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麵臨(lin)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規則正發生深刻變化，全球正由“經濟之爭(zheng) ”轉向“規則之爭(zheng) ”“製度之爭(zheng) ”，並引發全球產(chan) 業(ye) 鏈體(ti) 係的分化與(yu) 重構。如何加快適應全球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變革重構的大趨勢，積極參與(yu) 全球經貿秩序重塑，並把握規則主動權，也是中國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ti) 製的應有之要義(yi) 。

　　當前全球多邊經貿規則框架遭遇治理困境

　　作為(wei) 全球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貿易一直是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全球化鼎盛時期，貿易增速曾是GDP增速的兩(liang) 倍。然而自2011年以來，不僅(jin) 全球貿易增速持續低於(yu) GDP增速，商品貿易在GDP中的占比也在不斷下滑。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全球貿易投資將受到重創。

　　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以及超大型經濟體(ti) 之間的貿易衝(chong) 突導致全球貿易形勢趨於(yu) 惡化。而更重要的是以規則為(wei) 基礎的全球多邊貿易體(ti) 製麵臨(lin) 困境，特別是在應對不斷蔓延和發酵的貿易保護主義(yi) 方麵大都表現“失靈”。

　　全球經貿格局的不確定性、長期性和複雜性，加速了新一輪經貿規則的調整與(yu) 大國之間的利益博弈。當前，多邊、諸邊與(yu) 雙邊並行發展，但多邊貿易體(ti) 製對國際經貿規則重構的領導力在削弱，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逐漸引領國際經貿規則的重構，並呈現出以下主要特征：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引領全球新一輪經貿規則重構、發達經濟體(ti) 與(yu) 新興(xing) 經濟體(ti) 之間利益訴求與(yu) 博弈增強、經貿談判重心從(cong) “邊境規則”向“邊境內(nei) 規則”擴展延伸、服務貿易/數字貿易成為(wei) 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的競爭(zheng) 焦點。

　　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中的“三大規則”及挑戰

　　(一)規則一——“原產(chan) 地規則”

　　區域貿易協定中包含了一些不利於(yu) 全球價(jia) 值鏈跨國配置的規定，嚴(yan) 苛的原產(chan) 地規則推動全球價(jia) 值鏈區域化，並引發全球產(chan) 業(ye) 鏈體(ti) 係的分化與(yu) 重構。在CPTPP中，幾乎所有產(chan) 品適用於(yu) 稅則歸類改變標準，僅(jin) 特定產(chan) 品適用於(yu) 區域價(jia) 值成分和生產(chan) 工序標準。同時，設定高標準的原產(chan) 地規則也成為(wei) 成員國對域外成員的非關(guan) 稅貿易保護工具。比如，USMCA、CPTPP均專(zhuan) 門針對紡織服裝產(chan) 品設定了“從(cong) 紗開始”的原產(chan) 地標準，CPTPP要求非原產(chan) 纖維和紗線重量不能超過使用該原料部件重量的10%，而非一般貿易協定中規定的貨物總重量的10%。USMCA則要求包括乘用車、輕型卡車和汽車零部件在內(nei) 的75%的汽車配件須在北美生產(chan) ，以滿足零關(guan) 稅待遇，而原NAFTA中的要求是62.5%。因此，新貿易協定中更為(wei) 嚴(yan) 格的原產(chan) 地標準，將促使成員國更多使用區域內(nei) 材料和貨物。

　　本質而言，自由貿易協定中的原產(chan) 地規則帶有與(yu) 生俱來的差異性和排他性。在最惠國關(guan) 稅日益降低的情況下，原產(chan) 地規則日漸成為(wei) 各經濟體(ti) 實施貿易保護的一種政策性工具，逐漸成為(wei) 一種非關(guan) 稅壁壘。加之“意大利麵碗”效應及“排他性條款”的雙重影響，使得區域價(jia) 值鏈和全球價(jia) 值鏈出現碎片化的傾(qing) 向，不僅(jin) 人為(wei) 割裂了全球價(jia) 值鏈，而且造成相關(guan) 國家在全球價(jia) 值鏈中國際分工的重新調整。

　　(二)規則二——“三零原則”

　　從(cong) 全球範圍來看，推動“零關(guan) 稅、零壁壘、零補貼”，即“三零”規則正成為(wei) 新一輪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前沿性議題。事實上，“零”並非意味著立即取消，而是一個(ge) 漸進過程，即保證最大限度地消除絕大多數貿易品的關(guan) 稅、各種非關(guan) 稅壁壘和各種扭曲市場價(jia) 格的產(chan) 業(ye) 補貼，而這也成為(wei) 當今主要經濟體(ti) 推動貿易協定的目標之一。目前，美墨加、美日、日歐等多個(ge) 低關(guan) 稅的貿易體(ti) 係逐漸形成：特朗普在G7加拿大峰會(hui) 上首次提出了“三零”目標，並將取消美歐非汽車工業(ye) 產(chan) 品的關(guan) 稅、非關(guan) 稅壁壘和補貼寫(xie) 入2018年7月美歐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盡管目前還是個(ge) “懸而未決(jue) ”的提議，但畢竟這是未來的大趨勢，也可能成為(wei) 高標準自貿談判的焦點議題。2018年7月，日本與(yu) 歐盟簽署日歐EPA，這兩(liang) 大經濟體(ti) 占全球經濟總量的30%、貿易總量的40%，內(nei) 容涉及取消關(guan) 稅、破除非關(guan) 稅壁壘及擴大服務貿易、開放服務市場、電子商務等多個(ge) 方麵。2018年9月USMCA達成，主要內(nei) 容涉及三國間農(nong) 產(chan) 品貿易實現零關(guan) 稅、汽車配件零關(guan) 稅，不對出口到對方市場的產(chan) 品使用出口補貼或WTO特殊農(nong) 業(ye) 保障措施等一係列條款。

　　(三)規則三——“競爭(zheng) 中立原則”

　　目前競爭(zheng) 中立原則已經成為(wei) CPTPP、USMCA以及EPA等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的重要章節。據統計，目前全球已有40多個(ge) 國家適用競爭(zheng) 中立原則。同時，美國、澳大利亞(ya) 與(yu) 韓國、以色列、智利等18個(ge) 國家通過簽署雙邊FTA強調或蘊含了競爭(zheng) 中立原則，適用競爭(zheng) 中立原則國家的GDP比重達到全球經濟總量的60%以上。但另一方麵，在目前多數多邊談判議題進入無授權狀態下，國際上對於(yu) “競爭(zheng) 中立”沒有統一界定。本質而言，“競爭(zheng) 中立”要求在國際市場中消除對發展中國家國有企業(ye) 的歧視，不對國有企業(ye) 進行專(zhuan) 門限製，按照“特殊與(yu) 差別待遇”原則對發展中國家給予一定的義(yi) 務豁免和優(you) 惠待遇。而事實上在新的區域自貿協定中也是差別化處理，如CTPP在“國有企業(ye) 和指定壟斷”中雖然基本保留了TPP中全部條款，但由於(yu) 馬來西亞(ya) 、越南、新加坡等國都有大量國有企業(ye) ，所以其中並沒有直接取消國有企業(ye) 享有的財政補貼，而是規定締約國不得以向國有企業(ye) 提供直接或間接非商業(ye) 援助的方式進行補償(chang) 。

　　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的未來趨勢及展望

　　(一)WTO多邊規則體(ti) 係的命運將何去何從(cong)

　　當前，多數成員已提交了WTO改革方案，但各方立場分歧依然巨大，這也是考驗WTO曆經25年改革停滯後時間能否“大破大立”的關(guan) 鍵。總體(ti) 而言，美國全球貿易戰略仍是影響WTO“去留”的關(guan) 鍵變量。特朗普曾揚言要退出WTO，給WTO現代化改革造成巨大的壓力。WTO前總幹事拉米建議，WTO改革可以有A計劃(有美國參與(yu) )或B計劃(沒有美國參與(yu) )兩(liang) 種選擇，但無論如何WTO都需要一個(ge) 新的體(ti) 係。從(cong) 美國實施貿易策略的步驟來看，堅持以“美國優(you) 先”為(wei) 主軸，通過雙邊磋商、創建新區域經貿規則、重構WTO的路線圖更為(wei) 清晰。顯見，美國更傾(qing) 向於(yu) 將WTO作為(wei) 其貿易政策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之一，更傾(qing) 向於(yu) “先破後立”，而非“另起爐灶”。就WTO改革的現實性而言，實現部分協議是可能的，例如少數國家簽署更多的協議(所謂的靈活多邊主義(yi) )。可以根據《馬拉喀什建立WTO協定》第10條規定，除了少數大原則外(如最惠國條款，國民待遇等)，其他都可以WTO成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此外，考慮充分納入新議題，通過雙邊、諸邊及超大型區域自貿協定等議題的解決(jue) 將有望為(wei) WTO現代化改革提供可借鑒的模板。

　　(二)爭(zheng) 奪全球經貿規則主導權進一步加劇

　　展望未來，美西方爭(zheng) 奪全球規則主導權的戰略意圖進一步凸顯。而國際貿易摩擦頻頻的背後本質是“規則之爭(zheng) ”。近年來，全球價(jia) 值鏈、貿易鏈、供應鏈布局發生深刻變化，數字經濟、區塊鏈、人工智能、雲(yun) 計算等新興(xing) 技術發展迅猛。可以預計的是，圍繞新議題設置與(yu) 談判將成為(wei) 新一輪規則話語權爭(zheng) 奪的前沿地帶。數字貿易不僅(jin) 是當下中美貿易摩擦及美國對華高科技遏製與(yu) 封鎖的前沿，還將長期持續交鋒。除此之外，發達國家很可能按照高標準以及共同價(jia) 值觀製定全球貿易規則，以便形成對他國的規則壁壘和利益的擠壓。

　　(三)“中國議題”的矛盾與(yu) 解決(jue) 將成焦點

　　正如上文分析，當前一些MegaFTA規則中有一個(ge) 共同特征，即“ABC規則(anyonebutChina)”。首要解決(jue) 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中的“中國議題”。

　　首先，“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是中國與(yu) 發達國家博弈的核心問題之一。非市場經濟地位導致中國的出口企業(ye) 在貿易摩擦以及對外反傾(qing) 銷應訴中處於(yu) 極為(wei) 不利的地位。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數據，目前全球已有包括俄羅斯、巴西、新西蘭(lan) 和澳大利亞(ya) 等在內(nei) 的八十多個(ge) 國家承認中國具備市場經濟地位。而發達國家美國、歐盟和日本，多年來一直拒絕認可。在解決(jue) 中美貿易摩擦的過程中，中國加快了開放步伐。“非市場經濟國家”自貿區限製性條款可能被美國塞入美歐貿易協定、美日貿易協定，以及其他FTA談判中。

　　第二，產(chan) 業(ye) 補貼問題。2020年1月14日，美日歐發表聯合聲明，指出WTO規則所禁止的現行補貼規定，不足以解決(jue) 某些地區扭曲市場和貿易的補貼現象，因此必須在WTO框架下強化工業(ye) 補貼領域的國際規則，此聲明雖未點名，但被解讀為(wei) 直指中國。由於(yu) 補貼牽涉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是一個(ge) 帶有全局性的問題，加上我國政府補貼政出多門、種類多樣，因此補貼已經成為(wei) 我國在多邊貿易關(guan) 係中麵臨(lin) 的最為(wei) 重大的問題，其影響不亞(ya) 於(yu) 發達國家長期關(guan) 注的知識產(chan) 權問題。中國相當大一部分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的補貼往往是由省級和地方政府機構提供給出口商的。按著WTO框架下《SCM協議》調整補貼政策或者取消補貼政策，最大程度地降低與(yu) WTO補貼規則衝(chong) 突的風險，新出台的補貼措施應該盡量具有非專(zhuan) 向性特征，也要嚴(yan) 格避免采用禁止性補貼(即出口補貼和進口替代補貼)。

　　第三，市場/製度壁壘問題。目前，從(cong) TTIP、TTP到美韓FTA、美墨加協定(USMCA)、日本-歐盟FTA(EPA)以及CPTPP的談判內(nei) 容看，談判議題向邊界後規則轉移，這對中國貿易、投資、產(chan) 業(ye) 與(yu) 經濟增長方式是巨大的挑戰。如果不參與(yu) 製定和接受新規則，中國可能被美歐日聯合排斥在下一輪全球化之外，中國麵臨(lin) 的貿易投資壁壘將顯著上升。因此，對於(yu) 與(yu) 我國改革方向一致的規則，要順勢而為(wei) ，加大“接軌”與(yu) “融入”力度。

　　開放是中國最大的改革。適應全球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變革重構大趨勢，積極推動締結新的貿易協定，加快推動我國開放型經濟從(cong) 要素型開放轉向製度型開放，不斷完善開放發展的製度環境，是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ti) 製的要義(yi) 。因此，對於(yu) 這些“中國議題”的解決(jue) 也將成為(wei) 中國新一輪開放型經濟新體(ti) 製構建的核心議題。可以預見的是，新一輪開放是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麵開放，本輪開放更具戰略主動性，更契合中國經濟發展內(nei) 在需求和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變革的需要。