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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製如何優化?

發稿時間:2020-08-06 15:12:59   來源:人民日報  

  1949年10月,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成立時,設有35個(ge) 機構。為(wei) 適應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需要,此後進行了6次政府機構改革,到1981年國務院組成部門增加到52個(ge) 、其他工作部門48個(ge) ,達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峰。改革開放40多年來,隨著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又先後進行了8次政府機構改革,到2018年國務院組成部門調整到26個(ge) 、其他工作部門14個(ge) 。可以說,行政體(ti) 製改革的步伐與(yu) 事業(ye) 的發展進步同頻共振,政府的職責使命與(yu) 國家的繁榮富強息息相關(guan) 。

  在當代中國,政府作為(wei) 國家治理的樞紐,是國家權力機關(guan) 的執行機關(guan) ,承擔著推動經濟社會(hui) 發展、管理社會(hui) 事務、服務人民群眾(zhong) 的重要職責。構建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行政體(ti) 製,是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決(jue) 定》立足更好執行黨(dang) 和國家決(jue) 策部署,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行政體(ti) 製提出明確要求,為(wei) 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提供了堅實的製度保障。

  一 探索中國式行政

  古往今來,政府在國家政治活動中扮演著極為(wei) 重要的角色。在我國古代,曆朝曆代的政府和官僚體(ti) 係,都是為(wei) 實現皇權的統治而服務的。無論是秦漢“三公九卿”還是隋唐“三省六部”,無論是宋元“二府三司”“一省兩(liang) 院”還是明清內(nei) 閣製,都是為(wei) 維護封建製度和秩序而設置的集權工具。正如司馬遷《史記》所言:“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jue) 於(yu) 上。”

  近代以後西方國家的政府,作為(wei) 政黨(dang) 政治的一種主要組織形式,無論其掌控權在不同政黨(dang) 之間怎樣倒手,代表和維護的都是資產(chan) 階級的利益。西方國家的總統、總理、首相等政府首腦,雖然其各自國家的政體(ti) 有所不同,但他們(men) 都是資產(chan) 階級政黨(dang) 的代言人。針對這種政治現象,恩格斯深刻指出,“他們(men) 輪流執掌政權,以最肮髒的手段來達到最肮髒的目的”,“這些人表麵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

  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政府,是以馬克思主義(yi) 國家學說為(wei) 指導建立起來的,區別於(yu) 以往一切舊政府,不是為(wei) 少數人謀利益,而是為(wei) 維護絕大多數人利益而存在的。新中國的人民政府從(cong) 誕生之日起,就在黨(dang) 的領導下,把為(wei) 人民服務、推動國家發展作為(wei) 不懈追求和目標。

  按照馬克思主義(yi) 的觀點,政府作為(wei) 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是由經濟基礎決(jue) 定的。經濟不斷發展,社會(hui) 不斷進步,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上層建築就要適應新的要求不斷進行改革。這是人類社會(hui) 發展的一條普遍規律。在某種意義(yi) 上,經濟基礎就好比氣候,政府體(ti) 製就像衣服一樣,氣候出現冷熱變化,衣服也隨之增減。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根據不同時期的發展要求和特點,人民政府不斷改革調整自己的職能定位和內(nei) 部架構,使行政體(ti) 製更好地適應經濟社會(hui) 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盡快恢複國民經濟,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開展大規模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此時我國行政體(ti) 製的建立和調整,基本上圍繞著這一主要任務來進行。從(cong) 最初政務院35個(ge) 部門開始運轉,到1954年國務院正式成立,再到1956年精簡機構下放權力……我國行政體(ti) 製從(cong) 零起步,伴隨著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不斷發展。這一時期我國的行政體(ti) 製,主要是為(wei) 了適應計劃經濟而建立的,對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政企不分、管得過多過細的問題。20世紀50—70年代,僅(jin) 機械工業(ye) 領域就有七八個(ge) 部委。後來發生了十年內(nei) 亂(luan) ,使國家行政體(ti) 製遭到嚴(yan) 重破壞,甚至一度處於(yu) 癱瘓狀態。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政府機關(guan) 得到大規模恢複和重建,但同時也帶來機構臃腫、效率不高等問題。鄧小平同誌指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如果不搞這場革命,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讚同的。自此,我國行政體(ti) 製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適應黨(dang) 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發展和各方麵工作不斷深入的需要。這些年來,我國行政體(ti) 製改革深入推進,使政府角色發生重大變化,由“全能型政府”逐漸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各方麵行政職能不斷優(you) 化、逐步規範,實現了政府職能體(ti) 係的重大轉變。同時,隨著經濟社會(hui) 發展,一些新行業(ye) 新業(ye) 態新領域不斷湧現,我國行政體(ti) 製也圍繞這些方麵進行改革,以適應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的快速發展。

  “世易時移,變法宜矣。”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為(wei) 適應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我國行政體(ti) 製改革向縱深發展。特別是黨(dang) 的十九屆三中全會(hui) 作出深化黨(dang) 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jue) 定,圍繞完善堅持黨(dang) 的全麵領導的製度、優(you) 化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統籌黨(dang) 政軍(jun) 群機構改革、合理設置地方機構4個(ge) 方麵進行了部署,對政府職能和結構進行了大幅度改革,堪稱一次係統性、整體(ti) 性的重構。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按照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標,對行政體(ti) 製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重點任務作出部署。可以預見,隨著行政體(ti) 製改革效能的初步顯現,一個(ge) 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ti) 係正在形成。

  回顧過去70多年,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行政體(ti) 製是立足我國基本政治架構、適應經濟社會(hui) 發展需要而形成的中國式行政。它之所以行之有效,就在於(yu) 能夠充分反映黨(dang) 的意誌和人民意願,能夠調節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hui) 、中央和地方的關(guan) 係,使經濟社會(hui) 既充滿活力又有序發展。

  二 建設服務型政府

  為(wei) 企業(ye) 鬆綁、為(wei) 創新助力、為(wei) 公平護航……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一場廣泛而深刻的“放管服”改革在神州大地激蕩開來。國家層麵大刀闊斧推進,大幅削減行政審批事項,徹底終結非行政許可審批,堅決(jue) 砍掉各種“奇葩”證明,盡量壓縮企業(ye) 開辦時間;地方政府因地製宜進行探索,如“最多跑一次”“一枚公章管審批”“不見麵審批”“一門式一網式”等,創造了許多好經驗好做法。這場上下聯動的行政體(ti) 製改革,實現了政府機構和運行機製的華麗(li) 轉身,使經濟社會(hui) 活力競相迸發、財富創造源泉充分湧流。

  據統計,2019年全國新登記市場主體(ti) 2377萬(wan) 戶,平均每分鍾有超過40戶誕生;全年累計新增減稅降費超過2.3萬(wan) 億(yi) 元,企業(ye) 負擔得到大幅減輕;推出市場準入負麵清單事項131項,縮減比例達13%,放寬了企業(ye) 進入的領域。這些數據,集中反映了各級政府以斷腕之痛打開市場活力之門所獲得的巨大紅利,是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的亮麗(li) 成績單。

  服務型政府,相對於(yu) 傳(chuan) 統的管製型政府而言,通俗地講,就是以服務人民、服務市場和社會(hui) 為(wei) 目標,並承擔相應職責的現代政府治理模式。建設服務型政府是現代國家治理的一個(ge) 重要標誌,是我國行政體(ti) 製改革的基本方向。這些年來,圍繞這一方向,我們(men) 持續推進行政體(ti) 製改革,促使各級政府加速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積累了寶貴經驗。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全麵總結我國行政體(ti) 製改革的成功做法,對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作出了整體(ti) 性的製度安排。

  由“大包大攬”走向“收放有度”,大力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建設服務型政府,就是要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hui) 的關(guan) 係,明確政府的職責邊界,該由政府做的不缺位,該由市場和社會(hui) 做的一定要放權到位,不能越俎代庖。這次全會(hui) 提出要優(you) 化政府職責體(ti) 係,完善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hui) 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職能,為(wei) 轉變政府職能指明了方向。形象地說,就是政府要當好國民經濟的“領航員”、市場秩序的“裁判長”、和諧穩定的“守護神”、公共服務的“供給方”、美麗(li) 中國的“捍衛者”。

  由“物理重組”走向“化學反應”,不斷激發政府結構效能。2018年2月至2019年7月,一年多來,從(cong) 中央到地方,深化黨(dang) 和國家機構改革全麵展開、壓茬推進。國務院主要涉及23個(ge) 部門,正部級機構減少8個(ge) ,副部級機構減少7個(ge) ,各地政府也進行了大幅度調整合並。這次改革力度之大、範圍之廣、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現在,改革已經完成合署辦公、人員轉隸、機構掛牌等“物理重組”,還需要通過繼續優(you) 化政府組織結構,使之發生脫胎換骨的“化學反應”,讓政府機構設置更加科學、職能更加優(you) 化、權責更加協同,形成高效率組織體(ti) 係。

  由“粗放式管理”走向“高質量服務”,著力提高政府工作水平。現代政府的一個(ge) 重要標誌,就是政府職能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近年來,隨著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深入推進,各級行政機關(guan) 服務群眾(zhong) 的意識不斷增強,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現象明顯減少,基於(yu) 大數據、雲(yun) 計算、人工智能等互聯網新手段提高政務服務水平的能力顯著提升,“信息孤島”“數據煙囪”“連接壁壘”等問題正在破解,但與(yu) 人民群眾(zhong) 更高期待相比還有一定差距。2019年年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guan) 於(yu) 建立政務服務“好差評”製度提高政務服務水平的意見》,目的就是要充分發揮群眾(zhong) 評價(jia) 的激勵機製,推動政務服務水平持續提升。

  三 發揮兩(liang) 個(ge) 積極性

  中央和地方的關(guan) 係,這是一個(ge) 亙(gen) 古存在的政治話題。二者的關(guan) 係處理得好,國家就能長治久安、繁榮發展;處理得不好,國家要麽(me) 陷入內(nei) 亂(luan) 甚至分裂,要麽(me) 失去活力乃至衰退。

  我國古代2000多年的封建統治,總體(ti) 上是中央集權占主導。曆史上幾次大分裂時期,都與(yu) 地方勢力過大有關(guan) 。元明清的統治者吸取了曆史教訓,通過不斷加強中央集權,確保了延續千年的大一統格局。這種高度的中央集權在明清時期達到了頂峰,極大遏製了地方的自主性,社會(hui) 上出現的新興(xing) 生產(chan) 力因素被扼殺在萌芽狀態,使封建的腐朽統治又延續了好幾百年,成為(wei) 近代以後中國落後於(yu) 西方的一個(ge) 重要原因。從(cong) 我國封建王朝興(xing) 衰成敗的曆史來看,在“家天下”的統治框架內(nei) ,無論王朝如何更替,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分配都是“零和博弈”的對立關(guan) 係,是永遠無法解開的死結。

  社會(hui) 主義(yi) 中國建立後,我們(men) 黨(dang) 認為(wei) 在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代行人民的權力、代表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統一的,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guan) 係。但我國是一個(ge) 大國,有自己特殊的國情,人口眾(zhong) 多,地域遼闊,一個(ge) 省比有的國家還大,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怎麽(me) 做到既能保證號令統一又能調動地方積極性,始終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行政體(ti) 製麵臨(lin) 的重大課題。毛澤東(dong) 同誌在《論十大關(guan) 係》中指出:“我們(men) 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liang) 個(ge) 積極性,比隻有一個(ge) 積極性好得多。”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們(men) 黨(dang) 始終把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guan) 係作為(wei) 國家治理的頭等大事,既注重維護國家統一和中央權威,又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使兩(liang) 個(ge) 積極性都能得到充分發揮。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站在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長遠發展的曆史高度,從(cong) 製度層麵對理順中央和地方的權責關(guan) 係作出剛性要求,努力構建從(cong) 中央到地方權責清晰、運行順暢、充滿活力的工作體(ti) 係。落實好全會(hui) 精神,必須科學把握統一性和多樣性的關(guan) 係,提高政治站位,克服本位主義(yi) ,形成上下一條心、合力辦大事的生動活潑局麵。

  在事權劃分上,加強中央宏觀事務管理,維護國家法製統一、政令統一、市場統一。適當加強中央在知識產(chan) 權保護、養(yang) 老保險、跨區域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麵事權,減少並規範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同時,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支持地方創造性開展工作。規範垂直管理體(ti) 製和地方分級管理體(ti) 製,形成權責一致的管理體(ti) 製。

  在財權分配上,優(you) 化政府間事權和財權劃分,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guan) 係,形成穩定的各級政府事權、支出責任和財力相適應的製度。按照分稅製原則,把適合作為(wei) 地方收入的稅種下劃給地方,為(wei) 各級政府履行事權和支出責任提供財力保障。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dong) 同誌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yan) 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從(cong) 那天起,人民政府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一路走來,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和無愧於(yu) 時代的業(ye) 績,深深踐行了“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應”的公仆情懷和使命擔當。

  深度閱讀

  1.《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hui) 在京舉(ju) 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會(hui) 議 中央委員會(hui) 總書(shu) 記習(xi) 近平作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3月1日。

  2.《習(xi) 近平在深化黨(dang) 和國家機構改革總結會(hui) 議上強調 鞏固黨(dang) 和國家機構改革成果 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日報》2019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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