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11月10日，總書(shu) 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hui) 議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ti) 係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hui) 生產(chan) 力水平實現整體(ti) 躍升”。

　　此後，沿著這一路徑推出了一係列改革措施，並在土地和勞動力等難點上，展開了各方麵的試點工作。試點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大部分還達不到可複製、可推廣的程度，可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非常基本的，難度很大。

　　供給側(ce) 即生產(chan) 要素一側(ce) ，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chan) 要素側(ce) 的結構性改革，借用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的經典語句，就是如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要求各類市場主體(ti) 是平等的，交易是自由的，生產(chan) 要素在全國範圍內(nei) 是自由流動的，交易產(chan) 生的價(jia) 格引導生產(chan) 要素的分配。政府要創造環境，做出製度規定，實施市場監督、社會(hui) 管理和公共服務。

　　按這樣的分析框架討論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chan) 要素配置機製的優(you) 化，我們(men) 發現，勞動力和土地要素配置的城鄉(xiang) 二元體(ti) 製造成的製度性扭曲最為(wei) 明顯。本文著重分析這個(ge) 方麵。

　　城鄉(xiang) 二元結構關(guan) 聯的是城鄉(xiang) 土地製度二元化

　　勞動力和土地的城鄉(xiang) 二元體(ti) 製，造成了經濟社會(hui) 城鄉(xiang) 二元結構，早已成為(wei) 製約我國經濟發展、收入分配和公平正義(yi) 的製度性下行力量。留守兒(er) 童、留守老人，以及大量的農(nong) 村住宅閑置、甚至農(nong) 用土地荒廢。農(nong) 民工棲居於(yu) 城市邊緣，但隨遷子女上不了學，故鄉(xiang) 又很難回去了。一些小有成就的早期進城務工者，在大城市買(mai) 了房，子女和老人都遷過來了，但等子女到了高中階段隻能回鄉(xiang) ，有的在縣城租房上學，有的甚至盡其所能將子女送到國外上學。“人戶分離”造成的不合理不公平的社會(hui) 問題還有很多，就不一一列舉(ju) 了。

　　對現行戶籍管理製度的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了推進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戶籍製度改革的要求。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到2020年解決(jue) “三個(ge) 一億(yi) 人”城鎮化問題。各地也在行動，落實改革決(jue) 定。但由於(yu) 城鄉(xiang) 之間、地域之間、大中小城市之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差異，人員自由流動困難和公共服務接續困難，這項任務難度很大，到現在為(wei) 止並未完成。

　　與(yu) 城鄉(xiang) 二元結構相關(guan) 的更大問題，是城鄉(xiang) 土地製度二元化。城鎮土地為(wei) 國有，按照土地規劃，政府進行公共用地和生地的“三通一平”開發，按不同的期限將熟地拍賣給住宅和商業(ye) 地產(chan) 開發商，用戶買(mai) 到房產(chan) 及連帶的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權。民法規定，使用權到期後自動延期，但未說明是否需付出對價(jia) 。

　　農(nong) 村土地為(wei) 集體(ti) 所有，分為(wei) 農(nong) 地、集體(ti) 建設用地(含宅基地)，用途不可改變。農(nong) 民獲得宅基地使用權和農(nong) 地的承包權，承包權在集體(ti) 成員之間分配轉讓。農(nong) 民舉(ju) 家遷到城鎮，名下的農(nong) 地分配給其他成員承包，還要將宅基地無償(chang) 交還集體(ti) 。這樣一種農(nong) 村土地製度，妨礙了農(nong) 地集中使用，技術水平和規模效益不高。農(nong) 民收益不高，生活水平遠低於(yu) 城鎮。按照經濟規律，農(nong) 民自願進城務工，但受各方麵原因所致，很難在城鎮落戶，留下留守兒(er) 童、留守老人。即便舉(ju) 家搬離的農(nong) 戶，有什麽(me) 激勵願意將宅基地交還集體(ti) ?根據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農(nong) 村綠皮書(shu) ：中國農(nong) 村經濟形勢分析與(yu) 預測(2018—2019)》數據，2018年農(nong) 村宅基地閑置程度平均為(wei) 10.7%。有關(guan) 資料顯示，務農(nong) 人口逐年減少，但宅基地占用不降反升，個(ge) 別欠發達地區的宅基地廢棄四分之一以上，寶貴的土地大量浪費。

　　土地不能集約使用，農(nong) 民難以遷入收入更高的城鎮就業(ye) ，農(nong) 村居住過於(yu) 分散，則公共服務的覆蓋成本過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是難以實現的。但農(nong) 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和阻斷貧困代際傳(chuan) 遞的努力是不懈的。可以觀察到，縣城的房屋被出租或買(mai) 下，用於(yu) 長輩陪著子女爭(zheng) 取好一些的教育，在外打工的父母辛苦供養(yang) 他們(men) ，有多少家庭分離?

　　城鄉(xiang) 二元土地製度還造成了城市土地利用率不高，規劃嚴(yan) 重不合理，大量的“城中村”和城市周圍土地並未得到很好的利用。城鎮的擴展隻能通過政府征地拆遷、土地變性才有可能。愈來愈高的生地變熟的成本，使得土地使用權出讓價(jia) 格愈來愈高，嚴(yan) 重推高了房價(jia) 。這又損害城鎮人民的生活，農(nong) 民入城也更為(wei) 艱難。

　　這種二元結構除了損害社會(hui) ，對經濟的損害也十分嚴(yan) 重。近年來，務農(nong) 收入仍遠低於(yu) 社會(hui) 平均收入，但農(nong) 村勞動力流入城市產(chan) 業(ye) 的速度大幅度縮減，企業(ye) 招工難、招工貴。劉易斯拐點提前到來。不要忽視劉易斯拐點的分析，假定勞動力流動和土地使用的轉換是自由的，是城鄉(xiang) 二元體(ti) 製導致了“拐點”提早到來，國民經濟福利損失巨大。

　　我國城鄉(xiang) 二元土地製度的另一個(ge) 重大製度差異，是農(nong) 村集體(ti) 建設用地(含宅基地)沒有容積率規範。大量的“小產(chan) 權房”“城中村”由此而產(chan) 生。這有相當的正麵作用，農(nong) 民工和城市有意改善居住條件的家庭是租購的主力，助推了城市化進程。但問題也是顯著的：

　　第一，由於(yu) 缺乏規範監管，建築質量堪憂，出現大量民事糾紛，甚至安全事件;第二，租購者的轉讓和繼承權得不到足夠的法律保護，難以穩定預期;第三，公共服務無義(yi) 務也無動力充分覆蓋，“髒亂(luan) 差”“行車難”“入學難”十分普遍，打工子弟學校成為(wei) 補充;第四，前期的缺乏規範，成為(wei) 優(you) 化城市規劃的“堵點”，各地出台了一些整治政策，收效不理想;第五，由於(yu) 缺乏用途管製和容積率規範，出現了“種房”現象，特別在大城市周邊十分普遍，拆遷成本越來越高，產(chan) 生“拆二代”，收入分配不公。解決(jue) 此類問題主要依靠政策，但製度性問題不是靠政策能夠解決(jue) 的。

　　要通過城鎮化轉移接收過剩的約4億(yi) 農(nong) 村勞動力

　　城鄉(xiang) 二元體(ti) 製使得我國城鎮化進程遠低於(yu) 經濟發展水平，農(nong) 民收入遠低於(yu) 城鎮。絕對貧困人口主要存在於(yu) 農(nong) 村，針對這一問題，十八大以來大力脫貧攻堅，成果顯著。今年完成脫貧目標任務雖然艱巨，相信能夠實現，難在如何鞏固下去。也就是脫貧攻堅階段性任務完成之後，如何轉到鄉(xiang) 村振興(xing) 上來。

　　農(nong) 村脫貧，除了公共財政支持教育、醫療、低保等公共服務外，最重要的是農(nong) 村勞動力找到致富生計。從(cong) 廣為(wei) 報道的情況看，主要的生計是特色種養(yang) ，農(nong) 副產(chan) 品加工，鄉(xiang) 村旅遊，電商帶貨。一些發達地區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向貧困地區鄉(xiang) 鎮轉移，還有政府提供的一些公益就業(ye) ，這些比例不大。總的看，還是圍繞農(nong) 副產(chan) 業(ye) 。這些方向還要繼續發力，但要認識到是有極限的。從(cong) 下麵這幾組數據就可以看出來。

　　2019年，我國戶籍人口城市化率為(wei) 44%，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為(wei) 61%，差距17個(ge) 百分點，大約2.4億(yi) 人。常住人口就是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除了少數等待積分入戶的人口外，大部分是農(nong) 民工和少量的隨行兒(er) 童。人社部提供的數據，2019年有近3億(yi) 農(nong) 民工，看來有約1億(yi) 農(nong) 民工連城市常住人口都不是，在四處打工。

　　還有一組數據，農(nong) 村戶籍人口占比為(wei) 56%，約7.8億(yi) 人。據有關(guan) 資料估算，全國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2019年為(wei) 64%——就是說農(nong) 村勞動力有5億(yi) 左右，扣除近3億(yi) 的農(nong) 民工，務農(nong) 的勞動力有2億(yi) 多一點。在農(nong) 村人口中，還有大量的留守兒(er) 童、留守老人，外地打工者供養(yang) 他們(men) ，匯回收入占農(nong) 村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

　　再看一組數據，去年我國第一產(chan) 業(ye) 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wei) 7%，如果務農(nong) 收入能夠達到全國收入的平均水平，純農(nong) 業(ye) 勞動力隻需要6200餘(yu) 萬(wan) 人。考慮到農(nong) 村人口還可以有旅遊、出租和商業(ye) 收入，仍能吸納就業(ye) ，在農(nong) 村就業(ye) 人口會(hui) 有約1億(yi) 人，農(nong) 村家庭人口會(hui) 多於(yu) 全國平均水平，農(nong) 村人口相應的會(hui) 有約2億(yi) 人，其餘(yu) 則需要轉移。

　　總之，要通過城鎮化轉移接收過剩的約4億(yi) 農(nong) 村勞動力，成為(wei) 相對穩定就業(ye) 、同等權益的城市居民，城市一般服務業(ye) 、建築業(ye) 、勞動力需求多的製造行業(ye) 等還有不少就業(ye) 崗位，長期居住下來就會(hui) 產(chan) 生需求，城市生活方便性也會(hui) 提高，成本會(hui) 下降。與(yu) 其相關(guan) 的部分農(nong) 村人口轉為(wei) 城鎮居民，也會(hui) 帶來需求，留守兒(er) 童和留守老人也會(hui) 相應減少。不然，仍靠現在特色種養(yang) 、農(nong) 副產(chan) 品加工、鄉(xiang) 村旅遊，需求會(hui) 不足。現在已經看到特色種養(yang) 產(chan) 品出現過剩。

　　同樣的道理，鄉(xiang) 村旅遊在毗鄰城市的地方有規模效益，是可行的，邊遠風景秀麗(li) 的地方，更適合小眾(zhong) 旅遊。農(nong) 民的遷出，大量的宅基地可以複墾，並整合分散化的土地，建設高標準農(nong) 田草場，產(chan) 生規模效益，吸引高技能經營者參與(yu) ，增加務農(nong) 勞動力就業(ye) 。這種效果主要發生在聯片土地宜農(nong) 牧地區。在土地比較碎片化的地區，各種特色種養(yang) 業(ye) 和相關(guan) 加工業(ye) 也會(hui) 有需求。那些不適合人類生存、過於(yu) 邊遠的地區，隻能移民搬遷。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要因地製宜，有長遠發展眼光。

　　最後一組數據，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基尼係數最高的時候超過了0.48。近年來加大脫貧攻堅力度，農(nong) 村人口實際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快於(yu) 城市，基尼係數有所降低，2019年為(wei) 0.462，仍十分高。造成基尼係數過高的最主要原因是城鄉(xiang) 收入差距，城市收入大約是農(nong) 村收入的三倍，如果消除差距，基尼係數就能夠降到0.4以下，將是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穩定器。但主要靠公共財政去補農(nong) 村、片麵理解“城市反哺農(nong) 村”來消除差距，是不可行的。那樣，我們(men) 的宏觀稅負要大幅度提高，還會(hui) 養(yang) 懶人，對經濟社會(hui) 都不利。還是應主要依靠市場力量推進城市化，吸納過剩農(nong) 業(ye) 人口。

　　近中期可有效動員的國內(nei) 需求是以大城市為(wei) 中心的城鎮化

　　城市化的發展除了觀念上重視之外，重要的是要推進改革。2013年12月，中央城鎮化工作會(hui) 議在北京召開。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召開的第一次城鎮化工作會(hui) 議。兩(liang) 年之後，又召開了中央城市工作會(hui) 議。在兩(liang) 次會(hui) 議上，總書(shu) 記都講到了城鎮化的意義(yi) ，有序加快戶籍製度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推行以人為(wei) 核心的城鎮化，以大城市為(wei) 中心的城市群是經濟規律，等等。站位高、任務明，也都提出了很多改革任務。

　　最近一次是今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guan) 於(yu) 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ti) 製機製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中央關(guan) 於(yu) 要素市場化配置的第一份文件。

　　在勞動力要素方麵，《意見》要求，“放開放寬除個(ge) 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製，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製度”，“建立城鎮教育、就業(ye) 創業(ye) 、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與(yu) 常住人口掛鉤機製，推動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等等。

　　在土地要素方麵，《意見》要求，“建立健全城鄉(xiang) 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充分運用市場機製盤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研究完善促進盤活存量建設用地的稅費製度”，“深化農(nong) 村宅基地製度改革試點，穩步探索建立全國性的建設用地、補充耕地指標跨區域交易機製”，等等。均指向改革已經落後於(yu) 時代的城鄉(xiang) 二元戶籍和土地製度，以及需要配套的公共服務體(ti) 製政策。

　　這些改革，任務重、涉及的利益比較多，要持續堅決(jue) 地推進。而城市化的健康發展，其鏡像就是鄉(xiang) 村振興(xing) 。其中包括隨著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在規劃指引下，讓城裏人去農(nong) 村投資，助推鄉(xiang) 村振興(xing) 。現在已明確，脫貧攻堅階段性勝利後，要全麵轉到鄉(xiang) 村振興(xing) 方麵來，之間要有一個(ge) 過渡期。

　　我提供的四組數據表明，麵對問題的基礎性和多重性，提示達到理想目標需加強中央統一領導，在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基礎上，公共政策給予適當的支持和引導，既發揮兩(liang) 個(ge) 積極性，又破除既得利益，任重道遠。我理解，這一過渡期不會(hui) 太短，將是城鄉(xiang) 聯動改革攻堅期，現有脫貧攻堅的政策措施力度不能減，需進一步放眼長遠補短版、調結構，加大公共服務資源可攜帶的範圍和力度。財政理論和實踐表明，提供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務，在人口分散、條件惡劣的邊遠農(nong) 村地區，相比於(yu) 在一定規模的城市，納稅人的花費要大得多。一些資金使用要轉型，朝向城鄉(xiang) 聯動、推進城市化為(wei) 基礎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工作方法也要轉型，而且更為(wei) 根本。

　　綜合分析，在近中期，可以有效動員的國內(nei) 需求，是以大城市為(wei) 中心的城鎮化。2019年，我國即便按常住人口計，城鎮化率為(wei) 61%，也低於(yu) 人均GDP 1萬(wan) 美元國家的平均水平，潛力巨大。我國城市的集聚程度也相對較低。大城市為(wei) 中心的城市群，基礎設施有規模效應，經濟有集聚效應，製造業(ye) 、服務業(ye) 、科研，都可以產(chan) 生大量的就業(ye) ，和良性的商業(ye) 、居住地產(chan) 需求。動員城市化需求，潛力大，受全球衰退影響小，重要的是需解除體(ti) 製性障礙，主要是改革城鄉(xiang) 二元土地和戶籍製度，並以財政和貨幣政策做適當的配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農(nong) 村土地和戶籍改革設想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分析方法用於(yu) 勞動力和土地生產(chan) 要素，目標是清晰的。勞動力應當自由流動，不應有身份不同的區別對待;土地應當在用途管製之下自由交易——實際上是交易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權，相應的政府公共服務要覆蓋。總書(shu) 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報告中就提出“推進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轉為(wei) 城鎮居民……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製”的改革任務。可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實際上與(yu)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相通的。圍繞如何在勞動力、土地等生產(chan) 要素方麵進行結構性改革，特別是解決(jue) 二元體(ti) 製所形成的二元經濟社會(hui) 結構這個(ge) 最大痛點，提出如下初步設想。

　　首先是土地。對現有的城鎮土地製度，既然主流意見並不認為(wei) 其不符合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不適應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期內(nei)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建設的需要，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不能把這一製度引入農(nong) 村、從(cong) 而實現製度的統一?具體(ti) 可以考慮：

　　第一，農(nong) 村集體(ti) 土地轉為(wei) 國有，農(nong) 地的長期承包權轉為(wei) 相應期限的使用權，集體(ti) 建設用地(含宅基地)也改為(wei) 長期限的使用權。其中，集體(ti) 建設用地(含宅基地)使用權要用容積率加以確定。

　　第二，使用權在國家用途管製下，可自主使用也可以自由出讓，不限於(yu) 原集體(ti) 成員之間。轉讓時不得轉換土地用途，除非用途管製規劃做出調整。目的主要是保護好耕地。

　　第三，集體(ti) 建設用地使用權歸原集體(ti) 成員所有，可實行股份合作製，股份可自由出讓。其中，宅基地使用權歸農(nong) 民個(ge) 人所有。受讓方在管製規劃範圍內(nei) ，改變土地用途或擴大容積率，必須向國家交納相應使用權的對價(jia) 。目的是使集體(ti) 和個(ge) 人得到適宜的財產(chan) 權，受讓方的財產(chan) 權也能合法化。

　　第四，政府除公共用途外，無必要也不得再征用農(nong) 村土地。在土地收入方麵，政府除了獲得相應的使用權轉讓對價(jia) 外，通過開征房地產(chan) 稅獲得收入。目的是對地方政府給予合理的土地收入渠道，也限製其過度開發。

　　第五，要麵對曆史、麵對現實，采取相應的過渡措施，對小產(chan) 權房和城中村，在確權基礎上，容積率規定範圍內(nei) 的收益歸原土地使用權持有人所有;超出規定範圍又符合規劃的，歸買(mai) 房者所有，但要分期支付土地使用權對價(jia) 。這樣做，既公平，又使這些房產(chan) 合法化交易，解決(jue) 清理小產(chan) 權房的難題。房地產(chan) 稅的開征可以按家庭人口給予免稅額，低稅率起步，給予地方政府充分授權。

　　現行戶籍管理製度首要的問題是城鄉(xiang) 戶籍管理二元化。城鄉(xiang) 戶籍很難相互轉換，戶籍附帶著不同的公共服務和進入市場的權利。其次是戶籍管理的地區分隔，以戶籍控房、控學、控車、控各種公共服務，特別是在大型城市比較多見。這種戶籍管理製度限製了人民的遷徙居住權，近3億(yi) 農(nong) 民工，大範圍流動，人戶分離，損失經濟效率也造成社會(hui) 問題。就業(ye) 崗位不能相對穩定，對企業(ye) 經營帶來不確定性，還不利於(yu) 提高職工技能，用工難，用熟練工更難。本次應對新冠疫情，複工複產(chan) 難，與(yu) 人戶分離的農(nong) 民工製度有很大關(guan) 係。

　　對於(yu) 戶籍製度，建議改為(wei) 僅(jin) 用於(yu) 記錄出生地和遷徙地，主要用於(yu) 社會(hui) 管理，逐步取消伴隨戶籍的限製政策，類似於(yu) 日本和我國台灣的做法。需要采取有序過渡的措施，第一，著手取消限製進入市場的相關(guan) 政策，放鬆用戶籍控房、控車等政策，直至完全取消。第二，有序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繼續推行“租購同權”，按“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製”的要求，繼續推進並擴展義(yi) 務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隨人員流動可攜帶的政策，不再以戶籍控學，中央財政可以安排專(zhuan) 項資金補助在大城市開辦農(nong) 民工子弟學校，作為(wei) 過渡。第三，社會(hui) 保險的打通要有較長的過渡。繼續打通農(nong) 村社保和城鎮居民社保的銜接，進而打通在城鎮穩定就業(ye) 農(nong) 民工農(nong) 村社保與(yu) 職工社保的銜接，隨著基本養(yang) 老保險全國統籌的展開，用較長的時間實現社會(hui) 保險和戶籍脫鉤，分類過渡，最終實現全國統一。

　　效果和風險分析。第一，用市場配置資源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相結合的方式，落實總書(shu) 記提出的“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wei) 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要尊重客觀規律，產(chan) 業(ye) 和人口向優(you) 勢區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為(wei) 主要形態的增長動力源，進而帶動經濟總體(ti) 效率提升，這是經濟規律”。

　　第二，有效產(chan) 生可持續的內(nei) 需，應對已經到來的全球大衰退。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為(wei) 重點區域的城鎮化，還可支撐今後十至二十年可持續發展。

　　第三，在保護好耕地的基礎之上，釋放出閑置的宅基地和集體(ti) 建設用地，支持房地產(chan) 業(ye) 的發展，解除購租管製的同時減輕房價(jia) 上漲壓力。

　　第四，農(nong) 民獲得可交易的適宜財產(chan) 權，擴大人民自由準入市場的範圍，保護各方相應的權利，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符合公平正義(yi) 。

　　第五，前期已經做了大量的基礎性工作和改革試點，可以對接。農(nong) 村土地確權，各級財政已經花了幾百億(yi) 元，已經完成。十八大以來，農(nong) 村土地改革的各項措施，有不少試點經驗。對戶籍的行政管控，經過多年的改革，已不那麽(me) 僵化。

　　改革城鄉(xiang) 二元體(ti) 製，使之逐步一元化，對打破經濟社會(hui) 城鄉(xiang) 二元結構，促進經濟提質增效，釋放勞動力擴大就業(ye) ，提升農(nong) 產(chan) 品質量和效益，進而有助於(yu) 國家糧食安全，是有益的;對促進社會(hui) 和諧，減少社會(hui) 矛盾，平抑房價(jia) 高企，促進城鄉(xiang) 統籌發展，改善收入分配，維護公平正義(yi) ，是有益的;對於(yu) 已經到來的老齡化社會(hui) ，進一步釋放被壓抑的人口紅利，是有益的;對於(yu) 民粹化盛行、主要國家單邊主義(yi) 政策造成的全球不利影響，夯實國內(nei) 基礎，內(nei) 部開放和對外開放相互促進，是有益的。經濟分析表明，對於(yu) 大國來說，內(nei) 部開放比對外開放更為(wei) 重要，效果更加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