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中，中國經濟總量實現了高速增長。同時，源於(yu) 內(nei) 外部因素的衝(chong) 擊，中國經濟增長也伴隨著多次波動，特定時段經濟增速甚至出現了明顯下滑。但從(cong) 跨國比較來看，中國經濟的波動幅度相對較小，在增速下降後也能較快複歸到長期增長的基本麵，我國經濟具有強大的韌性和自我修複能力。作為(wei) 一個(ge) 正處於(yu) 體(ti) 製轉型進程的發展中大國，我國經濟強大的自我修複能力來源於(yu) 大國經濟效應、城鄉(xiang) 二元結構轉化、漸進式的市場化轉型以及本土化基本經濟製度，這四者分別從(cong) 總量特征、結構轉化、轉型策略和製度安排推動了我國經濟發展，可稱為(wei) 我國經濟強大自我修複能力的四大來源。

　　中國經濟發展具有強大的自我修複能力

　　當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雖然目前我國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但海外疫情仍呈現出快速擴散的明顯態勢，迄今為(wei) 止海外疫情還難以清晰地看到“拐點”的來臨(lin) ，中國在某種程度上麵臨(lin) 著疫情輸入性風險以及由此產(chan) 生的防控壓力。域外貿易保護主義(yi) 和疫情擴散會(hui) 通過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對我國外貿企業(ye) 發展產(chan) 生衝(chong) 擊，並通過加劇金融波動而對中國資本市場穩定性產(chan) 生影響。這些因素使中國經濟麵臨(lin) 著複雜嚴(yan) 峻的格局，中國經濟在短期內(nei) 將承受更大的下行壓力，而中國經濟的韌性以及自我修複能力也麵臨(lin) 新的考驗。

　　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不是一個(ge) 勻速的、線性的過程。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遇到過不同類型的衝(chong) 擊，並在不同時期有波動特征。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末期我國經濟有過兩(liang) 次調整，與(yu) 此相伴隨，1981年、1990年的GDP增長率分別降至5.1%和3.9%的較低水平。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的程度在快速提高，從(cong) 而使國內(nei) 外經濟的聯動關(guan) 係得以增強，域外經濟波動對中國的影響程度、範圍也在擴展。1997年爆發的亞(ya) 洲金融危機、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是國際經濟領域的兩(liang) 次大事件，它們(men) 均對中國經濟產(chan) 生了明顯的拖累效應。1998年第二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的GDP增長率分別為(wei) 6.9%和6.4%，這兩(liang) 個(ge) 數據是上世紀90年代、本世紀初期中國經濟增速的“穀底”。

　　盡管存在著階段性的波動，但中國經濟仍呈現出這樣的特征：處於(yu) “穀底”的時期較短，且隨後會(hui) 步入新一輪的持續高速增長階段。從(cong) 全球比較的角度看，1978-2018年中國GDP的年均增長率為(wei) 9.5%，持續40年接近兩(liang) 位數的經濟增速在人類發展史上是極為(wei) 罕見的。不僅(jin) 如此，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未伴隨著“大起大落”，而是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健性。按照世界銀行發布的數據測算，1978-2018年中國GDP增長率的變異係數為(wei) 0.2830，同期美國、日本、印度和世界的變異係數分別為(wei) 0.6837、1.0893、0.4360和0.4187①。可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確實有波動，但波動的幅度較小，即使出現增速的短期下降，也會(hui) 快速走出這種態勢並複歸到持續增長的基本趨勢。就時序比較和跨國比較而言，中國經濟確實具有強大的自我修複能力。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因素相互交織，並對中國經濟發展產(chan) 生了廣泛影響，在這一階段，人們(men) 需要深刻認識中國經濟的自我修複能力及其形成根源，並審視自我修複能力對回應當前複雜格局的實踐意義(yi) 。

　　大國經濟效應使中國經濟麵臨(lin) 衝(chong) 擊時能夠減緩衝(chong) 擊力度，保持自身穩健，並在產(chan) 業(ye) 轉型中獲得新動能

　　中國經濟的首要特征是其涉及的人口總量、地理規模以及與(yu) 此伴隨的內(nei) 部差異舉(ju) 世罕見。在跨國比較的意義(yi) 上，當前中國的人口總數居世界第一位，地理範圍居世界第三位。從(cong) 2010年開始，中國GDP總量已超越日本成為(wei) 僅(jin) 次於(yu) 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2019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0276美元，首次超過1萬(wan) 美元，且已經非常接近人均GDP12375美元的高收入國家“門檻線”。作為(wei) 一個(ge) 長期占據世界人口第一位的大國，中國從(cong) 低收入國家演變為(wei) 中低等收入國家和中高等收入國家，並即將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是人類發展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yi) 和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從(cong) 人口、地理、經濟總量等維度來看，中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you) 勢或大國經濟效應。

　　大國經濟效應對我國經濟自我修複能力的意義(yi) ，集中表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在國內(nei) ，中國人口眾(zhong) 多、空間廣闊，不同群體(ti) 的收入水平、消費結構具有差別，不同地區的稟賦條件、發展狀態也存在落差。不同群體(ti) 的發展差別，可以內(nei) 生出多樣化的產(chan) 業(ye) 結構。不同地區的發展落差，則使我國可以在國內(nei) 進行產(chan) 業(ye) 梯度轉移。據此，中國經濟即使麵臨(lin) 某種衝(chong) 擊，但是產(chan) 業(ye) 結構的多樣性及空間梯度轉移意味著更大的騰挪空間，“東(dong) 方不亮西方亮”，大國特征使中國可以減緩衝(chong) 擊力度，並在產(chan) 業(ye) 轉型中獲得新動能。二是在國際上，1978年以來，中國與(yu) 域外的經濟關(guan) 聯性在增強，但中國不是被動地適應全球經濟。大國經濟意味著中國具有獨立完整的產(chan) 業(ye) 體(ti) 係，特別是有與(yu) 實體(ti) 經濟緊密關(guan) 聯的工業(ye) 體(ti) 係，“世界製造中心”就刻畫了中國工業(ye) 產(chan) 業(ye) 的完整性和影響力，中國具有形成國內(nei) 循環為(wei) 主體(ti) 、國內(nei) 國際循環相互促進格局的有力條件。大國經濟還意味著中國是全球化的參與(yu) 者，也是全球化的影響者和塑造者，並且在開放進程中，中國對金融、能源等重要領域仍發揮政府調控功能。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在全球經濟領域就發揮了重要“穩定器”和“增長源”的作用。這樣，域外經濟即使發生波動，甚至在發生經濟或金融危機時，即使危機會(hui) 通過貿易、資本、預期等渠道對中國經濟產(chan) 生影響，但也難以改變我國產(chan) 業(ye) 體(ti) 係的完整性以及長期發展趨勢，這使中國經濟麵對衝(chong) 擊能夠保持穩健，並具有強大的自我修複能力。

　　城鄉(xiang) 二元結構轉化為(wei) 農(nong) 民應對風險提供了“擔保機製”，這可以緩衝(chong) 國內(nei) 外因素對中國經濟的衝(chong) 擊力度

　　除大國經濟效應之外，中國經濟還具有重要的結構特征，即正處在城鄉(xiang) 二元結構轉化、城市化快速推進的曆史進程。作為(wei)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城鄉(xiang) 二元結構特征長期以來極為(wei) 顯著。1978年之後，伴隨著市場化轉型和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國城鄉(xiang) 之間開始擺脫割裂對立狀態，並逐步走向融合互動新格局，城鄉(xiang) 融合發展被視為(wei) 是繼“以鄉(xiang) 支城”“以城帶鄉(xiang) ”兩(liang) 個(ge) 階段之後的城鄉(xiang) 關(guan) 係新基準、新目標。城鄉(xiang) 二元結構轉化集中表現為(wei) 農(nong) 村勞動力在城鄉(xiang) 間的流轉，以農(nong) 村勞動力的社會(hui) 化配置為(wei) 主線，我國城鄉(xiang) 的產(chan) 業(ye) 結構、就業(ye) 結構、人口結構正發生顯著轉變，數以億(yi) 計的農(nong) 村勞動力及人口完成了工業(ye) 化、城市化和市民化等結構轉化。1978-2018年第二三產(chan) 業(ye) 就業(ye) 人數約從(cong) 1.18億(yi) 增至5.73億(yi) ，其占就業(ye) 人數比重約從(cong) 29.48%增至73.89%;1978-2019年城鎮就業(ye) 人數約從(cong) 0.95億(yi) 增至4.42億(yi) ，其占就業(ye) 人數比重約從(cong) 23.70%增至57.11%，同期城鎮常住人口約從(cong) 1.72億(yi) 增至8.48億(yi) ，占人口總數比重約從(cong) 17.92%增至60.60%，2019年底我國農(nong) 民工總量、人戶分離的人口數分別達到約2.91億(yi) 人和2.80億(yi) 人。

　　從(cong) 絕對規模和增長速度的角度看，中國都在經曆人類史上罕見的城鄉(xiang) 結構轉化和城市化進程，1978年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②。這種結構轉化特征為(wei) 我國經濟的自我修複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撐。原因是：城鄉(xiang) 二元結構轉化首先意味著農(nong) 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在宏觀層麵，勞動力轉移表明要素實現了跨產(chan) 業(ye) 、跨地區、跨城鄉(xiang) 再配置，“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勞動力總是從(cong) 低生產(chan) 率領域流向高生產(chan) 率領域。因此，農(nong) 村勞動力流轉會(hui)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動經濟增長，並為(wei) 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獲取競爭(zheng) 優(you) 勢提供條件。在微觀層麵，勞動力轉移為(wei) 社會(hui) 成員，尤其是農(nong) 民拓寬了收入來源，提高了收入水平。從(cong) 2015年開始，我國農(nong) 民收入的來源結構發生了重大轉變，工資性收入已取代家庭經營性收入成為(wei) 農(nong) 民收入的第一大來源。農(nong) 村勞動力轉移還改善了農(nong) 村人地關(guan) 係，為(wei) 農(nong) 村要素組合方式、生產(chan) 經營方式變革提供了推動力量。

　　從(cong) 宏觀、微觀兩(liang) 個(ge) 視角看，城鄉(xiang) 二元結構轉化均意味著中國城鄉(xiang) 要素再配置蘊含著充沛的增長潛力，而微觀主體(ti) ，特別是農(nong) 民會(hui) 因要素再配置而改善了生活條件，增強了風險應對能力。此外，中國的城鄉(xiang) 二元結構轉化是在堅持農(nong) 村土地集體(ti) 所有製的前提下進行的，這一方麵賦予了農(nong) 民在城鄉(xiang) 間自發配置商品和要素的權利，另一方麵保留了外出農(nong) 民退回農(nong) 村和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通道。即便經濟波動對農(nong) 民工外出務工產(chan) 生衝(chong) 擊，但這些勞動力仍可返回農(nong) 村，並借助對承包地的承包經營權獲得經濟回報，而當農(nong) 村之外的經濟形勢出現好轉或就業(ye) 崗位增加時，農(nong) 民仍有機會(hui) 通過進城務工獲得工資性收入。城鄉(xiang) 二元結構轉化為(wei) 農(nong) 民應對風險提供了“擔保機製”，這可以緩衝(chong) 國內(nei) 外因素對中國經濟的衝(chong) 擊力度，使中國經濟較快地擺脫困境並表現出強大的自我修複能力。

　　漸進式的市場化轉型使我國發展具有風險的分散特征、創新的激勵特征以及轉型進程的逐步深入特征

　　1978年以來，我國推動了市場化導向的體(ti) 製轉型，這體(ti) 現為(wei) 從(cong) 計劃經濟體(ti) 製轉向市場經濟體(ti) 製，從(cong) 封閉經濟狀態轉向全麵開放格局。在這種轉型過程中，企業(ye) 、居民等微觀主體(ti) 不斷壯大，並逐步取代政府而成為(wei) 資源配置的主體(ti) 。工資、利率等價(jia) 格機製不斷完善，並逐步取代指令性計劃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信號”功能。研究顯示，中國全國及各省的市場化指數總體(ti) 呈現出逐漸攀高態勢③。我國企業(ye) 等微觀主體(ti) 基於(yu) 自我利益追求，釋放出巨大的經濟活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得以增強。值得強調的是，作為(wei) 舉(ju) 世罕見的發展中大國，我國的市場化轉型在策略上具有獨特性，它不是在所有領域齊頭並進推進改革，而是存在著漸進式特征，例如：從(cong) 農(nong) 村到城市、從(cong) 增量到存量、從(cong) 地區試驗到全國推廣等，“摸著石頭過河”就是這種漸進式體(ti) 製轉型的形象表達。

　　推進市場化轉型，且轉型是漸進式的，這是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運行機製的主要特征，這種特征也使我國經濟具有顯著韌性和自我修複能力。這是因為(wei) 市場化轉型極大地擴展了微觀主體(ti) 的發展空間，使我國在1978年之後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微觀主體(ti) 。《中國統計年鑒2019》中公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企業(ye) 法人單位數達到1809.9萬(wan) 個(ge) ，其中私人控股企業(ye) 法人單位數達到1620.4萬(wan) 個(ge) 。這些微觀主體(ti) 分布於(yu) 不同的地區、產(chan) 業(ye) 和部門，並為(wei) 獲得利潤而開展各類創新活動。規模龐大、分布廣泛的微觀主體(ti) 使衝(chong) 擊具有“結構”特征，避免某種衝(chong) 擊對所有領域產(chan) 生係統影響。即使發生某種衝(chong) 擊，微觀主體(ti) 會(hui) 依據市場信號調整經營行為(wei) 和要素組合方式，並依靠產(chan) 品創新和市場創新來擺脫困境。

　　此外，漸進式的市場化轉型使我國經濟發展具有可控性、穩定性，它避免了社會(hui) 秩序的劇烈震蕩，為(wei) 經濟波動之後的恢複性增長提供了條件。更值得強調的是，漸進式市場化轉型也使我國可以通過連續的體(ti) 製改革，在不同時期獲得前後繼承的增長動能。“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幅度雖小但不停頓的改革使我國可形成多種發展動力。1997年在遭遇亞(ya) 洲金融危機的情形下，我國在更大範圍內(nei) 推進了對外開放，通過入世實現了從(cong) 局部開放向全麵開放的轉變，進而依靠增強“全球化紅利”來推動經濟發展。2008年之後，在麵對國際金融危機衝(chong) 擊的背景下，我國強調深化經濟體(ti) 製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進程，加大研發投入強度和完善創新體(ti) 製機製，以此推動發展方式轉變並拓寬發展動能。顯然，漸進式市場化轉型使我國發展具有風險的分散特征、創新的激勵特征以及轉型進程的逐步深入特征，這也導致我國經濟在麵對內(nei) 外部衝(chong) 擊時具有強大的自我修複功能。

　　由所有製、分配製度、經濟運行機製構成的基本經濟製度具有本土化特征，這一特征使微觀主體(ti) 對中國經濟製度具有明晰穩定的預判，使我國可以組合政府和市場兩(liang) 者的力量

　　經濟發展是人推動的，人是在特定的製度條件下進行生產(chan) 、分配、交換、消費等活動的。“製度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也可以抑製經濟增長，這取決(jue) 於(yu) 製度能否保護民眾(zhong) 努力的結果，取決(jue) 於(yu) 製度能否提供專(zhuan) 業(ye) 化分工的機會(hui) ，也取決(jue) 於(yu) 製度能否允許民眾(zhong) 擁有充分的行動自由”④。1978年以來，我國不斷深化對社會(hui) 主義(yi) 的認識，鄧小平同誌就強調，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是解放生產(chan) 力，發展生產(chan) 力，消滅剝削，消除兩(liang) 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是從(cong) 功能視角、而不是工具視角來理解社會(hui) 主義(yi) 。依據這種理解以及改革開放的偉(wei) 大實踐，我國逐步形成並提煉概括出基本經濟製度。1997年黨(dang) 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製度。”此後基本經濟製度的內(nei) 涵和外延得到了進一步拓展，直至2019年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強調：“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等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這意味著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是一個(ge) 包括所有製、分配製度、經濟運行機製在內(nei) 的“三位一體(ti) ”製度體(ti) 係。從(cong) 體(ti) 製比較的角度看，這個(ge) 製度體(ti) 係契合了中國作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大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本土化特征，具有相對於(yu) 其他國家的獨特性，並成為(wei) 經濟自我修複能力的製度源泉。

　　就所有製而言，我國通過激活民營企業(ye) 、外資企業(ye) 來發展非公有製經濟，同時通過國企國資改革來發展公有製經濟。從(cong) 國際比較來看，迄今為(wei) 止，中國在跨國比較中擁有較大規模和較高占比的國企國資，如果考慮城鎮國有土地、農(nong) 村集體(ti) 土地等資源，公有製經濟的規模和占比會(hui) 進一步提高，且對國民經濟的控製力、影響力突出。這種所有製結構與(yu) 那些公有製“一統天下”或公有製“付之闕如”的國家存在差別，並使我國通過發展非公有製經濟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同時通過保持較高比例的公有製經濟來應對經濟衝(chong) 擊，平滑經濟波動，體(ti) 現宏觀效率和整體(ti) 利益。就分配方式而言，我國明確以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這可將各類要素——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引入到經濟活動中，從(cong) 要素供給和要素組合兩(liang) 方麵推動經濟發展。同時，我國強調按勞分配的主體(ti) 地位，強調通過政府轉移支付等調節分配，這對於(yu) 激勵家庭人力資本投資、規避分配懸殊和周期性危機是重要的。就經濟運行機製而言，我國經濟體(ti) 製改革以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為(wei) 目標，這既不是回歸到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也不是按照自由放任主義(yi) 或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實行經濟的私有化、自由化和金融化。中國在相互嵌套、彼此增強的邏輯下理解政府與(yu) 市場之間的關(guan) 係，同時關(guan) 注政府內(nei) 部不同層級、市場內(nei) 部不同領域之間的關(guan) 聯。我國在經濟運行中，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jue) 定性作用，同時凸現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長期規劃製定、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發展等方麵的重要作用。顯然，由所有製、分配製度、經濟運行機製構成的基本經濟製度具有本土化特征，這一特征使微觀主體(ti) 對中國經濟製度具有明晰穩定的預判，使我國可以組合政府和市場兩(liang) 者的力量，推動增長並形成經濟波動時的自我修複能力。

　　我國在麵臨(lin) 複雜多變的格局時，要通過製度和政策優(you) 化使經濟強大的自我修複能力充分發揮釋放出來，從(cong) 而為(wei) 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基礎和支撐

　　從(cong) 長期來看，我國經濟自我修複能力的四大來源是穩健的，在未來仍會(hui) 對經濟發展產(chan) 生重要作用，我國經濟強大的自我修複能力會(hui) 得以保持和延續。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貿易保護主義(yi) 、不平衡發展等因素相互疊加，對中國經濟發展形成了衝(chong) 擊，同時也倒逼和加快了我國的經濟轉型進程。在這種複雜嚴(yan) 峻形勢下，我國需要統籌考慮短期應急方案和長期改革方向，需要依托係統化、組合型政策來實現經濟的“穩中求進”，需要借助自我修複能力來實現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強大自我修複能力並不意味著我國在麵臨(lin) 複雜多變格局時可以高枕無憂，而是要通過製度和政策優(you) 化，使經濟強大的自我修複能力被充分發揮釋放出來，從(cong) 而為(wei) 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基礎和支撐。基於(yu) 此，一方麵，我國要關(guan) 注國內(nei) 外格局的動態變化，做好政策工具儲(chu) 備，對域外疫情發展和經濟金融形勢變化做好應對預案。立足於(yu)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調整宏觀經濟政策，適時適度改變財政、貨幣和產(chan) 業(ye) 政策，統籌考慮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hui) 發展兩(liang) 個(ge) 方麵。2020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強調要優(you) 先穩就業(ye) 保民生，強調集中精力做好“六保”工作，以保促穩、穩中求進，強調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wei)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特別是在財政政策中明確提出財政赤字規模比去年增加1萬(wan) 億(yi) 元，同時發行1萬(wan) 億(yi) 元抗疫特別國債(zhai) ，這些都體(ti) 現出通過財政貨幣政策來舒緩短期的經濟下行壓力。在這些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很可能在因疫情衝(chong) 擊而快速“探底”之後出現逐步反彈。2020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中國GDP增長率分別為(wei) -6.8%和3.2%，在某種程度上即呈現出這種增速反彈的明顯趨勢。另一方麵，要深刻認識我國經濟的自我修複能力，從(cong) 長遠角度理解發展的基本趨勢，堅定經濟基本麵長期向好的信心，避免因短期的經濟政策調整而延緩深化經濟體(ti) 製改革的進程，擺脫單純依靠政府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思維，保持對經濟發展理念、戰略目標、製度安排的定力，依靠深化經濟體(ti) 製改革來形成發展的持久動能。

　　就此而言，2020年上半年，我國政府先後發布的《關(guan) 於(yu) 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ti) 製機製的意見》《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guan) 於(yu) 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意見》等就具有至關(guan) 重要的意義(yi) ，這些安排都體(ti) 現出這樣的基本思路：從(cong) 基本麵、長期趨勢的視角理解我國的經濟發展，依靠深化經濟體(ti) 製改革解決(jue) 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根本問題，解決(jue) 我國社會(hui) 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這種發展思路與(yu) 對我國經濟強大自我修複能力的認識邏輯具有內(nei) 在一致性，並能在根本上支撐我國達成基本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和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等戰略目標。

　　依據上述考慮，當前我國應將短期的經濟政策與(yu) 長期的改革方略結合起來，以此實現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hui) 發展等組合式目標的實現，利用組合型政策來實現組合型目標是可取的，也是必須的。“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最大的影響就是經濟循環受阻，短期內(nei) 要把常用生產(chan) 要素循環作為(wei) 重點”⑤。在確保疫情可控的前提下，采用分類分級方式實現複產(chan) 複工，通過降低稅負、拓展融資渠道等提高企業(ye) 經營活力，穩定企業(ye) 的就業(ye) 創造能力。注重增強對糧食、能源等基礎產(chan) 品的儲(chu) 備能力，依靠擴大開放範圍、放大國內(nei) 市場等保持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順暢，增強對域外疫情衝(chong) 擊和金融風險的防控能力。同時，我國還應深化分配製度改革，著力壯大中等收入群體(ti) ，加快推進城鄉(xiang)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築牢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按照城市類別深化戶籍製度改革，進一步放鬆農(nong) 村人口的進城落戶限製，以此夯實和增強國內(nei) 超大規模市場優(you) 勢，充分發揮國內(nei) 消費在驅動經濟發展中的“壓艙石”作用。

　　此外，我國還立足於(yu) 信息化快速發展、全球化格局轉變以及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態勢激烈的背景下，瞄準新技術、新產(chan) 業(ye) 、新業(ye) 態和新模式，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平台經濟、共享經濟、生態環保、健康養(yang) 生、教育醫療等領域積極布局，加快推進產(chan) 業(ye) 結構的高度化和知識化，提高產(chan) 業(ye) 的附加值、競爭(zheng) 力和抗風險能力。加快推進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重視農(nong) 村的就業(ye) “蓄水池”功能和經濟“穩定器”作用，深化土地、資本等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推動農(nong) 村土地使用權的社會(hui) 化配置，盡快形成城鄉(xiang) 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實現勞動、資本、技術、信息等在城鄉(xiang) 間雙向流動，通過完善市場價(jia) 格機製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資本回報率、土地生產(chan) 率和全要素生產(chan) 率，促使粗放型增長方式轉向創新性、持續化、集約型的增長方式，以支撐我國的現代化經濟體(ti) 係建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