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開會(hui) 議，就當前和今後一個(ge) 時期的國內(nei) 外形勢作出最新判斷，並對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基調和重點工作進行了詳細部署。立足於(yu) “兩(liang) 個(ge) 大局”的時代背景，會(hui) 議在“變”與(yu) “不變”中客觀分析國內(nei) 外形勢和環境，製定經濟政策和發展思路。

　　從(cong) “不變”來看，會(hui) 議對當前麵臨(lin) 的國內(nei) 外形勢作出了3個(ge) “仍然”的判斷，即我國發展仍然處於(yu) 戰略機遇期，和平與(yu) 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從(cong) “變”來看，會(hui) 議提出，“要深刻認識我國社會(hui) 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善於(yu) 在危機中育新機、於(yu) 變局中開新局”。其中，“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特別值得關(guan) 注，這是基於(yu) 完善宏觀調控層麵首次提出的，其戰略定位和運作機理超越了以應對經濟短周期波動為(wei) 主的傳(chuan) 統逆周期調控政策框架。

　　第一，宏觀調控跨周期是相對於(yu) 傳(chuan) 統的逆周期調節而言的，但不是對逆周期調節的否定或取代，而是對其的完善和升級。國內(nei) 外宏觀經濟調控實踐證明，我國的宏觀調控理論與(yu) 西方國家有著顯著的不同，如西方國家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是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是從(cong) 穩定總需求出發，主要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逆周期調節方式熨平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總量性特征。而中國的宏觀調控除了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wei) 主要手段，還要以國家發展規劃為(wei) 戰略導向，加強與(yu) 就業(ye) 、產(chan) 業(ye) 、投資、消費、區域等政策的協同發力，在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ye) 、穩定物價(jia) 、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的基礎上，還關(guan) 注結構調整與(yu) 優(you) 化，特別是通過結構性調控來實現三大基本經濟製度中的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以及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中的正確處理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以此解放和發展社會(hui) 生產(chan) 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可以看出，“跨周期”是對“逆周期”的完善和升級，意味著在關(guan) 注短期經濟周期性問題的同時，更加關(guan) 注中長期的結構性和趨勢性變化。

　　第二，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可以有效彌補傳(chuan) 統的逆周期調節所引發的問題和矛盾。隨著國內(nei) 經濟逐步得到修複，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仍是防止短期疫情衝(chong) 擊演變為(wei) 趨勢性變化的必要舉(ju) 措。但需要避免的是不合意的短期逆周期調節所引發的中長期問題，特別是海外疫情的快速蔓延所產(chan) 生的“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yi) ”以及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斷裂等不確定性加劇了我國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的複雜性，從(cong) 而對我國常態化疫情防控時期的宏觀政策調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回顧曆史，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發展產(chan) 生了長期而深刻的影響。為(wei) 對衝(chong) 金融危機影響，世界各國都全麵擴張財政與(yu) 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從(cong) 宏觀政策逆周期調控方向和力度來看，一方麵，強有力的逆周期調節取得了十分顯著的反危機增長效應，我國在金融危機後短期內(nei) 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另一方麵，也產(chan) 生了明顯的刺激政策“後遺症”，我國經濟由此進入“三期疊加”階段。跨周期設計和調節不僅(jin) 考慮特定經濟周期內(nei) 的問題，而且更加關(guan) 注宏觀經濟政策延續的時間與(yu) 覆蓋的效果，既立足於(yu) 短期經濟波動，強調各項政策的協同和配合以維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又著眼於(yu) 中長期的政策傳(chuan) 導效應，在結構調整與(yu) 優(you) 化中實現風險可控的高質量經濟發展。

　　第三，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不應是另起爐灶，可在現有的框架體(ti) 係基礎上進行完善和拓展，但應更加注重長短期結合。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yan) 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men) 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cong) 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

　　首先，相較於(yu) 已經走向零利率、負利率以及無限量寬鬆等非常規政策的歐美國家，我國的政策空間相對充足，但也並非沒有邊界。因此，在跨周期設計和調節時需要根據國內(nei) 外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為(wei) 中長期留出合理的政策空間儲(chu) 備和餘(yu) 地，特別需要綜合考量政策是否有時滯、政策是否具有針對性以及傳(chuan) 導路徑是否暢通等因素，對政策實施效果進行科學判別，避免因誤判而出現政策過度或偏差。

　　其次，總體(ti) 來看，此次疫情是典型的外生變量，其所形成的衝(chong) 擊終歸是外生性衝(chong) 擊，短期的衝(chong) 擊不會(hui) 改變我國經濟的內(nei) 生活力和韌性。隨著複工複產(chan) 逐月好轉，放緩的經濟便會(hui) 回歸到正常的軌道運行。因此，在跨周期設計和調節上，既要立足當前，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更要著眼長遠，服務於(yu)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產(chan) 業(ye) 結構調整、新舊動能轉換，推動生物醫藥、5G網絡、智能製造、無人配送、在線消費以及遠程教育等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加快發展。宏觀政策運用得當、長短結合，才可化疫情之“危”為(wei) 改造提升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培育壯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之“機”，維持住我國經濟提質增效的結構性變化趨勢。

　　(作者：郭威，係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教研部財政金融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