(nong) 業(ye) 形態重塑等方式實現農(nong) 村三次產(chan) 業(ye) 融合。同時，依托產(chan) 品提供、就業(ye) 創造、要素入股、土地分紅等方式，完善農(nong) 村產(chan) 業(ye) 鏈增值分享機製，使農(nong) 村廣大成員在產(chan) 業(ye) 融合發展中獲得更多實惠。

　　二是主體(ti) 銜接，即加快農(nong) 村人力資本提升和主體(ti) 多元化進程。實施脫貧攻堅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均要依靠農(nong) 村微觀主體(ti) ，農(nong) 民自我發展的動力和能力是推進脫貧攻堅與(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共同基礎。就動力而言，我國應注重培育農(nong) 村脫貧先進典型示範、加強城鄉(xiang) 間和地區間的人口流動，在增強“比較”和“競爭(zheng) ”的基礎上激活農(nong) 戶的發展意願。就能力而言，我國應增強針對農(nong) 民的人力資本投資，在鞏固基礎教育改革成果的基礎上，對農(nong) 村職業(ye) 教育給予更大的財政金融支持，培育更多有技術、善管理、懂經營的“新農(nong) 人”，形成農(nong) 村經濟主體(ti) 多元化且彼此分工協作的發展格局。

　　三是組織銜接，即放大農(nong) 村多種集體(ti) 組織對農(nong) 民的帶動功能。脫貧攻堅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都與(yu) 農(nong) 村集體(ti) 組織的職能緊密相關(guan) ，可通過激活農(nong) 村集體(ti) 組織來實現兩(liang) 者的銜接。這主要有兩(liang) 種方式：一是充分發揮“村兩(liang) 委”的帶動作用，健全村民和“村兩(liang) 委”的利益鏈接機製，推舉(ju) 具有責任感和市場經營能力的成員組成領導團隊，帶動集體(ti) 實現農(nong) 村資源與(yu) 市場需求的對接。二是充分發揮農(nong) 村集體(ti) 經濟組織的輻射功能。當前我國農(nong) 村出現了專(zhuan) 業(ye) 合作社、股份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ti) 。我國應進一步完善財政金融政策，深化農(nong) 村要素市場改革，降低城鄉(xiang) 市場交易成本，為(wei) 這些集體(ti) 經濟組織的發展提供條件，使其能夠同時助力脫貧攻堅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

　　四是要素銜接，即推動要素雙向流動及其農(nong) 村組合方式創新。經濟社會(hui) 發展是一個(ge) 係統，脫貧攻堅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要放在城鄉(xiang) 聯動的大框架中來推進，促使城鄉(xiang) 要素從(cong) 單向流動轉為(wei) 雙向流動。為(wei) 此，我國要進一步疏通城鎮勞動力、工商資本、技術、信息、數據下鄉(xiang) 的障礙。特別是通過完善農(nong) 地製度，使農(nong) 地配置在產(chan) 業(ye) 融合發展中擁有更大的空間，賦予農(nong) 地經營者更為(wei) 穩定的預期，加大對農(nong) 村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提高農(nong) 村各類要素的生產(chan) 率和全要素生產(chan) 率，以此激勵城鎮現代要素更多流入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這種城鎮要素流向農(nong) 村的過程，也是農(nong) 村要素組合方式創新的過程，它改變了農(nong) 村要素的供給規模、結構特征及其組合方式，從(cong) 而會(hui) 推動農(nong) 村產(chan) 業(ye) 的多樣化和高附加值化。

　　五是製度銜接，即凸顯基本公共產(chan) 品的兜底功能和普惠性質。脫貧攻堅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均受製度安排的影響。製度安排的關(guan) 鍵是處理好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據此，我國需要進一步減少要素配置中的政府介入，促使價(jia) 格更準確地反映要素稀缺度，降低交易成本並優(you) 化資源配置。同時，應加快基本公共產(chan) 品均等化進程，加大農(nong) 村公共產(chan) 品供給力度，促使城市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使城鄉(xiang) 居民獲得相對對等的基本保障資源，由此更充分地體(ti) 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兜底功能和普惠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