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學家李漁，稱得上是一位啟蒙思想家。所謂啟蒙，簡言之就是以懷疑精神、批判精神與(yu) 科學理性，反對封建傳(chuan) 統思想與(yu) 宗教束縛，擺脫愚昧與(yu) 迷信，傳(chuan) 播新知與(yu) 真知，倡導思想自由與(yu) 人的個(ge) 性發展。

　　李漁在世時，被稱為(wei) “俳優(you) ”;在魯迅筆下，他是一個(ge) “幫閑”。無論是“俳優(you) ”還是“幫閑”，這些隻是李漁個(ge) 性的一個(ge) 方麵。李漁自道“外卑而內(nei) 崇”，又說“我性本疏縱，議者憎披猖”。當他摒棄世俗羈絆、以“傲骨犯時嗔”時，就個(ge) 性煥發，就得以彰顯強烈的懷疑精神與(yu) 獨立的批判品格。

　　疑“聖”

　　李漁在當時固然不知何為(wei) “啟蒙”，然而，其思想的若幹重要方麵，以現代眼光觀照，實契啟蒙要義(yi) 。

　　李漁生活在封建專(zhuan) 製盛行的時代，卻拒絕做思想史上的“凡是派”。相反，他以世所罕見的勇氣，像尼采所主張的“重估一切價(jia) 值”那樣，重新審視、批判封建社會(hui) 中被視為(wei) 至高無上的“聖賢”和“經典”。

　　李漁在《論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一文中，批評後人對魏徵評價(jia) 不公時寫(xie) 道：“後人明知其是而強欲非之，不過依傍聖賢，襲取現成字句，到處攻人之短，凡有意同於(yu) 聖賢而詞別於(yu) 經史者，即呼為(wei) 叛道離經”。進而，驚世駭俗地指出，“殊不知天下之名理無窮，聖賢之論述有限，若定要從(cong) 聖賢口中說過，方是名理，須得生幾千百個(ge) 聖賢，將天下萬(wan) 事萬(wan) 物盡皆評論一過，使後世說話者如童蒙背書(shu) 、梨園演劇，一字不差，始無可議之人矣。然有是理乎哉?”

　　更難能可貴的是，李漁不但認為(wei) “名理”未必盡出“聖賢”之口，而且在《讀史誌憤》中指出“聖賢不無過，至愚亦有慧”，嚴(yan) 厲誅討“功必歸聖賢，過則委愚昧”。同時，他還嘲諷“拘儒”——須是印版刊定之事，方為(wei) 所取，苟無成樣，未有不為(wei) 所棄者也。可笑哉!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如此酣暢淋漓、一針見血地懷疑並否定一味 “依傍聖賢”之不足為(wei) 據，甚至直言“聖賢不無過”、譏刺“拘儒”論事之刻板而肯定普通百姓的思想和智慧，鮮有論者。由此，更可見李漁弘揚思想自由與(yu) 張揚個(ge) 性之偉(wei) 大價(jia) 值。

　　作為(wei) 反對凡事必依傍“聖賢”的具體(ti) 實踐，李漁對朱熹的有關(guan) 論述，有著極為(wei) 直率的批評。一方麵，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毫不客氣地指出朱熹有關(guan) 注解 《孟子》的錯誤;另一方麵，他對以朱熹為(wei) 首編撰的《資治通鑒綱目》亦不迷信。李漁甚至說：“由是觀之，《四書(shu) 》之文猶不可盡法，況《西廂》之為(wei) 詞曲乎?”

　　他人在評點李漁的此類文字時，謂其“石破天驚，轟雷四起”。凡此，無不昭示李漁頗具戰鬥精神的啟蒙思想，真可謂“顛倒千萬(wan) 世之是非”。

　　疑“神”

　　李漁不僅(jin) 對現實世界中的 “神話”(“聖賢”和“經典”)不盲從(cong) ，而且對另一個(ge) 虛幻世界的“神話”(當時社會(hui) 盛行的鬼神信仰與(yu) 命定論)同樣深表懷疑，並給予猛烈的抨擊。

　　崇禎二年，李漁的父親(qin) 去世後，他寫(xie) 了一篇《回煞辯》，斥責“回煞”之說不可信。“回煞”，是指人死之後，化作凶神惡煞，於(yu) 某個(ge) 日子回家;活著的人當舉(ju) 家徙宅躲避，是謂“趨凶避吉”。這大抵是殷俗尚鬼以來形成的一種迷信。

　　在《回煞辯》中，李漁自道“生平惡聞影響之談，於(yu) 妖邪惑眾(zhong) 之事，必辟之是力”，因此據理反駁，將那個(ge) 勸李漁離家以避“煞神”的占候卜筮者批得體(ti) 無完膚。李漁還詩雲(yun) ：“予為(wei) 孔子徒，敬神而遠之。奧灶兩(liang) 無媚，長謝為(wei) 君辭”，明確表達就是生病了，也要放棄向鬼神祈禳。在《喬(qiao) 複生、王再來二姬合傳(chuan) 》一文中，更是認為(wei) “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鳴其哀耳”。

　　在為(wei) 五顯嶺廟寫(xie) 的對聯中，李漁還有精彩論述：“善者敬神，惡者畏鬼，究竟都非異物，須知鬼神出在自心頭。”“須知鬼神出在自心頭”一語，頗同他在小說《夏宜樓》中所說的“從(cong) 來拜神拜佛都是自拜其心”。這些極為(wei) 曉暢明白的話，說出了對鬼神的深刻認識以及對世俗迷信的憤懣。若醍醐灌頂、警世恒言，彰顯了非凡的超前意識。

　　李漁誠然不信鬼神，那他相信 “命定”嗎?李漁在詩中不止一次提及自己之所以不能中舉(ju) ，是因為(wei) “命”不好。《榜後柬同時下第者》雲(yun) ：“才亦猶人命不遭。”《清明日掃先慈墓》雲(yun) ：“一命無榮子不才。”

　　如果李漁真的信“命”，那我們(men) 就難以相信他是真的不信鬼神。其實，李漁之謂“命不遭”等隻是托詞，借此發泄的是對封建社會(hui) 科舉(ju) 考試不公正的憤怒。當李漁比較理性地思考“命”的時候，他是不信“命”的。在《烏(wu) 鵲吉凶辯》中，李漁明確指出：“休咎不在物在人，善者得災異鮮凶，不善遇麟鳳非瑞。”

　　與(yu) 此相關(guan) ，李漁也不信“數(天數)”、“上帝”等。在《月蝕》一詩中，李漁謂“上帝猶藉力，何況居人間”;《論宋太祖之得天下》一文更是指出，改朝換代真正仰仗的是人力而非天命。

　　簡而言之，李漁既反對鬼神信仰，也痛斥命定論。至為(wei) 可貴的是，李漁深刻地指出“休咎不在物在人”，即人的因素是第一的。這是頗具科學理性的唯物論思想，也是極富於(yu) 啟蒙價(jia) 值的進步思想。

　　疑“史”

　　李漁在《笠翁別集》中說：“予獨謂二十一史，大半皆傳(chuan) 疑之書(shu) 也。”在《讀史誌憤》中則寫(xie) 道：“一部廿一史，謗聲如鼎沸。不特毀者怨，譽者亦滋愧。”

　　認為(wei) 二十一史大半皆傳(chuan) 疑之書(shu) ，是李漁一貫的看法。梁啟超、魯迅等少數傑出的學者、思想家，亦認為(wei) 二十四史並非都是真的曆史，很多不過是帝王將相的“家譜”而已。梁啟超在《中國史界革命案》中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雖是等於(yu) 為(wei) 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men) 的光耀。”

　　李漁時代隻有二十一史，但他目光如炬地揭示中國古代正史的真麵目。這不僅(jin) 是對古代史學研究的傑出貢獻，同時也具有非同尋常的思想啟蒙意義(yi) 。如果聯係李漁《笠翁別集》的寫(xie) 作緣由，就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

　　李漁在《笠翁別集》中說：“讀古人書(shu) ，聽人論古事，有跡涉荒唐、情背謬於(yu) 義(yi) 理、不能取信於(yu) 五尺之童者，而老生宿儒，皆推心置腹，借信之不已”，“蓋宋儒非他，皆工於(yu) 信史者也”。李漁所說的“老生宿儒”，主要是指“宋儒”。李漁說自己“所論議，大約合於(yu) 宋人者少，而相為(wei) 犄角者眾(zhong) ”。前述對朱熹之《綱目》“尚多諤諤之詞”，一定程度上正是針對宋儒而發的。

　　在那個(ge) 時代，“非朱子之傳(chuan) 義(yi) 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李漁則不然，他鼓吹凡事“不必盡準於(yu) 古”，認為(wei) “若謂古人在在堪師，語語足法，吾不信也”，甚至提出堯、舜時之世風“未必上於(yu) 今日”。作為(wei) 此種懷疑精神的積久沉澱與(yu) 高度升華，《不登高賦》中自道“好與(yu) 古戰”的李漁，敢於(yu) 挑戰權威，不迷信正史記載。他通過仔細研讀，顛覆性地揭示出二十一史的真麵目，令人茅塞頓開、耳目一新。

　　李漁之所以萌發出石破天驚的啟蒙思想，最為(wei) 關(guan) 鍵的因素在於(yu) 他能夠不拘格套、富於(yu) 獨立思考。李漁雲(yun) ：“凡餘(yu) 所為(wei) 詩文雜著，未經繩墨，不中體(ti) 裁，上不取法於(yu) 古，中不求肖於(yu) 今，下不覬傳(chuan) 於(yu) 後，不過自為(wei) 一家，雲(yun) 所欲雲(yun) 而止。如候蟲宵犬，有觸即鳴，非有模仿、希冀於(yu) 其中也。”可見，其內(nei) 心深處真正崇尚的是獨立的人格與(yu) 自由的思想。

　　同時，這也與(yu) 明代中後期知識界出現懷疑主義(yi) 思潮不無關(guan) 係。當代學者葛兆光認為(wei) ，明代中後期王學在士人中的盛行，給中國的知識、思想與(yu) 信仰世界帶來的是一種自由的風氣。人們(men) 趨向於(yu) 懷疑主義(yi) 的思路，原本統一的意識形態被各種懷疑態度瓦解，思想世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裂縫，知識階層逐漸建構了相當寬鬆的言論空間。

　　李漁的思想明顯帶有王陽明 “心學”與(yu) 李贄“童心說”的印記。王陽明與(yu) 李贄無不富於(yu) 懷疑精神，無不崇尚思想自由。王陽明主張：“學貴得之心，求之於(yu) 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yu) 孔子，不敢以為(wei) 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李贄則鼓吹“童心”，據“心”來定是非，而不是以孔子之是非為(wei) 是非。

　　李漁在《閑情偶寄》中亦謂：“我之所師者心，心覺其然，口亦信其然，依傍於(yu) 世何為(wei) 乎”，足見其亦步亦趨。另外，李漁勤奮讀書(shu) ，“博物洽聞”。凡此，與(yu) 前述顯示李漁傲骨的“疏縱”、“披猖”本性結合起來，才助其“觀人有別眼，論事有別見，行文有別腸”。

　　總之，李漁勇於(yu) 質疑、敢於(yu) 批判，猶如黑夜中閃電。他的啟蒙思想，不僅(jin) 抨擊社會(hui) ，而且洞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