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中國過去四十年，最重要的一個(ge) 主題是關(guan) 於(yu) 中國的經濟奇跡。對於(yu) 中國奇跡的解釋，不光是朝向過去，實際上也是我們(men) 下一步思考中國經濟走向的重要議題。

　　為(wei) 何需要重新解釋中國經濟奇跡?

　　第一，當我們(men) 討論中國經濟奇跡時，實際上大家都在討論中國持續的經濟高增長;但同時也會(hui) 出現另外一種輿論，即認為(wei) 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包括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對這兩(liang) 方麵觀點的爭(zheng) 議也非常大。如果以高經濟增速來看中國經濟，那麽(me) 這到底是奇跡，還是困惑?目前沒有定論。

　　第二，相比起國際主流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有很多獨特之處。中國式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進入國際主流期刊的視野。我認為(wei) ，中國式經濟增長本身需要進一步給出主流的解釋。

　　第三，就結構轉變而言，中國的城市化使得中國從(cong) 一個(ge) 鄉(xiang) 村社會(hui) 轉為(wei) 城市社會(hui) ，這也是一個(ge) 影響世界的議題。

　　在探討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源頭時，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最簡單邏輯，中國經濟奇跡實際上沒有什麽(me) 獨特的地方，即類似東(dong) 亞(ya) 模式：由於(yu) 政府主導，一直保持著高資本積累和投資率。

　　第二類解釋是，尋找中國經濟高增長奇跡的獨特性源頭。這些獨特性的解釋，現在越來越多地進入主流經濟學文獻的討論中。獨特性解釋無非有兩(liang) 個(ge) 重要的視角：一是認為(wei) 中國有龐大的農(nong) 業(ye) 剩餘(yu) 勞動力“蓄水池”，導致中國保持長期的人口紅利。二是從(cong) 政府視角解釋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主流的經濟學理論對政府是不喜歡的，認為(wei) 政府不應過多幹預經濟。對拉美經濟體(ti) 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政府不行，因為(wei) 政府往往是掠奪性的。但是中國政府和其他國家明顯不一樣——這就包括了像縣域競爭(zheng) 、官員晉升錦標賽等理論。

　　第三類主流的解釋是中國的改革，認為(wei) 中國高增長奇跡得益於(yu) 改革創造的製度紅利。

　　上述所有對於(yu) 中國經濟奇跡的解釋，是因為(wei) 大家都在尋找中國高增長的源頭——到底是什麽(me) 帶來了比常規增長更高的增速?

　　比解釋奇跡更值得注意的是，對高增長的依賴使得方方麵麵陷入了一種高增長的綜合症。我們(men) 形成了以高增長作為(wei) 解決(jue) 問題的方式。我們(men) 講“發展是硬道理”，越來越變成必須要高經濟增長，就業(ye) 問題、結構轉變問題都必須通過高增長來解決(jue) 。現在來看，這種以高增長作為(wei) 解決(jue) 問題的方式本身就成為(wei) 問題。

　　所有的問題都能夠通過高增長來解釋嗎?所有的問題都能夠通過高增長來解決(jue) 嗎?比如在改革開放之初，各個(ge) 群體(ti) 都非常支持招商引資，因為(wei) 可以解決(jue) 就業(ye) 、增加收入。但越往後看，園區擴張占用了土地，補償(chang) 也未必都公平。早期用高增長來解決(jue) 問題的方式，越來越成為(wei) 問題了。

　　另外，我國經濟運行機製已經形成了對高增長依賴的綜合症。在整個(ge) 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我們(men) 形成低價(jia) 供地、土地融資和資本化這一套推動高增長的模式，這套模式又形成了政府推動發展的體(ti) 製和運行方式。這套體(ti) 製和運行方式離不開高增長，由此產(chan) 生了對高增長的依賴症，妨礙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轉換，也妨礙了整個(ge) 體(ti) 製改革的推進。

　　對高增長的依賴也表現為(wei) ，2013年之後的經濟增速下行是必然的階段性變化，還是周期性變化?目前我們(men) 對此並未形成共識。

　　由於(yu) 對高增長的依賴，我們(men) 應對重大事件很大程度上還是依托於(yu) 投資刺激。2008年應對經濟危機，包括這次應對新冠疫情也是一樣。在我看來，我們(men) 需要反思這種對高增長的依賴症。

　　高增長是不是就是奇跡?如果高增長是奇跡，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在某些階段內(nei) 維持高速增長的例子。比如，是否也可以認為(wei) 蘇聯在20年代的經濟增長也是奇跡呢?另外，我們(men) 在“一五”時期也保持了很高的增長，這是否也是奇跡呢?

　　經濟增速高低是否等同於(yu) 經濟績效的好壞?經濟績效到底如何衡量?經濟績效的來源和經濟增長的來源是一致的嗎?

　　我們(men) 對高增長的依賴已經產(chan) 生一些副作用，那麽(me) 應告別這種依賴。在我看來，從(cong) 經濟奇跡進行反思、對經濟奇跡進行經濟解釋，有助於(yu) 告別高增長依賴。

　　從(cong) 經濟增長到經濟績效

　　我們(men) 要告別高增長的依賴症，必須正確理解經濟增長和經濟績效。

　　主流的經濟增長理論確實是非常迷人的。增長依賴症不僅(jin) 僅(jin) 是在中國發生，在主流的經濟理論中其實都是根深蒂固的：要解決(jue) 一個(ge) 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必須要增長;如果沒有增長，所有的問題都解決(jue) 不了。

　　但經濟增長理論實際上隻關(guan) 注了經濟績效的向上部分，衰減的部分沒有解釋。我們(men) 長期以來慣性思維認為(wei) ，隻要經濟往上漲就是增長，但今天我和大家講的是，整個(ge) 人類長期經濟績效的變化不光隻有增長，還有下跌，經濟績效是比增長更全麵的概念。

　　一個(ge) 國家的經濟績效包括兩(liang) 個(ge) 部分：增長、衰減。經濟史學家近來認為(wei) ，經濟績效比增長更重要。原因是，如果隻關(guan) 注向上的增長部分，那麽(me) 整個(ge) 國家經濟是不真實的。增長和衰減兩(liang) 者共同決(jue) 定了一個(ge) 國家的經濟績效。

　　人均國民收入高的和人均國民收入低的國家，差別在哪兒(er) ?從(cong) 增長頻率和漲幅看，二者並沒有顯著差異。差別在於(yu) 經濟衰減頻率和衰減幅度，尤其是衰減的幅度。越是富有的收入群體(ti) ，其衰減的頻率和衰減的幅度往往越小;越窮的收入群體(ti) ，其衰減的頻率——就是為(wei) 負的頻率和為(wei) 負的幅度越大。一定要記住，一個(ge) 國家的經濟績效既包括向上增長部分，也包括為(wei) 負的衰減的部分，其中衰減部分對於(yu) 整個(ge) 國家經濟績效的影響更大。

　　從(cong) 1820-2008年，發達國家的變化是長期經濟績效的改善，增長的年份並不是很明顯，明顯的變化是衰減率的降低。發達國家長期經濟績效的改善並不是因為(wei) 增長率高，而是因為(wei) 衰減率的大幅降低。

　　最貧窮的國家並非缺乏增長：從(cong) 增長率、增長頻率看，貧窮國家並不是沒有增長，且一些年份的增長率非常之高，但和富裕國家比較起來，其衰減率和衰減頻率太高。

　　窮國和富國的經濟績效差別不在於(yu) 增長率的差別，而在於(yu) 負衰減率和衰減頻率。

　　經濟理論不僅(jin) 要解釋經濟增長的部分，關(guan) 鍵還在於(yu) 解釋經濟衰減部分的頻率和幅度到底是由於(yu) 什麽(me) 導致的。

　　經濟績效衰減部分的減少，和一個(ge) 國家體(ti) 製轉軌過程中的權利秩序有關(guan) 係。在轉軌國家，精英控製著社會(hui) 的資源。另外，精英權力秩序中各種製度基本上是以人際關(guan) 係為(wei) 主的，權利基本上保護這些精英階層，不對外開放。

　　人類社會(hui) 的轉型，關(guan) 鍵在於(yu) 如何從(cong) 權利限製的秩序轉向權利開放的秩序。二者非常大的差別是什麽(me) ?在權利開放的體(ti) 係中，大量的製度和規則是以陌生人為(wei) 前提的，完成了從(cong) 身份規則向非身份規則的轉變，非人際化的規則成為(wei) 社會(hui) 的基礎。

　　從(cong) 權利限製秩序向權利開放秩序轉變的關(guan) 鍵是，傳(chuan) 統秩序中的精英如何建立起一套非人際化的製度安排，即願意對外開放。開放社會(hui) 經濟績效的來源不是取決(jue) 於(yu) 增長部分，而是取決(jue) 於(yu) 衰減頻率和幅度的下降——這個(ge) 下降取決(jue) 於(yu) 國家從(cong) 小範圍的權利限製的社會(hui) 向權利開放社會(hui) 的轉變。如果不實現上述轉變，這個(ge) 國家不可能實現經濟績效的改變。

　　負增長部分績效的改善取決(jue) 於(yu) 一個(ge) 國家的體(ti) 製安排，取決(jue) 於(yu) 其從(cong) 一個(ge) 權利限製的秩序向權利開放秩序的轉變，並在經濟政治的互動過程中形成有序的秩序，來推動社會(hui) 的轉變。

　　中國經濟奇跡是經濟績效的奇跡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奇跡表現為(wei) 經濟績效的大幅度改善。我認為(wei) ，真正所謂的中國經濟奇跡是經濟績效的奇跡。1979年之後，中國經濟績效達到年均增長5.4%。

　　改革開放前後的經濟績效差異在哪兒(er) ?

　　kaiyun官方地址前後的經濟增長率沒有多大的差別：改革開放前，我國增長率也非常之高，達到5.7%;改革開放之後，我國經濟增長率是6.1%。但改革開放前，經濟收縮頻率達到30.8%，衰減率是-6.2%;而在改革開放後收縮率衰減率大幅度降低，經濟收縮頻率為(wei) 7.7%，衰減率僅(jin) 為(wei) -2.4%。中國經濟奇跡是經濟績效提高的表現，經濟績效的改善不是來自於(yu) 增長率的提高，而是來自於(yu) 收縮頻率和收縮率的大幅度下降。

　　和日本、韓國相比，中國80年代之後的平均增長率並不低，但我們(men) 的衰減率還是比較高的。三個(ge) 國家比較，衰減率最低的是日本。衰減造成的績效損失，是影響一個(ge) 國家經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

　　改革開放前後的權利秩序與(yu) 經濟績效

　　國家體(ti) 製變遷是影響經濟績效的體(ti) 製性因素。體(ti) 製類似於(yu) 國家所穿的一件衣服，其特征包括權力結構、資源配置方式、要素市場、宏觀調控方式、微觀經營體(ti) 製等。製度變遷如何在體(ti) 製這件衣服下實現製度安排間互動、變化的過程，最終形成整個(ge) 社會(hui) 的權利秩序。

　　在改革開放之前，盡管我們(men) 學習(xi) 蘇聯建立了一套權利限製的秩序，但當我們(men) 的體(ti) 製麵臨(lin) 著經濟績效問題的時候，存在調適能力。而蘇聯體(ti) 製越走到後麵，權力結構越來越集中，整個(ge) 經濟運行的體(ti) 製結構越來越僵化，其微觀主體(ti) 越來越缺乏活力。

　　在1953-1976年，這套體(ti) 製支撐下的中國經濟走向績效變差的狀態，但中國仍能保持2.0%的經濟績效，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國計劃經濟體(ti) 製在權利限製下仍然具有很強的調適應性。

　　1956-1958年，宏觀經濟調試中央和地方的關(guan) 係，微觀經濟體(ti) 製開始放權、在要素配置上給農(nong) 村更大的權利。1960年又是一次調適，基本方式是要素配置、經營體(ti) 製、央地關(guan) 係、政府和企業(ye) 關(guan) 係的調適。由於(yu) 經濟績效的惡化，適當將限製的權利秩序進行調整，避免了過於(yu) 僵化的體(ti) 製安排對經濟的傷(shang) 害。中國在體(ti) 製調適的過程中保證了地方的靈活性。

　　我將中國的改革定義(yi) 為(wei) 朝向權利開放的秩序。我們(men) 在改革開放前建立起來的權力結構、資源配置、要素分配、微觀機製等安排，基本上是一套權利限製的秩序;改革實際上是從(cong) 所有製、要素配置方式、微觀體(ti) 製不斷朝向權利開放的過程。宏觀管理體(ti) 製開始給地方更大的權利、利益，要素配置上也開始改變指令性計劃，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

　　權利的進一步開放會(hui) 導致原來秩序結構的改變，實際上會(hui) 產(chan) 生秩序危機。1986-1992年的宏觀管理體(ti) 製改革，實際上就是為(wei) 了解決(jue) 秩序問題。

　　1992-2002年，我國基本上建立了權利開放的秩序框架，形成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並存的架構;同時，也形成了一套權利開放秩序下的宏觀體(ti) 製，包括財政體(ti) 製、經營體(ti) 製、外貿體(ti) 製等。另外，也形成了以市場為(wei) 主的要素配置方式，以及形成了企業(ye) 和農(nong) 戶作為(wei) 整個(ge) 主體(ti) 特征的微觀體(ti) 製。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績效的改善來自於(yu) 我們(men) 不斷朝向權利開放的體(ti) 製，這是第一個(ge) 秘密。第二個(ge) 非常了不起的秘密是，在整個(ge) 形成權利開放體(ti) 製的過程中，我們(men) 保持了整個(ge) 中國的一套政經互動的秩序結構。

　　權利開放秩序與(yu) 建成現代化強國

　　中國目前麵臨(lin)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同時也在謀求建成現代化強國，非常重要的是，如何繼續形成權利開放的秩序、並通過該秩序進一步建成現代化強國。

　　對中華民族而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如何形成現代化強國的複興(xing) ?

　　一、中國經濟自2013年後進入下行軌道，我們(men) 現在到底是必須追求高增長還是防止衰減?我們(men) 一定要建立共識。即中國應該從(cong) 過去追求高增長的著迷狀態轉向謀求經濟績效的提高，而經濟績效提高的根本是衰減率和衰減率幅度的進一步降低。

　　二、蘇聯的教訓。在經濟績效、整個(ge) 秩序結構出現問題時，蘇聯卻進一步走向權利封閉的秩序。這套秩序非常僵化、效率低下，結果是一場悲劇。

　　三、拉美的教訓。拉美教訓非常重要的是，頻繁的政治變動對經濟產(chan) 生擾動。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是政治穩定。如何防止政治的不穩定對經濟的擾動，這是在我國經濟下行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政策著力點。

　　四、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經驗。上述三個(ge) 國家都出現過經濟下行，但如果繼續以追求高增長為(wei) 目標，就會(hui) 帶來更糟糕的後果。這些國家的基本經驗是降低衰減率：通過降低衰減率使衰減對整個(ge) 經濟績效貢獻提高。美國是其中最典型的國家。

　　下一步，我國要進一步開放權利，建成現代化國家。無論國際環境多麽(me) 嚴(yan) 峻，以及我國可能麵臨(lin) 的衝(chong) 擊多麽(me) 大，中國唯有進一步地開放權利——既包括對內(nei) 權利的進一步開放，也包括對外權利的開放——才能建成現代化國家。開放權利的目的是，建立一個(ge) 在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上有獨特製度特色的現代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